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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高质量发展做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高质量发展最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
在王一鸣看来，中国经济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要做好三大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衡量指标是什么？
王一鸣：对于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学辞典或者文献中，似乎缺乏标准的学术定义。从微观层面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从中观层面看，通常指产业和区域的发展质量，例如，产业价值链的高中低端就是衡量产业质量的重要标准;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高质量发展就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模式。
如果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定义，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所有这些都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方法，但目前依然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标准衡量体系，还需要学界探索和研究。而且，高质量发展的衡量体系还要适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能简单地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作为参考依据。
目前我国正处在结构快速变动期，要充分考虑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高质量发展最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向“质量追赶”，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对标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内经济还存在哪些短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挑战是什么？
王一鸣：虽然目前衡量高质量发展，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标准体系，但依然可以通过与先进的发达国家比较，找出差距。
我们的研发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条件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体制机制方面，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也尚未形成。这都是短板。
要开辟新局面，关键还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推进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提出，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要做好三大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请具体谈谈。
王一鸣：首先，高质量发展开启了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的新阶段。填补“数量缺口”是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填补“质量缺口”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改革开放是从短缺开始起步的，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数量缺口”。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基本实现了数量追赶目标。例如，作为制造业大国，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世界第一，一些领域还出现了产能过剩。
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加快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未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质量缺口”，也就是增强发展质量的优势，创造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质量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不单单指产品质量。在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面，我们的发展质量都有差距，都需要补齐。
第二，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了。未来产业发展主要不是靠规模扩张，而要依赖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要素的数量红利，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等都正在消失，环境容量也接近极限，要素驱动的老路走不通了。出路是提高要素效率，而提高要素效率一定要靠科技，靠创新驱动。
当前我们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所以十九大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财经国家周刊》：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制度环境。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为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接下来应该深化哪些领域的重点改革？
王一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
目前，最大瓶颈在于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尚未完成。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活力等，都要加快推进。
此外，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赢者通吃”带来的新问题。和以往的行政垄断不同，新兴产业“赢者通吃”是由技术特性带来的垄断，比如一些大的电商、社交、网约车平台一家独大引发的种种问题。
行政性垄断可以通过政府之手去调节去放开，但对于新兴产业的垄断问题，还需要探索符合新兴产业特点的公平竞争的规则，切忌“一刀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高质量发展做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高质量发展最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
在王一鸣看来，中国经济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要做好三大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何为高质量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衡量指标是什么？
王一鸣：对于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学辞典或者文献中，似乎缺乏标准的学术定义。从微观层面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从中观层面看，通常指产业和区域的发展质量，例如，产业价值链的高中低端就是衡量产业质量的重要标准;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高质量发展就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模式。
如果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定义，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所有这些都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方法，但目前依然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标准衡量体系，还需要学界探索和研究。而且，高质量发展的衡量体系还要适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能简单地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作为参考依据。
目前我国正处在结构快速变动期，要充分考虑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高质量发展最根本在于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向“质量追赶”，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对标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内经济还存在哪些短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挑战是什么？
王一鸣：虽然目前衡量高质量发展，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标准体系，但依然可以通过与先进的发达国家比较，找出差距。
我们的研发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条件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体制机制方面，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也尚未形成。这都是短板。
要开辟新局面，关键还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推进改革。
进一步打破垄断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提出，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要做好三大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请具体谈谈。
王一鸣：首先，高质量发展开启了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的新阶段。填补“数量缺口”是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填补“质量缺口”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改革开放是从短缺开始起步的，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数量缺口”。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基本实现了数量追赶目标。例如，作为制造业大国，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世界第一，一些领域还出现了产能过剩。
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加快向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未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质量缺口”，也就是增强发展质量的优势，创造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质量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不单单指产品质量。在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面，我们的发展质量都有差距，都需要补齐。
第二，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了。未来产业发展主要不是靠规模扩张，而要依赖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要素的数量红利，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等都正在消失，环境容量也接近极限，要素驱动的老路走不通了。出路是提高要素效率，而提高要素效率一定要靠科技，靠创新驱动。
当前我们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所以十九大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财经国家周刊》：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制度环境。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为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接下来应该深化哪些领域的重点改革？
王一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
目前，最大瓶颈在于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尚未完成。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活力等，都要加快推进。
此外，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赢者通吃”带来的新问题。和以往的行政垄断不同，新兴产业“赢者通吃”是由技术特性带来的垄断，比如一些大的电商、社交、网约车平台一家独大引发的种种问题。
行政性垄断可以通过政府之手去调节去放开，但对于新兴产业的垄断问题，还需要探索符合新兴产业特点的公平竞争的规则，切忌“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