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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作为“特殊的一代”，50年代出生的人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
作为50年代出生的人，姜昆、毕淑敏、陈丹青、吴欢讲述了他们的成长故事，儿时的欢乐，少年的理想，青春的苦涩与成年的反思，在他们个人的故事中，或许每一个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找回逝去的岁月。
美好的童年生活
生于50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20世纪的50到60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爬我们家那个大月亮门，爬上房顶。城里的房子，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50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70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共同的记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
50年代生人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在红色旗帜下成长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50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20世纪的50年代称为火红的50年代，而生于50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和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姜昆：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蓝裤子从来不蓝，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布，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蓝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蓝裤子，穿上那条蓝裤子我特高兴。
今天，当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我记得新衣服我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激情和朝气
对于生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毕淑敏六岁时，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为什么人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块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要把麻雀累死。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19.6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
作为50年代出生的人，姜昆、毕淑敏、陈丹青、吴欢讲述了他们的成长故事，儿时的欢乐，少年的理想，青春的苦涩与成年的反思，在他们个人的故事中，或许每一个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找回逝去的岁月。
美好的童年生活
生于50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20世纪的50到60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爬我们家那个大月亮门，爬上房顶。城里的房子，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50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70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共同的记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
50年代生人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在红色旗帜下成长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50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20世纪的50年代称为火红的50年代，而生于50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和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姜昆：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蓝裤子从来不蓝，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布，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蓝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蓝裤子，穿上那条蓝裤子我特高兴。
今天，当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我记得新衣服我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激情和朝气
对于生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毕淑敏六岁时，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为什么人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块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要把麻雀累死。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19.6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