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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范今主张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治史者应持学理价值的取向，而不是历史价值的取向。孔范今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中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描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结构呈现的开放性大空间特征，多维性特征，以及疏离性特征，等等，并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回旋的走向。孔范今20世纪文学史论的史学观基础是有别于政治家，或历史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
关键词：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史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0-0098-04
一般研究者通常是皓首专治一经，即以局部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如具体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等等。当然，学术研究牵一发而动全身，据守一隅亦须胸有全局，但不能否认二者毕竟有大小之别。当然，研究对象的小大并不必然地赋予研究者学术地位的高下，决定的因素是研究者的学术建树。孔范今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孔范今的学术事业择取一个宏大的研究对象，并卓越完成了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三大部分：史料、史论、史编。19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是史料，两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201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史编，《新学术视野中的反思与重构》则是其史论。本文主要谈谈我對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史论的认识。
孔范今非常强调治史者观念的重要性，治史者自身角色定位的重要性。《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对视，并不是取其反》等专文谈论这个问题，认为这从根本和全局上影响到治史者的立言。
孔范今认为治史者应取学理价值的取向，而不是历史价值的取向。他认为历史价值取向存在的场域是历史当下，将其带人治史的场域，则是一种错位。王瑶、钱理群等的文学史中都存在羼杂着历史价值取向的偏弊。虽然他们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中考察文学的基本立场与孔范今是一致的。王瑶文学史的思想立法者是毛泽东，王瑶作为新文学史家其主体性是极具局限的，他的史著，“功非其个人之功，过亦非其个人之过”，自不待说；钱理群等的“三十年”，其学术诉求主要是对以前依附于政治革命理论而建构的文学史的反拨，矫正，以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这两种文学史都取历史价值的取向，其偏弊表现为“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削弱或失落”。至于1990年代出现的一种主张，突出强调“边缘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本质上仍然是取历史价值的取向，只不过对主导性的历史采取了疏离的态度而已。
孔范今的20世纪文学史站在科学的立场。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做了极富雄辩的学理性梳理。孔氏学说具有独创的思想基础，这是一种有别于政治家乃至史学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建立于其上的体系，能完备地涵载、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现象。
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世界的图景是“拼”出来的。当孔范今把这个拼图拼集完整，他不由得惊叹：“历史的帷幕一旦拉开，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瑰丽的世界。”
第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结构形态的宏观描述（横截面：多重层次多个侧面的复杂结构）。孔范今在《（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总序》中对现代文学历史结构作了描述，从其横截面加以观照，现代文学历史结构“首先是它的开放性大空间特征”。所谓开放性大空间特征，实际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空间开拓。一是主动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从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来看，不同的，甚至性质相悖的观念在这里产生奇妙的综合，如人道主义可以和个性主义哲学结为一体，传统文学的态度可以和现代主义的思考熔为一炉。从文学的现实存在而言，西方文学历史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出现的人文主义、个性主义、启蒙主义、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出现和存在。二是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功能区域和审美空间。从封建载道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新文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宽泛的意义域理解自己的使命和自身价值，“工具的、审美的、娱乐的三类文学支撑着文学的不同空间”。使其在功能选择和审美意向上表现出了多义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三是现代史由政治力量的多元并存到二元对峙的特定社会结构。导致可控性与失控性的同时呈现，这就使不同选择的文学在不同区域里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空间感，“空间的拓展使文学的各种功能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现代文学历史结构的又一特征就是它的多维性”，如既有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这些分别为某一现实性政治力量服务的文学，同时存在所谓中间状态的文学，如民主主义作家巴金、老舍、曹禺，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等等。从审美追求和对接受者的态度上说，现代文学又有雅俗之分；在创作方法选择、文化心态呈现和流派形成方面，现代文学也表现出多维性特点。
“现代文学历史结构的再一特征是疏离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和文学力量。能对所有的文学现象实行有效的控制和规范，由特定历史格局造成的相对空间切割，必然使各种文学力量在整体结构联系上呈现出疏离性特征”，“与疏离性相对应的是互补性特征。在不同主张和文学形态的对立斗争中，任何一个对立面的存在同时又是一个反观自身的客观参照”，从而一定形态的文学总是努力试图进行内部调整以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
孔范今从三个大的方面宏观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多重层次多个侧面的复杂结构形态，并极其简约地说明了其生成机制，如，现代文学主动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是在两个相关前提下实现的：一个是国门既开之后，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痛苦反思，新文化启蒙成了先进知识界的主要历史选择，而文学又被视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第一要著’；一个是在文化态度上冲破狭隘‘爱国主义’的伦理笼罩。以为‘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有了这两点，才保证了以严峻的历史态度推涌起引进和学习世界文学的热潮，也保证了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支撑由非等值比较而造成的交流倾斜”，“文学的功能区域和审美空间”的开拓，是由于新文学“从封建载道桎梏中解放出来”。 第二，对其发展历程的完整叙事（纵剖面：三次大的历史回旋）。从纵向面来看，“纵览百年，从梁启超高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声势更为凌厉的‘文学革命’鼓吹，到80年代中前期再次标举五四文学精神的人道主义潮涌……”20世纪中国文学之潮“波涌浪迭，回环奔突”，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回旋。“从梁启超发动意在启蒙的文学革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向民族意识的回归；从‘文学革命’到向‘革命文学’的转移；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主潮到对这一主潮的多元化消解，文学发展的历史延伸，显然是在启蒙性的文化变革与政治性、经济性社会变革对立替代的基本历史框架中，以不断转换价值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孔范今从空间属性的横截面和时间维度的纵向面描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思维的结果所呈现的是理性直观，诉诸人们的观照，而非一种知性体系。或者说，是当获得与占有作为研究对象的全部感性材料后，材料自身所呈现的结构面貌。孔范今和他领导的研究人员，通过几年的发掘搜集整理，辑就《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至此可以说他们是当代最充分地获得和占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研究资料的研究者，于是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结构特征通过他把自己显现出来。
第三，决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上述基本面貌与发展动势的深层的历史动力机制。根据马克思的经验之谈，一项研究工作，当充分地占有了材料，分析了它的各种发展，探索了它们的内在联系之后，“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观察所见的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即与某种先在的范型相吻合的现实结构。逻辑与历史获得了一致性，假想得到了实证。
作为20世纪的文学，先验的结构应是这样一个型式：其文学精神是非理性主义，其典型范型是这样一个次第的递变系列：形式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这与中国20世纪文学的真实图景显然相去甚远。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是走出中世纪的文学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的先验历程则应是这么一个次第：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但这也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图景。一定的文学精神中国的文学里都有，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里都存在过，但不是次第出现的，也决不能说是充分发展了。这是就文学精神和文学型式所作的说明。在其他更复杂的现象上，特殊则更见其特殊了。
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原则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基于西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考察而提出来的。这一理论为进化论和科学发展史所证实。如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个体的发育成长史其实蕴含着类的进化史，这进一步证实了历史与逻辑一致思想的真理性。这一理论具有丰富的强大的革命意义。西方历史发展显示，人类社会迄今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根据历史呈示的逻辑，依据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理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像以前存在的诸种社会形态一样，也会终结，人类必然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真理性，所以一项科学活动的结果，总是呈现着一个先验的结构。一项研究的结果如果不能印证先验，不由分说，它是失败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它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比如达尔文发现进化论，又比如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量子现象的发现，等等。
遗憾的是，以西方社会和历史为样本所概括形成的逻各斯不能穿透中国的现象，所以孔范今的材料的观念形态呈现的不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而是一个“偶然”。
孔范今直观的结构不能耦合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先验，亦不能包括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也不能同构于一般模式的20世纪文学。其根本原因是决定20世紀中国文学形态的社会历史是一种特殊情态。
即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呈现为三次大的回环来看，孔范今认为其动力机制不在文学世界内部，而是在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的关联中。
“20世纪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是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深刻而艰难的变革。而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历史基本因素向近、现代转型的全面的综合性的实现。然而，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三项变革尚未在同一历史时空内获得综合性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从历史主体来讲，由于历史变革动机萌发的非自觉性，和人们的认识只能在矛盾的心态中一步步调整、深化，所以历史行为的选择必定表现为对某一历史因素单向度突进的方式。对某一历史因素的单向性或一元性价值确认，常常被认为是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使人们充满了历史的激情。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由它所培育而出的历史主体，规定了只能作这种方式的历史选择，而不可能在三个维度或层面的变革中全面开花，齐头并进。可是，历史转型的综合性要求却并不因此而放弃或有所简化，它会在历史的单向性变革中逐渐显露出其异向性的规约作用，从而使任何一种单向度的变革都会或迟或早地置身于悖论境地。而这，立即又会变作否定性前提，催生着新的向度选择的正义性呈现。但在此时，已被搁置或者说被放弃了的那一向度的变革。它只是在历史变革的综合要求中暴露了单向突进最终的无能为力，可相对于历史转型的综合性需要而言，它的被搁置或者放弃又无异于对它的遗落。于是。当已被变换了的选择也势在必然地进入悖论性窘境后，人们又必然要去找回被历史遗忘的课题，进行补偿式的新拓展。这大概就是中国历史近、现代转型变革的基本图式……”
这是有别于政治家，或历史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以前的文学史，如王瑶的新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三十年”都是基于某种外在的、“先验的”思想体系建构的。王瑶文学史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文化。文学史家依据这一思想体系阐释现代文学是此一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十年”的基础是“冲击-反应”这一后进国家现代化经典理论模式，具体以“启蒙-救亡”为主题结撰体系，这里的基础和主题也并非钱理群等人的独创。孔范今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论述，为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建构夯筑了坚实的底基。这些论述和他的文学史研究，共同构成他的不会被替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体系。 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带有从“革命叙事”向“告别革命”的时代社会思潮转型期的印记。一方面，孔范今是一个社会历史批评论者，他的史论始终坚持文学与社会、历史关联的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他回避，甚至可以说取消了文学史作为人文学说的斗争属性。他分别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认为文学史家不应该介入历史价值。这里的历史价值就是蕴含着斗争属性的部分。
孔范今是一个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孔范今将文学理论方法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社会历史批评，二是美学批评，而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基于社会历史论的方法论有两种路向，一是决定论，一是反映论。反映论有模仿说，典型论，自然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等等。社会历史批评是经典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过，相对于理论而言，是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反映。创造艺术典型是反映论的最高要求。反映论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决定论是从唯物主义出发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属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与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宗教等亦非等量齐观，而是处于被支配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决定文学艺术的具体情形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直线式的、对必然性的绝对服从。否则，同样陷于机械的形而上学论。
孔范今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的取向主要是决定论。一般说来，微观的具体的文学现象如作家作品分析，反映论更切近。一个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从根本上决定于全息的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孔范今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孔范今几乎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甚至他的作家论如“茅盾论”，论鲁迅找到俄罗斯文学等都是从决定论的角度深入分析的。
当然，不能不补充指出，在孔范今看来，中国现代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反映了中心性历史活动及进程，以及历史活动主体们的心理状况和心路历程：在某些时期，它甚至置身历史活动的中心，文学活动变成一种直接的历史行为。这是中国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曲折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景观。虽然新文学自身存在现代化转型问题，而它同时把历史现代化的诉求自觉变为自身诉求。孔范今的价值在于具体地分析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如何影響了文学史的走向。孔范今有其独到的原创性的史论。这就是他提出的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运行的模式——悖论与补偿。孔范今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基于他自己的历史观。
孔氏思维模型是历史逻辑一致性。历史逻辑一致性自有其严格的内涵，而其通俗的界说可用中国传统的常变论来类比。建构起对象的应然态模型，是为常，以此而观变。一个常态的社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社会，这也是孔范今建构的常态社会存在模型。他由此以常观变：20世纪中国社会并非如此。
孔范今史论中缺失斗争性。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属于人文学说，斗争性是人文学说的固有属性。如哲学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斗争。文化上有先进落后的斗争，宗教上不同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更是不可调和的，乃至是血腥的。但孔范今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却取消了作为历史所固有的斗争属性。孔范今是曲阜人，孔夫子后人，其文风却更像孟子，丰富、充沛、雄辩，长篇大论，气盛言宜。不过孟子极擅驳难，其学说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孔范今又不像了，他是极精微而道中庸，如同孔夫子。孔范今极力做一个历史的解人，对所有历史现象，探讨它的原因，厘定它的位置，均从正面作出价值判断，当然有价值大小之别，但都有体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意义的价值。
孔范今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就导致了他的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史学说，缺失斗争性。我不知这是他的学说的优长，抑或是个问题！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史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0-0098-04
一般研究者通常是皓首专治一经，即以局部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如具体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等等。当然，学术研究牵一发而动全身，据守一隅亦须胸有全局，但不能否认二者毕竟有大小之别。当然，研究对象的小大并不必然地赋予研究者学术地位的高下，决定的因素是研究者的学术建树。孔范今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孔范今的学术事业择取一个宏大的研究对象，并卓越完成了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三大部分：史料、史论、史编。19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是史料，两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201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史编，《新学术视野中的反思与重构》则是其史论。本文主要谈谈我對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史论的认识。
孔范今非常强调治史者观念的重要性，治史者自身角色定位的重要性。《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对视，并不是取其反》等专文谈论这个问题，认为这从根本和全局上影响到治史者的立言。
孔范今认为治史者应取学理价值的取向，而不是历史价值的取向。他认为历史价值取向存在的场域是历史当下，将其带人治史的场域，则是一种错位。王瑶、钱理群等的文学史中都存在羼杂着历史价值取向的偏弊。虽然他们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中考察文学的基本立场与孔范今是一致的。王瑶文学史的思想立法者是毛泽东，王瑶作为新文学史家其主体性是极具局限的，他的史著，“功非其个人之功，过亦非其个人之过”，自不待说；钱理群等的“三十年”，其学术诉求主要是对以前依附于政治革命理论而建构的文学史的反拨，矫正，以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这两种文学史都取历史价值的取向，其偏弊表现为“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削弱或失落”。至于1990年代出现的一种主张，突出强调“边缘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本质上仍然是取历史价值的取向，只不过对主导性的历史采取了疏离的态度而已。
孔范今的20世纪文学史站在科学的立场。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做了极富雄辩的学理性梳理。孔氏学说具有独创的思想基础，这是一种有别于政治家乃至史学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建立于其上的体系，能完备地涵载、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现象。
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世界的图景是“拼”出来的。当孔范今把这个拼图拼集完整，他不由得惊叹：“历史的帷幕一旦拉开，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瑰丽的世界。”
第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结构形态的宏观描述（横截面：多重层次多个侧面的复杂结构）。孔范今在《（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总序》中对现代文学历史结构作了描述，从其横截面加以观照，现代文学历史结构“首先是它的开放性大空间特征”。所谓开放性大空间特征，实际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空间开拓。一是主动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从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来看，不同的，甚至性质相悖的观念在这里产生奇妙的综合，如人道主义可以和个性主义哲学结为一体，传统文学的态度可以和现代主义的思考熔为一炉。从文学的现实存在而言，西方文学历史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出现的人文主义、个性主义、启蒙主义、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出现和存在。二是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功能区域和审美空间。从封建载道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新文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宽泛的意义域理解自己的使命和自身价值，“工具的、审美的、娱乐的三类文学支撑着文学的不同空间”。使其在功能选择和审美意向上表现出了多义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三是现代史由政治力量的多元并存到二元对峙的特定社会结构。导致可控性与失控性的同时呈现，这就使不同选择的文学在不同区域里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空间感，“空间的拓展使文学的各种功能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现代文学历史结构的又一特征就是它的多维性”，如既有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这些分别为某一现实性政治力量服务的文学，同时存在所谓中间状态的文学，如民主主义作家巴金、老舍、曹禺，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等等。从审美追求和对接受者的态度上说，现代文学又有雅俗之分；在创作方法选择、文化心态呈现和流派形成方面，现代文学也表现出多维性特点。
“现代文学历史结构的再一特征是疏离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和文学力量。能对所有的文学现象实行有效的控制和规范，由特定历史格局造成的相对空间切割，必然使各种文学力量在整体结构联系上呈现出疏离性特征”，“与疏离性相对应的是互补性特征。在不同主张和文学形态的对立斗争中，任何一个对立面的存在同时又是一个反观自身的客观参照”，从而一定形态的文学总是努力试图进行内部调整以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
孔范今从三个大的方面宏观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多重层次多个侧面的复杂结构形态，并极其简约地说明了其生成机制，如，现代文学主动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格局“是在两个相关前提下实现的：一个是国门既开之后，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痛苦反思，新文化启蒙成了先进知识界的主要历史选择，而文学又被视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第一要著’；一个是在文化态度上冲破狭隘‘爱国主义’的伦理笼罩。以为‘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有了这两点，才保证了以严峻的历史态度推涌起引进和学习世界文学的热潮，也保证了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支撑由非等值比较而造成的交流倾斜”，“文学的功能区域和审美空间”的开拓，是由于新文学“从封建载道桎梏中解放出来”。 第二，对其发展历程的完整叙事（纵剖面：三次大的历史回旋）。从纵向面来看，“纵览百年，从梁启超高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声势更为凌厉的‘文学革命’鼓吹，到80年代中前期再次标举五四文学精神的人道主义潮涌……”20世纪中国文学之潮“波涌浪迭，回环奔突”，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回旋。“从梁启超发动意在启蒙的文学革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向民族意识的回归；从‘文学革命’到向‘革命文学’的转移；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主潮到对这一主潮的多元化消解，文学发展的历史延伸，显然是在启蒙性的文化变革与政治性、经济性社会变革对立替代的基本历史框架中，以不断转换价值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孔范今从空间属性的横截面和时间维度的纵向面描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思维的结果所呈现的是理性直观，诉诸人们的观照，而非一种知性体系。或者说，是当获得与占有作为研究对象的全部感性材料后，材料自身所呈现的结构面貌。孔范今和他领导的研究人员，通过几年的发掘搜集整理，辑就《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至此可以说他们是当代最充分地获得和占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研究资料的研究者，于是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结构特征通过他把自己显现出来。
第三，决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上述基本面貌与发展动势的深层的历史动力机制。根据马克思的经验之谈，一项研究工作，当充分地占有了材料，分析了它的各种发展，探索了它们的内在联系之后，“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观察所见的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即与某种先在的范型相吻合的现实结构。逻辑与历史获得了一致性，假想得到了实证。
作为20世纪的文学，先验的结构应是这样一个型式：其文学精神是非理性主义，其典型范型是这样一个次第的递变系列：形式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这与中国20世纪文学的真实图景显然相去甚远。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是走出中世纪的文学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的先验历程则应是这么一个次第：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但这也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图景。一定的文学精神中国的文学里都有，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里都存在过，但不是次第出现的，也决不能说是充分发展了。这是就文学精神和文学型式所作的说明。在其他更复杂的现象上，特殊则更见其特殊了。
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原则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基于西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考察而提出来的。这一理论为进化论和科学发展史所证实。如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个体的发育成长史其实蕴含着类的进化史，这进一步证实了历史与逻辑一致思想的真理性。这一理论具有丰富的强大的革命意义。西方历史发展显示，人类社会迄今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根据历史呈示的逻辑，依据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理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像以前存在的诸种社会形态一样，也会终结，人类必然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真理性，所以一项科学活动的结果，总是呈现着一个先验的结构。一项研究的结果如果不能印证先验，不由分说，它是失败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它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比如达尔文发现进化论，又比如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量子现象的发现，等等。
遗憾的是，以西方社会和历史为样本所概括形成的逻各斯不能穿透中国的现象，所以孔范今的材料的观念形态呈现的不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而是一个“偶然”。
孔范今直观的结构不能耦合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先验，亦不能包括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也不能同构于一般模式的20世纪文学。其根本原因是决定20世紀中国文学形态的社会历史是一种特殊情态。
即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呈现为三次大的回环来看，孔范今认为其动力机制不在文学世界内部，而是在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的关联中。
“20世纪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是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深刻而艰难的变革。而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历史基本因素向近、现代转型的全面的综合性的实现。然而，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三项变革尚未在同一历史时空内获得综合性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从历史主体来讲，由于历史变革动机萌发的非自觉性，和人们的认识只能在矛盾的心态中一步步调整、深化，所以历史行为的选择必定表现为对某一历史因素单向度突进的方式。对某一历史因素的单向性或一元性价值确认，常常被认为是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使人们充满了历史的激情。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由它所培育而出的历史主体，规定了只能作这种方式的历史选择，而不可能在三个维度或层面的变革中全面开花，齐头并进。可是，历史转型的综合性要求却并不因此而放弃或有所简化，它会在历史的单向性变革中逐渐显露出其异向性的规约作用，从而使任何一种单向度的变革都会或迟或早地置身于悖论境地。而这，立即又会变作否定性前提，催生着新的向度选择的正义性呈现。但在此时，已被搁置或者说被放弃了的那一向度的变革。它只是在历史变革的综合要求中暴露了单向突进最终的无能为力，可相对于历史转型的综合性需要而言，它的被搁置或者放弃又无异于对它的遗落。于是。当已被变换了的选择也势在必然地进入悖论性窘境后，人们又必然要去找回被历史遗忘的课题，进行补偿式的新拓展。这大概就是中国历史近、现代转型变革的基本图式……”
这是有别于政治家，或历史家的历史观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以前的文学史，如王瑶的新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三十年”都是基于某种外在的、“先验的”思想体系建构的。王瑶文学史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文化。文学史家依据这一思想体系阐释现代文学是此一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十年”的基础是“冲击-反应”这一后进国家现代化经典理论模式，具体以“启蒙-救亡”为主题结撰体系，这里的基础和主题也并非钱理群等人的独创。孔范今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论述，为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建构夯筑了坚实的底基。这些论述和他的文学史研究，共同构成他的不会被替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体系。 孔范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带有从“革命叙事”向“告别革命”的时代社会思潮转型期的印记。一方面，孔范今是一个社会历史批评论者，他的史论始终坚持文学与社会、历史关联的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他回避，甚至可以说取消了文学史作为人文学说的斗争属性。他分别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认为文学史家不应该介入历史价值。这里的历史价值就是蕴含着斗争属性的部分。
孔范今是一个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孔范今将文学理论方法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社会历史批评，二是美学批评，而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基于社会历史论的方法论有两种路向，一是决定论，一是反映论。反映论有模仿说，典型论，自然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等等。社会历史批评是经典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过，相对于理论而言，是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反映。创造艺术典型是反映论的最高要求。反映论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决定论是从唯物主义出发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属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与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宗教等亦非等量齐观，而是处于被支配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决定文学艺术的具体情形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直线式的、对必然性的绝对服从。否则，同样陷于机械的形而上学论。
孔范今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的取向主要是决定论。一般说来，微观的具体的文学现象如作家作品分析，反映论更切近。一个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从根本上决定于全息的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孔范今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论者。孔范今几乎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甚至他的作家论如“茅盾论”，论鲁迅找到俄罗斯文学等都是从决定论的角度深入分析的。
当然，不能不补充指出，在孔范今看来，中国现代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反映了中心性历史活动及进程，以及历史活动主体们的心理状况和心路历程：在某些时期，它甚至置身历史活动的中心，文学活动变成一种直接的历史行为。这是中国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曲折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景观。虽然新文学自身存在现代化转型问题，而它同时把历史现代化的诉求自觉变为自身诉求。孔范今的价值在于具体地分析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如何影響了文学史的走向。孔范今有其独到的原创性的史论。这就是他提出的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运行的模式——悖论与补偿。孔范今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基于他自己的历史观。
孔氏思维模型是历史逻辑一致性。历史逻辑一致性自有其严格的内涵，而其通俗的界说可用中国传统的常变论来类比。建构起对象的应然态模型，是为常，以此而观变。一个常态的社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社会，这也是孔范今建构的常态社会存在模型。他由此以常观变：20世纪中国社会并非如此。
孔范今史论中缺失斗争性。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属于人文学说，斗争性是人文学说的固有属性。如哲学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斗争。文化上有先进落后的斗争，宗教上不同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更是不可调和的，乃至是血腥的。但孔范今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却取消了作为历史所固有的斗争属性。孔范今是曲阜人，孔夫子后人，其文风却更像孟子，丰富、充沛、雄辩，长篇大论，气盛言宜。不过孟子极擅驳难，其学说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孔范今又不像了，他是极精微而道中庸，如同孔夫子。孔范今极力做一个历史的解人，对所有历史现象，探讨它的原因，厘定它的位置，均从正面作出价值判断，当然有价值大小之别，但都有体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意义的价值。
孔范今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就导致了他的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史学说，缺失斗争性。我不知这是他的学说的优长，抑或是个问题！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