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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姻”,正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双一流”高校作为中国高校的排头兵,在省校合作中参与的范围更广、频次更高。本文收集了“双一流”高校与各省份2015-2020年间的合作协议文本,从中分析省校合作的核心特征和影响因素,得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其他高校与政府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具有五个核心特征。
第一,省校合作协议签订数量显示高校间、政府间差异明显。统计发现,就省校合作协议签署的频次而言,2015年以来,“双一流”高校与省级政府共签署合作协议164个,签约量排名前10位的高校均为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说明这些高校最受追捧。并且,少数高校占据签约量的多数,说明高校之间差异大,马太效应明显。
第二,尽管政府之间的差异相较于高校而言更小,但西南地区的表现最为积极。在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以西南地区为主。其中,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签约量较大。分地区来看,东部省份的签约量为48个(29.27%),中部省份的签约量为38个(23.17%),西部省份的签约量为78个(47.56%)。
第三,省校合作签订时间与政府活动周期相关。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签约量呈现波动式增长趋势,平均签约量为27.3个,不同年份省校合作情况差异大。

在哪些月份,高校和省级政府最热衷于外出签约?对签约的月份进行统计,平均每月13.6个。开完“两会”后的3月(18个)、高校暑假(7月和8月均为17个)与处于年末的11月(21个)签约量较大,均超过了平均数。这同高校与地方政府的活动周期相关,“两会”布置的重点工作可能需要与高校合作推进,而在夏季高校与政府的时间较为灵活。此外,年末签约量大的原因与地方政府“突击花钱”和年终总结有一定关系。
签约地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与政府哪个主体更积极。数据显示,68%在省级政府所在地签约,30%在学校所在地签约(其余为缺失值)。政府主场占比多,表明多数情况下是高校积极与政府联络。
第四,省校合作协议与内容具有明显偏好。签约协议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人才培养、科研转化、战略咨询和高校建设等几大方面。
其中,人才培养是指高校增加本科招生名额、培训领导干部,政府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增加选调生,约87.80%的合作协议涉及。科研转化是指高校根据地方需求开展科研项目、与地方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省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这是省校合作涉及最广泛的领域,约93.29%的合作协议涉及。战略咨询约67.07%的合作协议涉及。高校建设约40.24%的合作协议涉及。
但省校合作协议也并非千篇一律,约35.98%的协议也会包括一些特色项目,比如师范类院校在地方建设中小学,高校参与地方扶贫,双方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等。大约八分之一的合作协议在签署时也伴随着实体项目的落地,例如高校在地方建设研究院。
总体而言,高校更多承担具体的科研、培训任务,政府更多提供平台和资源。
第五,省校合作网络符合“核心-边缘”结构,其中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处于核心地位。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成为高校的网络中心。云南、四川、广西、重庆和山西成为政府的网络中心。
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的影响因素应该从高校与政府两个方面来考虑,签约意愿与合作能力是两大影响因素。
从高校层次来看,高校的签约情况近似呈现“二八定律”。36所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签约量为133个,占比为81.10%;6所B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签约量为2个,占比为1.22%;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签约量为29个,占比为17.68%。
从高校类型来看,各类型高校签约量不均衡,45所综合类“双一流”高校签约量为84个,占比为51.22%;47所理工类“双一流”高校签约量为56个,占比为34.15%;48所其他类(财经、政法等)高校签约量为24个,占比为14.63%。由此可见,高校层次与类型可能是影响高校签约的因素。
高校签约状况的影响因素可以从意愿和能力两大角度进行考虑,即签约意愿更强、合作能力更强的高校,更有可能与地方政府签约。综合类高校和理工类高校,可能更有科研转化与多领域合作的意愿与能力。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获取本地政府資源机会越少的高校,也更有意愿对外合作。
各类高校签约情况

省级政府与高校签约量的年度变化(2015-2020)
“双一流”高校作为中国高校的排头兵,在省校合作中参与的范围更广、频次更高。本文收集了“双一流”高校与各省份2015-2020年间的合作协议文本,从中分析省校合作的核心特征和影响因素,得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其他高校与政府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省校合作协议的五大特征
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具有五个核心特征。
第一,省校合作协议签订数量显示高校间、政府间差异明显。统计发现,就省校合作协议签署的频次而言,2015年以来,“双一流”高校与省级政府共签署合作协议164个,签约量排名前10位的高校均为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说明这些高校最受追捧。并且,少数高校占据签约量的多数,说明高校之间差异大,马太效应明显。
第二,尽管政府之间的差异相较于高校而言更小,但西南地区的表现最为积极。在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以西南地区为主。其中,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签约量较大。分地区来看,东部省份的签约量为48个(29.27%),中部省份的签约量为38个(23.17%),西部省份的签约量为78个(47.56%)。
第三,省校合作签订时间与政府活动周期相关。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签约量呈现波动式增长趋势,平均签约量为27.3个,不同年份省校合作情况差异大。


在哪些月份,高校和省级政府最热衷于外出签约?对签约的月份进行统计,平均每月13.6个。开完“两会”后的3月(18个)、高校暑假(7月和8月均为17个)与处于年末的11月(21个)签约量较大,均超过了平均数。这同高校与地方政府的活动周期相关,“两会”布置的重点工作可能需要与高校合作推进,而在夏季高校与政府的时间较为灵活。此外,年末签约量大的原因与地方政府“突击花钱”和年终总结有一定关系。
签约地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与政府哪个主体更积极。数据显示,68%在省级政府所在地签约,30%在学校所在地签约(其余为缺失值)。政府主场占比多,表明多数情况下是高校积极与政府联络。
第四,省校合作协议与内容具有明显偏好。签约协议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人才培养、科研转化、战略咨询和高校建设等几大方面。
其中,人才培养是指高校增加本科招生名额、培训领导干部,政府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增加选调生,约87.80%的合作协议涉及。科研转化是指高校根据地方需求开展科研项目、与地方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省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这是省校合作涉及最广泛的领域,约93.29%的合作协议涉及。战略咨询约67.07%的合作协议涉及。高校建设约40.24%的合作协议涉及。
但省校合作协议也并非千篇一律,约35.98%的协议也会包括一些特色项目,比如师范类院校在地方建设中小学,高校参与地方扶贫,双方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等。大约八分之一的合作协议在签署时也伴随着实体项目的落地,例如高校在地方建设研究院。
总体而言,高校更多承担具体的科研、培训任务,政府更多提供平台和资源。
第五,省校合作网络符合“核心-边缘”结构,其中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处于核心地位。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成为高校的网络中心。云南、四川、广西、重庆和山西成为政府的网络中心。
签约背后的两大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省校合作协议的影响因素应该从高校与政府两个方面来考虑,签约意愿与合作能力是两大影响因素。
从高校层次来看,高校的签约情况近似呈现“二八定律”。36所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签约量为133个,占比为81.10%;6所B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签约量为2个,占比为1.22%;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签约量为29个,占比为17.68%。
从高校类型来看,各类型高校签约量不均衡,45所综合类“双一流”高校签约量为84个,占比为51.22%;47所理工类“双一流”高校签约量为56个,占比为34.15%;48所其他类(财经、政法等)高校签约量为24个,占比为14.63%。由此可见,高校层次与类型可能是影响高校签约的因素。
高校签约状况的影响因素可以从意愿和能力两大角度进行考虑,即签约意愿更强、合作能力更强的高校,更有可能与地方政府签约。综合类高校和理工类高校,可能更有科研转化与多领域合作的意愿与能力。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获取本地政府資源机会越少的高校,也更有意愿对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