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减价贱卖你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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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汽车,据说是目前中国人拥有的最大私有产权。许多人忧心忡忡,说七十年大限让这种私有产权不稳当。许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对这种不稳定的“产权”也望眼欲穿,为了拥有几乎不惜牺牲一切。我则提出裤子产权说:如果你大学毕业时的裤子日后穿不进去了,这条裤子就不再属于你了。怎么没有人担心自己对这条裤子能拥有多久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人们越来越只用一把尺子衡量生活:买了什么牌子的车?买了多大的房?人家有了那个,我有了没有?但都忘记了另外一把尺子:你为得到这个东西,究竟失去了什么?
  是更想拥有房子,还是更想拥有自己的裤子,这确实是个选择。如今房奴、车奴充斥于于世,越来越多的人为房子和汽车活着。这充分反映了这种单一价值对我们生活的塑造力。很多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忍受没完没了的加班,心里惦记的还是早日有车有房。若是没有这些,自己岂不永远当“屌丝”?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题目叫《单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文章从梭罗讲起,实际上是讲新婚之后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状态。在我看来,当你买一件任何自己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时,就开始接受这个东西的奴役。比如,我购买了一双时髦的旅游鞋,立即在家庭财政上戳了个窟窿。为了补这个窟窿,就得拿出时间去挣钱,哪怕是干不想干的事情。这等于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换这双鞋。所以,你买这双鞋时必须想一想:这双鞋究竟有多重要?
  买双鞋能把家庭财政戳个窟窿?确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况。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是我在中国社科院拿二百多块的死工资,无房无奖金,两人在北京很难过下去,要靠我稿费补贴。妻子则英文日文俱佳,当时正赶上外企大举进军北京,机会多多。记得有一次,一家工厂日本专家到达,找不到翻译无法工作,请她去帮忙三天,一天一百块,比我的月薪还高。在那年月,这算是挺吓人的报酬了。别人听了也颇为艳羡:怎么不多干点?
  她从不多干。理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青春减价出售。我们结婚时一无所有,但都知道自己还年轻,要用青春追求新的生活,即出国留学。当时留学比现在难多了,不拿全奖连签证都拿不到。而我们决定走这条路时,英语几乎要从头开始学。所以,我们很明白,要尽可能把青春全部投入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廉价拍卖。一百块一天的工作确实令人羡慕。但是,我们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二十年后,我们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事业。那时回首今天的青春,当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刻。难道就一百块一天给卖了?如果二十年后你一小时挣一千块的话,想想这是多么赔本的买卖呀!所以,不卖,不卖,坚决不卖!当然,生活要维持。必需的工作还是要干的。但是,如果我们除了食物外基本不消费,穿旧衣服,那么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去工作的需要,把青春最大限度地留给自己。就这样,我们闷头四年,妻子先被耶鲁的博士课程录取;缺乏英语才能的我,得以混了个家属的资格跟去,因为在旁听时小有表现,马上也成了那里的学生。想想都是多亏青春没有贱卖,留着给自己长了点本事。
  到了耶鲁后,我先是家属,后来读硕士课程,免学费但无奖学金。那时她拿的全奖,其实比当地的最低生活线还少几百块。我们两人一起用。那时也有点校内打工的机会,一小时能挣到八九美元或十美元。我们也都在没有办法时干过一点,但只要能维持生活,就不会干。道理还是那个:青春不减价拍卖。在耶鲁的日子,也许是一生求知生涯最珍贵的。多少比我们优秀得多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难道就一小时十美元给卖了?记得来美头几年,我的衣服几乎全是街上邻居搬家清理旧货时买的,比如10美分一条的牛仔裤等,尺寸不对也勉强凑合着穿。有一次走在街头,碰到一个要饭的,他冲着我伸手。我一眼就看到:他拿着一桶果汁,那牌子是我舍不得买的名牌。我心里不禁哼了一声。当时脑子里转的话,要翻译成今天的语言那一定是“你丫也配跟我装‘屌丝’?”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生活,几乎是能多当一天“屌丝”就多当一天“屌丝”。一无所有的状态,其实是最为富足的。当然,我们从来没有忘了锻炼身体,对裤子的所有权绝不肯放弃,乃至有些朋友感叹:你们可真有功夫!如今年过半百,最为庆幸的还是:青春有价,没有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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