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以上的男人就像蒲公英。”“漂泊不定？”“不。一阵风，说秃就秃了。”
　　这个段子的生产者东东枪，正坐在剧场二楼的休息室里，头上一顶蓝色瓜皮帽，“秃得有点过分，自己都接受不了”。
　　桌子上摆着他那个大个儿的专业录音机器。他一直有收集声音的癖好，录孩子笑，录刮风下雨，录老人聊天，录同事吵架……“里面包含的感情成分，比一张照片真切得多。”
　　当然，照片也有照片的好处。“它是给你想象的，让你脑补、加戏。”几个小时后，在新书《六里庄遗事》的发布派对上，东东枪做了一个PPT演讲，都是他15年来拍摄的照片，从舞台之下、高光之外的曲艺泰斗、相声大腕，到电梯里斜倚着打盹的清洁工、马路边整理包裹的快递小哥、低头数钱的糖葫芦小贩和夜晚街头的和尚，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多是一些“非决定性瞬间”，是这个世界的背景、闲笔和配角。
　　“被记住是个奢望，被忘记才是必然。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而是大多数人的标准待遇。”他在创作谈《就当我们隔空对饮》中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混进史书里，成为‘列传’之一。大多数人的生命只会留下几页支离破碎的残卷，甚至完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致所有被忘记的

　　东东枪曾写过一篇《不知名的人生》，说小时候看《西游记》，常猜想那些小妖小怪的来历。精细鬼、伶俐虫、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小时候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父母兄弟？被孙悟空一棒打死或是砸成肉饼之后，会不会有人给他们收尸成殓、烧纸上坟？
　　长大了看笔记小说，也常跑偏到那些芜杂的角色上。《太平广记》里，留下“骁勇”美名的是拔箭时仍然“饮？（音同旦）自如”的高开道，他在意的却是那两个医工，一个被杀，一个受赏，他们后来怎么了，书里没提。“他们只是故事里的配角，连名字都不配有。”
　　在某种程度上，《六里庄遗事》写的就是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就像书前的题记所说，“致所有被忘记的”。书中有一段，写赵大结巴说起自己的爷爷，68年前亲历了洛阳城的天下第一牡丹花会。那一天，名动四海的“一剑愁”凌虚子和“千里蛮刀”唐留雁展开对决，撞翻了安平街上不少商贩摊位，老板和掌柜个个儿筋断骨折。突然，人群里传来一声冷笑，只见一个黑袍金靴的青年腾空而起，甩出飞镖，将二位大侠钉住，随后翩然而去。
　　讲完这段旧事，旁边的人问：你爷爷是哪位？凌虚子、唐留雁还是金靴侠客？赵大结巴说：不，我爷爷他老人家是凌虚子摔下台来时撞着的那卖耳挖勺的。
　　相对于英雄侠客、大人先生，正是这个卖耳挖勺的小掌柜，和那些平凡、怪诞且“不着调”的和尚、道士、山贼、妓女、官员、草民、屠夫、士人们，构成了东东枪笔下的“六里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唐朝长安东郊六里的小村庄里，他述异志怪，谈玄说鬼，白描浮生万象，摹绘市井乡邻，用笔记小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雪泥鸿爪，拼凑出一幅俗世长卷。
　　这个世界，有点魔幻。河里的妖怪不伤人，只爱嚼村里人的舌根子，听说有人要找道士作法，在村口哭了一夜，第二天就搬了家。赶夜路的行人撒野尿，冲出一个骷髅，想给刨个坑埋上，骷髅说千万别，自己就爱这儿，田野平旷，大道通天，夏有凉风冬有雪，春有百花秋有月的。和妖怪廝混久了，人也有点古怪。有的活到五十开始萎缩，抽成个小猴儿似的干巴人儿;有的家族，男丁一到四十五开始变植物，一棵棵地杵在老宅屋后;人化为鬼，多年后回来附个体，不干坏事，就为了喊几声“卖豆腐”过过瘾，勾得瘫痪多年的老爹躺在窗边哭了半宿;一个男人死了很久，有一天提着两条鱼来看守寡多年的妻子，俩人喝完鱼汤，丈夫知道一会儿有男人来，准备走，妻子突然乐了，乐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得满脸是嘴，哭得满眼是泪

　　整理书稿的时候，东东枪经常想起那个男人的鬼魂提着两条鱼的样子。书的封面上也画着一条鱼，目瞪口呆的，看得多了，竟有神似东东枪本人的错觉。
　　这条鱼出自画家李老十之手。李老十画植物，清一色的残荷枯蓬;画人物，都是夸张变形的钟馗罗汉小鬼。“好多人问我，书里的故事从哪来的？李老十的画，就是这些故事的源头之一，我是照着他画的那些小人的姿态，那些人鬼之间界限模糊的互动，来写六里庄的。”
　　对东东枪来说，六里庄这个村子，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自己生长、变化、酿造，慢慢变成了书中的样子。
　　2006年，东东枪凭一己之力，开始做《六里庄人民广播电台》。他的全部设备是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以及一个价值15块钱的耳麦，上午写个提纲，下午花两小时录音，再用两小时剪辑，晚上就上线了。在这个“穿越”的唐朝村办电台中，他化身各色男女老少，吹拉弹唱一应俱全，专访了吐蕃特别行政区长官松赞干布和民歌手安禄山，播讲过长安居民喜迎沙尘暴、户部侍郎索贿丑闻与太宗皇帝文选出版等“本朝要闻”，开辟了《房中有术》和《番话大讲堂》，也在《庸俗歌曲大联播》中奉献了诸如《大龄单身男青年之歌》等流行单曲。
　　做到第十六期，他决定停下来。“继续迎合那些鼓掌喝彩，它会变成一个我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的东西。”
　　“它是一个轻浮的、胡闹的、没有观点和灵魂的电台。”3年后，他做相声剧《六里庄艳俗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让“六里庄”能承载更多意义。“在电台里，那些人物只是一个个荒诞滑稽的符号，既没有前因后果，也没有来处去处，到了剧中，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我觉得对得起编出来的这几个名字了。” 力求用音乐改变世界的贫穷书生、以耍流氓为事业的江湖混混、心酸创业却屡战屡败的小百姓，甚至是纵横古今几十亿年的外星人，纷纷来到长安城闯荡，最终却无奈于现实，逃到六里庄这个“乌托邦”度过余生。 　　看完后，有人说：“笑得满脸是嘴，哭得满眼是泪。”

写出精致的大白话

　　到了《六里庄遗事》，又是对《六里庄艳俗生活》的重新书写。全书没有因果连贯、细节清楚的故事，全靠586则笔记片段，铢积寸累、拼凑勾勒出一个丰厚繁杂的世界。
　　东东枪只有一个“野心”——写出精致的大白话来。“我希望这本书是可以被读、被讲、被唱的。如果你是一个口语感觉很好的人，你会读出我在细节上埋下的节奏和语气。”
　　“说出来有点不要脸，我在努力追着刘宝瑞的声音。逗号点在哪儿？句号放在哪儿？我想的是刘宝瑞会怎么说。”
　　哪个天津孩子，小时候没在广播里听过“单口大王”刘宝瑞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三个人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和菜，刷家伙水泡豆腐。”“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呢——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
　　“真好。真追不上。”东东枪感慨。
　　从小听着《每日相声》和《笑一笑十年少》长大，直到现在，相声仍是他工作的“背景音”，“晚上听一段入睡非常快”。他最喜欢的还是传统相声。“老一点的相声更像是表达的艺术，它的语言是脱离于内容和文本的。以前，所有的演员都在说《报菜名》《八扇屏》《黄鹤楼》，大家比的是谁说得好。就像水墨画，古人画了几百年的山水，内容还是那个内容，进化的是技法，是越来越精致的形式。曹禺说过，新奇的东西以新奇取胜，但好的艺术永远新奇。你可以无数次地重复欣赏，还觉得有趣，还觉得妙。刘宝瑞是这样，马三立也是这样。”
　　他理解的上乘的幽默，也不是尖刻的讽刺、狰狞的揭露、密集的包袱和频繁的爆笑，而是像老舍说的，“和颜悦色，心宽气朗”;像林语堂说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
　　就像《六里庄遗事》里的那些人：村中塾师石胖子自称早年在长安城做名士，每年三月三和一伙儿文人名妓饮酒寻欢，后来才知道，不过是个落魄相面的;文艺青年沈三变倾尽家财，让波斯商人帮他做能记录声音的“解语珠”，却到死也没等来;慧吟禅师带领徒弟穿上戏服，在房顶上扮演菩萨显圣，竟把真佛祖招来，寺庙香火大盛，多年后，慧吟圆寂，弟子收拾师父遗物，发现一个木箱子底下有少半瓶金粉、一套戏装、两根高跷;68岁的孙德龙大人被皇帝派去契丹，為了在途中发生“灾病意外 ”，让家人得到朝廷封赐恤赏，一路胡吃海塞，专吃腥膻生冷，“历二载，全身而返，甚憾”……

　　这些片段，笑过之后，有一份苍凉和悲悯，又有一份超脱与释然。作家贾行家把这称为“入世的苍凉”。
　　写出这份苍凉的东东枪，最正式的身份是广告从业者，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需求、创意文案与求职简历;最著名的身份是段子手，在微博和公号上各种嬉皮笑脸不着调。只有六里庄，是他十几年来一点点造出来的私人地界，从当初的热热闹闹到如今的百般况味，也寄托映衬着人生的蜕变。
　　“今我看旧我，我都讨厌我。”他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的人，每次碰见有人盛赞当年的电台与舞台剧，只会让他生出“不堪回首”的懊恼或“何德何能”的羞惭。
　　在新书派对上，有原来《六里庄艳俗生活》的演员，念了当年舞台上沈三变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你去忘记你的忘记吧，我来惦念我们的惦念;你去生活你的生活吧，我来梦想我们的梦想;你去青春你的青春吧，我来衰老我们的衰老;你去亲吻你的亲吻吧，我来拥抱我们的拥抱。”
　　东东枪
　　生于1982年，天津静海人。广告创意工作者，业余写作。早年制作音频节目《六里庄人民广播电台》，后有舞台剧《六里庄艳俗生活》。最新推出《六里庄遗事》，用586则笔记片段白描浮生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