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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由于平山所处的地位比较重要，许多军队和地方领导机关云集平山。主要有：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部、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三四四旅、三五九旅六八八团、六八九团、晋察冀军区五团、冀中第一旅两个团、北方分局、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日报、边区银行、边区印刷厂、边区行政委员会、十几个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供给部、华北联大、抗大二分校、地委等。仅华北联大就有4000余人，五团有4700多人，加上其他机关驻军，经常有16000人左右。有时北岳军区和正定、灵寿、井陉、平定等邻县的县政府也来。百团大战期间，还供应十几个团的军需。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
这么多机关与军队的吃住、后勤供应、战时支前等问题，全落在了平山人民的肩上。平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光荣的任务，被誉为晋察冀抗日模范县。
完善各级机构
保证后勤支前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伪政府都吓跑了。为方便工作，八路军来到平山，首先建立了由李德忠、李葆华、胡伯瑜、栗再温、王昭、姜占春等人组成的民训处（即地委）和由何法章、崔秀兰等人组成的自卫会（县政府的前身），并成立了国共合作支前机构——动员分配委员会。1937年10月，成立了由姜占春、韩一均等人组成的县农会，提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不久，又成立了由赵子尚担任所长，由韩德安、张秀生、苏迪之、史左民、封振东等人参加的军用代办所，负责筹粮筹草，支援前线。1938年1月15日，在罗荣桓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由栗再温、徐达本、刘道生、姜占春、齐学韶等人组成的平山县政府。徐达本同志任县长，王昭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各区村政府机构相继建立，梁雨晴同志从部队调回担任了小觉区委书记。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后勤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这个口号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征粮出款的基本原则是合理负担，穷人出人，地富出粮出款。军队和机关住到哪里，就在哪里筹粮筹款，就地供应。首先动员一些囤集居奇的地主富农和小业主出粮出款，开明地主献粮献款，给其奖旗挂匾。抓典型，带一般，影响其他地富。全县闻名的北庄地主齐学韶（即涌泉）、元坊地主韩瑛、陡岭地主梁三魁等都是出粮出款的重点户，齐学韶前后出过粮食五百多石，还献过白洋、长短枪、骡子等，成了晋察冀边区有名的开明士绅，当时还编了赞颂他的歌曲，并把他选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担任了平山县政府实业科科长（1941年病逝）。一般中小地主、富农，也献了不少财物，南红岸宅富农李墨林一次出过10石粮食、50元白洋，并把几百棵大树逐步锯掉送给八路军烧柴。温塘、朱豪、回舍等一带的驻军大都烧过他的木柴。
随着驻军增多，负担加大，也向富裕中农分派了任务。群众把这种由县区直接向富裕户发通知单，派粮派款的办法称之为“出绑票”。此外，滹沱河沿岸是个天然粮仓，洪子店镇上有“四维长”“万顺昌”等几个大粮行，周围几个县也到这里赶集，一集可上近千石粮食，必要时在粮行和集市上购买一些粮食作为补充。
但是，随着驻军的急增，出绑票的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就改为在全县范围内逐级分配任务，通过县区村，分解到户。随后，又把土地列表造册，算成分数，除去人口（后加上农具）消耗，按分负担公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又过渡到以土地产量为基础，把农副商业统一计为收入，以小米为折算单位。除去免税点，产量越多，收入越大的累进率越高，负担公粮公款越多，这种办法称为“统一累进税”。
同时，还发动敌占区的党组织征收公粮，解放区组织自卫队晚上穿过封锁沟到敌占区背粮，仅1941年11月下旬，就发动自卫队3800多人，12次背回粮食131700斤。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军需民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先搞“二五”减租，即一石租子中，种地户向地主少交租2斗5升。后又发展到“三七五”退租，即一石租子中，地主最多收租不能超过3斗7升5合，超过部分退还给种地户，并保证租地户的永佃权。贷款利息也由原三分减为一分，1939年后，超过规定利息一倍者停收利息。对情节严重民愤大的，进行清算。后来，“统一累进税”和“二五减租”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又推广到了其他解放区。由于减轻了租佃户的负担，广大农民从政治上长了志气，从经济上得到了收益，参军支前的劲头更大了。
在大生产中，出现了男女老少总动员，军队、机关、老百姓齐参战的局面。兴水利，修河滩，开荒地，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涌现出了下盘松戎冠秀（后发展为拥军模范）、田兴张之文等劳动模范。由于男劳力支前任务大，在全县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戎冠秀式的小组，妇女劳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部队的给养，平时集中保管，定期发放，当地驻军一般5天领一次。日寇扫荡时，就化整为零，把公粮分散到户，坚壁清野，埋在地下或窑洞，敌人走后又挖出来。由于军民一条心，使日本这匹冲入火阵的野牛，走投无路，到处碰壁。
粮食加工，也基本上依靠群众解决。打起仗来就地加工，就地供应，也搞些烙饼、馒头等熟食直接送往前线。有时随部队流动供应，部队打到哪里，后勤就供到哪里。1939年冬，特务团打五台时，平山随军供应200多华里。
为保证驻军烧柴
全县大树基本伐光
县政府成立后，县设立了军需供应站，区设军需干事。后来县又设立了粮食局，区设粮秣和财政助理员，村设粮秣和财政委员。统一印制了粮票，按票逐月报账，逐步走上了正轨。
被服供应，开始从农村征收棉花，以棉换布或让群众纺线加工土布，同时也通过贸易局从敌占区购进一些布匹。军鞋加工均靠农村，按妇女劳力分配慰劳军鞋任务。起初，每年20多万双，有了被服厂后，农村主要负担纳鞋底任务，每年做军鞋10万双左右，并得到一点报酬。 住房是一件大事。机关驻军集中的地方和大路沿线诸村，住房十分紧张。为了给机关和军队让房，许多老百姓一家几代就挤在一个屋里。尤其是大路沿线村庄，几乎每天都有军队经过，村干部应接不暇。甚至还出现过“不成问题”的笑话。
“不成问题”当时是个新词，老百姓大都不解其义。有的人认为“不成问题”就是“办不到”。一天，一位打前站的军人到了小觉区牛居村，提出号300人的房子住宿，问村长成不成问题，村长说不成问题。结果大军到后，却容纳不下。又找到村长，村长说：“我说不成问题，不成问题。你看，放不下吧。”才知道他错误地领会了这个词的意义。后来这个故事变成了平山的一个歇后语：牛居村长——不成问题。
烧柴，也是一件大事。那时平山的山头、河旁、村内大树特别多，开始驻军走到哪里，就是烧村中的公树。随后是砍伐地主庄子上的大树，后又发展为向村分木柴任务，象征性的付一点钱，后来分配过少量的战备炭。抗战结束时，全县的大树基本上都伐光了。
运输任务也相当艰巨。开始，在机关和部队驻地附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抬担架，送粮草，支援前线。驻军和机关集中的村庄，基本上天天有运输任务，群众的负担很大。古道区由于后方机关集中，1941年11月份，18至50岁的男自卫队员，每人负担抗勤工24个。河坊区有一个村22头牲畜，一个月中连续送军粮26天，累计9万多斤。农忙时，县区对个别出工多的村，从外地抽调劳力支援该村生产，朱家沟、南文都等村就到南段峪、榆树坪一带帮助搞过春耕春播。后来根据史佐民等人的建议，把全县18岁以上的男劳力和骡、马、驴逐村等级造册，按里斤记工，县每年大体上平衡一次，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合理。
1979年9月，笔者进京征集平山党史，抗战时任军用代办所所长、时任国家煤炭部副部长的赵子尚同志无限感慨地说，那时机关和军队的衣食住行都是依靠老百姓解决的，大树全是我们伐掉的，平山人民贡献大啊！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平山共交纳救国公粮4533.6万斤、军草3340万斤，做军鞋67.3万双、军袜1948万双、棉衣13.2万套、军衣16.8万套、棉被14.4万床，纺线4万多斤。
全县共负担战勤8348万人次，其中男性4.9万人，女性3.2万人，男性累计出差2105.6万个，女性做战勤工2224万个。
另外，还募集了大量各类慰劳品。如1938年1月，一次慰劳部队猪、羊肉3000斤，大米8石，鸡蛋800斤，菜和鞋袜无数。合理负担粮食15万石，认购救国公债38万元，胜利公债3205.6万元，远远超出了边区政府下达的任务。
平山作为抗日模范县，全县人民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决了军队和后方机关的衣食住行、柴菜油盐、人吃马喂等问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平山人民用心血和汗水、生命和智慧，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
这么多机关与军队的吃住、后勤供应、战时支前等问题，全落在了平山人民的肩上。平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光荣的任务，被誉为晋察冀抗日模范县。
完善各级机构
保证后勤支前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伪政府都吓跑了。为方便工作，八路军来到平山，首先建立了由李德忠、李葆华、胡伯瑜、栗再温、王昭、姜占春等人组成的民训处（即地委）和由何法章、崔秀兰等人组成的自卫会（县政府的前身），并成立了国共合作支前机构——动员分配委员会。1937年10月，成立了由姜占春、韩一均等人组成的县农会，提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不久，又成立了由赵子尚担任所长，由韩德安、张秀生、苏迪之、史左民、封振东等人参加的军用代办所，负责筹粮筹草，支援前线。1938年1月15日，在罗荣桓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由栗再温、徐达本、刘道生、姜占春、齐学韶等人组成的平山县政府。徐达本同志任县长，王昭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各区村政府机构相继建立，梁雨晴同志从部队调回担任了小觉区委书记。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后勤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这个口号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征粮出款的基本原则是合理负担，穷人出人，地富出粮出款。军队和机关住到哪里，就在哪里筹粮筹款，就地供应。首先动员一些囤集居奇的地主富农和小业主出粮出款，开明地主献粮献款，给其奖旗挂匾。抓典型，带一般，影响其他地富。全县闻名的北庄地主齐学韶（即涌泉）、元坊地主韩瑛、陡岭地主梁三魁等都是出粮出款的重点户，齐学韶前后出过粮食五百多石，还献过白洋、长短枪、骡子等，成了晋察冀边区有名的开明士绅，当时还编了赞颂他的歌曲，并把他选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担任了平山县政府实业科科长（1941年病逝）。一般中小地主、富农，也献了不少财物，南红岸宅富农李墨林一次出过10石粮食、50元白洋，并把几百棵大树逐步锯掉送给八路军烧柴。温塘、朱豪、回舍等一带的驻军大都烧过他的木柴。
随着驻军增多，负担加大，也向富裕中农分派了任务。群众把这种由县区直接向富裕户发通知单，派粮派款的办法称之为“出绑票”。此外，滹沱河沿岸是个天然粮仓，洪子店镇上有“四维长”“万顺昌”等几个大粮行，周围几个县也到这里赶集，一集可上近千石粮食，必要时在粮行和集市上购买一些粮食作为补充。
但是，随着驻军的急增，出绑票的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就改为在全县范围内逐级分配任务，通过县区村，分解到户。随后，又把土地列表造册，算成分数，除去人口（后加上农具）消耗，按分负担公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又过渡到以土地产量为基础，把农副商业统一计为收入，以小米为折算单位。除去免税点，产量越多，收入越大的累进率越高，负担公粮公款越多，这种办法称为“统一累进税”。
同时，还发动敌占区的党组织征收公粮，解放区组织自卫队晚上穿过封锁沟到敌占区背粮，仅1941年11月下旬，就发动自卫队3800多人，12次背回粮食131700斤。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军需民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先搞“二五”减租，即一石租子中，种地户向地主少交租2斗5升。后又发展到“三七五”退租，即一石租子中，地主最多收租不能超过3斗7升5合，超过部分退还给种地户，并保证租地户的永佃权。贷款利息也由原三分减为一分，1939年后，超过规定利息一倍者停收利息。对情节严重民愤大的，进行清算。后来，“统一累进税”和“二五减租”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又推广到了其他解放区。由于减轻了租佃户的负担，广大农民从政治上长了志气，从经济上得到了收益，参军支前的劲头更大了。
在大生产中，出现了男女老少总动员，军队、机关、老百姓齐参战的局面。兴水利，修河滩，开荒地，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涌现出了下盘松戎冠秀（后发展为拥军模范）、田兴张之文等劳动模范。由于男劳力支前任务大，在全县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戎冠秀式的小组，妇女劳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部队的给养，平时集中保管，定期发放，当地驻军一般5天领一次。日寇扫荡时，就化整为零，把公粮分散到户，坚壁清野，埋在地下或窑洞，敌人走后又挖出来。由于军民一条心，使日本这匹冲入火阵的野牛，走投无路，到处碰壁。
粮食加工，也基本上依靠群众解决。打起仗来就地加工，就地供应，也搞些烙饼、馒头等熟食直接送往前线。有时随部队流动供应，部队打到哪里，后勤就供到哪里。1939年冬，特务团打五台时，平山随军供应200多华里。
为保证驻军烧柴
全县大树基本伐光
县政府成立后，县设立了军需供应站，区设军需干事。后来县又设立了粮食局，区设粮秣和财政助理员，村设粮秣和财政委员。统一印制了粮票，按票逐月报账，逐步走上了正轨。
被服供应，开始从农村征收棉花，以棉换布或让群众纺线加工土布，同时也通过贸易局从敌占区购进一些布匹。军鞋加工均靠农村，按妇女劳力分配慰劳军鞋任务。起初，每年20多万双，有了被服厂后，农村主要负担纳鞋底任务，每年做军鞋10万双左右，并得到一点报酬。 住房是一件大事。机关驻军集中的地方和大路沿线诸村，住房十分紧张。为了给机关和军队让房，许多老百姓一家几代就挤在一个屋里。尤其是大路沿线村庄，几乎每天都有军队经过，村干部应接不暇。甚至还出现过“不成问题”的笑话。
“不成问题”当时是个新词，老百姓大都不解其义。有的人认为“不成问题”就是“办不到”。一天，一位打前站的军人到了小觉区牛居村，提出号300人的房子住宿，问村长成不成问题，村长说不成问题。结果大军到后，却容纳不下。又找到村长，村长说：“我说不成问题，不成问题。你看，放不下吧。”才知道他错误地领会了这个词的意义。后来这个故事变成了平山的一个歇后语：牛居村长——不成问题。
烧柴，也是一件大事。那时平山的山头、河旁、村内大树特别多，开始驻军走到哪里，就是烧村中的公树。随后是砍伐地主庄子上的大树，后又发展为向村分木柴任务，象征性的付一点钱，后来分配过少量的战备炭。抗战结束时，全县的大树基本上都伐光了。
运输任务也相当艰巨。开始，在机关和部队驻地附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抬担架，送粮草，支援前线。驻军和机关集中的村庄，基本上天天有运输任务，群众的负担很大。古道区由于后方机关集中，1941年11月份，18至50岁的男自卫队员，每人负担抗勤工24个。河坊区有一个村22头牲畜，一个月中连续送军粮26天，累计9万多斤。农忙时，县区对个别出工多的村，从外地抽调劳力支援该村生产，朱家沟、南文都等村就到南段峪、榆树坪一带帮助搞过春耕春播。后来根据史佐民等人的建议，把全县18岁以上的男劳力和骡、马、驴逐村等级造册，按里斤记工，县每年大体上平衡一次，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合理。
1979年9月，笔者进京征集平山党史，抗战时任军用代办所所长、时任国家煤炭部副部长的赵子尚同志无限感慨地说，那时机关和军队的衣食住行都是依靠老百姓解决的，大树全是我们伐掉的，平山人民贡献大啊！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平山共交纳救国公粮4533.6万斤、军草3340万斤，做军鞋67.3万双、军袜1948万双、棉衣13.2万套、军衣16.8万套、棉被14.4万床，纺线4万多斤。
全县共负担战勤8348万人次，其中男性4.9万人，女性3.2万人，男性累计出差2105.6万个，女性做战勤工2224万个。
另外，还募集了大量各类慰劳品。如1938年1月，一次慰劳部队猪、羊肉3000斤，大米8石，鸡蛋800斤，菜和鞋袜无数。合理负担粮食15万石，认购救国公债38万元，胜利公债3205.6万元，远远超出了边区政府下达的任务。
平山作为抗日模范县，全县人民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决了军队和后方机关的衣食住行、柴菜油盐、人吃马喂等问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平山人民用心血和汗水、生命和智慧，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