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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和人生一样，决定命运的抉择往往是非同寻常局面下的断然取舍。中国在制定和展望反危机的国际合作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危机后的世界安排。
反危机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仅如此，对于如何改造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协调机制，世界正面临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在为21世纪全球秩序奠基方面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中国需要紧紧抓住当前的特殊时机，开始阐明它希望看到的描绘未来蓝图的基本规则。20国集团峰会定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而北京——华盛顿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这一历史时刻，强烈地让人联想到二战后期美、英、苏、中关于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当前的世界体系改造，其实质是危机后的权力结构问题，对它的讨论，应该通过冷静地评估现实，剖析其远没有显露出来的后果。
危机与权力转变
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事件。危机强迫市场的参与者为更敏捷的竞争者让路，客观上制造了世界范围的再分配效应，使适者生存，版图改变。
目前，美国每天大约有1万件强制执行案件——人们被赶出了房子；对金融机构实行国家管理的救市举措，有可能导致整个美国社会体系发生混乱；公司国有化、银行停业或连续几周停止交易、收购债务和资产以及通过谈判重新签订住房抵押协议；美国政府昼夜不停地发行钞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计代价，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语的说法，使“整个国家卷入一场大骗局”，而“举债经营”，则是华尔街为债务想出的一个好听的代名词。
在危机时期，意识形态是奢侈品。美国的建国理念强调“自由”这一价值观，是一个“有理想”的多民族移民社会。即使如此，在实现金融稳定的救市计划中，华盛顿采取异乎寻常的政府干预手段，包括购买银行的股份，这在其他国家，政府注资计划一般被称为国有化计划。
但在美国，“国有化”显得过分大胆。美国一贯秉承“政治正确”的行为方式，所以避免使用国有化一词，因为人们反感暗示社会主义的任何东西。人们看到，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三次辩论，即10月15日的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大势已去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孤注一掷，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口实，居然就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拯救美国经济崩溃的关键措施，需要两个政治大变动，一是将经济重塑为平衡的制造型经济，二是恢复福利型国家。按照扎卡里亚的说法，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早就指出，最近这些金融创新毫无意义：它只是胡乱组合现有的资源，并没有给经济带来多大实际的好处。即使你干得很漂亮，但却采用了举债经营的方式，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前功尽弃，因为任何东西乘以零就等于零。
美元仍占鳌头
在可预见的10年内，欧元似乎是美元最强大的对手，但是，欧元区在成为挥洒自如的一体化国家之前，欧元的前景并非已经完全明朗。中国是欧元区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人民币可以竞争未来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在现阶段，它连自由兑换尚且没有做到。其他货币，不足挂齿。
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8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补足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占全球国防开支的一半，占所有武器研发的80％。美国12万亿美元的军备预算都是通过以美元为单位的贷款和现金实现的。如果美元衰落，美国军事霸主的时代将随之结束。
2008年的市场大动荡，已使全球股票价值的48％血本无归，导致银行贷款几近枯竭，引发商品价格从高人云端逆转为自由落体。但自相矛盾的是，如今，金融危机竟然抬高了长期遭受痛苦的美元。事实上，在8月份，信贷紧缩和商品价格一道休克，美元则在随后至今的一段时间内，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了15％。在全球货币中，目前只有日元和美元一样，正在持续走强；日元对美元跃升至13年以来的最高点，为93.58:1。
这一情况的发生，恰恰是由于，美国为金融危机已付出约2.5万亿美元后成本继续飙升、美联储接近于零的降息、美国铸币局加紧印钞支持救援计划，以及全球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需要大规模提前还贷、持有12万亿美元资产和债务的外国银行陷入“去杠杆化”的循环、中国和日本等国对美元“欲罢不能”，特别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推动。
此外，作为最大的美元债务人，美国的公共债务和公共及私人行业的债务数额巨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寅吃卯粮，通过借贷弥补亏空。比如，住房债务越变越大，从1974年的6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万亿美元。在1990年，美国的公共债务为3万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5.7万亿美元，2008年10月底达到10.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70％。但老话说得好，“债多不压身”。如果你欠银行100元，有麻烦的是你，如果你欠银行100万，有麻烦的是银行。
国际货币制度在延续美国梦
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之前的布雷顿森林制度是金本位制的一个修正版——美元盯住黄金，其他所有货币则盯住美元。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需要为越南战争拨款，同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布雷顿森林制度不堪重负开始变弱。它在1971年8月15日宣告结束，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闭了财政部的“黄金窗”，阻止因各国争相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导致黄金大量流出美国。
金本位制与不兑现纸币制度——货币不受贵金属或其他资产支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限制政府新增货币(和信贷)的数量，后者取消了这些限制，无限量制造信贷成为可能。如今，由于自1971年以来制造的无数信贷得不到私人部门偿还，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假如它幸存下来，那将是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印钞，承担起补偿美元坏账损失的责任。
但美钞为什么能被接受呢?因为人们信任美国政府。美钞为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制呢?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设计者、奠基者和领导者。这种信任感为什么可以无限透支呢?因为“美国梦”和“美国例外论”。
各种阴谋论者喜欢仓促判断，把美元的表现看作美国有意损人利己的铁证。金融危机和美元“反常”的表现使他们更加笃信自己的眼光。而在另一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速胜论者欢欣鼓舞，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已经就此丧失。阴谋论和速胜论虽然备受期待，但它们是一种受到误导的世界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美欧金融危机伴随着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约，相当于地球上每人分摊约10万美元。这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损失会有多大?没有人知道。1％的损失就是6万亿美元。假如这个未受约束的市场奇迹般地不发生爆裂、联储和财政部的国有化计划卓有成效，那么，代价可能会是新增数万亿美元公债。
但是，21世纪的美英资本主义还能挺 过这次金融灾难吗?
展现全球领导力
很显然，极其动荡的战略平衡关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超级强国，不仅在战略方面，还在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美国拥有全世界约20％的产品，50％的军费开支，绝大多数的顶级研究型大学，大量的研发开支，为其工业基地作补充的高度发达的服务业，非常好的人口构成情况，以及在所有大国中最佳的耕地与人口之比。在所有这些领域，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
尽管如此，华盛顿已经不能再拥有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不是霸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10月12日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历史上‘兴衰史’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的崩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通常是因为新兴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们。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还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资源。”
更确切地说，中国实力在上升，并且掌握了恢复全球经济的强大工具。这一次，若把握住机会，中国将从一个二流国家变成超级强国——但是，这需要远见和决心，尤其是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能力。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它的实质就是为最大程度地确保成功而组织自己的实力。而且，如果认识不到限制条件，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改造旧有模式，在短时间内并且有很多新参与者的情况下，将是一项艰巨挑战。为此，应该拟定反映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主要元素。
首先，要体现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潜力。中国已经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利益攸关者。始于1978年的新长征使我们赢得了大规模攻势的主动权。但我们必须清楚，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成熟国家，从而其全部潜力才能展示出来。
其次需要富有想象力。哪个国家能为更加进步的发展模式和全球结构找到道路，哪个国家就是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现在的努力是在为21世纪中叶的世界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游戏规则和维护其稳定的机制。从古至今，订立规则通常都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专利。而其他势单力薄的国家，虽然希望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其提议只能沦为草稿。越是这样，中国越要高瞻远瞩、智慧、谦逊和处事周全。
再次，稳定而开放。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体系，主角都是大国，因为只有它们拥有维持全球稳定的实力。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可以用富于变化的多种形式来表现实力。为新的崛起者预留接口，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根本挑战是处理与现有玩家的关系。美国对于中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标本，又是“水往低处流”的命运共同体；欧盟是一支和平力量，但充其量是一个没落贵族，即便它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日本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印度则应借重与牵制并行；中国最得力的、长期的“神圣同盟”，其实还是俄罗斯。
重建需要时间，而情势紧迫，并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机会成本越高。各种新模式将会出现对立和竞争。各主要国际角色的诉求不同，能力不同，对于应当采取的行动不仅缺乏共同见解，甚至连主导意见都没有。当务之急，中国要作为有领导力的进步人士，进入舞台。
国运和人生一样，决定命运的抉择往往是非同寻常局面下的断然取舍。中国在制定和展望反危机的国际合作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危机后的世界安排。而罗伯特·吉尔平则说，最终，“国际政治的特征仍然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力量与伟大的领导人的相互作用”。
反危机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仅如此，对于如何改造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协调机制，世界正面临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在为21世纪全球秩序奠基方面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中国需要紧紧抓住当前的特殊时机，开始阐明它希望看到的描绘未来蓝图的基本规则。20国集团峰会定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而北京——华盛顿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这一历史时刻，强烈地让人联想到二战后期美、英、苏、中关于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当前的世界体系改造，其实质是危机后的权力结构问题，对它的讨论，应该通过冷静地评估现实，剖析其远没有显露出来的后果。
危机与权力转变
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事件。危机强迫市场的参与者为更敏捷的竞争者让路，客观上制造了世界范围的再分配效应，使适者生存，版图改变。
目前，美国每天大约有1万件强制执行案件——人们被赶出了房子；对金融机构实行国家管理的救市举措，有可能导致整个美国社会体系发生混乱；公司国有化、银行停业或连续几周停止交易、收购债务和资产以及通过谈判重新签订住房抵押协议；美国政府昼夜不停地发行钞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计代价，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语的说法，使“整个国家卷入一场大骗局”，而“举债经营”，则是华尔街为债务想出的一个好听的代名词。
在危机时期，意识形态是奢侈品。美国的建国理念强调“自由”这一价值观，是一个“有理想”的多民族移民社会。即使如此，在实现金融稳定的救市计划中，华盛顿采取异乎寻常的政府干预手段，包括购买银行的股份，这在其他国家，政府注资计划一般被称为国有化计划。
但在美国，“国有化”显得过分大胆。美国一贯秉承“政治正确”的行为方式，所以避免使用国有化一词，因为人们反感暗示社会主义的任何东西。人们看到，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三次辩论，即10月15日的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大势已去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孤注一掷，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口实，居然就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拯救美国经济崩溃的关键措施，需要两个政治大变动，一是将经济重塑为平衡的制造型经济，二是恢复福利型国家。按照扎卡里亚的说法，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早就指出，最近这些金融创新毫无意义：它只是胡乱组合现有的资源，并没有给经济带来多大实际的好处。即使你干得很漂亮，但却采用了举债经营的方式，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前功尽弃，因为任何东西乘以零就等于零。
美元仍占鳌头
在可预见的10年内，欧元似乎是美元最强大的对手，但是，欧元区在成为挥洒自如的一体化国家之前，欧元的前景并非已经完全明朗。中国是欧元区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人民币可以竞争未来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在现阶段，它连自由兑换尚且没有做到。其他货币，不足挂齿。
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8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补足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占全球国防开支的一半，占所有武器研发的80％。美国12万亿美元的军备预算都是通过以美元为单位的贷款和现金实现的。如果美元衰落，美国军事霸主的时代将随之结束。
2008年的市场大动荡，已使全球股票价值的48％血本无归，导致银行贷款几近枯竭，引发商品价格从高人云端逆转为自由落体。但自相矛盾的是，如今，金融危机竟然抬高了长期遭受痛苦的美元。事实上，在8月份，信贷紧缩和商品价格一道休克，美元则在随后至今的一段时间内，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了15％。在全球货币中，目前只有日元和美元一样，正在持续走强；日元对美元跃升至13年以来的最高点，为93.58:1。
这一情况的发生，恰恰是由于，美国为金融危机已付出约2.5万亿美元后成本继续飙升、美联储接近于零的降息、美国铸币局加紧印钞支持救援计划，以及全球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需要大规模提前还贷、持有12万亿美元资产和债务的外国银行陷入“去杠杆化”的循环、中国和日本等国对美元“欲罢不能”，特别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推动。
此外，作为最大的美元债务人，美国的公共债务和公共及私人行业的债务数额巨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寅吃卯粮，通过借贷弥补亏空。比如，住房债务越变越大，从1974年的6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万亿美元。在1990年，美国的公共债务为3万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5.7万亿美元，2008年10月底达到10.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70％。但老话说得好，“债多不压身”。如果你欠银行100元，有麻烦的是你，如果你欠银行100万，有麻烦的是银行。
国际货币制度在延续美国梦
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之前的布雷顿森林制度是金本位制的一个修正版——美元盯住黄金，其他所有货币则盯住美元。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需要为越南战争拨款，同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布雷顿森林制度不堪重负开始变弱。它在1971年8月15日宣告结束，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闭了财政部的“黄金窗”，阻止因各国争相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导致黄金大量流出美国。
金本位制与不兑现纸币制度——货币不受贵金属或其他资产支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限制政府新增货币(和信贷)的数量，后者取消了这些限制，无限量制造信贷成为可能。如今，由于自1971年以来制造的无数信贷得不到私人部门偿还，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假如它幸存下来，那将是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印钞，承担起补偿美元坏账损失的责任。
但美钞为什么能被接受呢?因为人们信任美国政府。美钞为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制呢?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设计者、奠基者和领导者。这种信任感为什么可以无限透支呢?因为“美国梦”和“美国例外论”。
各种阴谋论者喜欢仓促判断，把美元的表现看作美国有意损人利己的铁证。金融危机和美元“反常”的表现使他们更加笃信自己的眼光。而在另一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速胜论者欢欣鼓舞，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已经就此丧失。阴谋论和速胜论虽然备受期待，但它们是一种受到误导的世界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美欧金融危机伴随着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约，相当于地球上每人分摊约10万美元。这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损失会有多大?没有人知道。1％的损失就是6万亿美元。假如这个未受约束的市场奇迹般地不发生爆裂、联储和财政部的国有化计划卓有成效，那么，代价可能会是新增数万亿美元公债。
但是，21世纪的美英资本主义还能挺 过这次金融灾难吗?
展现全球领导力
很显然，极其动荡的战略平衡关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超级强国，不仅在战略方面，还在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美国拥有全世界约20％的产品，50％的军费开支，绝大多数的顶级研究型大学，大量的研发开支，为其工业基地作补充的高度发达的服务业，非常好的人口构成情况，以及在所有大国中最佳的耕地与人口之比。在所有这些领域，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
尽管如此，华盛顿已经不能再拥有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不是霸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10月12日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历史上‘兴衰史’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的崩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通常是因为新兴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们。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还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资源。”
更确切地说，中国实力在上升，并且掌握了恢复全球经济的强大工具。这一次，若把握住机会，中国将从一个二流国家变成超级强国——但是，这需要远见和决心，尤其是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能力。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它的实质就是为最大程度地确保成功而组织自己的实力。而且，如果认识不到限制条件，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改造旧有模式，在短时间内并且有很多新参与者的情况下，将是一项艰巨挑战。为此，应该拟定反映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主要元素。
首先，要体现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潜力。中国已经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利益攸关者。始于1978年的新长征使我们赢得了大规模攻势的主动权。但我们必须清楚，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成熟国家，从而其全部潜力才能展示出来。
其次需要富有想象力。哪个国家能为更加进步的发展模式和全球结构找到道路，哪个国家就是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现在的努力是在为21世纪中叶的世界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游戏规则和维护其稳定的机制。从古至今，订立规则通常都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专利。而其他势单力薄的国家，虽然希望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其提议只能沦为草稿。越是这样，中国越要高瞻远瞩、智慧、谦逊和处事周全。
再次，稳定而开放。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体系，主角都是大国，因为只有它们拥有维持全球稳定的实力。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可以用富于变化的多种形式来表现实力。为新的崛起者预留接口，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根本挑战是处理与现有玩家的关系。美国对于中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标本，又是“水往低处流”的命运共同体；欧盟是一支和平力量，但充其量是一个没落贵族，即便它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日本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印度则应借重与牵制并行；中国最得力的、长期的“神圣同盟”，其实还是俄罗斯。
重建需要时间，而情势紧迫，并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机会成本越高。各种新模式将会出现对立和竞争。各主要国际角色的诉求不同，能力不同，对于应当采取的行动不仅缺乏共同见解，甚至连主导意见都没有。当务之急，中国要作为有领导力的进步人士，进入舞台。
国运和人生一样，决定命运的抉择往往是非同寻常局面下的断然取舍。中国在制定和展望反危机的国际合作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危机后的世界安排。而罗伯特·吉尔平则说，最终，“国际政治的特征仍然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力量与伟大的领导人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