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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县背后所忽略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问题，既是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形成的，也是现行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还有工业化推进阶段认识局限性等原因
百强县在为县域经济树立标杆的同时，不能忽略其付出的发展代价。
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付出沉重代价
个别百强县经济发展的代价突出表现在，耕地非农占用加快、能源资源消耗加大、环境污染损害加剧。由于在实施“工业强县”的过程中不注意土地的集约使用，对招商项目用地控制不严，部分百强县已过早出现土地资源的短缺。尤其是耕地减少进程加快，某县级市的调查显示，“十五”期间耕地减少面积占到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总量的30%；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现象严重，良田比例正逐年缩小。
从能源资源的消耗看，由于县域内的工业企业多数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单位产值的能耗和物耗水平通常比大企业高出数倍，以致每创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已由十多年前的1.5亿元左右普遍提高到目前的3亿元以上，这种高投入实际包含着对钢铁、水泥、电力等主要生产资料和能源的大量需求和耗减。
再来看环境代价，以某百强县为例，该县级市每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在28万吨以上，工业废气在1.6亿立方米左右，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在5000吨左右，这些标准虽比全国平均水平略低，但均高出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主要包括，一是工业污水对整体水质的污染面扩大。2004年该市64.4%的河段水质低于Ⅲ类标准，这一比例比全国、全省分别高出6.2和16.5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废气对气候和降雨的污染，造成酸雨状况趋于严重，三是导致环境治理成本成倍增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近期的太湖污染事件暴露出这种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百强县背后所忽略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问题，既是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形成的，也是现行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还有工业化推进阶段认识局限性等原因。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一个谋求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百强县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积极探索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要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在前列，为全国县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矫正传统发展误区，切实增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
国外早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误区迄今仍然存留在我们社会中，比如，过于偏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把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害及其修复看作是独立于经济增长之外的活动，而不是应扣除的成本。这种发展观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资本大量增加，而自然资本大量损失；经济发展长期循着“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线性模式运行。国内外经验均已表明，这种发展是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自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各地区开始反思并摈弃传统的发展理念，资源环境意识有了较大提升，但在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中传统的惯性还很强，仍然存在一味追求GDP总量和增速，而较少认真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倾向。他们关注较多地是本县（市）在百强县中的排名能否往上移或担心被别的县超过；但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敷衍了事，对企业排污睁一眼闭一眼，对环保投入不甚积极。对此，一方面要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办事，严格执法；同时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对县域各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居民，广泛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形成全社会重视节约和环保的良好氛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逐步由资源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取得经济高增长，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依靠低廉劳力、低价格和多数量的加工贸易获取出口外汇收益。这两方面的粗放增长在百强县发展早期最为明显，现在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不下力气改变这种粗放模式，我国资源能源总量将会加快耗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安全将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和工业化的驱动要由资源、资本驱动，转向包括观念、技术、制度在内的创新驱动，尤其要增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大城市，县域层次在人才素质、科技条件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向创新驱动努力的方向必须尽早确立。随着百强县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开始重视并逐步加大在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上的投入；注重采用现代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下决心关闭淘汰高耗能、高耗料、高污染的五小企业；不仅要注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也要关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改变县域经济中服务业比重普遍偏低的状况，逐步使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向第三产业领域转移。此外，要根据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适时调整出口生产结构，增加高附加值和自主研发产品的份额。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有效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目前，在县域经济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环境污染的社会化、外部化缺乏足够认识，认为生产经营是企业份内的事，而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社会、政府该管的事。同时，企业管理中也没有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成本核算范围；政府对企业超标排污的罚款远远小于企业增加治污设备及其运转费用。这种认识和制度安排使得企业对环境保护缺乏责任意识和积极性。
企业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企业只有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因此，要引导企业认真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许可、总量控制、排污收费和限期治理等各项制度，建立高耗能、高耗水落后工艺、技术、设备的强制淘汰机制，并采取各种激励和惩戒的有效措施，鼓励企业增加环保设施和环境治理投入，全力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推动和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把住土地和环保两个闸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从县级政府层面看，目前还存在着职能不清、监管力度不足、该管的管不住等问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县一级还比较普遍；环境管理多头交叉，缺乏统一有效的环保监管体制；基层环保执法监管手段落后，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企业偷排、漏排和超标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县级政府转变职能的迫切性。
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明确政府的职能配置，摆正县域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笔者认为，现阶段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着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服务竞争”取代“让利竞争”。地区之间吸引要素资源（资金和人才）主要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法规制度、规范市场行为等方式，而不是以竞相优惠让利来取胜。
另一方面就是重点把住土地和环保两个闸门。除了执行国家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外，还要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加强土地使用管理。要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用地；遵循工业适当集中的原则，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招商引资要把提高单位占地面积的投资强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准入门槛，并将单位面积产出率作为重要业绩指标；园区内的平面标准厂房要根据制造业性质尽可能向多层发展。要建立健全环保决策体系、环保责任体系和环保考核监督体系，真正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并将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和责任与GDP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等目标，同时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百强县在为县域经济树立标杆的同时，不能忽略其付出的发展代价。
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付出沉重代价
个别百强县经济发展的代价突出表现在，耕地非农占用加快、能源资源消耗加大、环境污染损害加剧。由于在实施“工业强县”的过程中不注意土地的集约使用，对招商项目用地控制不严，部分百强县已过早出现土地资源的短缺。尤其是耕地减少进程加快，某县级市的调查显示，“十五”期间耕地减少面积占到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总量的30%；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现象严重，良田比例正逐年缩小。
从能源资源的消耗看，由于县域内的工业企业多数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单位产值的能耗和物耗水平通常比大企业高出数倍，以致每创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已由十多年前的1.5亿元左右普遍提高到目前的3亿元以上，这种高投入实际包含着对钢铁、水泥、电力等主要生产资料和能源的大量需求和耗减。
再来看环境代价，以某百强县为例，该县级市每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在28万吨以上，工业废气在1.6亿立方米左右，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在5000吨左右，这些标准虽比全国平均水平略低，但均高出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主要包括，一是工业污水对整体水质的污染面扩大。2004年该市64.4%的河段水质低于Ⅲ类标准，这一比例比全国、全省分别高出6.2和16.5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废气对气候和降雨的污染，造成酸雨状况趋于严重，三是导致环境治理成本成倍增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近期的太湖污染事件暴露出这种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百强县背后所忽略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问题，既是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形成的，也是现行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还有工业化推进阶段认识局限性等原因。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一个谋求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百强县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积极探索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要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在前列，为全国县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矫正传统发展误区，切实增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
国外早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误区迄今仍然存留在我们社会中，比如，过于偏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把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害及其修复看作是独立于经济增长之外的活动，而不是应扣除的成本。这种发展观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资本大量增加，而自然资本大量损失；经济发展长期循着“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线性模式运行。国内外经验均已表明，这种发展是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自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各地区开始反思并摈弃传统的发展理念，资源环境意识有了较大提升，但在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中传统的惯性还很强，仍然存在一味追求GDP总量和增速，而较少认真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倾向。他们关注较多地是本县（市）在百强县中的排名能否往上移或担心被别的县超过；但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敷衍了事，对企业排污睁一眼闭一眼，对环保投入不甚积极。对此，一方面要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办事，严格执法；同时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对县域各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居民，广泛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形成全社会重视节约和环保的良好氛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逐步由资源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取得经济高增长，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依靠低廉劳力、低价格和多数量的加工贸易获取出口外汇收益。这两方面的粗放增长在百强县发展早期最为明显，现在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不下力气改变这种粗放模式，我国资源能源总量将会加快耗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安全将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和工业化的驱动要由资源、资本驱动，转向包括观念、技术、制度在内的创新驱动，尤其要增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大城市，县域层次在人才素质、科技条件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向创新驱动努力的方向必须尽早确立。随着百强县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开始重视并逐步加大在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上的投入；注重采用现代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下决心关闭淘汰高耗能、高耗料、高污染的五小企业；不仅要注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也要关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改变县域经济中服务业比重普遍偏低的状况，逐步使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向第三产业领域转移。此外，要根据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适时调整出口生产结构，增加高附加值和自主研发产品的份额。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有效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目前，在县域经济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环境污染的社会化、外部化缺乏足够认识，认为生产经营是企业份内的事，而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社会、政府该管的事。同时，企业管理中也没有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成本核算范围；政府对企业超标排污的罚款远远小于企业增加治污设备及其运转费用。这种认识和制度安排使得企业对环境保护缺乏责任意识和积极性。
企业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企业只有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因此，要引导企业认真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许可、总量控制、排污收费和限期治理等各项制度，建立高耗能、高耗水落后工艺、技术、设备的强制淘汰机制，并采取各种激励和惩戒的有效措施，鼓励企业增加环保设施和环境治理投入，全力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推动和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把住土地和环保两个闸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从县级政府层面看，目前还存在着职能不清、监管力度不足、该管的管不住等问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县一级还比较普遍；环境管理多头交叉，缺乏统一有效的环保监管体制；基层环保执法监管手段落后，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企业偷排、漏排和超标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县级政府转变职能的迫切性。
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明确政府的职能配置，摆正县域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笔者认为，现阶段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着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服务竞争”取代“让利竞争”。地区之间吸引要素资源（资金和人才）主要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法规制度、规范市场行为等方式，而不是以竞相优惠让利来取胜。
另一方面就是重点把住土地和环保两个闸门。除了执行国家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外，还要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加强土地使用管理。要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用地；遵循工业适当集中的原则，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招商引资要把提高单位占地面积的投资强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准入门槛，并将单位面积产出率作为重要业绩指标；园区内的平面标准厂房要根据制造业性质尽可能向多层发展。要建立健全环保决策体系、环保责任体系和环保考核监督体系，真正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并将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和责任与GDP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等目标，同时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