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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30年代，封建皇权的瓦解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女影星作为冲出家庭藩篱的职业女性，以身体在媒体上的日益暴露以及着装的前卫入时，打破了封建旧俗对女性身体的束缚和控制。其社交活动的丰富也成为女性公共空间扩大的最佳证据。从此，中国妇女在争取合法权利，开扩女性公共空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键词]女影星 女性解放 公共空间 人身自由 社交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引进，女性解放逐渐被提上议程。从不缠足运动到兴女学，再到社会就业，中国女性开始走出传统家庭的藩篱，摆脱从属地位并日益获得人格的独立。
当时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在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熏陶下，最早迈出了妇女解放的步伐。作为文化舶来品，电影于其诞生的第二年首次登陆上海，并获得了上海市民的青睐。到20世纪30、40年代，看电影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跻身影坛的女明星，走上银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标志着中国女性对人身自由的追求及其公共空间的扩大。
一、女影星——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伴随妇女谋生权力丧失而来的是人身自由的丧失。女性的活动范围大多被局限在家庭之中。所谓足不出门，从古代仕女画的背景多为闺房、庭院便可略知一二。
19世纪末，西方思想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争取女性人身自由、倡导女性走向社会的呼声由此增多。维新派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掌握自谋生计的本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文介绍美国妇女的社交、婚姻、就业等情况，欲带动中国妇女自强自立：名作家卢隐则呼吁女性“人的恢复”，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输入，中国妇女开始了走出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的历程。
职业女性最早出现在工厂里，上海是当时女工最为集中的城市。自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华籍、外籍移民纷纷涌入上海。外资企业的增多，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上西方新科技产业的引入。使得妇女职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多元化异质的居民成分，造就了上海市民多元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好奇、崇洋是他们最为突出的心理特征。因此，电影这一新科技自上映以来迅速传播，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在众多从业女性当中，女影星堪称为最具现代化特征的一个群体。中国妇女于1913年走进电影圈，在银幕上与男性共同演出，为女性解放和女性公共空间的拓展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第一位走上电影银幕的女性名曰严珊珊，她在1913年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中饰演使女一角。尽管严珊珊还称不上明星，但她打破了多少年来男女不能同台的老规矩，为女性争取合法公共空间打响了第一炮。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演员的地位是卑下的，女性抛头露面更是被卫道者们斥为伤风败俗。所以，自严珊珊参演后的七八年内，不少戏剧、电影仍以男性反串女角为主流。1923年，我国出现了第一位职业女演员王汉伦，她凭借影片《孤儿救祖记》一夜成名。出身大户人家的王汉伦，原名彭琴士，曾受过西洋教育。婚姻的不幸让她感受到封建旧俗对女性的迫害，意识到女性拥有正当职业的重要性。离婚、演戏，彭琴士被兄嫂喝骂为“丢尽了祖宗的脸”。她决意自立，彻底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并改名为王汉伦。至此，聚光灯下一个自强自立的现代职业女演员诞生了。事实上，早期的电影明星中有不少像王汉伦那样为了争取独立，不顾家庭反对甚至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杨耐梅、陈波儿、王莹、谈瑛就是很好的例子。与其说为了谋生。她们更多地是要摆脱包办婚姻、封建观念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与束缚。
在轻视“戏子”的社会，无论是为了谋生，为了摆脱封建家庭。还是为了满足明星梦而从影，女影星在赢得影迷喝彩的同时却要承受更多的白眼与指责。但她们毅然选择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上银幕，勇敢打破“妇女应料理家务”、“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女影星对女性解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表率作用。
二、日益暴露的身体——女性对传统的反叛
“女性身体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它的话语权力演变以及在社會空间的形象变化，均为观察社会进步提供了绝佳的窗口。”电影科技在意图包装女影星使其身体商品化、物化的同时。确实又令她们获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
要实现从普通演员到明星的转变，光靠演技是不够的。除了天生丽质，还需要依赖炒作与包装。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会。为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早期女影星的宣传重点在于塑造新时代摩登女郎的形象。《孤儿救祖记》成功上映后，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盛赞王汉伦的摩登本色，说她是“上海少见的摩登女郎，她的装束新奇时髦，曾经使人们对她大大的侧目。”一时间，明星照片、明星报导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电影杂志多次刊登以“***的私生活”为标题的明星组图。私人问题的公开化，曝光率的增加，无疑使女影星们在女性公共空间的开拓上又前进了一步。
勇敢地走出家庭，以拍电影为正业。证明女影星早已不是故步自封的传统女性。西洋教育、西式生活、西方科技大大地开阔了现代女性的视野。告别了封建家庭对其身体的束缚，女影星们更是毫无顾忌做出各种“出轨”行为。在两性关系上，她们不再屈从于父母的安排，而是主张自由恋爱：在婚姻陷入困局时。她们又能理性地离婚：与异性未婚同居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斯行为，在宣扬女子“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中，显然是离经叛道。然而，任何想要控制女性身体，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企图必将破灭。女影星们大胆的两性行为。恰是女性追求身体解放的产物。
除了两性关系的变革，女影星着装的标新立异与身体肌肤的裸露也常令封建卫道者瞠目咋舌。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时装潮流中心，女影星则是最好的时装模特，成为时尚与前卫的代表，见证了当时女性身体自由程度的提高。对传统服饰改革最大的首推海派旗袍。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以宽大、平直、衣长及足为特点，女性的身体完全被隐藏在服装之下。20年代旗袍的样式开始改变，“海派”旗袍开始盛行。在旗袍流行之初，军阀孙传芳曾以“有伤风化”的理由禁止妇女穿旗袍，结果引来一场衣饰革命的大讨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改良旗袍以其人性化设计受到了大众的欢迎。20年代末至30年代，旗袍融八西式服装的设计理念，腰身越收越窄，裙摆长度曾短至膝盖，袖子也最终被取消。从此，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一览无遗。“电影皇后”蝴蝶曾把旗袍群衩开到了大腿根。1928年，在普通女子尚且遵循束胸掩腿的保守之风时，向来叛逆的杨耐梅制 造了一起丝袜风波。她在公众场合大方地撩起旗袍裙摆，伸出玉腿，让百货公司的男店员替她穿丝袜。与男店员的满脸通红相比，杨耐梅表现出现代女性的优雅大方。次年，杨耐梅又因身着“衣薄如蝉羽，肌肤毕呈”、“袒胸露背，长不逾膝，下无裙裤”的耐梅装引起社会轰动。可见，思想已经发生变革的女影星，不再以裸露身体肌肤为耻。旗袍之外，泳装的出现也表明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与对身体自由的追求。不少杂志都曾刊登过女影星们的泳装玉照。她们身着文胸式泳衣以及短得不能再短的裤子，自信大方地把女性对身体美、健康美的诉求公之于众。女影星对身体的合理暴露以及自我形体美的肯定，宣告着女性现代审美观、道德观的诞生。
女影星的衣着打扮走在了时尚潮流的最前端，最能体现女性形体美的重新发现。旗袍、泳装的出现，让女性挣脱了传统衣物与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追求自由与舒适的同时取回了自我身体的支配权。女影星落落大方地把身体肌肤暴露在公共媒体之上，为女性争得了合理的公共空间，引领了女性身体解放的大潮。
三、社交活动的增多——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
曾几何时，妇女终日不出大门，不过在家刺绣、织布、做家务度日，非节庆日难有外出的机会：曾几何时。妇女见了异性需含羞答答，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女学生为救济灾民上街义卖，仍被封建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以年轻女子，横行街市，成何体统”。女性在社会上公然活动，与男性公开接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道德败坏之举。
没有社交自由，没有社会活动空间，妇女解放就无从说起。进入消费时代，对妇女活动空间及其人身自由的控制已不再奏效。受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声光电色著称的上海率先在全国迈出了改革摧残妇女陋习的第一步。上海市民逐渐接纳了尊重婦女、合理消费、适时娱乐的现代观念。妇女走上了街头，走进了百货，尽情享受娱乐消费的乐趣。于一般人家的女子，女影星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于大户人家的女子，女影星又拥有更多的人身支配权。因此，女影星丰富的社交活动自然成了女性公共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典型。
凭着丰厚的财力与充分的自由，某些女影星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电影院、舞厅、百货公司……所有和时髦、摩登有关的场所，均能看见她们的身影。1927年出版的《中国影戏大观》提到，殷明珠、杨耐梅、陆美玲等人善交际。殷明珠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西名FF，舞厅、咖啡厅、歌厅是她最常出入的场所。杨耐梅热衷于交际，爱在公共场合尽出风头。有一回，她身着珠光闪闪的裙子和男性友人去“卡尔登”跳舞。艳压全场。只要在公众场合出现，女影星总是全场的焦点，身边不乏为其倾倒的异性。在此情形下，她们倒也落落大方，应付自如。可以说，女影星走到哪里，女性的公共空间就延伸到哪里。
女影星对体育运动的积极参与也体现了女性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女性解放与“强国保种”的神圣责任联系在一起。于是，女子体育开始兴盛，健康的体魄备受推崇。作为摩登女郎的最佳代表，电影明星之中有不少精通体育技能的。拍摄时对体育能力的要求，难不倒影星吴素馨，“盖其于骑射驾驶泅泳诸技能，均已练之有素”。肄业于上海务本、裨文女校的符曼丽，在时人看来是个“善运动，能驰马游泳御自由车”的时髦女郎。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骑马等运动，“体育皇后”黎莉莉是样样精通。女影星健康、活泼的形象，让世人见到了女性的能力与风姿，从而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各种媒体对女影星生活的报道，使女影星成为年轻一代的模仿对象。她们公众场合的各种活动，为女性公开社交的树立了榜样，推动着女性为扩大社会公共空间而不断努力。
四、结语
演员是现代化都市的一种新兴职业。女性冲出家庭的藩篱，选择拍摄电影为职业，以经济独立宣告与封建礼教的决裂，标志着女性自强自立的开始。女影星大方地在银幕上、媒体上表现自己，公然地在各种公众场合与异性交往，体现了女性公共空间的逐步扩大。
现代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很大程度归因于清朝政权的瓦解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古代妇女之所以丧失人身自由。被严酷的礼教束缚在闺阁之内，是因为她们没有就业权，只好依赖男性而成为政治牺牲品。“学而优则仕”，多少家庭出于政治、经济目的，严格遵守封建礼教。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加速了封建皇朝的灭亡。西方资本的进驻，使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中，伴随经济繁荣、物欲横流而来的是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以利为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已为社会基本认同，消费与享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封建官僚体系的瓦解。商品经济时代的来临，价值观、世界观的现代化转变，均推动了女性解放的潮流，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必然。
[关键词]女影星 女性解放 公共空间 人身自由 社交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引进，女性解放逐渐被提上议程。从不缠足运动到兴女学，再到社会就业，中国女性开始走出传统家庭的藩篱，摆脱从属地位并日益获得人格的独立。
当时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在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熏陶下，最早迈出了妇女解放的步伐。作为文化舶来品，电影于其诞生的第二年首次登陆上海，并获得了上海市民的青睐。到20世纪30、40年代，看电影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跻身影坛的女明星，走上银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标志着中国女性对人身自由的追求及其公共空间的扩大。
一、女影星——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伴随妇女谋生权力丧失而来的是人身自由的丧失。女性的活动范围大多被局限在家庭之中。所谓足不出门，从古代仕女画的背景多为闺房、庭院便可略知一二。
19世纪末，西方思想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争取女性人身自由、倡导女性走向社会的呼声由此增多。维新派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掌握自谋生计的本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文介绍美国妇女的社交、婚姻、就业等情况，欲带动中国妇女自强自立：名作家卢隐则呼吁女性“人的恢复”，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输入，中国妇女开始了走出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的历程。
职业女性最早出现在工厂里，上海是当时女工最为集中的城市。自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华籍、外籍移民纷纷涌入上海。外资企业的增多，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上西方新科技产业的引入。使得妇女职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多元化异质的居民成分，造就了上海市民多元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好奇、崇洋是他们最为突出的心理特征。因此，电影这一新科技自上映以来迅速传播，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在众多从业女性当中，女影星堪称为最具现代化特征的一个群体。中国妇女于1913年走进电影圈，在银幕上与男性共同演出，为女性解放和女性公共空间的拓展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第一位走上电影银幕的女性名曰严珊珊，她在1913年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中饰演使女一角。尽管严珊珊还称不上明星，但她打破了多少年来男女不能同台的老规矩，为女性争取合法公共空间打响了第一炮。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演员的地位是卑下的，女性抛头露面更是被卫道者们斥为伤风败俗。所以，自严珊珊参演后的七八年内，不少戏剧、电影仍以男性反串女角为主流。1923年，我国出现了第一位职业女演员王汉伦，她凭借影片《孤儿救祖记》一夜成名。出身大户人家的王汉伦，原名彭琴士，曾受过西洋教育。婚姻的不幸让她感受到封建旧俗对女性的迫害，意识到女性拥有正当职业的重要性。离婚、演戏，彭琴士被兄嫂喝骂为“丢尽了祖宗的脸”。她决意自立，彻底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并改名为王汉伦。至此，聚光灯下一个自强自立的现代职业女演员诞生了。事实上，早期的电影明星中有不少像王汉伦那样为了争取独立，不顾家庭反对甚至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杨耐梅、陈波儿、王莹、谈瑛就是很好的例子。与其说为了谋生。她们更多地是要摆脱包办婚姻、封建观念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与束缚。
在轻视“戏子”的社会，无论是为了谋生，为了摆脱封建家庭。还是为了满足明星梦而从影，女影星在赢得影迷喝彩的同时却要承受更多的白眼与指责。但她们毅然选择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上银幕，勇敢打破“妇女应料理家务”、“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女影星对女性解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表率作用。
二、日益暴露的身体——女性对传统的反叛
“女性身体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它的话语权力演变以及在社會空间的形象变化，均为观察社会进步提供了绝佳的窗口。”电影科技在意图包装女影星使其身体商品化、物化的同时。确实又令她们获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
要实现从普通演员到明星的转变，光靠演技是不够的。除了天生丽质，还需要依赖炒作与包装。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会。为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早期女影星的宣传重点在于塑造新时代摩登女郎的形象。《孤儿救祖记》成功上映后，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盛赞王汉伦的摩登本色，说她是“上海少见的摩登女郎，她的装束新奇时髦，曾经使人们对她大大的侧目。”一时间，明星照片、明星报导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电影杂志多次刊登以“***的私生活”为标题的明星组图。私人问题的公开化，曝光率的增加，无疑使女影星们在女性公共空间的开拓上又前进了一步。
勇敢地走出家庭，以拍电影为正业。证明女影星早已不是故步自封的传统女性。西洋教育、西式生活、西方科技大大地开阔了现代女性的视野。告别了封建家庭对其身体的束缚，女影星们更是毫无顾忌做出各种“出轨”行为。在两性关系上，她们不再屈从于父母的安排，而是主张自由恋爱：在婚姻陷入困局时。她们又能理性地离婚：与异性未婚同居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斯行为，在宣扬女子“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中，显然是离经叛道。然而，任何想要控制女性身体，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企图必将破灭。女影星们大胆的两性行为。恰是女性追求身体解放的产物。
除了两性关系的变革，女影星着装的标新立异与身体肌肤的裸露也常令封建卫道者瞠目咋舌。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时装潮流中心，女影星则是最好的时装模特，成为时尚与前卫的代表，见证了当时女性身体自由程度的提高。对传统服饰改革最大的首推海派旗袍。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以宽大、平直、衣长及足为特点，女性的身体完全被隐藏在服装之下。20年代旗袍的样式开始改变，“海派”旗袍开始盛行。在旗袍流行之初，军阀孙传芳曾以“有伤风化”的理由禁止妇女穿旗袍，结果引来一场衣饰革命的大讨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改良旗袍以其人性化设计受到了大众的欢迎。20年代末至30年代，旗袍融八西式服装的设计理念，腰身越收越窄，裙摆长度曾短至膝盖，袖子也最终被取消。从此，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一览无遗。“电影皇后”蝴蝶曾把旗袍群衩开到了大腿根。1928年，在普通女子尚且遵循束胸掩腿的保守之风时，向来叛逆的杨耐梅制 造了一起丝袜风波。她在公众场合大方地撩起旗袍裙摆，伸出玉腿，让百货公司的男店员替她穿丝袜。与男店员的满脸通红相比，杨耐梅表现出现代女性的优雅大方。次年，杨耐梅又因身着“衣薄如蝉羽，肌肤毕呈”、“袒胸露背，长不逾膝，下无裙裤”的耐梅装引起社会轰动。可见，思想已经发生变革的女影星，不再以裸露身体肌肤为耻。旗袍之外，泳装的出现也表明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与对身体自由的追求。不少杂志都曾刊登过女影星们的泳装玉照。她们身着文胸式泳衣以及短得不能再短的裤子，自信大方地把女性对身体美、健康美的诉求公之于众。女影星对身体的合理暴露以及自我形体美的肯定，宣告着女性现代审美观、道德观的诞生。
女影星的衣着打扮走在了时尚潮流的最前端，最能体现女性形体美的重新发现。旗袍、泳装的出现，让女性挣脱了传统衣物与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追求自由与舒适的同时取回了自我身体的支配权。女影星落落大方地把身体肌肤暴露在公共媒体之上，为女性争得了合理的公共空间，引领了女性身体解放的大潮。
三、社交活动的增多——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
曾几何时，妇女终日不出大门，不过在家刺绣、织布、做家务度日，非节庆日难有外出的机会：曾几何时。妇女见了异性需含羞答答，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女学生为救济灾民上街义卖，仍被封建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以年轻女子，横行街市，成何体统”。女性在社会上公然活动，与男性公开接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道德败坏之举。
没有社交自由，没有社会活动空间，妇女解放就无从说起。进入消费时代，对妇女活动空间及其人身自由的控制已不再奏效。受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声光电色著称的上海率先在全国迈出了改革摧残妇女陋习的第一步。上海市民逐渐接纳了尊重婦女、合理消费、适时娱乐的现代观念。妇女走上了街头，走进了百货，尽情享受娱乐消费的乐趣。于一般人家的女子，女影星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于大户人家的女子，女影星又拥有更多的人身支配权。因此，女影星丰富的社交活动自然成了女性公共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典型。
凭着丰厚的财力与充分的自由，某些女影星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电影院、舞厅、百货公司……所有和时髦、摩登有关的场所，均能看见她们的身影。1927年出版的《中国影戏大观》提到，殷明珠、杨耐梅、陆美玲等人善交际。殷明珠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西名FF，舞厅、咖啡厅、歌厅是她最常出入的场所。杨耐梅热衷于交际，爱在公共场合尽出风头。有一回，她身着珠光闪闪的裙子和男性友人去“卡尔登”跳舞。艳压全场。只要在公众场合出现，女影星总是全场的焦点，身边不乏为其倾倒的异性。在此情形下，她们倒也落落大方，应付自如。可以说，女影星走到哪里，女性的公共空间就延伸到哪里。
女影星对体育运动的积极参与也体现了女性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女性解放与“强国保种”的神圣责任联系在一起。于是，女子体育开始兴盛，健康的体魄备受推崇。作为摩登女郎的最佳代表，电影明星之中有不少精通体育技能的。拍摄时对体育能力的要求，难不倒影星吴素馨，“盖其于骑射驾驶泅泳诸技能，均已练之有素”。肄业于上海务本、裨文女校的符曼丽，在时人看来是个“善运动，能驰马游泳御自由车”的时髦女郎。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骑马等运动，“体育皇后”黎莉莉是样样精通。女影星健康、活泼的形象，让世人见到了女性的能力与风姿，从而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各种媒体对女影星生活的报道，使女影星成为年轻一代的模仿对象。她们公众场合的各种活动，为女性公开社交的树立了榜样，推动着女性为扩大社会公共空间而不断努力。
四、结语
演员是现代化都市的一种新兴职业。女性冲出家庭的藩篱，选择拍摄电影为职业，以经济独立宣告与封建礼教的决裂，标志着女性自强自立的开始。女影星大方地在银幕上、媒体上表现自己，公然地在各种公众场合与异性交往，体现了女性公共空间的逐步扩大。
现代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很大程度归因于清朝政权的瓦解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古代妇女之所以丧失人身自由。被严酷的礼教束缚在闺阁之内，是因为她们没有就业权，只好依赖男性而成为政治牺牲品。“学而优则仕”，多少家庭出于政治、经济目的，严格遵守封建礼教。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加速了封建皇朝的灭亡。西方资本的进驻，使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中，伴随经济繁荣、物欲横流而来的是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以利为指向的新的价值观已为社会基本认同，消费与享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封建官僚体系的瓦解。商品经济时代的来临，价值观、世界观的现代化转变，均推动了女性解放的潮流，女性公共空间的扩大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