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瑞典，新冠病毒已造成了最初的几例死亡病例。基于对公民个人责任感的信任，当地政府选择了一种较为宽松的隔离政策。因此，在疫情期间，当全球一半的人都处于隔离状态时，瑞典人却在露台上玩乐，尤其是健康的年轻人。这是几十年来的安逸和稳定所带来的结果。
　　然而，当瑞典的年轻人在春日阳光下享受美酒时，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里却正上演着戏剧性的一幕。这种对老年人尤为致命的病毒，已经开始流行了。两个月后，在当地卫生机构的统计结果中，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大部分都是超过70岁的老人，且一半的死亡都发生在家里。“我们没能保护好老年人，这是我们社会的失败。”瑞典卫生部部长说。
　　显然，失败的不只有瑞典。在几乎全世界，新冠病毒造成的老年人死亡率都是与其人口占比不相称的。居民住宅是主要的死亡地点。西班牙国家卫生部数据显示，全国死在家里的老年人已占到总数的69%。
　　在英国，疫情之初，政府拒绝公开老年人的死亡数量，但一些关爱老年组织，如“老年英国”，称病毒在老年群体中已经是“暴走”状态了。五月底，国家统计中心公布，新冠病毒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造成的死亡病例中，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七月初估计，新冠病毒在美国造成的死亡病例中，约1/4发生在养老院。但在其他的分析报告中，这一比例提高了近一倍。
　　这是怎么了？在被视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标榜为“社会民主摇篮”的瑞典、非常重视家庭的西班牙和执着于过去的英国，老人为何如此弱势、不受保护？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变得就像是哲学家维克多·戈麦斯所描述的：“老人的形象正逐渐被否定，不只在社会里，在家庭中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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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确定的是，老人的形象正在加速贬值。如今，正如社会学家皮拉尔·艾斯加里奥指出的，老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不只是物理上的，更是道德上的。这种冷漠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缺失，而且是对一代人的不公平。

　　历史上，老人一直是受尊重的，尤其是在那些没有书面语言、知识靠口头传述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一直是传统与智慧的守卫者，也是冲突的最佳仲裁者。在原始社会中，高龄代表着一种特权，卡洛斯·马杜拉那医生说：“那是一种必须在神灵的帮助下，才可能达成的功绩。”
　　在古代，老人是权力的拥有者。希腊还诞生了“老人政治”——掌权者都是老人。直到20世纪，这种政治都还富有生命力，如在苏联。而在一些总统年龄较大的国家，如意大利，老人政治仍存在于最高的司法部门中。在梵蒂冈，要想成为教皇，年龄资历是最基本的条件。
　　过去也是如此。在斯巴达，最重要的管理机构之一——长老会议，就是由28个60岁以上的成员组成的。在古罗马，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写出了《论老年》，其中的“Senatus”就是指拥有权力的元老院，意为“老人的会议”。而在古埃及，与所有原始文明一样，长寿被认为是超自然的。
　　在希伯来文明中，老人被认为是能与上帝沟通的人。马杜拉那指出，这一点能够在《旧约》中找到好几个例子，如摩西在作决定前都会询问上帝，而后，上帝会对他说：“去吧，把以色列的老人都聚集起来，并告诉他们。”又或是吩咐他说：“去到人民面前，带着以色列的老人们。”马杜拉那在《历史上的老人》一文中强调称，在希伯来社会，“老人会议”的权力是“强大且不容置疑的”。
　　这种权力在中世纪时被削弱了。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称，中世纪社会无视老人政治，但老人在作为受尊敬的象征性形象上还保有价值。他们是历史记忆的守护人，仍会被要求成为仲裁者。中世纪是战士和十字军的时代，马杜拉那说：“强者至上，老人的处境自然就不利。”但他同时也指出，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是对老人有利的，因为当时的主要易感人群是小孩和青年。15世纪流行的天花也是如此。“在有些情况下，老人会成为一家之主……瘟疫帮助了老人，让他们获得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

| 更小的影响，更多的关注 |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和艺术的追崇占据主流，老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从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只有睿智又可敬的老人形象才会被接受。而从18世纪开始，欧洲在对于老年群体的特殊照顾方面有了进步。1740年，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女王修建了第一所养老院。1880年，德意志宰相俾斯麦创立了后来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之一——养老金制度。1903年，俄国科学家伊利亚·梅契尼科夫提出“老年学”这一概念，即专门研究老年的科学。
　　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从20世纪末起，人口金字塔在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倒转。出生率下降，而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在增长。这种变化反映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今的60岁与20年前的60岁已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70岁、80岁……人们对年龄的感知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老年学家安娜·傅雷克萨斯指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也比社会视角中的自己要年轻得多。”
　　在这个痴迷于追求青春与美的世界里，年老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阻碍。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戏剧化的现象？经济发展、工业化和高速的技术革命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类学家嘉瑞德·戴尔蒙德认为：“社会是否会关照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群体有多大的用处。”
　　82岁的戴尔蒙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研究不同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他发现，即使在那些最传统的，理论上最敬老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代际间的利益冲突。在某些社会，当老人不再有用时，就会被抛弃（玻利维亚西里奥诺人）、被迫自杀（北美因纽特人），甚至会直接被杀（巴拉圭亚契人）。戴尔蒙德认为，代际关系取决于环境，但社会价值观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戴尔蒙德提到，在东南亚等地的儒家传统中，不赡养父母是为人所不齿的。地中海地区也有类似情况，那里对家庭的重视源于父权制的传统。在这种可追溯至古罗马人和希伯来人的文化体系中，最大的权力会被赋予最年长的男性。

　　而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工业化国家中，很流行独立于父母的单居制生活。戴尔蒙德写道：“在那里，老人都不和自己的孩子住一起。照顾老人变得更复杂了，哪怕孩子们愿意这样做。”
　　然而，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生产率等概念，已经对全世界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包括西班牙。要知道，在不久以前，与祖父母同住可是西班牙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以及它对老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在促使我们反思自身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毕竟，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可以经历的人生阶段。
　　[编译自西班牙《先锋报》]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