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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第34任美国总统）于1953年1月20日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台上，杜鲁门（第33任美国总统）和赫伯特·胡佛（第31任美国总统）打招呼，胡佛提议：“我想我们应该组建个前总统俱乐部吧。”
杜鲁门一拍即合：“好啊，您来当俱乐部的主席，我来当秘书。”
“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最初，美国总统俱乐部更像是个概念，而不是实体机构。在位的美国总统咨询他们的前任，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院法官。1933年，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人们似乎认为，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
但是在战后年代，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影响更大，甚至在卸下权力后，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只有胡佛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通过他们的合作，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并由胡佛担任主席。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权力集中，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及其它机构。此后美国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
1957年，艾森豪威尔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赋予总统俱乐部以正式的特权：俱乐部成员领取津贴，享有办公场所、通信权和退休金。约翰·F·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总统，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前3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林登·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在肯尼迪遇刺上台后，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得到建议和慰藉。
获悉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此刻，我比以往更需要您。”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来到总统办公室，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约翰逊随即强化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提供直升机，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这样，如果他们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时，他们便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
1964年，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您就也是白宫的一员。您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您的卧室仍然在那里等您入住，您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您。”一年后，艾森豪威尔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这个建议相当重要，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您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
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甚至创办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中。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目前也还在使用。他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查访了所有美国“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包括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孙辈、罗斯福家族成员，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
在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试图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1968年总统大选后，我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他曾对我说，‘我听候您的差遣。’现在我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讯方式：在通讯信封上盖上“绝密”印章，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
在克林顿上任时，尚有5位前总统在世，他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正如他的顾问约翰·波德斯所说，克林顿知道“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至于，哪一天谁会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对这个问题，总统们自然有强烈的兴趣。然而，回溯总统俱乐部的历史，其中也不乏重要的故事。
维系的纽带
约翰·F·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上任时曾迫不及待摆脱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
比如，福特在位时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曾明确表明前任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克林顿上台后，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二位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则不想成为第二位克林顿；奥巴马也表示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然而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前任的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位曾服务过三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更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前任）是对的。不久他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此时，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这种处境。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是。” 总统所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存疑的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总统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讨论，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勇敢”了，因为获得了“盟友”。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所说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如果他们失败了，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这也引出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总统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决策和行动，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唐纳德说：“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美国第15任总统，任期内南北战争爆发）总统也一样。”
在1962年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此时的肯尼迪认为做出这种决定的感觉，世上或许只有艾森豪威尔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我肯定……尽我全力支持您。”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想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艾森豪威尔就能到白宫，并给予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锻炼、工作多长时间等等。尼克松去世后，克林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就在今天，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下属说，‘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尼克松，问问他有什么想法。’”
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新政和新境界。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卡特说：“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甚至，30年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谁服用安眠药、谁有痔疮。
奥巴马曾问里根的团队，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而不受琐事牵绊，以及当心情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前任总统们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同样的床上睡过，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加理解总统的现实和处境。
2004年，乔治·W·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他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一脸镇定神情。虽然，刚刚赢得了连任，但实际上当时公众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被问起，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
“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
为什么？因为“我更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了”。
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杜鲁门就曾说过：“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我已经经历过痛苦；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它让我超脱往事，去到新的地方。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
或者正如吉米·卡特所说：“我们总是有悲伤。”
利用前任总统的风险
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它的作用的实现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1946年，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出访，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1988年，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第41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
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但是，要利用他们，这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多，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经证明，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又很令人气愤。比如，1994年，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很明确：送信，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然而，他的作为却超出了其任务范围。卡特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朝核问题框架协议》），并将此事在CNN电视台上公开。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卡特为“叛徒”。
显然，卡特想这么做，可能是想重温权力梦，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能够提供帮助。外界也许不了解，许多总统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自传中看出来，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信件和飞机；他们既为国家服务，又为自己服务。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 因此，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1976年，尼克松向福特许诺自己“将在他眼前消失”，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期访问了中国。卡特和福特向乔治·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而就在此的几周前，布什赢得大选时，还承诺不提高税收。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因此，有时候，现任总统也会希望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
永远捍卫总统这一职位
总统俱乐部存在着永恒的张力。既有烦恼也有需要。其中，修复彼此的坏名声是俱乐部成员们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前总统，如尼克松和卡特，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冲突就发生了。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互相冲撞。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他们在对逝世总统的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他们团结在一起，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
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他因为和“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而陷入麻烦之中，但“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
在任总统及卸任总统们常常会捍卫彼此，但可能更多的情况下，不是出于同情或爱，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这个作用需要他们提出敏锐的建议，有时候也需要他们对一些事情保持沉默。因为在未来某天，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这就像是影子特工，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
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能当上总统，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1960年，美国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在1960年11月8日举行的大选中，肯尼迪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尼克松），谣言四起，称芝加哥周围地区有选票欺诈嫌疑。然而，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胡佛对尼克松说：“我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这非常关键。”
在激烈选战后，多位总统会一起坐到白宫总统办公室聊天，或者一起上路为飓风赈灾，看到他们站在彼此身旁，旧敌和解休战，而政治也在此刻停止，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人骄傲或抱负。当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开始为赈灾合作筹款时，他们知道彼此的交情完全超越了时代，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克林顿说：“美国人喜欢政治，他们喜欢我们发表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坦率的辩论来找到好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辩论本身也有局限性。”他说，太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不仅仅不同意对手的观点，他们还鄙视和妖魔化对手的观点，整个国家也因此而遭受损失。“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造成了阻碍。因此，我认为，当人民看到乔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才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方式。’”
那么，在21世纪初期，总统俱乐部到底有多重要呢？在每一个时代，三大要素决定它的表现：在任总统的需要和选择、前任总统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一种对他们的合作或欢迎或谴责的氛围。这也是总统俱乐部的创立者们都承认的三大要素。
回到最初，创立总统俱乐部的那个主意恐怕的确让人觉得有点稀奇古怪，创办者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恐怕也难以预料，总统俱乐部往后的日子中竟然展现出如此特有的能量和作用，影响着美国甚至世界的许多事件的发展和走向。
（摘编自《美国总统俱乐部，重庆出版社，有删节》
杜鲁门一拍即合：“好啊，您来当俱乐部的主席，我来当秘书。”
“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最初，美国总统俱乐部更像是个概念，而不是实体机构。在位的美国总统咨询他们的前任，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院法官。1933年，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人们似乎认为，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
但是在战后年代，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影响更大，甚至在卸下权力后，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只有胡佛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通过他们的合作，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并由胡佛担任主席。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权力集中，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及其它机构。此后美国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
1957年，艾森豪威尔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赋予总统俱乐部以正式的特权：俱乐部成员领取津贴，享有办公场所、通信权和退休金。约翰·F·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总统，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前3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林登·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在肯尼迪遇刺上台后，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得到建议和慰藉。
获悉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此刻，我比以往更需要您。”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来到总统办公室，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约翰逊随即强化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提供直升机，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这样，如果他们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时，他们便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
1964年，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您就也是白宫的一员。您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您的卧室仍然在那里等您入住，您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您。”一年后，艾森豪威尔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这个建议相当重要，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您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
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甚至创办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中。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目前也还在使用。他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查访了所有美国“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包括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孙辈、罗斯福家族成员，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
在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试图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1968年总统大选后，我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他曾对我说，‘我听候您的差遣。’现在我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讯方式：在通讯信封上盖上“绝密”印章，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
在克林顿上任时，尚有5位前总统在世，他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正如他的顾问约翰·波德斯所说，克林顿知道“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至于，哪一天谁会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对这个问题，总统们自然有强烈的兴趣。然而，回溯总统俱乐部的历史，其中也不乏重要的故事。
维系的纽带
约翰·F·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上任时曾迫不及待摆脱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
比如，福特在位时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曾明确表明前任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克林顿上台后，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二位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则不想成为第二位克林顿；奥巴马也表示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然而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前任的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位曾服务过三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更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前任）是对的。不久他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此时，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这种处境。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是。” 总统所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存疑的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总统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讨论，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勇敢”了，因为获得了“盟友”。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所说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如果他们失败了，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这也引出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总统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决策和行动，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唐纳德说：“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美国第15任总统，任期内南北战争爆发）总统也一样。”
在1962年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此时的肯尼迪认为做出这种决定的感觉，世上或许只有艾森豪威尔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我肯定……尽我全力支持您。”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想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艾森豪威尔就能到白宫，并给予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锻炼、工作多长时间等等。尼克松去世后，克林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就在今天，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下属说，‘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尼克松，问问他有什么想法。’”
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新政和新境界。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卡特说：“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甚至，30年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谁服用安眠药、谁有痔疮。
奥巴马曾问里根的团队，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而不受琐事牵绊，以及当心情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前任总统们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同样的床上睡过，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加理解总统的现实和处境。
2004年，乔治·W·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他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一脸镇定神情。虽然，刚刚赢得了连任，但实际上当时公众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被问起，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
“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
为什么？因为“我更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了”。
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杜鲁门就曾说过：“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我已经经历过痛苦；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它让我超脱往事，去到新的地方。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
或者正如吉米·卡特所说：“我们总是有悲伤。”
利用前任总统的风险
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它的作用的实现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1946年，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出访，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1988年，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第41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
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但是，要利用他们，这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多，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经证明，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又很令人气愤。比如，1994年，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很明确：送信，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然而，他的作为却超出了其任务范围。卡特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朝核问题框架协议》），并将此事在CNN电视台上公开。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卡特为“叛徒”。
显然，卡特想这么做，可能是想重温权力梦，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能够提供帮助。外界也许不了解，许多总统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自传中看出来，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信件和飞机；他们既为国家服务，又为自己服务。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 因此，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1976年，尼克松向福特许诺自己“将在他眼前消失”，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期访问了中国。卡特和福特向乔治·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而就在此的几周前，布什赢得大选时，还承诺不提高税收。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因此，有时候，现任总统也会希望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
永远捍卫总统这一职位
总统俱乐部存在着永恒的张力。既有烦恼也有需要。其中，修复彼此的坏名声是俱乐部成员们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前总统，如尼克松和卡特，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冲突就发生了。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互相冲撞。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他们在对逝世总统的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他们团结在一起，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
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他因为和“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而陷入麻烦之中，但“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
在任总统及卸任总统们常常会捍卫彼此，但可能更多的情况下，不是出于同情或爱，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这个作用需要他们提出敏锐的建议，有时候也需要他们对一些事情保持沉默。因为在未来某天，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这就像是影子特工，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
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能当上总统，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1960年，美国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在1960年11月8日举行的大选中，肯尼迪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尼克松），谣言四起，称芝加哥周围地区有选票欺诈嫌疑。然而，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胡佛对尼克松说：“我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这非常关键。”
在激烈选战后，多位总统会一起坐到白宫总统办公室聊天，或者一起上路为飓风赈灾，看到他们站在彼此身旁，旧敌和解休战，而政治也在此刻停止，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人骄傲或抱负。当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开始为赈灾合作筹款时，他们知道彼此的交情完全超越了时代，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克林顿说：“美国人喜欢政治，他们喜欢我们发表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坦率的辩论来找到好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辩论本身也有局限性。”他说，太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不仅仅不同意对手的观点，他们还鄙视和妖魔化对手的观点，整个国家也因此而遭受损失。“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造成了阻碍。因此，我认为，当人民看到乔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才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方式。’”
那么，在21世纪初期，总统俱乐部到底有多重要呢？在每一个时代，三大要素决定它的表现：在任总统的需要和选择、前任总统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一种对他们的合作或欢迎或谴责的氛围。这也是总统俱乐部的创立者们都承认的三大要素。
回到最初，创立总统俱乐部的那个主意恐怕的确让人觉得有点稀奇古怪，创办者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恐怕也难以预料，总统俱乐部往后的日子中竟然展现出如此特有的能量和作用，影响着美国甚至世界的许多事件的发展和走向。
（摘编自《美国总统俱乐部，重庆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