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日，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在济南成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受聘为名誉院长。这所科研机构面向国际科学前沿，计划打造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研究机构。就在一年前，在山东举行的“儒商大会2018”嘉宾恳谈会上，丁肇中提出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山东省长龚正的积极回应。
　　实际上，各界人士提出建议较常见，但像丁肇中一样得到官方积极响应的建议却较为鲜见。那么，政府采纳建议的边界在哪？哪些建议才能正中当政者下怀？从建议到实现有多“难”？其实，除了具有针对性、合理性的建議内容，提建议的场合以及建议背后所暗藏的民意、迫切性都是影响官方采纳建议的重要因素。
　　想“第一个吃螃蟹”，没那么容易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提建议获得采纳的案例发现，社会人士提出建议最好基于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措施经过深入调研，务实可行。如果对社会问题缺乏了解便草草提出建议，有可能适得其反。
　　“偷手机要判10年，捡到不交判5年，这个社会就稳定了，我们立法也好，做一些制度建设也好，一定是为大众服务的，它在日益完善。”今年3月初，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广东代表团小组会上建议立法，对偷窃手机、捡到手机不还者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建议，董明珠进一步解释称，如今手机有很多功能，特别是多数手机都绑定了银行卡，所以捡到手机应无偿归还。
　　此语一出，立即引发了热议。有人评价董明珠的思路很超前，但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比照该原则，董明珠的建议显然量刑过重，严重背离了法治精神和刑法原则，可以说是一句“法盲式建议”，不具任何参考价值。因此，不少人建议董明珠应该多珍惜代表的权利，在自己擅长和精通的领域提建议。
　　不过有些看起来奇特的建议，背后却蕴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与考量。今年6月底，在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审议时，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建议大幅降低法定婚龄，改为：男18周岁、女18周岁。
　　对于人们的费解，他解释说，从2013年到去年，我国连续5年婚姻登记人数逐年下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上升。“降低婚龄不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配合其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相信能逐步解决。”
　　相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建议中。就在人们对论文抄袭现象讨论得热火朝天时，我国论文数量还在不断攀升。“有些文章丝毫不代表我们的学术水平，多少数量也代表不了真实水平。”蔡昉认为，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误导了学术刊物，他建议，“取消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这个不恰当规定。”
　　可以说，提出这些另类建议的人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勇气可嘉。在写过40多件“人民建议”的上海市民虞国伟看来，好的建议源于深入的研究，提出建议后还要借鉴各地的经验做法，找出合理改善的方向。若只是在表象上引人关注，再独特的建议也很难进入国家决策体系。
　　采纳与落实，看内容更看时机
　　比起一些吸引眼球的建议，立足于当地发展大局，聚焦地方重点难点的建议更能得到一方主政者的关注甚至采纳。今年4月，聊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爱军主持召开全市网友代表座谈会，他在会上开诚布公地说：“对于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出于公心的监督，我们不仅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解决。”
　　抓住这一机会的网友“普通一警”以《赶走慢牵牛、摘掉愁帽子、实现新跨越——给爱军同志说句心里话》为题，给孙爱军写了一封信。信中共提出了壮大市委智库、施行“禁酒令”、“放管服”出实招等10条建议。其中，“普通一警”称，“酒事”不是小事，酒风已经严重影响到干部作风，疲于应付酒场酒局是当前很多干部的无奈。因此，需要在工作日禁酒，把干部从酒场中解脱出来。由于建议正中聊城“慢牵牛”作风，孙爱军将其评价为“字字珠玑”。
　　但靠谱的内容只是建议被采纳的原因之一，建议提出的时机也尤为重要。记者注意到，孙爱军与网友的互动正值他调任聊城市委书记后不久，正强调广开言路，“普通一警”可谓正中下怀。
　　除了主政者的重视外，提建议的场合也十分紧要。一般而言，以各种论坛、座谈会为契机，面对面的提建议更能增进当政者对建议的了解与重视，往往在现场就能得到反馈。
　　同样也是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今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启动大会上，福建省山西商会会长、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山指出，山西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的太重，轻的太轻。煤炭钢铁行业独大，服务业、轻工业比重太小。“这就好像一个巨人，有巨大的骨骼，却没有遍布周身的肌肉，再高大也形不成力量。”
　　这一切中要害的建议得到了山西省长楼阳生的首肯，他表示，“这些建议对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抓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很有帮助。”
　　实际上，得到当政者的关注与肯定只是建议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建议要落地并不容易。有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建议要被政府领办，一般分为准备、调研、汇总意见、领导协调及办理答复5个阶段。“一般来说，被重点领办的建议都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或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如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的筹建过程。去年9月，丁肇中提议成立高等技术研究院后，获得省长龚正的积极回应。过了两个月，山东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在山东大学召开专题会议，推进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建设。再到今年5月，山东大学官网发布“山东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2019年诚聘海内外优秀人才”的公告，又提到山东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将带动该省相关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从丁肇中提出建议到当地政府的落地，其中过程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从回应到互动，民众信任感增强
　　在快速回应与沟通互动中，建议者参与政府决策的效能不断上升。让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记忆深刻的是，他在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期间，提了不少建议，政府都做到了。比如，他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精准扶贫，彻底消灭贫困，可能吗？”汪洋很坦率地回应，中央已经有最后保托底的打算，让这些实在无法脱贫的人有口饭吃。
　　后来葛剑雄又提出，“要求贯彻八项规定不能影响职工正常的福利，随着国家的进步还应不断增加这种福利。”对此，全国总工会采纳并正式发了通知，要求全部实施。之后，总工会还专门作了回访，对此，葛剑雄表示，希望这些规定能够有效执行。
　　此外，建议者参与政府决策的方式也在不断丰富。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陈立铭在网上通过“市长信箱”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几天后上海市信访办便与他联系。参考其建议，上海在5个月后便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罕见病名录。2016年，陈立铭又提出了“完善中医确有专长和师承考试制度”的建议，同样很快收到答复。
　　跟陈立铭、虞国伟等人一样，建议的被采纳点燃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写人民建议会上瘾。”虞国伟说，此后自己调研工作更加深入，经验越来越丰富，建议被采纳得也越来越多，他也因此在六年间连续6次获得上海市优秀人民建议奖。在上海，像虞国伟一样参与到提建议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多，从公务员到农民，建议者来自社会各个行业，覆盖各个年龄层次，打破了外界“名人的建议更容易被接受”的固有印象。
　　伴随着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不断攀升。今年年初，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高居27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之首。
　　而针对一些公众参与决策“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现象，中国行政法研究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等专家表示，当前仍需采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听取民众建议，保障公众有更多的提建议渠道，扩大公众参与，加强官民、官学、官商间的有序互动，让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应有之义。
　　学者蔡昉对大学生发表论文提出的看法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