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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赢得了中国几代观众共同喜爱的电影演员，他是一位11岁走上影坛、80多岁还活跃在荧幕上的追梦人，他是一位饰演了一辈子小角色、却被观众称为大艺术家的探路者，他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铺路石与见证人。
他就是牛犇。
白发与初心
八十岁意味着什么？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是“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是对社会、家庭与他人的责任已经承担完毕，是时候对自己负责了。
对82岁的牛犇来说，是从影72年，在数百部影视作品中大大小小的鲜活角色，是对演员这份职业浸透骨髓的纯粹坚持，几十年来，他执拗地恪守着一个演员的本分。
“近十年，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开工，每年必须保证有一两部电影。”高产之余，牛犇更看重的是表演的质量，“每部戏我都要先看剧本。”
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告诉观众什么是好，什么是壞，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走哪条路，这都是我们要衡量的，就是社会效应。这个责任永远不能忘。”
在这个年代，也许很多人说出这样的话，会被理解为空洞的口号，但是牛犇一字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却毫无违和感，听者更像是沐浴了一次真诚的爱国主义熏陶。
事实上，像这样漫长的坚持和不涓细流的积累，似乎是今天飞速发展的时代容易抛弃的方式。
刚刚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十六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获得的两个“终身成就奖”，牛犇称之为“80年的生命當中，沉甸甸的一份礼”，他说他不辜负“终身”这两个字。
得奖后没几天，牛犇便飞到了山东夏津《梨花朵朵开》剧组，在这部讲述改革开放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戏里，他演一个一心想要维护传统、守护土地的老农民。
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缓缓开进村子里，白发白眉、拄着拐棍的牛犇从道路旁颤颤巍巍拦车，怒斥利欲熏心的村干部。82岁的老人在现场的声音仍然中气十足，精神抖擞。
事实上，此时的牛犇，由于连赶两天夜路，已经处在非常疲劳的状态，“眼压很高，胀得不得了，脑袋常常有空白”。
但等到拍室内戏间隙，工作人员劝他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他坚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继续和对手戏演员对词。“我一睡，起来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眼睛就没有神了。现在疲劳归疲劳，但是我还有精神。”
“演员就是一刹那精神的亢奋。”牛犇认真地说。
在年轻演员们看来，这是真正属于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为了演戏，“全身都曾经骨折过”的这位老艺术家不只是个老戏骨，简直是个“戏疯子”。都说爱戏如命，但在他眼里，戏比命重。他说，“演员就是，导演一喊开始，火坑也要往下跳，这个精神是源于我们爱自己的角色。”
多傻啊，付出和获得完全不对等。可在演艺圈的浮躁背后，也许这个行业仍在大踏步前行正是因为有这些“傻子”们的坚守。还有传承。
不久前，央视一档“向经典致敬”的节目，为牛犇制作了一期特辑，导演组请来了电影《牧马人》的男女主演，朱时茂和丛珊。他们同时谈起一个细节，拍近景的时候，画面外的牛犇永远在对面认认真真地说台词搭戏。
为对手搭戏是一种艺德，当时只道是寻常，放到现如今也许并不寻常。
1983年，牛犇凭借《牧马人》中的配角“郭扁子”捧得他的第一个金鹰奖。但他引以为憾的是：“我要知道你们现在那么喜欢《牧马人》，当初还要更努力一点。”
牛犇回忆当年拍摄《牧马人》中的一个细节，有一个女主人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打开鸡笼子，鸡活蹦乱跳飞将出来的镜头，拍了几次，鸡都不往外飞，一个四五十岁的道具老师傅不假思索地钻进味道“可人”的鸡笼，拿棍子轰，最终拍了很壮观的镜头。
这一个镜头也不过零点几秒，但拿了终身成就奖的牛犇至今怀念那个时代的他们。
“我拿到奖杯的时候，欢欢喜喜的，他们一个个的，昨天还跟我一起工作的，如今都已经不在了。”牛犇说如今他不太敢看旧照片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面前。”
老得庄严，老得干净，老得清香的那一代电影人
从10岁开始，牛犇演过几百个角色，很多都是小角色，城市小流浪儿，部队小战士，青年小工人，一直到演小老头，牛犇说自己不分戏大戏小，也不管台词多少，哪怕没有台词，他也要开机前认真对待剧本，琢磨好人物性格。
对做演员这件事，他仍然如履薄冰。
牛犇不仅演戏认真，塑造人物出彩，他的手特别巧，爱琢磨也是出了名的。上影演员剧团演过很多话剧，当年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都出自牛犇的点子，比如《相亲记》中的虾仁面条都可以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显得热气腾腾，令人叫绝。
“当年谢晋导演拍《天云山传奇》，我给他找的演员。一个是阴险的办公室主任，窥探别人时他给演员设计了一个小动作，让他下意识地按圆珠笔，“咔哒咔哒，一下一下，配合着那个窥视的暗搓搓的心理。”
几十年前精心设计的微小的细节，牛犇仍记忆犹新。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银幕并未淹没牛犇所塑造的那些小角色。他们个性鲜明，各具神采，令人难忘。有时，镜头倏忽一现间，演员的心思和功力，愈显纯粹。所以，牛犇信奉的观点是——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我们每个人都是台阶，后来人都要在这个阶梯上一点点往上攀登，不会有止境的。到我们这一辈努力，我们不愧对就可以了。”
作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铺路石和见证人，牛犇心目中老得庄严，老得干净，老得清香的那一代电影人，是一串很长的名字。
牛犇原名张学景，是天津人，父母在他五六岁时同一天去世，他和哥哥从天津流落到京城，住在同乡大院，生活十分贫困。“后来我大哥学会了开汽车，进了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他每天开车接送演员化妆拍戏，我就帮大家跑个腿买个东西，演员晚上出去我还帮着照看小小孩。他们给我一块饼干，我就很高兴了。”
牛犇说，自己从没想过当演员，家里往上数三代，“就是八代也没有文艺工作者呀”，但或许他就是与电影有缘。当时三厂要拍电影《圣城记》，片中需要一个村童，谢添就把牛犇推荐给沈浮导演。谢添一路上叮嘱牛犇别紧张别害怕，没想到牛犇为了表现得不紧张，进了厂办公室，一蹦就坐在了沙发靠背上沿，谢添一愣，可沈浮一看就喜欢上了牛犇，可爱、放得开。这个角色就定了下来。“当时生活很苦，没吃过一次饱饭。我真的是为了吃上饭，去拍的第一部电影。”
这一演，就是72年。当时电影界演员单名很多，他就让谢添帮着改个名字。谢添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犇吧！”这就是“牛犇”的来历。
1947年，当张骏祥导演受香港永华电影公司邀请拍摄电影《火葬》时，主演白杨推荐牛犇出演剧中小丈夫一角。牛犇跟着公司到香港拍了更多的电影。“在香港的时候，我在很多老电影人家里住过，吴祖光、李丽华、吕恩，还有很多人家里我都蹭住过。他们都把我当孩子，可以说我是在老电影人的呵护下成长的。”
于是，解放后，谢添一声召唤，牛犇就回了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拍完《龙须沟》又回到上海，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一直拍戏至今。“选择上海，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当时都来了上海，我想跟他们一起工作。”上个世纪中叶，金焰、赵丹、白杨、刘琼、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等一大批国宝级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齐聚上影演员剧团，可以说星光熠熠。
他至今记得1957年在拍《海魂》时正好遇到评级定薪，当时他闹情绪感到自己定级太低。老朋友赵丹语重心长地对牛犇说：“演好戏是主要的，不会因为你的级别高低而定你的戏好戏坏。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不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小老弟记住我的话。”这席话牛犇终生难忘。
在他看来，他们是老派的精英，在老派里又保有一股朝气，以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进取心，将人生经验、专业知识和深邃的智慧，在新时代，以新的方式各自呈现。
真正的老派，也具有真正的朝气。
他就是牛犇。
白发与初心
八十岁意味着什么？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是“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是对社会、家庭与他人的责任已经承担完毕，是时候对自己负责了。
对82岁的牛犇来说，是从影72年，在数百部影视作品中大大小小的鲜活角色，是对演员这份职业浸透骨髓的纯粹坚持，几十年来，他执拗地恪守着一个演员的本分。
“近十年，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开工，每年必须保证有一两部电影。”高产之余，牛犇更看重的是表演的质量，“每部戏我都要先看剧本。”
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告诉观众什么是好，什么是壞，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走哪条路，这都是我们要衡量的，就是社会效应。这个责任永远不能忘。”
在这个年代，也许很多人说出这样的话，会被理解为空洞的口号，但是牛犇一字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却毫无违和感，听者更像是沐浴了一次真诚的爱国主义熏陶。
事实上，像这样漫长的坚持和不涓细流的积累，似乎是今天飞速发展的时代容易抛弃的方式。
刚刚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十六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获得的两个“终身成就奖”，牛犇称之为“80年的生命當中，沉甸甸的一份礼”，他说他不辜负“终身”这两个字。
得奖后没几天，牛犇便飞到了山东夏津《梨花朵朵开》剧组，在这部讲述改革开放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戏里，他演一个一心想要维护传统、守护土地的老农民。
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缓缓开进村子里，白发白眉、拄着拐棍的牛犇从道路旁颤颤巍巍拦车，怒斥利欲熏心的村干部。82岁的老人在现场的声音仍然中气十足，精神抖擞。
事实上，此时的牛犇，由于连赶两天夜路，已经处在非常疲劳的状态，“眼压很高，胀得不得了，脑袋常常有空白”。
但等到拍室内戏间隙，工作人员劝他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他坚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继续和对手戏演员对词。“我一睡，起来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眼睛就没有神了。现在疲劳归疲劳，但是我还有精神。”
“演员就是一刹那精神的亢奋。”牛犇认真地说。
在年轻演员们看来，这是真正属于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为了演戏，“全身都曾经骨折过”的这位老艺术家不只是个老戏骨，简直是个“戏疯子”。都说爱戏如命，但在他眼里，戏比命重。他说，“演员就是，导演一喊开始，火坑也要往下跳，这个精神是源于我们爱自己的角色。”
多傻啊，付出和获得完全不对等。可在演艺圈的浮躁背后，也许这个行业仍在大踏步前行正是因为有这些“傻子”们的坚守。还有传承。
不久前，央视一档“向经典致敬”的节目，为牛犇制作了一期特辑，导演组请来了电影《牧马人》的男女主演，朱时茂和丛珊。他们同时谈起一个细节，拍近景的时候，画面外的牛犇永远在对面认认真真地说台词搭戏。
为对手搭戏是一种艺德，当时只道是寻常，放到现如今也许并不寻常。
1983年，牛犇凭借《牧马人》中的配角“郭扁子”捧得他的第一个金鹰奖。但他引以为憾的是：“我要知道你们现在那么喜欢《牧马人》，当初还要更努力一点。”
牛犇回忆当年拍摄《牧马人》中的一个细节，有一个女主人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打开鸡笼子，鸡活蹦乱跳飞将出来的镜头，拍了几次，鸡都不往外飞，一个四五十岁的道具老师傅不假思索地钻进味道“可人”的鸡笼，拿棍子轰，最终拍了很壮观的镜头。
这一个镜头也不过零点几秒，但拿了终身成就奖的牛犇至今怀念那个时代的他们。
“我拿到奖杯的时候，欢欢喜喜的，他们一个个的，昨天还跟我一起工作的，如今都已经不在了。”牛犇说如今他不太敢看旧照片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面前。”
老得庄严，老得干净，老得清香的那一代电影人
从10岁开始，牛犇演过几百个角色，很多都是小角色，城市小流浪儿，部队小战士，青年小工人，一直到演小老头，牛犇说自己不分戏大戏小，也不管台词多少，哪怕没有台词，他也要开机前认真对待剧本，琢磨好人物性格。
对做演员这件事，他仍然如履薄冰。
牛犇不仅演戏认真，塑造人物出彩，他的手特别巧，爱琢磨也是出了名的。上影演员剧团演过很多话剧，当年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都出自牛犇的点子，比如《相亲记》中的虾仁面条都可以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显得热气腾腾，令人叫绝。
“当年谢晋导演拍《天云山传奇》，我给他找的演员。一个是阴险的办公室主任，窥探别人时他给演员设计了一个小动作，让他下意识地按圆珠笔，“咔哒咔哒，一下一下，配合着那个窥视的暗搓搓的心理。”
几十年前精心设计的微小的细节，牛犇仍记忆犹新。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银幕并未淹没牛犇所塑造的那些小角色。他们个性鲜明，各具神采，令人难忘。有时，镜头倏忽一现间，演员的心思和功力，愈显纯粹。所以，牛犇信奉的观点是——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我们每个人都是台阶，后来人都要在这个阶梯上一点点往上攀登，不会有止境的。到我们这一辈努力，我们不愧对就可以了。”
作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铺路石和见证人，牛犇心目中老得庄严，老得干净，老得清香的那一代电影人，是一串很长的名字。
牛犇原名张学景，是天津人，父母在他五六岁时同一天去世，他和哥哥从天津流落到京城，住在同乡大院，生活十分贫困。“后来我大哥学会了开汽车，进了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他每天开车接送演员化妆拍戏，我就帮大家跑个腿买个东西，演员晚上出去我还帮着照看小小孩。他们给我一块饼干，我就很高兴了。”
牛犇说，自己从没想过当演员，家里往上数三代，“就是八代也没有文艺工作者呀”，但或许他就是与电影有缘。当时三厂要拍电影《圣城记》，片中需要一个村童，谢添就把牛犇推荐给沈浮导演。谢添一路上叮嘱牛犇别紧张别害怕，没想到牛犇为了表现得不紧张，进了厂办公室，一蹦就坐在了沙发靠背上沿，谢添一愣，可沈浮一看就喜欢上了牛犇，可爱、放得开。这个角色就定了下来。“当时生活很苦，没吃过一次饱饭。我真的是为了吃上饭，去拍的第一部电影。”
这一演，就是72年。当时电影界演员单名很多，他就让谢添帮着改个名字。谢添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犇吧！”这就是“牛犇”的来历。
1947年，当张骏祥导演受香港永华电影公司邀请拍摄电影《火葬》时，主演白杨推荐牛犇出演剧中小丈夫一角。牛犇跟着公司到香港拍了更多的电影。“在香港的时候，我在很多老电影人家里住过，吴祖光、李丽华、吕恩，还有很多人家里我都蹭住过。他们都把我当孩子，可以说我是在老电影人的呵护下成长的。”
于是，解放后，谢添一声召唤，牛犇就回了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拍完《龙须沟》又回到上海，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一直拍戏至今。“选择上海，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当时都来了上海，我想跟他们一起工作。”上个世纪中叶，金焰、赵丹、白杨、刘琼、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等一大批国宝级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齐聚上影演员剧团，可以说星光熠熠。
他至今记得1957年在拍《海魂》时正好遇到评级定薪，当时他闹情绪感到自己定级太低。老朋友赵丹语重心长地对牛犇说：“演好戏是主要的，不会因为你的级别高低而定你的戏好戏坏。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不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小老弟记住我的话。”这席话牛犇终生难忘。
在他看来，他们是老派的精英，在老派里又保有一股朝气，以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进取心，将人生经验、专业知识和深邃的智慧，在新时代，以新的方式各自呈现。
真正的老派，也具有真正的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