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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也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五四时期，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印刷技术的更新、政党社团的发展以及大批优秀出版人才的出现，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版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出版业为新思想、新观点提供了发表阵地，各种思想、观点的交融、碰撞又催生了文化派别的分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出版业
【作者单位】秦艳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洁，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出版发行行业数据应用实验室”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4.006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节点，是进步青年学生爱国精神的表现，也承载了中华民族觉醒的集体记忆。关于五四运动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较为狭义的说法，以蔡小舟、杨量功等人一同编著的《五四》一书中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五四运动涵盖的时间包括1919年5月4日的示威游行到6月学生联合会的成立[1]。国外关于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以美国历史学教授周瑟夫为代表，他也认为五四运动指的仅仅是一场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政治运动，具体起止时间与蔡小舟、杨量功两位国内学者一致[2]。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五四运动即五四时期，指的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本叙事背景，其中涉及由学生、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还包括五四事件前后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思潮，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本文采用广义的说法，将叙述时限上溯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截止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探讨这一段时期内的出版业状况，并将此阶段的出版业统称为五四时期的出版业。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出版业的繁盛
1905年，延续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被清政府废止，读书人的入仕与进阶之路戛然而止，制度倒逼的整体转型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寻找新成长路径的重要动因。在民族大耻和国运衰败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率先醒悟，他们希望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完成催化国民觉醒的救赎。1915年，以《青年杂志》诞生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上演了一场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现代出版业站在商业立场上支持新文化运动，……这本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刊物，完全是在出版业的支持下创办的。”[3]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与出版业互动共进，成为中国社会一大文化景观。
中国近代历史赋予了出版业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挽救民族，催化国人觉醒。八股文体固化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图谱，经史子集的语言形式形成的文化专制与垄断也将人民大众挡在了知识的门外。白话文的推广让文化知识走出了精英文化圈，进入寻常百姓家。时务文体与新民文体的流行促使《时务报》《新民丛报》成为人民群众中影响力较大的报刊。梁启超先生的宣传主张在这两份报纸的传播下被更多的国民知晓。白话语言在宣传力度上更具有先天优势，其直白鲜明的表达方式更易于被国民接受。新文化运动之前，较多有识之士的理论观点在表达时被湮没在八股文体中，弱化了传达效果。《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通过白话文这种简单易懂的语言形式传达出去的。鲁迅先生的作品通过白话文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新文学之说既倡，著书多用语体而学校生徒之能读书者大增，书报之销行益广，此其中故有他种原因，然文字艰深之隔阂既除，然学术之研究遂易，则事实昭然，不可掩矣。”[4]白话文的兴起让更多的书报盛行，也让更多的人接受出版物的内容，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打下了堅实的文化基础。
出版物是中国近代史上各个政党社团宣传思想的主要工具。改良派在清末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格致”“民权”的政治主张，并在报刊上加以宣传。梁启超就曾提出将“民权”作为《清议报》的办报宗旨。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办报思想有了新的改变，“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成为他们新的宣传重点。进步出版成为五四时期宣传各界人士政治主张的主要手段和工具。“百日维新”的失败给改良派带来沉重的打击，仅仅依靠少数人的改良维新很难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国人觉醒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之中，出版物担负着把国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任务。除此之外，五四时期的出版物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文明变迁的范式转移。洋务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师夷长技”，试图通过器物层面的改进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望。甲午战争的战火让他们意识到器物的发展仍然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于是，制度改革范式成为仁人志士探寻的第二条路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仍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贫弱的病根。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推动下，出版业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进步的报刊、图书，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范式转变催化了国人觉醒，完成了意识思想与文化思潮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四时期迎来了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国人办报高潮。根据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记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共有160余种期刊诞生。邓绍根整理了1919年的图书出版情况，整年共15本图书出版，14本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版[5]。陈源在《文艺出版物》中也记载了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3年，共有各种文艺出版物159种，其中小说出版13种，诗歌16种，戏曲1种，翻译88种，文学史等著作32种以及其他类型的内容表达形式9种[6]。出版物数量的增加与内容的丰富满足了知识分子的阅读需求，在新文化思潮的催化下，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 出版的产业化格局大致形成
晚晴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的传播技术被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出版技术的发展。“机器文明的技术物质文明、知识分子的转型、新出版观念的介入、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型是出版近代化进程得以展开的重要因素。”[7]中华活字的研制以及铅印技术的普及为近代出版技术的革新奠定了技术基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出版发展的内在动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泰东图书局等大型的出版机构非常重视先进的出版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为中国出版技术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变，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被机械的铅字印刷技术所替代。以机器为主的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出版业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更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五四新文化时期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泰东书局等大批优秀的民营书局，它们成为当时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力。商务印书馆集图书、期刊出版于一体，是综合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旦，依托新文化运动和近代教科书出版，逐渐脱离商务印书馆的控制，成为当时的第二大书局。泰东书局以出版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的作品而名声大噪。民营书局的出版行为兼具文化启蒙和商业盈利的双重属性。根据资料显示，截至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为500万，为亚洲第一。中华书局形成了一条集教科书、工具书和期刊等多种出版物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可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重要出版机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促使教科书的出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的影响，由鸳鸯蝴蝶派占据主流的报纸副刊内容开始分化。各种主流报馆开始大力发展副刊，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同时仍然兼顾文学性和娱乐性。此时的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及北京的《京报副刊》，被称为“四大副刊”，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比如，《学灯》刊登了许多郭沫若的诗作，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捧，其销量也节节攀升;《觉悟》创刊于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6月16日，它以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为宗旨，内容表现上也是较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李大钊、陈独秀和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刊物上发表过进步文章。而《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依托北京的地理优势，刊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吸引了大批读者，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教育部于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废止。”[6]随着文言文教科书的渐次废止，更多的白话文教科书在学校使用。在政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在1920年率先使用语体文出版了第一套教科书。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基础上也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以推广白话文教学。此时，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大量翻译作品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教科书的出版开始紧随潮流，确定了白话语言的编辑方针，推广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出现在教科书里。五四时期的出版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五四时期的出版业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北京、上海依托其政治、经济和人口等优势，成为出版的中心地域。五四运动之前，前两次办报高潮主要集中在北京，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报刊一度达到50种，而上海不过15种。而五四运动之后，新知识、新文化在上海广泛传播，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在上海集聚，此时，仍有大批的北京知识分子因避战火前往上海。城市强大的包容性让上海成为新的出版中心。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上海的《新青年》发表了大量的进步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觉醒。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启了湖南、湖北地区的文化启蒙，成为对抗腐败当局的有力武器。五四时期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以安徽、湖南、广州等地为辅助的出版态势。
三、现代学科建立与思想文化建设
在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深入涉足现代学科的知识传播，使得地理、数学和农业等学科知识开始普及，让更多读者获取了新的文化教育。根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统计，当时刊登西方自然科学的专著和文章达到660（部）篇，这些专著和文章介绍了进化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细胞学说等先进的科学理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报刊上刊登爱因斯坦理论的论文有100余篇，著作也有15部之多[8]。除了自然科学，大量的社会科学图书推向市场，哲学、新闻学和社会学专著与文章不计其数。
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开始觉醒，大量供女性阅读的出版物开始出现并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女学报》《女报》等进步刊物不仅着眼于妇女解放，而且兼顾国民觉醒、救亡图存。“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的女性学生总数就达到了141130人，1916年的女学生总数增加了三万人，相当于民国五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女性总人口数。”[9]新文化運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女性学生的增长促进了妇女类出版物的发展，而妇女报刊也为青年学生的言论发表开辟了园地。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商业女性刊物，上海《时报》旗下的《妇女时报》开创了商业化女报先河。五四时期，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新文化的进步言论，吸引了大批的知名学者和青年女学生踊跃投稿。1915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妇女杂志》，中华书局也创办了《中华妇女界》，两份商业性妇女刊物在竞争中相互促进，推动了女性教育和女性文化交流的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传入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在报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每周评论》也专门刊登了部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撰写了大量文章。五四时期，由出版的传播功能促成的不同文化前景和命运，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张艳. 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D]. 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5）.
[2]Joseph T·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 [J]. Modern Asian Studies，1970（4）.
[3]路英勇. 新文学出版在“五四”语境中的嬗变[J]. 文艺研究，2004（1）.
[4]吕思勉. 吕思勉遗文集（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
[5]邓绍根. 百年记忆：五四运动图书出版及其历史书写[J]. 中国出版，2019（8）.
[6]王建辉. 五四与新出版[J]. 文史哲，2000（3）.
[7]王建辉. 中国出版的近代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8]邱若宏. 传播与启蒙：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85.
[9]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关 键 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出版业
【作者单位】秦艳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洁，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出版发行行业数据应用实验室”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4.006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节点，是进步青年学生爱国精神的表现，也承载了中华民族觉醒的集体记忆。关于五四运动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较为狭义的说法，以蔡小舟、杨量功等人一同编著的《五四》一书中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五四运动涵盖的时间包括1919年5月4日的示威游行到6月学生联合会的成立[1]。国外关于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以美国历史学教授周瑟夫为代表，他也认为五四运动指的仅仅是一场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政治运动，具体起止时间与蔡小舟、杨量功两位国内学者一致[2]。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五四运动即五四时期，指的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本叙事背景，其中涉及由学生、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还包括五四事件前后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思潮，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本文采用广义的说法，将叙述时限上溯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截止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探讨这一段时期内的出版业状况，并将此阶段的出版业统称为五四时期的出版业。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出版业的繁盛
1905年，延续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被清政府废止，读书人的入仕与进阶之路戛然而止，制度倒逼的整体转型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寻找新成长路径的重要动因。在民族大耻和国运衰败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率先醒悟，他们希望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完成催化国民觉醒的救赎。1915年，以《青年杂志》诞生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上演了一场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现代出版业站在商业立场上支持新文化运动，……这本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刊物，完全是在出版业的支持下创办的。”[3]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与出版业互动共进，成为中国社会一大文化景观。
中国近代历史赋予了出版业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挽救民族，催化国人觉醒。八股文体固化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图谱，经史子集的语言形式形成的文化专制与垄断也将人民大众挡在了知识的门外。白话文的推广让文化知识走出了精英文化圈，进入寻常百姓家。时务文体与新民文体的流行促使《时务报》《新民丛报》成为人民群众中影响力较大的报刊。梁启超先生的宣传主张在这两份报纸的传播下被更多的国民知晓。白话语言在宣传力度上更具有先天优势，其直白鲜明的表达方式更易于被国民接受。新文化运动之前，较多有识之士的理论观点在表达时被湮没在八股文体中，弱化了传达效果。《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通过白话文这种简单易懂的语言形式传达出去的。鲁迅先生的作品通过白话文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新文学之说既倡，著书多用语体而学校生徒之能读书者大增，书报之销行益广，此其中故有他种原因，然文字艰深之隔阂既除，然学术之研究遂易，则事实昭然，不可掩矣。”[4]白话文的兴起让更多的书报盛行，也让更多的人接受出版物的内容，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打下了堅实的文化基础。
出版物是中国近代史上各个政党社团宣传思想的主要工具。改良派在清末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格致”“民权”的政治主张，并在报刊上加以宣传。梁启超就曾提出将“民权”作为《清议报》的办报宗旨。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办报思想有了新的改变，“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成为他们新的宣传重点。进步出版成为五四时期宣传各界人士政治主张的主要手段和工具。“百日维新”的失败给改良派带来沉重的打击，仅仅依靠少数人的改良维新很难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国人觉醒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之中，出版物担负着把国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任务。除此之外，五四时期的出版物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文明变迁的范式转移。洋务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师夷长技”，试图通过器物层面的改进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望。甲午战争的战火让他们意识到器物的发展仍然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于是，制度改革范式成为仁人志士探寻的第二条路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仍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贫弱的病根。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推动下，出版业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进步的报刊、图书，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范式转变催化了国人觉醒，完成了意识思想与文化思潮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四时期迎来了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国人办报高潮。根据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记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共有160余种期刊诞生。邓绍根整理了1919年的图书出版情况，整年共15本图书出版，14本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版[5]。陈源在《文艺出版物》中也记载了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3年，共有各种文艺出版物159种，其中小说出版13种，诗歌16种，戏曲1种，翻译88种，文学史等著作32种以及其他类型的内容表达形式9种[6]。出版物数量的增加与内容的丰富满足了知识分子的阅读需求，在新文化思潮的催化下，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 出版的产业化格局大致形成
晚晴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的传播技术被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出版技术的发展。“机器文明的技术物质文明、知识分子的转型、新出版观念的介入、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型是出版近代化进程得以展开的重要因素。”[7]中华活字的研制以及铅印技术的普及为近代出版技术的革新奠定了技术基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出版发展的内在动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泰东图书局等大型的出版机构非常重视先进的出版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为中国出版技术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变，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被机械的铅字印刷技术所替代。以机器为主的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出版业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更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五四新文化时期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泰东书局等大批优秀的民营书局，它们成为当时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力。商务印书馆集图书、期刊出版于一体，是综合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旦，依托新文化运动和近代教科书出版，逐渐脱离商务印书馆的控制，成为当时的第二大书局。泰东书局以出版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的作品而名声大噪。民营书局的出版行为兼具文化启蒙和商业盈利的双重属性。根据资料显示，截至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为500万，为亚洲第一。中华书局形成了一条集教科书、工具书和期刊等多种出版物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可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重要出版机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促使教科书的出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的影响，由鸳鸯蝴蝶派占据主流的报纸副刊内容开始分化。各种主流报馆开始大力发展副刊，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同时仍然兼顾文学性和娱乐性。此时的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及北京的《京报副刊》，被称为“四大副刊”，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比如，《学灯》刊登了许多郭沫若的诗作，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捧，其销量也节节攀升;《觉悟》创刊于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6月16日，它以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为宗旨，内容表现上也是较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李大钊、陈独秀和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刊物上发表过进步文章。而《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依托北京的地理优势，刊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吸引了大批读者，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教育部于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废止。”[6]随着文言文教科书的渐次废止，更多的白话文教科书在学校使用。在政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在1920年率先使用语体文出版了第一套教科书。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基础上也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以推广白话文教学。此时，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大量翻译作品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教科书的出版开始紧随潮流，确定了白话语言的编辑方针，推广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出现在教科书里。五四时期的出版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五四时期的出版业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北京、上海依托其政治、经济和人口等优势，成为出版的中心地域。五四运动之前，前两次办报高潮主要集中在北京，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报刊一度达到50种，而上海不过15种。而五四运动之后，新知识、新文化在上海广泛传播，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在上海集聚，此时，仍有大批的北京知识分子因避战火前往上海。城市强大的包容性让上海成为新的出版中心。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上海的《新青年》发表了大量的进步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觉醒。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启了湖南、湖北地区的文化启蒙，成为对抗腐败当局的有力武器。五四时期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以安徽、湖南、广州等地为辅助的出版态势。
三、现代学科建立与思想文化建设
在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深入涉足现代学科的知识传播，使得地理、数学和农业等学科知识开始普及，让更多读者获取了新的文化教育。根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统计，当时刊登西方自然科学的专著和文章达到660（部）篇，这些专著和文章介绍了进化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细胞学说等先进的科学理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报刊上刊登爱因斯坦理论的论文有100余篇，著作也有15部之多[8]。除了自然科学，大量的社会科学图书推向市场，哲学、新闻学和社会学专著与文章不计其数。
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开始觉醒，大量供女性阅读的出版物开始出现并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女学报》《女报》等进步刊物不仅着眼于妇女解放，而且兼顾国民觉醒、救亡图存。“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的女性学生总数就达到了141130人，1916年的女学生总数增加了三万人，相当于民国五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女性总人口数。”[9]新文化運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女性学生的增长促进了妇女类出版物的发展，而妇女报刊也为青年学生的言论发表开辟了园地。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商业女性刊物，上海《时报》旗下的《妇女时报》开创了商业化女报先河。五四时期，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新文化的进步言论，吸引了大批的知名学者和青年女学生踊跃投稿。1915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妇女杂志》，中华书局也创办了《中华妇女界》，两份商业性妇女刊物在竞争中相互促进，推动了女性教育和女性文化交流的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传入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在报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每周评论》也专门刊登了部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撰写了大量文章。五四时期，由出版的传播功能促成的不同文化前景和命运，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五四时期的出版业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张艳. 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D]. 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5）.
[2]Joseph T·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 [J]. Modern Asian Studies，1970（4）.
[3]路英勇. 新文学出版在“五四”语境中的嬗变[J]. 文艺研究，2004（1）.
[4]吕思勉. 吕思勉遗文集（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
[5]邓绍根. 百年记忆：五四运动图书出版及其历史书写[J]. 中国出版，2019（8）.
[6]王建辉. 五四与新出版[J]. 文史哲，2000（3）.
[7]王建辉. 中国出版的近代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8]邱若宏. 传播与启蒙：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85.
[9]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