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大有加速趋势。据《人民日报》最新报道，一个年财政收入仅4亿元的县，欲打造成“东方迪拜”；一座年财政收入仅50亿元的城市，要投资千亿元造“古城”。关于造“大城”的新闻频见报端，意味着不少地方正在加大城镇化的步伐，一场你追我赶的城镇化运动呼之欲出。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无疑是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城镇化绝非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人造运动。以大跃进的思维模式，大干快上人为推进城镇化，必将后患无穷。
　　城镇化不是赶农民进城。农民变市民是城镇化的理想结果，完成这个过程的前提，是进城农民先要就业填饱肚子，还须有住房遮风挡雨，还要解决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不满足上述条件，农民进城就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成为“身”在城“魂”在乡的“半城市人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叫做无根的“蹲地者”，在印度孟买就是贫民窟的流浪者。这些年，大批农民蜂拥入城，可能够真正在城里安家落户的不多，有的已经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苦苦挣扎了十数年，依然与父母孩子天各一方。农村已没地，再也回不去；缺少一技之长，好工作难找；户口上不了，孩子不能进城读高中。事实证明，“半拉子城镇化”并没有消除旧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反而催生了新的二元结构困境。
　　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现在，有的地方在加快开发区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名义下，对农民强行实施低成本征地拆迁，农民被赶进低质量的简易楼房，土地被用作商业开发，这种以回收宅基地为目标的城镇化，完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野蛮做法。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转移农村人口比例，不是无节制的扩张城市面积，而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农民“被上楼”后，表面上身份改变，骨子里还是农村人，宅基地被平整，连青菜萝卜都要花钱买，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各种保障又不落实，日子比在乡下更加难过，这样的城镇化是我们要反对的“伪城镇化”。
　　城镇化不能沦为土地财政的“提款机”。一些地方对城镇化热情高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终造成了目前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畸形后果。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22439平方公里提高到2010年的40058平方公里，增长了78.5％，而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当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的比重居高不下时，各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的行政命令式城镇化运动，必然愈演愈烈，同时吹大了房地产泡沫，拉大了贫富差距，衍生出大量新的社会矛盾。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發展的渐进过程，绝不能搞大跃进。城镇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简单变身为城市人的过程，更是促进城镇功能不断发育完善的过程，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任何试图用拔苗助长的做法，靠长官意志、行政指标、强制突击来人为缩短这个过程，都与客观规律柑障，都不利于改善民生，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百害而无一利。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切以大跃进的运动方式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做法，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只给人民带来没完没了的灾难。从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36.2％，到现在已过50％，这样的增长速度并不慢，相比之下，城市户籍人口仅为33％，仍有数以亿计生活在城里的农村户籍居民，由于二元结构积淀的制度欠账而长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以至增加了社会摩擦，提高了城镇化的成本，留下了许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后遗症。
　　总之，城镇化不能急功近利，一味求快赶进度，而应彻底摒弃大跃进的运动思维模式，坚持着眼长远，真正做到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