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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林徽因和她生命中所能观察到的复杂时代和价值选择为线索，勾勒民国初期留学归来，致力于家国建设、民族独立富强的一代知识分子群像，再现他们在剧变的、忧患的时代底下的命运轨迹，浮沉与思考。
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对北平郊区古建筑进行考察。考察归来，他们联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发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文章署名梁思成、林徽因，但一望可知是出自林徽因的润色。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林徽因有她的特色，身兼史学的哲思、文学的激情、诗歌的浪漫，她的学术报告读来更像隽永的文学作品。
譬如描写卧佛寺的文字：“再进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时候）铺着金黄色的老玉米，像是专替旧殿着色。正殿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下后殿的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还没有醒。”又如记述万佛龛：“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顶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他们的老资格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
古建筑在这里，不只是一堆木料砖石的构砌，而是有灵气的生命。如同诗情，如同画意，更甚至于，给人以超出诗情画意的震动。
《平郊建筑杂录》语出惊人，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建筑意”的概念。它透露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观—在理论渊源上，受西方“学院派”建筑理论的影响，注重建筑审美，但最终的归依点，始终在建筑的文化意蕴与民族性。
林徽因之后，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场所精神”，呼吁人们重视自己的优秀传统，时间上，比林徽因晚了近半个世纪。
“建筑意”成为林徽因和梁思成对建筑学界的一大贡献。文章背后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仅仅是埋头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师。在他们眼里，古建筑是“技术与美”的结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更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这样的“建筑意”，穷思千古，正所谓不仅用科学家的头脑，而且用中国人的心。大地上散落着被风雨剥蚀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现代学术眼光和同情心的探秘者。而“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即“建筑意”的收获，则成为长途苦旅后非个中痴人而不能体验的感受。
1932年以后，林徽因、梁思成便是以这样的理解进行古建筑考察的。1932年，营造学社陆续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这一年8月，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应邀加盟，刘敦桢与梁思成携手，成为支撑营造学社运转的两大支柱。与刘敦祯前后脚加入学社的，还有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期毕业生刘致平，以及后来成为梁思成弟子的莫宗江、陈明达。营造学社这时候分为法式、文献两部，梁思成主法式部，负责古建筑测绘、绘图，刘敦桢主文献部，负责古籍文献整理。日本人伊东忠太关于古建筑研究中日分工的建议，由这两个中国人领衔，一力承担了下来。朱启钤后来将他们二人称为“北梁南刘”，他们联手开创了营造学社古建筑研究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梁思成的学生吴良镛总结为9个字—“旧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具体讲就是“旧学与新学的结合”，“文献与调查的结合”，“及时将研究发现进行科学整理，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提高”。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曾受刘敦桢亲炙，后来成为一代建筑名家的戴念慈也说：“中国营造学社治学的方式方法影响深远，这方式方法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既然已确定要开展田野考察，紧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去找什么，怎么找，从哪里开始？梁思成几经斟酌，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图书馆里认真进行前期研究。根据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选列地点目录”，最终，他选中了蓟县的独乐寺为第一站。
獨乐寺的发现缘于日本学者关野贞。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驱车调查清东陵，途经蓟县时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一座古建筑，虽有一道砖墙相隔，深具经验的关野贞“一瞥之下”仍认定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物，“遂停车，从旁小门进入”，仔细勘察之后，发现山门与后面的高阁竟都是辽物，而且数尊塑像也与建筑同时。
从独乐寺返回北平的关野贞心情起伏难平，赶往宝珠子胡同向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文献部主任阚铎分享自己发现独乐寺的始末。以关野贞的学识和在学界的影响力，他的故事一经传开，即刻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尚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刘敦桢在这一年译介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时，特意提到关野贞对独乐寺的考察：“（鸱尾）……此制宋后失传，最近关野氏发现辽初建造之蓟州独乐寺中门，具有鸱尾，恐为国内唯一遗物……”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也说：“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
在传闻的吸引下，1931年秋，梁思成计划出发寻访独乐寺，无奈“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这一推迟，就到了1932年。1932年4月的一天，天还没亮，乍暖还寒的早春季候里，梁思成和他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弟弟梁思达一起赶往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经被塞得满满的车厢。这趟今天从北京出发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分了。……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路阻且难，兵匪横行，安全也不能保证，到达当晚梁思成打电话给林徽因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有惊无险的庆幸里，是行路的不易和艰难。
不过，当他们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铺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和清式建筑迥然不同，和宋式大异，和唐式极相似，那一瞬间，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梁思成想到了他作为基本资料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说：“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这一句，说的是建筑营造的在场感，也未尝不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王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能得幸免的古建筑少之又少。中外学者已发现的遗物中，“最古者不过八百九十余岁”。独乐寺则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寺中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距唐亡仅77年，年代形制处于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文艺的遗风，下启宋氏营造，比当时已知的最古木建筑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还要早51年。对于一心要破解《营造法式》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无疑是一个大的惊喜。 这惊喜，一是出于学术本身。因为建设年代上接近《营造法式》，文本和实物彼此对照，互相参详，可以解惑，可以答疑。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无疑近了一大步。二是出于中国人的情感，书生报国的愿望。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亟盼着“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从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独乐寺的考察，让他们在忧患中看到了希望。就是在这次考察后，梁思成写出了那篇震惊学界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关野贞只是在辽物中比较的做法不同，梁思成从独乐寺出发，“比照唐（敦煌壁画）、宋（初祖庵和《营造法式》）、明、清，最后才到同是辽代遗物的华严寺、木塔，最终发出辽式特征之问”，如此上下求索，分明是在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建筑學家傅熹年后来评价这份报告说：“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这样的开始，怎能不令人激动。
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给胡适写去一信，信末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信纸后面，是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期待。
河北调查增加了梁思成、林徽因的信心，他们由此确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此起一直到抗战爆发，田野考察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任务。为寻访古建筑，学社成员如行者般踏遍了北方大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考察意味着什么？曾随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往太原、汾阳、文水、霍县、赵城多地考察的费慰梅说：
当时的知识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传统鸿沟依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到城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从乡下把农产品送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很少。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会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且满布带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供应可口的饭食，至于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这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有时还会碰到土匪抢劫。
林徽因、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则这样描述：餐风宿雨，两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巨大的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民生凋敝，完全没有卫生可言的环境，战乱不息，随时还有性命之虞。1932—1937年，营造学社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孤掌而鸣”。在乱世的喧嚣中，他们“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虽四顾萧条，而不弃恒心，坚持着“一种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个中滋味，已经不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后来收集在《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以及《林徽因文集· 建筑》中的调查报告，就是当时这一份付出的明证，也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对北平郊区古建筑进行考察。考察归来，他们联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发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文章署名梁思成、林徽因，但一望可知是出自林徽因的润色。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林徽因有她的特色，身兼史学的哲思、文学的激情、诗歌的浪漫，她的学术报告读来更像隽永的文学作品。
譬如描写卧佛寺的文字：“再进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时候）铺着金黄色的老玉米，像是专替旧殿着色。正殿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下后殿的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还没有醒。”又如记述万佛龛：“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顶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他们的老资格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
古建筑在这里，不只是一堆木料砖石的构砌，而是有灵气的生命。如同诗情，如同画意，更甚至于，给人以超出诗情画意的震动。
《平郊建筑杂录》语出惊人，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建筑意”的概念。它透露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观—在理论渊源上，受西方“学院派”建筑理论的影响，注重建筑审美，但最终的归依点，始终在建筑的文化意蕴与民族性。
林徽因之后，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场所精神”，呼吁人们重视自己的优秀传统，时间上，比林徽因晚了近半个世纪。
“建筑意”成为林徽因和梁思成对建筑学界的一大贡献。文章背后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仅仅是埋头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师。在他们眼里，古建筑是“技术与美”的结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更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这样的“建筑意”，穷思千古，正所谓不仅用科学家的头脑，而且用中国人的心。大地上散落着被风雨剥蚀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现代学术眼光和同情心的探秘者。而“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即“建筑意”的收获，则成为长途苦旅后非个中痴人而不能体验的感受。
1932年以后，林徽因、梁思成便是以这样的理解进行古建筑考察的。1932年，营造学社陆续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这一年8月，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应邀加盟，刘敦桢与梁思成携手，成为支撑营造学社运转的两大支柱。与刘敦祯前后脚加入学社的，还有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期毕业生刘致平，以及后来成为梁思成弟子的莫宗江、陈明达。营造学社这时候分为法式、文献两部，梁思成主法式部，负责古建筑测绘、绘图，刘敦桢主文献部，负责古籍文献整理。日本人伊东忠太关于古建筑研究中日分工的建议，由这两个中国人领衔，一力承担了下来。朱启钤后来将他们二人称为“北梁南刘”，他们联手开创了营造学社古建筑研究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梁思成的学生吴良镛总结为9个字—“旧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具体讲就是“旧学与新学的结合”，“文献与调查的结合”，“及时将研究发现进行科学整理，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提高”。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曾受刘敦桢亲炙，后来成为一代建筑名家的戴念慈也说：“中国营造学社治学的方式方法影响深远，这方式方法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既然已确定要开展田野考察，紧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去找什么，怎么找，从哪里开始？梁思成几经斟酌，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图书馆里认真进行前期研究。根据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选列地点目录”，最终，他选中了蓟县的独乐寺为第一站。
獨乐寺的发现缘于日本学者关野贞。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驱车调查清东陵，途经蓟县时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一座古建筑，虽有一道砖墙相隔，深具经验的关野贞“一瞥之下”仍认定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物，“遂停车，从旁小门进入”，仔细勘察之后，发现山门与后面的高阁竟都是辽物，而且数尊塑像也与建筑同时。
从独乐寺返回北平的关野贞心情起伏难平，赶往宝珠子胡同向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文献部主任阚铎分享自己发现独乐寺的始末。以关野贞的学识和在学界的影响力，他的故事一经传开，即刻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尚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刘敦桢在这一年译介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时，特意提到关野贞对独乐寺的考察：“（鸱尾）……此制宋后失传，最近关野氏发现辽初建造之蓟州独乐寺中门，具有鸱尾，恐为国内唯一遗物……”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也说：“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
在传闻的吸引下，1931年秋，梁思成计划出发寻访独乐寺，无奈“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这一推迟，就到了1932年。1932年4月的一天，天还没亮，乍暖还寒的早春季候里，梁思成和他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弟弟梁思达一起赶往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经被塞得满满的车厢。这趟今天从北京出发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分了。……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路阻且难，兵匪横行，安全也不能保证，到达当晚梁思成打电话给林徽因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有惊无险的庆幸里，是行路的不易和艰难。
不过，当他们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铺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和清式建筑迥然不同，和宋式大异，和唐式极相似，那一瞬间，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梁思成想到了他作为基本资料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说：“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这一句，说的是建筑营造的在场感，也未尝不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王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能得幸免的古建筑少之又少。中外学者已发现的遗物中，“最古者不过八百九十余岁”。独乐寺则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寺中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距唐亡仅77年，年代形制处于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文艺的遗风，下启宋氏营造，比当时已知的最古木建筑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还要早51年。对于一心要破解《营造法式》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无疑是一个大的惊喜。 这惊喜，一是出于学术本身。因为建设年代上接近《营造法式》，文本和实物彼此对照，互相参详，可以解惑，可以答疑。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无疑近了一大步。二是出于中国人的情感，书生报国的愿望。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亟盼着“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从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独乐寺的考察，让他们在忧患中看到了希望。就是在这次考察后，梁思成写出了那篇震惊学界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关野贞只是在辽物中比较的做法不同，梁思成从独乐寺出发，“比照唐（敦煌壁画）、宋（初祖庵和《营造法式》）、明、清，最后才到同是辽代遗物的华严寺、木塔，最终发出辽式特征之问”，如此上下求索，分明是在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建筑學家傅熹年后来评价这份报告说：“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这样的开始，怎能不令人激动。
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给胡适写去一信，信末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信纸后面，是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期待。
河北调查增加了梁思成、林徽因的信心，他们由此确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此起一直到抗战爆发，田野考察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任务。为寻访古建筑，学社成员如行者般踏遍了北方大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考察意味着什么？曾随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往太原、汾阳、文水、霍县、赵城多地考察的费慰梅说：
当时的知识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传统鸿沟依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到城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从乡下把农产品送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很少。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会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且满布带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供应可口的饭食，至于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这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有时还会碰到土匪抢劫。
林徽因、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则这样描述：餐风宿雨，两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巨大的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民生凋敝，完全没有卫生可言的环境，战乱不息，随时还有性命之虞。1932—1937年，营造学社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孤掌而鸣”。在乱世的喧嚣中，他们“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虽四顾萧条，而不弃恒心，坚持着“一种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个中滋味，已经不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后来收集在《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以及《林徽因文集· 建筑》中的调查报告，就是当时这一份付出的明证，也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