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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党伟业》出现的第一个角色不是革命党，而是企业家张謇。这部演绎百年中国史的电影由一位企业家开头，令人生出许多感慨。1921年的中国，无数人曾经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思考天下大事，干预天下大事，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大量努力，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企业家。
经常有记者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有点奢侈？我的回答是，民国确实没那么好，它有连绵不断的内战，有长达14年的外敌入侵，有灾荒、有动荡……但这些已人人皆知、耳熟能详。今天，我们能否想一想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呢？
企业家阶层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大事，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身影。不妨以“一个人”、“一个公司”、“一座城”切入民国时代，看看那时的企业和企业家——
“工业巨子”聂云台：聚财之道与散财之道
先来讲讲民国“一个人”——聂云台。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做过上海道台、浙江巡抚，长期担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这样的家庭出身，聂云台身上却没有沾染一点少爷习气。最终成就他的不是他的显赫家庭，而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与父辈不一样，可以说，聂云台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新的知识装备。聂云台25岁就掌握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叫华新纺织总局，后来被聂家买下，成为聂家控股的企业，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到三十几岁，他已在上海企业界呼风唤雨。1920年，40岁，他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从1902年到1929年，商会的轮届选举没有出现过一次丑闻，都以票数决定谁当会董，谁当会长。或一年一任，或两年一任，大致实现了商会自治、行业自治。）上海总商会的成员几乎涵盖了20世纪早期上海大部分的企业家。那个时代，商会就是社会的中心之一，是为社会建立规范、建立标准的。在公众眼中，企业家就是创造财富并愿意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聂云台的恒丰纱厂办得好，他不仅大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而且在新技术培训上下了大力气。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推许聂为“我国工业巨子”。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文章指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等，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与实业家穆藕初、经济学家马寅初一起给“交易所热”泼冷水，是当时难得的清醒声音。
聂家的企业辉煌一时，到1922年开始衰落。但聂云台晚年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保富法》倒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典籍。他说：“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建造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如果不会善用散财之道，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来，连姓名都很可能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在地上积攒起来的财宝？聂云台的财富观也许无甚高论，却值得后人尤其富人深思。
永安公司：成功的企业代际传承
再来看看“一个公司”——永安公司。永安曾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龙头。
永安郭家一手商业，一手工业，曾与无锡荣家并起并坐。永安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都是华侨，但都没读过什么书。他们是广东中山人，从小到澳大利亚打工，攒了一点小钱开始摆水果摊，之后开水果批发行，掘得第一桶金就到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紧接着到上海创办永安公司。郭家兄弟都是商业禀赋很好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选址的传说显示了他们的智慧：郭家派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南，一个站在路北，每天分别统计身边的人流量，走过一个人，就在口袋里放—粒豆子。统计结果是路南行人多于路北，他们选定了路南。这也许是很笨拙的方法，但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最值得一说的是永安第二代传承的成功。郭家第一代是凭直觉做事，第二代则是凭理性做事。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毕业于岭南大学，父辈安排他去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做部门经理，再到欧美游历，考察世界各地商业公司的运作，然后进入上海永安公司。经过10年的历练，才让他掌舵。郭琳爽比父辈更重视员工的教育，利用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一个半小时，由公司出钱，提升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课程有英文、中文和国语。另外，郭琳爽还改变了父辈的用人制度，从以熟人推荐为主到向社会公开招聘，他的人事制度规范化了。
更重要的是郭琳爽创办了一份杂志《永安月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内容包括商业、小说、历史、摄影、漫画等。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大摞《永安月刊》，完全被震撼了。它的封面全是美女，但这不是一般的美女，而是永安自己的员工。从创刊号到终刊号，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8期，所有的封面人物都是永安员工健康、靓丽的形象，不需要请外面的形象代言人。这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118期杂志，118个员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永安最大的形象工程。
一个企业创办一份杂志，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就是企业的影响力。企业不仅有经济辐射力，还有文化辐射力。看到这些，我就想，我们的企业家在民国时代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成果，不仅是商品、产品，而且包括了不局限于企业的文化，是一种能影响社会、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这套杂志，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企业家阶层以新的启发。
郭琳爽的事例让我不禁想追问一句：中国人难道真的富不过二代吗？其实未必。他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但需要空间，需要时代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深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的来之不易——这本刊物创办的时间是1939年，日本人已占领上海闸北，但未进租界。在这样一个乱世，一家企业还能坚持10年办这样一份杂志，今天的国人很难想象。 为什么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恰恰都是广东中山人？我发现他们具有相同的信仰，都是在国外打工时信奉了基督教。由此我产生一个猜想，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企业传承为什么往往失败？也许原因正在于儒家的血缘伦理文化过于强调血缘纽带，它缺乏超越性，最终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而四大百货公司的基督教背景，使他们对财富、亲情有了另外一种维度的认识。在代际传承时，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张謇：“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
如果说一个人、一个公司只是一个点，不妨再展开一条线、一个面。
看过《建党伟业》的人也许还有印象，电影里出现的第一个角色是谁？不是革命党，而是一位企业家——张謇先生。虽然那个情节纯属虚构，但这部演绎百年中国史的电影由一位企业家开头，还是令人生出许多感慨。
张謇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1894年的状元，但他没有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办企业和公益，成就了一生的事业。2007年春天，我在南通走马观花看了一天，写了一篇《南通访张謇遗迹》，我用一句话概括了张謇的一生：“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你都不敢说可以凭一己之力缔造一座城，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张謇确实缔造了一座新型的城市——一个现代化的南通，给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做出了表率。在某种意义上，张謇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不是曾国藩，不是李鸿章，也不是张之洞，更不是盛宣怀。张謇是百年中国的一个起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企业家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袁世凯曾要求南通把地方建设的成就编成一本书，发到所有的县市，让大家学习南通、模仿南通。南通的建设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张謇所代表的南通一代企业家。外国人当时说过，上海这些地方做得好，不稀奇，因为靠的是租界。唯有南通，我们很佩服，这是没有依靠任何外国力量做出来的成绩，是了不起的创造。这是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来的样板。张謇甚至还给当时新建的一个剧场命名为“更俗剧场”——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它被拆掉了，重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豪华剧场。
张謇办企业成功后，马上开办学校。一个民族首先要办教育，办教育首先要办小学，办小学没有师资怎么办？所以他先办师范。之后又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商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南通博物苑等。他做了很多领风气之先的事。他真的是以一家企业之力大办社会事业，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也耗尽了企业的积累。当他谢世之前，小小的南通拥有300多家小学——全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
张謇对南通的贡献还体现在文化和慈善事业，除了南通博物苑、更俗剧场，还有南通图书馆、伶工学社、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体育场、南通军山气象台、南通育婴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南通残废院，等等。他没有这么多钱，但他依靠他的影响力，募集社会资本。我称之为“南通模式”——一个企业家通过创办企业成功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张謇立下了一个标杆，为同时代的人所模仿，更为后来的人所景仰。2009年我在台湾买到了两本旧书，分别是1960年代、1970年代印的纪念张謇的文集。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么多沧桑巨变，张謇的同乡到了海峡对岸还在纪念他。中国人喜欢把一个人（特别是大人物）和他的家乡联系在一起，袁世凯叫袁项城，李鸿章叫李合肥，梁启超叫梁新会，康有为叫康南海，张謇叫张南通。其实，只有张南通真正为南通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百年后，南通仍在享受张南通留下的果实。
模仿张謇的人很多，其中一个是四川的小个子卢作孚。作为企业家卢作孚首先喊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人没有现代化，光有铁路、轮船、电报，人还是农业社会的人，思维还是农业社会的思维。在民生公司之外，他在重庆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办了一系列文化、社会事业，可称之为“北碚模式”。与张謇的南通模式不一样，他已经有了“人的现代化”的自觉。他可以称为继张謇之后的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的领军。每逢有困难，蒋介石总要想到他；东西运不进三峡，找他；没粮食了，找他。他总能以最快捷的方法解决问题。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长江的枯水期马上就要来临，只剩下40天的时间运送9万吨以上的物资，按民生公司1936年的运送能力需要一年。卢作孚设计了一条最好的运输途径，40天时间，居然把9万吨物资的大部分运过去了。但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牺牲巨大，大量轮船被炸毁，船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张謇于1926年去世，卢作孚1926年开始创办民生公司，衔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跨越了1911到1949，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接。
当时，企业家阶层为什么能承担社会责任、干预公共事务、站在时代前面？张謇带了头，后人承续了他的作风。自从张謇出现在中国企业史，长达半个世纪里企业家阶层几乎介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动，只不过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往往漏掉了这一页。电影《建党伟业》的导演、编剧都承认，1921年的中国，无数人曾经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思考天下大事，干预天下大事，他们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企业家，还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党派、团体。
中国人现在喜欢讲硬件，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乃至强大的行政力量，都是硬件。但试问今天的中国最缺什么？不是硬件，而是软件。这个软件只有一个中心词：精神价值。回望100多年前先辈们曾经的精神力量，曾经的光荣和梦想，更加让人感慨。
不过，一个阶层曾经的实践和努力，早已深深融入这块土地之中，种子在土里终究要发芽，即使土地板结也挡不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有他们的精神作起点，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走上坦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经常有记者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有点奢侈？我的回答是，民国确实没那么好，它有连绵不断的内战，有长达14年的外敌入侵，有灾荒、有动荡……但这些已人人皆知、耳熟能详。今天，我们能否想一想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呢？
企业家阶层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大事，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身影。不妨以“一个人”、“一个公司”、“一座城”切入民国时代，看看那时的企业和企业家——
“工业巨子”聂云台：聚财之道与散财之道
先来讲讲民国“一个人”——聂云台。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做过上海道台、浙江巡抚，长期担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这样的家庭出身，聂云台身上却没有沾染一点少爷习气。最终成就他的不是他的显赫家庭，而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与父辈不一样，可以说，聂云台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新的知识装备。聂云台25岁就掌握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叫华新纺织总局，后来被聂家买下，成为聂家控股的企业，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到三十几岁，他已在上海企业界呼风唤雨。1920年，40岁，他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从1902年到1929年，商会的轮届选举没有出现过一次丑闻，都以票数决定谁当会董，谁当会长。或一年一任，或两年一任，大致实现了商会自治、行业自治。）上海总商会的成员几乎涵盖了20世纪早期上海大部分的企业家。那个时代，商会就是社会的中心之一，是为社会建立规范、建立标准的。在公众眼中，企业家就是创造财富并愿意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聂云台的恒丰纱厂办得好，他不仅大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而且在新技术培训上下了大力气。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推许聂为“我国工业巨子”。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文章指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等，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与实业家穆藕初、经济学家马寅初一起给“交易所热”泼冷水，是当时难得的清醒声音。
聂家的企业辉煌一时，到1922年开始衰落。但聂云台晚年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保富法》倒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典籍。他说：“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建造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如果不会善用散财之道，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来，连姓名都很可能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在地上积攒起来的财宝？聂云台的财富观也许无甚高论，却值得后人尤其富人深思。
永安公司：成功的企业代际传承
再来看看“一个公司”——永安公司。永安曾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龙头。
永安郭家一手商业，一手工业，曾与无锡荣家并起并坐。永安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都是华侨，但都没读过什么书。他们是广东中山人，从小到澳大利亚打工，攒了一点小钱开始摆水果摊，之后开水果批发行，掘得第一桶金就到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紧接着到上海创办永安公司。郭家兄弟都是商业禀赋很好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选址的传说显示了他们的智慧：郭家派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南，一个站在路北，每天分别统计身边的人流量，走过一个人，就在口袋里放—粒豆子。统计结果是路南行人多于路北，他们选定了路南。这也许是很笨拙的方法，但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最值得一说的是永安第二代传承的成功。郭家第一代是凭直觉做事，第二代则是凭理性做事。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毕业于岭南大学，父辈安排他去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做部门经理，再到欧美游历，考察世界各地商业公司的运作，然后进入上海永安公司。经过10年的历练，才让他掌舵。郭琳爽比父辈更重视员工的教育，利用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一个半小时，由公司出钱，提升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课程有英文、中文和国语。另外，郭琳爽还改变了父辈的用人制度，从以熟人推荐为主到向社会公开招聘，他的人事制度规范化了。
更重要的是郭琳爽创办了一份杂志《永安月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内容包括商业、小说、历史、摄影、漫画等。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大摞《永安月刊》，完全被震撼了。它的封面全是美女，但这不是一般的美女，而是永安自己的员工。从创刊号到终刊号，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8期，所有的封面人物都是永安员工健康、靓丽的形象，不需要请外面的形象代言人。这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118期杂志，118个员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永安最大的形象工程。
一个企业创办一份杂志，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就是企业的影响力。企业不仅有经济辐射力，还有文化辐射力。看到这些，我就想，我们的企业家在民国时代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成果，不仅是商品、产品，而且包括了不局限于企业的文化，是一种能影响社会、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这套杂志，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企业家阶层以新的启发。
郭琳爽的事例让我不禁想追问一句：中国人难道真的富不过二代吗？其实未必。他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但需要空间，需要时代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深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的来之不易——这本刊物创办的时间是1939年，日本人已占领上海闸北，但未进租界。在这样一个乱世，一家企业还能坚持10年办这样一份杂志，今天的国人很难想象。 为什么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恰恰都是广东中山人？我发现他们具有相同的信仰，都是在国外打工时信奉了基督教。由此我产生一个猜想，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企业传承为什么往往失败？也许原因正在于儒家的血缘伦理文化过于强调血缘纽带，它缺乏超越性，最终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而四大百货公司的基督教背景，使他们对财富、亲情有了另外一种维度的认识。在代际传承时，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张謇：“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
如果说一个人、一个公司只是一个点，不妨再展开一条线、一个面。
看过《建党伟业》的人也许还有印象，电影里出现的第一个角色是谁？不是革命党，而是一位企业家——张謇先生。虽然那个情节纯属虚构，但这部演绎百年中国史的电影由一位企业家开头，还是令人生出许多感慨。
张謇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1894年的状元，但他没有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办企业和公益，成就了一生的事业。2007年春天，我在南通走马观花看了一天，写了一篇《南通访张謇遗迹》，我用一句话概括了张謇的一生：“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你都不敢说可以凭一己之力缔造一座城，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张謇确实缔造了一座新型的城市——一个现代化的南通，给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做出了表率。在某种意义上，张謇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不是曾国藩，不是李鸿章，也不是张之洞，更不是盛宣怀。张謇是百年中国的一个起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企业家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袁世凯曾要求南通把地方建设的成就编成一本书，发到所有的县市，让大家学习南通、模仿南通。南通的建设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张謇所代表的南通一代企业家。外国人当时说过，上海这些地方做得好，不稀奇，因为靠的是租界。唯有南通，我们很佩服，这是没有依靠任何外国力量做出来的成绩，是了不起的创造。这是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来的样板。张謇甚至还给当时新建的一个剧场命名为“更俗剧场”——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它被拆掉了，重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豪华剧场。
张謇办企业成功后，马上开办学校。一个民族首先要办教育，办教育首先要办小学，办小学没有师资怎么办？所以他先办师范。之后又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商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南通博物苑等。他做了很多领风气之先的事。他真的是以一家企业之力大办社会事业，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也耗尽了企业的积累。当他谢世之前，小小的南通拥有300多家小学——全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
张謇对南通的贡献还体现在文化和慈善事业，除了南通博物苑、更俗剧场，还有南通图书馆、伶工学社、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体育场、南通军山气象台、南通育婴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南通残废院，等等。他没有这么多钱，但他依靠他的影响力，募集社会资本。我称之为“南通模式”——一个企业家通过创办企业成功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张謇立下了一个标杆，为同时代的人所模仿，更为后来的人所景仰。2009年我在台湾买到了两本旧书，分别是1960年代、1970年代印的纪念张謇的文集。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么多沧桑巨变，张謇的同乡到了海峡对岸还在纪念他。中国人喜欢把一个人（特别是大人物）和他的家乡联系在一起，袁世凯叫袁项城，李鸿章叫李合肥，梁启超叫梁新会，康有为叫康南海，张謇叫张南通。其实，只有张南通真正为南通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百年后，南通仍在享受张南通留下的果实。
模仿张謇的人很多，其中一个是四川的小个子卢作孚。作为企业家卢作孚首先喊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人没有现代化，光有铁路、轮船、电报，人还是农业社会的人，思维还是农业社会的思维。在民生公司之外，他在重庆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办了一系列文化、社会事业，可称之为“北碚模式”。与张謇的南通模式不一样，他已经有了“人的现代化”的自觉。他可以称为继张謇之后的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的领军。每逢有困难，蒋介石总要想到他；东西运不进三峡，找他；没粮食了，找他。他总能以最快捷的方法解决问题。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长江的枯水期马上就要来临，只剩下40天的时间运送9万吨以上的物资，按民生公司1936年的运送能力需要一年。卢作孚设计了一条最好的运输途径，40天时间，居然把9万吨物资的大部分运过去了。但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牺牲巨大，大量轮船被炸毁，船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张謇于1926年去世，卢作孚1926年开始创办民生公司，衔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跨越了1911到1949，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接。
当时，企业家阶层为什么能承担社会责任、干预公共事务、站在时代前面？张謇带了头，后人承续了他的作风。自从张謇出现在中国企业史，长达半个世纪里企业家阶层几乎介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动，只不过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往往漏掉了这一页。电影《建党伟业》的导演、编剧都承认，1921年的中国，无数人曾经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思考天下大事，干预天下大事，他们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企业家，还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党派、团体。
中国人现在喜欢讲硬件，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乃至强大的行政力量，都是硬件。但试问今天的中国最缺什么？不是硬件，而是软件。这个软件只有一个中心词：精神价值。回望100多年前先辈们曾经的精神力量，曾经的光荣和梦想，更加让人感慨。
不过，一个阶层曾经的实践和努力，早已深深融入这块土地之中，种子在土里终究要发芽，即使土地板结也挡不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有他们的精神作起点，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走上坦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