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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创办者、馆主，樊建川并不掩饰他的自豪，“这肯定是全世界以个人力量创建的最大、最好的博物馆，空前的，毫无疑问”。
初见樊建川时，他正坐在博物馆对面、金桂酒店一间会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白炽灯下，烟雾中，可见他的眼睛有些泛红，大约是头天晚上跟朋友彻夜喝酒的缘故。正聊着，忽然有客来访，咨询某地段工程改造的问题。曾在部队里从事工程守备工作的樊建川，立马来了精神。他叫人递了张纸，一面画图，一面滔滔不绝地从施工安全、美观、用途、成本等方面给出建议。末了，他又在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大名，颇为自得地说：老子的锦囊妙计送给你，以后就连这张纸都是文物!值钱!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一 “病”四十年
关于收藏，大家更耳熟能详的是古玩、字画、保值增值这类字眼。但是，樊建川的收藏却很难—言以蔽之。
第一件藏品，是樊建川幼儿园时候的成绩单。至于为什么留着，他自己也说不清。不过，他想了—下，然后很肯定地给了个答案：有病——一种治不好的病，一种恋物癖。而从那以后，他几乎什么都收。而11年的军旅生涯，很多印象、观念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成了。
樊建川的收藏有古代，有近代，小至照片、名册、档案、书画、像章、瓷器、个人物品、家具，大到飞机坦克、日军碉堡，数量动辄百干，甚至以十万计。其中抗战文物是博物馆的主力。抗战中，3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御敌，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共有300万川人赴战。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川人居四。生于四川的樊建川虽是晋人后裔，但内心的震撼促使他决定做些什么。他不仅建了抗战馆，还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战俘馆”。樊建川在日本找到全师被俘的我军“第68师”全部资料，但国内根本没有任何记录。而在樊建川看来，如果无数革命先烈是共和国的基石，那么，巨大的战俘群体就是安放基石的那片朴实泥土。大饥荒时准广代食品的文件，樊建川也收藏了不少，包括许多科研机构对代食品的营养分析报告。当时粮食严重短缺，“代食品”盛行。尤其是一些文件里没有提及、但现实中会成为果腹之物的东西，比如高岭土，一种可以做雕塑的很白很细的泥土，川人所谓的白鳝泥。这玩意，进到肚子里出不来，不得不用手挖，出来的是一堆羊屎疙瘩。樊建川感叹说，“不到绝地，谁吃这个?!”此外，他还自言“买了一张好票，从9岁到19岁，坐在那里从头到尾看完了‘文革’”，因此收集了超大规模的“文革”物品。
如果说收藏战争，是为了和平；那么收藏灾难，则是为了安宁。汶川大地震发生一个月，樊建川就开办了临时展览，一年后正式博物馆开放，共收集了5万件实物，包括一辆被砸烂的运钞车，当时车里有数十万元现金，之后解放军将车清理出来，钱款交还给了银行。另一辆行进中被震石砸中的车，樊建川还想连巨石一起带走，但百吨吊车也奈何不了，只好作罢。他还在该馆建了一面遇难同胞障念墙，竭尽全力收集了3000余人的照片，而且人人皆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遇难地点。“7·23”动车事故后，樊建川拉了两个集装箱的物品回博物馆……
40年来，樊建川收藏了逾800万件物品，除了收藏战争、灾难之外，他还“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传承，收藏民俗”。其中137件已经被国家相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展出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东西看似“破烂儿”，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财富。
搞收藏，市场地摊、旧货商店属必往之地，樊建川也不例外。此外，樊建川还另有创意。
当年，为了收集“文革”时期的镜子，樊建川突发奇想找了辆卡车，安上大喇叭，然后拉上一车新镜子穿街走巷扯着嗓子喊：有个四川来的，特别傻、特别傻的傻瓜，要用新镜子换旧镜子，还补钱……结果，—下子就到手5万面。
有时候，历史亲历者造访博物馆，或携文物来捐，或答应捐。有时候，樊建川选择主动出击，把主意打到了别人家里。罗瑞卿之子把他的行为命名为“上门扫荡”。
某次拜访百岁高龄的张震将军，樊建川看上了人家家里70年代的老式沙发、茶几，于是张口索要，对方只好如他所愿。甚至连对岸的国民党“前院长”郝柏村也不放过。那日，他到郝家，与这位抗战研究专家相谈甚欢。临别时，见茶几上郝老的茶杯，为原“行政院长”李焕所赠，因为李焕亦参加过抗战，樊建川提出要收藏此杯。郝柏村有些意外，“我正在喝茶呀”。樊建川说，“倒了即可”，于是麻利地倒茶洗杯。赤柏村抚额大笑，一旁的秘书则苦笑指其“大胆”，敢抢“院长”水怀……
经商之余，樊建川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做考证熬夜写作。其间，除了辛苦劳累，还有别人的不解。朋友说，你真是樊哈儿，收藏这些东西干啥?这是该政府干的活儿。有时，樊建川也自问，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身为同行的马未都，曾造访博物馆，称樊建川的仓库为“证据库”，并欣然题词：证据的力量。樊建川自嘲他们二人是一对难兄难弟，而后者感慨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樊建川喜欢用“猛馆”来形容他的博物馆。“因为没搞过”，所以“无知唐无畏”，于是有了战俘馆、国军馆、红色生活馆等一批惊心动魄的陈列构想。而更“无限的”猛，还在于未建成部分。比姬建“改革开放30年”系列馆，一年一个走进去，会有伴随时代前进之感”。而且，一个馆的容量大概能供人驻足40分钟，他不想累着参观者，“如同学校里的一堂课，大家能持续集中精神也就那么长时间”。他把博物馆视为历史记录者，记录的是一个民族的经验、教训。而在这一点上，个人记忆、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一样重要。“我不想当乌鸦，我只是个敲钟人。”
博物馆?游乐场?
从2001到2003年，樊建川带着藏品到成都、北京、香港展览了一圈，建博物馆的愿望日益迫切起来，2003年，樊建川通过商业地产拍卖，拿下了大邑县安仁镇500亩的地块，决心建30座博物馆。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有刘文彩庄园等知名场所，无论是建别墅、办农家乐、修客栈、搞会展中心，都会很赚钱。别人以为这下他发了，没想到，他打算做“赔本生意”。
1993年，时任宜宾市副市长的他，月入不过200余元，刚够养家糊口。于是，他决定辞职下海，到成都闯荡。初到省城，可谓“两眼一抹黑”，但所幸之前的经历和经验发挥了作用。创业之后，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也算顺风顺水。他很少打广告，房价也略低一点，虽然利润上有些许损失，但是没什么纠纷，口碑也一直不错。几年时间，他就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富豪榜，“最高时大约排在280名”。
此后，樊建川的收藏开始规模化，并一掷千金。然后“头脑一热，娃儿落地”了。但“娃儿”的“抚养、教育”着实让樊建川发愁甚至恼火。500亩地，20个馆，每天一开门迎客就意味着口袋里要飞出去8万块——水电费、绿化费、维修费……外 加500名员工的工资。为此，樊建川先后卖掉了自己的部分产业，包括位于市区的办公楼、加油站、地下停车场以及几家小公司。2010年，他在富豪榜上的排名降至600名左右。2011年，已经掉到了800名上下。2012年，樊建川估计自己要在1000名开外了。但他认为，所谓财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计算方法，“因为我的文物很值钱啊!”
回想多年来的艰辛，樊建川总结出了私人建博物馆的几条原则：首先得有信仰，有热情；其次是能征集到文物，既要数量，又要质量；三是能筹到大笔资金，懂得维护博物馆；此外，还要能忍受长期亏损，承受得起生存的压力。他说，建博物馆对他而言，是心灵的安慰。况且，也不花纳税人的钱。眼下，房地产赚钱，连央企都冲进去了，而博物馆却少有人干，仅1％，而美国的私立博物馆却高达60％。因此，他告诉自己，不能牺牲，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博物馆靠财政运转，民间博物馆靠市场也能运转。
在樊建川看来，博物馆就是一个造血低能儿，要赚钱，必须靠商业。他在边想边做中大胆挑战人们对博物馆的既有认知，创造了一个全新概念：博物馆聚落。他觉得，其实这里不应该叫博物馆，而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文化休闲场所。“只有西方才把博物馆搞成—种庄严神圣、要让人顶礼膜拜的场所，我想颠覆和消解这种模式，这就是我做这个博物馆的依据，其实每个人都有博物馆，每个家庭都有博物馆。”
踏进建川博物馆的售票大厅，迎面而来的就是书写在一面约20平方米墙壁上的“馆主自白”，颇有袍哥风范。“自白”中坦言，所谓聚落，是一种兼容文化与物质(消费)的产物，是博物馆也是商业，“两者相互支撑，白头到老”。
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其中一部分。无论走到哪儿，樊建川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打扮——T恤，迷彩裤，大头皮鞋。乍看很普通，特别之处在于T恤衫胸前那堆方块字，无论黑底还是蓝底，它都是红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署名是毛泽东。2011年春，李肇星夫妇前去参观，樊建川送了他们一人一件，算作“情侣衫”。而这不过是博物馆开发的200余种T恤之一。而其中销售奇好的一款，究其原因，居然是因为上面印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语)”——热爱麻将的成都人民把它当作了“战袍”。
旅游纪念品之外，还有博物馆的门票收入、餐厅、酒店，以及樊建川“卖唱”出CD，等等，两年前博物馆终于开始出现收支平衡，樊建川坦言这“很了不起了”。他说，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从长远来说肯定会赚钱，但目前投资建设花费很大。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用另一块盈利来补偿博物馆开支的原因。为此，每周一他会在成都的建川实业集团上班。
苦，并快乐着
樊建川一直在收集抗美援朝、珍宝岛之战、对印反击战、西沙反击战、对越自卫战，援越战争……等局部战争的文物。作为一个退役军人，他的考虑很简单：这些战友牺牲时很年轻，他们不是为自己去战斗的。而将来，总会有用的。有些馆已经开了，或已竣工，比如知青馆、老公馆家具馆、中医药馆、侵华日军馆、72行馆、江湖帮派、农民工馆、民营企业馆……他说，博物馆应该像超市一样，大家爱看什么看什么。
这么多馆，费钱不算，很多至今通不过审批。而闲置的土地，被樊建川80多岁老母开出几块，种上了花生、丝瓜、冬瓜、小葱、番茄，一片丰收状态。被“审查审批把脑壳都整大了”的樊建川也明白，自己“尽整些杀人放火、凄凉悲壮的主题，又费马达又费油。经常是割卵子敬神，神得罪了，人又痛死了。欺哄唬诈，是非缠绕”。2003年，国民党抗战馆建起时，四面八方“好多说法”。2005年开馆至今，参观者百万，没想到“风平浪静”。所以，樊建川相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越是遮的盖的怕的捂的封杀的，越是猜的疑的传的煽的聚焦的”。
虽是赔本生意，虽然苦不堪言，但樊建川也直言，还是有“利”可图的——“我就图个名，而且这个名就是我死了以后的名，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叫做利益的话，我认了。300年以后，有人还会提起，说300年前有个樊建川干了这么个事儿，干得还不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利。”这个“利”，支撑着樊建川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博物馆搅拌在了一起。只要不出差，他必在博物馆某处。逢年过节，他都会留下来跟员工一起值班。为此，他送自己一个爱称——馆奴。
“馆奴”虽苦，却也自得其乐。
买到好东西，樊建川难掩得意。比如他有一万多张老地契，从明清、民国、汉奸政府一路到了新中国，应有尽有。最意外的是一张解放初期扩建天安门的地契，虽然只有五分地。樊建川因此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2008年，布莱恩特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同科“同学”为老布什先生……
此外，毛泽东在成都的办公桌，樊建川购得后自用六载。一件文革手绘茶具，他泡了20年。一套清代老酸枝木椅，在亲密接触了民国以来多位中外元首之后，如今落到了樊建川的屁股底下。很快，—张抽着烟的得意之照发上了微博。
全馆禁烟，他却是唯一有权边巡馆边吸烟的人，甚至还登上被拦在警界线之内其他人只可近观的坦克大炮，坐在引擎盖上一番吞云吐雾。
自腾冲购得八枚二战美军铜扣后，樊建川将之装配在了自己的黄呢子大衣上，然后兴奋地披起，踱步。一个在广州淘到的“青天白日”玻璃烟灰缸，樊建川纳闷，“这样易碎娇嫩的身子骨，是怎么熬到现在的?”。仔细端详，原来是有土锈护佑，这个被樊建川称为“九条命”的烟灰缸，他也留下自用了。而丰子恺1958年送给四川残废军人演出队的一幅画，因有“残废、军人、耐寒、坚强、英雄”等字样，极对樊建川胃口，于是购下挂在办公室里……文物仓库，俨然成了自家“书房”。
建馆八年后，30座博物馆基本成型，樊建川也在壮士广场对面给自己建了个办公室，打算“活着的时候在里面办公，死了之后守护这些‘壮士’”。而办公桌，是一个四吨重的旧机床钢座，樊建川说它“经久耐用的很，只不过今后骂人可以，拍不成桌子了”。
博物馆对他而言，虽苦，更是乐。但是，对别人未必如此。樊建川深知这一点。他父亲那代人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而他这代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到他女儿这代，“皇军”已成了遥远的传说，他们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而他此生只有一个女儿，他也不想把博物馆留给孩子，成为她终身的负担。所以，尚未迈入花甲之年的他早早开始安排起以后的事。他决定把博物馆捐给成都市政府。他写了捐赠书，正经八百地按了手印。尽管“老婆想不通，但一个礼拜之后也签字了”。价值几十亿的博物馆，就这么捐出去了。作为一名老党员，樊建川说在这件事上他相信政府甚于亲人。
樊建川还在为博物馆忙碌着。他想把博物馆开出去，“起步价”是20个馆。而2012新年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他受邀到多所大学发表演讲，继续讲述历史，宣传他的“赔本生意”。他说，博物馆“活”好了，我们才能指望它发挥功效——让所有国人多看看，多想想，对那些战争遗忘得慢些，再慢些。
初见樊建川时，他正坐在博物馆对面、金桂酒店一间会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白炽灯下，烟雾中，可见他的眼睛有些泛红，大约是头天晚上跟朋友彻夜喝酒的缘故。正聊着，忽然有客来访，咨询某地段工程改造的问题。曾在部队里从事工程守备工作的樊建川，立马来了精神。他叫人递了张纸，一面画图，一面滔滔不绝地从施工安全、美观、用途、成本等方面给出建议。末了，他又在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大名，颇为自得地说：老子的锦囊妙计送给你，以后就连这张纸都是文物!值钱!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一 “病”四十年
关于收藏，大家更耳熟能详的是古玩、字画、保值增值这类字眼。但是，樊建川的收藏却很难—言以蔽之。
第一件藏品，是樊建川幼儿园时候的成绩单。至于为什么留着，他自己也说不清。不过，他想了—下，然后很肯定地给了个答案：有病——一种治不好的病，一种恋物癖。而从那以后，他几乎什么都收。而11年的军旅生涯，很多印象、观念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成了。
樊建川的收藏有古代，有近代，小至照片、名册、档案、书画、像章、瓷器、个人物品、家具，大到飞机坦克、日军碉堡，数量动辄百干，甚至以十万计。其中抗战文物是博物馆的主力。抗战中，3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御敌，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共有300万川人赴战。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川人居四。生于四川的樊建川虽是晋人后裔，但内心的震撼促使他决定做些什么。他不仅建了抗战馆，还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战俘馆”。樊建川在日本找到全师被俘的我军“第68师”全部资料，但国内根本没有任何记录。而在樊建川看来，如果无数革命先烈是共和国的基石，那么，巨大的战俘群体就是安放基石的那片朴实泥土。大饥荒时准广代食品的文件，樊建川也收藏了不少，包括许多科研机构对代食品的营养分析报告。当时粮食严重短缺，“代食品”盛行。尤其是一些文件里没有提及、但现实中会成为果腹之物的东西，比如高岭土，一种可以做雕塑的很白很细的泥土，川人所谓的白鳝泥。这玩意，进到肚子里出不来，不得不用手挖，出来的是一堆羊屎疙瘩。樊建川感叹说，“不到绝地，谁吃这个?!”此外，他还自言“买了一张好票，从9岁到19岁，坐在那里从头到尾看完了‘文革’”，因此收集了超大规模的“文革”物品。
如果说收藏战争，是为了和平；那么收藏灾难，则是为了安宁。汶川大地震发生一个月，樊建川就开办了临时展览，一年后正式博物馆开放，共收集了5万件实物，包括一辆被砸烂的运钞车，当时车里有数十万元现金，之后解放军将车清理出来，钱款交还给了银行。另一辆行进中被震石砸中的车，樊建川还想连巨石一起带走，但百吨吊车也奈何不了，只好作罢。他还在该馆建了一面遇难同胞障念墙，竭尽全力收集了3000余人的照片，而且人人皆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遇难地点。“7·23”动车事故后，樊建川拉了两个集装箱的物品回博物馆……
40年来，樊建川收藏了逾800万件物品，除了收藏战争、灾难之外，他还“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传承，收藏民俗”。其中137件已经被国家相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展出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东西看似“破烂儿”，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财富。
搞收藏，市场地摊、旧货商店属必往之地，樊建川也不例外。此外，樊建川还另有创意。
当年，为了收集“文革”时期的镜子，樊建川突发奇想找了辆卡车，安上大喇叭，然后拉上一车新镜子穿街走巷扯着嗓子喊：有个四川来的，特别傻、特别傻的傻瓜，要用新镜子换旧镜子，还补钱……结果，—下子就到手5万面。
有时候，历史亲历者造访博物馆，或携文物来捐，或答应捐。有时候，樊建川选择主动出击，把主意打到了别人家里。罗瑞卿之子把他的行为命名为“上门扫荡”。
某次拜访百岁高龄的张震将军，樊建川看上了人家家里70年代的老式沙发、茶几，于是张口索要，对方只好如他所愿。甚至连对岸的国民党“前院长”郝柏村也不放过。那日，他到郝家，与这位抗战研究专家相谈甚欢。临别时，见茶几上郝老的茶杯，为原“行政院长”李焕所赠，因为李焕亦参加过抗战，樊建川提出要收藏此杯。郝柏村有些意外，“我正在喝茶呀”。樊建川说，“倒了即可”，于是麻利地倒茶洗杯。赤柏村抚额大笑，一旁的秘书则苦笑指其“大胆”，敢抢“院长”水怀……
经商之余，樊建川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做考证熬夜写作。其间，除了辛苦劳累，还有别人的不解。朋友说，你真是樊哈儿，收藏这些东西干啥?这是该政府干的活儿。有时，樊建川也自问，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身为同行的马未都，曾造访博物馆，称樊建川的仓库为“证据库”，并欣然题词：证据的力量。樊建川自嘲他们二人是一对难兄难弟，而后者感慨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樊建川喜欢用“猛馆”来形容他的博物馆。“因为没搞过”，所以“无知唐无畏”，于是有了战俘馆、国军馆、红色生活馆等一批惊心动魄的陈列构想。而更“无限的”猛，还在于未建成部分。比姬建“改革开放30年”系列馆，一年一个走进去，会有伴随时代前进之感”。而且，一个馆的容量大概能供人驻足40分钟，他不想累着参观者，“如同学校里的一堂课，大家能持续集中精神也就那么长时间”。他把博物馆视为历史记录者，记录的是一个民族的经验、教训。而在这一点上，个人记忆、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一样重要。“我不想当乌鸦，我只是个敲钟人。”
博物馆?游乐场?
从2001到2003年，樊建川带着藏品到成都、北京、香港展览了一圈，建博物馆的愿望日益迫切起来，2003年，樊建川通过商业地产拍卖，拿下了大邑县安仁镇500亩的地块，决心建30座博物馆。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有刘文彩庄园等知名场所，无论是建别墅、办农家乐、修客栈、搞会展中心，都会很赚钱。别人以为这下他发了，没想到，他打算做“赔本生意”。
1993年，时任宜宾市副市长的他，月入不过200余元，刚够养家糊口。于是，他决定辞职下海，到成都闯荡。初到省城，可谓“两眼一抹黑”，但所幸之前的经历和经验发挥了作用。创业之后，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也算顺风顺水。他很少打广告，房价也略低一点，虽然利润上有些许损失，但是没什么纠纷，口碑也一直不错。几年时间，他就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富豪榜，“最高时大约排在280名”。
此后，樊建川的收藏开始规模化，并一掷千金。然后“头脑一热，娃儿落地”了。但“娃儿”的“抚养、教育”着实让樊建川发愁甚至恼火。500亩地，20个馆，每天一开门迎客就意味着口袋里要飞出去8万块——水电费、绿化费、维修费……外 加500名员工的工资。为此，樊建川先后卖掉了自己的部分产业，包括位于市区的办公楼、加油站、地下停车场以及几家小公司。2010年，他在富豪榜上的排名降至600名左右。2011年，已经掉到了800名上下。2012年，樊建川估计自己要在1000名开外了。但他认为，所谓财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计算方法，“因为我的文物很值钱啊!”
回想多年来的艰辛，樊建川总结出了私人建博物馆的几条原则：首先得有信仰，有热情；其次是能征集到文物，既要数量，又要质量；三是能筹到大笔资金，懂得维护博物馆；此外，还要能忍受长期亏损，承受得起生存的压力。他说，建博物馆对他而言，是心灵的安慰。况且，也不花纳税人的钱。眼下，房地产赚钱，连央企都冲进去了，而博物馆却少有人干，仅1％，而美国的私立博物馆却高达60％。因此，他告诉自己，不能牺牲，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博物馆靠财政运转，民间博物馆靠市场也能运转。
在樊建川看来，博物馆就是一个造血低能儿，要赚钱，必须靠商业。他在边想边做中大胆挑战人们对博物馆的既有认知，创造了一个全新概念：博物馆聚落。他觉得，其实这里不应该叫博物馆，而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文化休闲场所。“只有西方才把博物馆搞成—种庄严神圣、要让人顶礼膜拜的场所，我想颠覆和消解这种模式，这就是我做这个博物馆的依据，其实每个人都有博物馆，每个家庭都有博物馆。”
踏进建川博物馆的售票大厅，迎面而来的就是书写在一面约20平方米墙壁上的“馆主自白”，颇有袍哥风范。“自白”中坦言，所谓聚落，是一种兼容文化与物质(消费)的产物，是博物馆也是商业，“两者相互支撑，白头到老”。
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其中一部分。无论走到哪儿，樊建川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打扮——T恤，迷彩裤，大头皮鞋。乍看很普通，特别之处在于T恤衫胸前那堆方块字，无论黑底还是蓝底，它都是红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署名是毛泽东。2011年春，李肇星夫妇前去参观，樊建川送了他们一人一件，算作“情侣衫”。而这不过是博物馆开发的200余种T恤之一。而其中销售奇好的一款，究其原因，居然是因为上面印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语)”——热爱麻将的成都人民把它当作了“战袍”。
旅游纪念品之外，还有博物馆的门票收入、餐厅、酒店，以及樊建川“卖唱”出CD，等等，两年前博物馆终于开始出现收支平衡，樊建川坦言这“很了不起了”。他说，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从长远来说肯定会赚钱，但目前投资建设花费很大。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用另一块盈利来补偿博物馆开支的原因。为此，每周一他会在成都的建川实业集团上班。
苦，并快乐着
樊建川一直在收集抗美援朝、珍宝岛之战、对印反击战、西沙反击战、对越自卫战，援越战争……等局部战争的文物。作为一个退役军人，他的考虑很简单：这些战友牺牲时很年轻，他们不是为自己去战斗的。而将来，总会有用的。有些馆已经开了，或已竣工，比如知青馆、老公馆家具馆、中医药馆、侵华日军馆、72行馆、江湖帮派、农民工馆、民营企业馆……他说，博物馆应该像超市一样，大家爱看什么看什么。
这么多馆，费钱不算，很多至今通不过审批。而闲置的土地，被樊建川80多岁老母开出几块，种上了花生、丝瓜、冬瓜、小葱、番茄，一片丰收状态。被“审查审批把脑壳都整大了”的樊建川也明白，自己“尽整些杀人放火、凄凉悲壮的主题，又费马达又费油。经常是割卵子敬神，神得罪了，人又痛死了。欺哄唬诈，是非缠绕”。2003年，国民党抗战馆建起时，四面八方“好多说法”。2005年开馆至今，参观者百万，没想到“风平浪静”。所以，樊建川相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越是遮的盖的怕的捂的封杀的，越是猜的疑的传的煽的聚焦的”。
虽是赔本生意，虽然苦不堪言，但樊建川也直言，还是有“利”可图的——“我就图个名，而且这个名就是我死了以后的名，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叫做利益的话，我认了。300年以后，有人还会提起，说300年前有个樊建川干了这么个事儿，干得还不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利。”这个“利”，支撑着樊建川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博物馆搅拌在了一起。只要不出差，他必在博物馆某处。逢年过节，他都会留下来跟员工一起值班。为此，他送自己一个爱称——馆奴。
“馆奴”虽苦，却也自得其乐。
买到好东西，樊建川难掩得意。比如他有一万多张老地契，从明清、民国、汉奸政府一路到了新中国，应有尽有。最意外的是一张解放初期扩建天安门的地契，虽然只有五分地。樊建川因此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2008年，布莱恩特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同科“同学”为老布什先生……
此外，毛泽东在成都的办公桌，樊建川购得后自用六载。一件文革手绘茶具，他泡了20年。一套清代老酸枝木椅，在亲密接触了民国以来多位中外元首之后，如今落到了樊建川的屁股底下。很快，—张抽着烟的得意之照发上了微博。
全馆禁烟，他却是唯一有权边巡馆边吸烟的人，甚至还登上被拦在警界线之内其他人只可近观的坦克大炮，坐在引擎盖上一番吞云吐雾。
自腾冲购得八枚二战美军铜扣后，樊建川将之装配在了自己的黄呢子大衣上，然后兴奋地披起，踱步。一个在广州淘到的“青天白日”玻璃烟灰缸，樊建川纳闷，“这样易碎娇嫩的身子骨，是怎么熬到现在的?”。仔细端详，原来是有土锈护佑，这个被樊建川称为“九条命”的烟灰缸，他也留下自用了。而丰子恺1958年送给四川残废军人演出队的一幅画，因有“残废、军人、耐寒、坚强、英雄”等字样，极对樊建川胃口，于是购下挂在办公室里……文物仓库，俨然成了自家“书房”。
建馆八年后，30座博物馆基本成型，樊建川也在壮士广场对面给自己建了个办公室，打算“活着的时候在里面办公，死了之后守护这些‘壮士’”。而办公桌，是一个四吨重的旧机床钢座，樊建川说它“经久耐用的很，只不过今后骂人可以，拍不成桌子了”。
博物馆对他而言，虽苦，更是乐。但是，对别人未必如此。樊建川深知这一点。他父亲那代人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而他这代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到他女儿这代，“皇军”已成了遥远的传说，他们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而他此生只有一个女儿，他也不想把博物馆留给孩子，成为她终身的负担。所以，尚未迈入花甲之年的他早早开始安排起以后的事。他决定把博物馆捐给成都市政府。他写了捐赠书，正经八百地按了手印。尽管“老婆想不通，但一个礼拜之后也签字了”。价值几十亿的博物馆，就这么捐出去了。作为一名老党员，樊建川说在这件事上他相信政府甚于亲人。
樊建川还在为博物馆忙碌着。他想把博物馆开出去，“起步价”是20个馆。而2012新年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他受邀到多所大学发表演讲，继续讲述历史，宣传他的“赔本生意”。他说，博物馆“活”好了，我们才能指望它发挥功效——让所有国人多看看，多想想，对那些战争遗忘得慢些，再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