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云同志赴新疆接应安置西路军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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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西征路,斑斑烈士血。我作为当年在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一名老战士,每当回忆起那段悲壮的历史,总是感慨万分。尤其是西路军余部在困境中倍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赴新疆星星峡接应我们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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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我国“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并带头提出要求加以纠正的领导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是这一时期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毛泽东在会议过程中多次讲话,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
有破除,自然就应有建设。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同志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大概是“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
《毛泽东手书选集》是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档案馆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了书名。编辑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政治家、理论家。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仅领导党和人民坚决捍卫了毛泽东建党思想,而且解决了毛泽东生前未曾解决或未遇到的党的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从总体上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拨乱反正就作为极其紧迫而又非常艰难的政治任务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所淆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情况下,“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严重的阻碍和干扰。
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党的文献》丛书”《从延安到北京》、《元帅风采录》,最近正式出版发行。
东、天、周、博:(一)我在久久得不着你们一个复电后,在蒋离陕去洛时,我乃打一电给毅,一面问他与蒋会谈结果,一面问他刘叶是否早已离西安,我说到沪后一连由刘转数电给家中向未得复,一切活动无从进行。乞为设法,然后得着刘的回电说要我即去南京,当时我真假难明,因为如有此电,何待我去电问刘的行踪他才打给我.
以上是我十六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川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进展,毛泽东看到一些人的检查交待和揭发材料,觉察到林彪一伙人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三项办法观察他们的动向,削弱他们的权势。他还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要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
六十年代初期和“文革”中批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是康生一伙蓄意制造的陷害王稼祥同志的一起政治阴谋。那末,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