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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3日，83岁的朱敏离开了人世，去天堂与她日夜思念的父亲朱德团聚了。朱敏的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作为开国元帅的女儿，她牢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一直过着朴素平凡的生活。她在世的时候，笔者曾上门采访过她及其丈夫刘铮，对一代元帅淳朴敦厚的家风十分感念，难以忘怀。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一幢普通住宅楼内，笔者一行找到了朱敏的家。一进朱敏家的门厅，便让人察觉到这个家庭异于平常人家的气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元帅的半身塑像，塑像两旁摆放着绿叶盆景，霎时让人有一种肃穆庄重感。
走进客厅，只见正面墙上悬挂着朱德的标准像；展示柜中陈列有朱德、康克清夫妇与朱敏、刘铮夫妇的合影，及朱德与朱敏父女俩的合影；沙发后面墙上悬挂着几幅用玻璃镜框镶着的朱德书法作品；墙角小桌上还摆着一个朱德、康克清合影相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朱德纪念室。
很自然地，我们的话题便从朱德对女儿及女儿这个家庭的影响开始。
从“四旬”到“贺飞飞”
如果一个人每换一个环境便换一个名字，那么，每个名字无疑是一段人生历程的见证，频频改换名字的人势必有着不同一般的人生阅历。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朱敏便是一个这样的人。
朱德与朱敏的生母贺治华相识在上海，他们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时开始共同孕育一个小生命。尽管后来贺治华与朱德之间信仰已经相异，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贺治华的行为也深深刺痛了朱德，但朱德还是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1926年，依照党组织的安排，朱德和贺治华离开德国，横渡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朱德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将已经临近预产期的贺治华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里。
当年4月，40岁的朱德喜得爱女，如获至宝。为纪念自己40岁得到这个女儿，朱德为爱女取乳名“四旬”。在这一年，朱德也迎来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在其中。女儿没出世之前，朱德已接到国内通知，这是他自1922年赴德国留学后第一次有机会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付诸行动。但是，此行无法带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朱德只好离别女儿，独身踏上回国的征程。谁知父女这一别竟是14个寒暑！
次年夏天，彻底和朱德分道扬镳的贺治华，将小四旬送到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中苏边境的妹妹手上。在姨妈和外婆身边，小四旬被改名为贺飞飞。渐渐长大的朱敏第一次认识爹爹是在成都街头的一幅悬赏“朱毛”人头像上，朱敏回忆说：“那天，外婆悄悄告诉我，那个‘朱’就是你的爹爹。”当时，朱敏觉得心口一热，突然非常想见到自己的爹爹。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时年12岁的朱敏。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笑容亲切的周恩来给朱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记得，当周恩来第一眼看到自己时，非常惊讶地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多像朱老总！”周恩来提出想把朱敏送到延安与爹爹朱德团聚，可外婆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死活不肯放身体不好的外孙女走。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只好在临走时拿了一张朱敏的照片带给朱德。朱敏还记得自己当时到成都照相馆照了一张穿学生装的半身照，照片只有一寸大。周恩来拿在手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照片太小了，你爹爹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楚你的模样。”
两年后，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特务打听到朱德的女儿藏在贺家。一天，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幸好姨妈一口咬定朱敏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才使她幸免于难。但是，不安的气氛在家里越来越浓。一天早晨，外婆对外孙女说：“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尽管无比留恋外婆和这个家，但14岁的朱敏知道自己只有“走”这一条路了。没过多久，邓颖超又一次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朱敏和她的表妹。
当时，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成都出发到延安去，朱敏和表妹便随队一路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当年11月到达延安。
进了延安城，坐在马车上的朱敏便迫不及待地搜索着爹爹的身影。这时，一个站在高高的土墩上的中年男人映入她的眼帘，他穿着八路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直觉告诉朱敏，“这个人就是爹爹”。她顿时忘记了路途上曾为如何开口叫爹爹的苦恼，脱口而出：“爹爹……爹爹！……”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他跑过来，一把将女儿抱下马车。原本朱敏还想好了几句问候爹爹的话，可是在爹爹怀里她却只顾流泪，爹爹用大手抹去她脸上的泪，可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爹爹又抹……
到了爹爹身边，朱敏亲身感受到外表平静内心炽热的爹爹的一片舐犊情深。“原来以为爹爹忘记了我的模样，哪知他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我的出生日，阳历是哪天，阴历是哪天，清清楚楚。我这时才觉得爹爹想我想得好苦。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他说什么也不会离开我的！”康克清见着朱敏也非常高兴，拉着朱敏的手问长问短，久久不肯松开。
在朱德随身带的笔记本里，朱敏看到一张自己刚出生不久在莫斯科郊外草地上的照片，由于长年随身携带，照片已经发黄卷角。“那时，看着自己小时候的傻样直乐，还体会不到这张小照片寄托着爹爹多少思念”，多年以后，重新回忆这些往事时，朱敏对那张小照片的印象却日渐加深，深深感受到爹爹深沉的父爱，久久沉浸在深情的怀念之中。
刚到父亲身边的第一个晚上，没有睡意的朱敏赖在朱德的炕上，仔细观察爹爹的模样。朱德长着黑眉毛、黑眼睛，一头略卷的黑发，还是个大胡子，虽然现在刮得很干净，从发青的两腮上一眼就能看出胡楂。朱敏怎么看怎么觉得爹爹就像个农民，而不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但这样朴实、慈祥的爹爹，同时又有坚定、威严的一面，虽然与想像中的爹爹形象有一定差距，朱敏还是更喜欢现实中的爹爹。朱德曾经按照家族排辈给女儿起过一个大名“朱敏书”，但是他喜欢叫女儿“朱敏”，这样似乎更显得简单利落。
在延安与爹爹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爹爹分别。那天中午吃完饭后，朱德没有去开会，他盘腿坐在炕上，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女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默默地递了过来。朱敏接过一看，是介绍苏联国际儿童院简况的，心里很纳闷：爹爹让我看这个干什么呢？看着满脸不解的女儿，朱德笑着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和你一样，当八路军！”朱敏的人生理想脱口而出。朱德又笑了，他问：“打完仗以后，还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朱敏可从来没有想过。于是，朱德告诉女儿，打完仗后要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才。而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朱敏，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一起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你的体质差，容易生病，要想法把身体锻炼得强壮些。”窑洞里一时陷入沉寂，朱敏只听见爹爹沉重的呼吸声，她知道这是爹爹长征过雪山时落下的支气管炎后遗症……望着爹爹期望的眼睛，尽管心里不太愿意，朱敏还是默默地点点头。 启程这天，朱德和康克清、毛泽东和江青都到延安机场送孩子，一同去莫斯科的还有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
多年后，朱敏回忆起那次离别，说：“我深切地记得飞机在延安机场起飞时，我看见机翼下那一个个渐渐变成小黑点的亲人，我的心都缩了起来，他们好像会永远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以后无论我是跌倒还是站立，我再也够不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牵我一把。这一天，我品尝了更加惆怅甚至带有恐惧的离别滋味。”
从“朱敏”到“赤英”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朱德为时年14岁半的朱敏少报了两岁，填报12岁。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患上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身体早日康复，6月21日，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然而仅仅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当地被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吟，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开始发烧，如果让德军发现了她准会被扔下闷罐车，那就活不成了。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朱敏一直随身珍藏着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笔，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两个字。因为德国人不认识汉字，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拿走爹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纪念品，朱敏心里难过极了，她突然想起身上还藏有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朱敏便悄悄地将它含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在集中营里，朱敏整天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每天的食物就是发霉的黑面包，还时不时挨打。她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心灵一次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为了保护自己，在集中营里朱敏开始保持沉默。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有些吃力。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身体发育也停止了，没有长高过1厘米。
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上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在那个德国医生眼里，这些囚徒只是和小鸡、小猫等类似的生命。他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高烧时常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这道3厘米长的疤痕，成为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
朱敏家里珍藏有这么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3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站在当中的女孩有着一张东方人面孔，她紧紧拥着两旁的伙伴。这个女孩便是朱敏。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朱敏都会百感交集。
那天中午，朱敏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们照相。几个小女孩见看守很和善，便在镜头前露出了真诚的笑容。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举起鞭子便向朱敏她们狠狠抽了下去，将瞬间的美好抽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屈辱和仇恨。几天后，这个德国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朱敏她们，他一边夸姑娘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皮鞭。这次，朱敏她们谁也不敢说话，满心只有恐惧。
在集中营里，朱敏和伙伴们如同厨案上待宰割的羔羊。即使这样，朱敏与伙伴们还是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进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更加疯狂地需要枪炮弹药，集中营的工厂也变成了军需工厂。朱敏和伙伴们在工厂里劳动。听说子弹受潮会失效变成哑弹，但工厂里绝对找不到水，朱敏便和伙伴们想出一个妙招——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要监工不注意，她们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时口干舌燥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但大家还是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着。
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早日救她们脱离苦海。
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朱敏和难友们紧紧地拥抱起来，激动得流出眼泪。人群中突然有人想起德军的仓库，于是人流迅速朝仓库涌去。朱敏和小伙伴们在人流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靠近仓库。混乱中，一个硬东西把朱敏绊了一个跟头，她爬起来一看，是个油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块足足有5磅重的黄油。朱敏和伙伴几乎要乐疯了，她们抱起黄油，赶紧挤出人群。
由于害怕德国人会回来，朱敏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她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半夜一颗炮弹袭来，受惊的人们四处逃跑，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里，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出于自保的本能，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宪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直到几个月后，收容站新政委的出现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流的生涯。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几次盘问朱敏的身世都没有得到真实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啦！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
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辗转收到离别4年后爹爹的来信，朱敏哭了。爹爹在信中解释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
从“海归”到普通老师
战争结束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朱敏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她又不甘心两手空空回去。她决定留下来学习，把被无情的战争夺走的宝贵时光补回来。
凭着坚强的毅力，朱敏在儿童院努力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着，她又转到伊万诺沃学校补习完中学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朱敏跟着难友学说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还学着说德语，一开口便是乱七八糟的语言，把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当她提笔给爹爹写信时发现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用俄文代替。幸好朱德年轻时在莫斯科学习过，简单的俄文连蒙带猜，还勉强能把信看懂。后来朱敏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朱德就不得不找俄文翻译来帮忙。一次，他给朱敏写信，强调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语，朱敏才从俄文世界中醒过来，此后每当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她都要查字典。
在朱敏即将中学毕业时，她收到爹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希望她能回国读大学，在爹爹身边可以边学习边治病。爹爹的关心让朱敏既感动又矛盾：自己只完成中学教育，离爹爹当初的期望还相距甚远。坚强的朱敏下定决心，不能就这样回去。特别是当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孤儿，想到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为苏联人民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成绩后，朱敏便产生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她的选择也得到了爹爹的支持。1949年，23岁的朱敏考入列宁教育学院。
1950年，上大学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眼睛却始终是湿润的。当朱敏向爹爹提起那支被法西斯搜走的派克金笔时，爹爹安慰她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
在这个暑假期间，朱德亲自做起女儿的汉语老师来，每天晚上都辅导女儿学习汉语。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朱德送给女儿几件衣服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一个深灰色手提箱，希望女儿在苏联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间都显现出军人的刚毅与冷静；同时，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映射出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世上。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小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像读书那样久久不肯放下。朱敏由此触摸到了父亲那炽热的内心。
让朱敏没想到的是，爹爹让她一满产假便去上班，说不能耽误工作，孩子由他和康克清妈妈来带。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爹爹却硬要赶她到北师大集体宿舍去住。她的丈夫刘铮那时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孩子也不在身边，这让希望享受家庭温情的朱敏感到很孤独。而且，朱敏还有另一层想法，“当时，爹爹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让我留下来照顾他啊！可爹爹却板着脸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的任务是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做孝子贤孙’”。朱敏不能理解爹爹的做法，“家里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多我一个吗？”于是，她赌气不回家了。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朱德特意派警卫员请她回家。一进门，朱敏便看到一幅祖孙同乐图：爹爹正抱着外孙玩“扎胡子”，小家伙一倒一歪地躲闪，笑得口水直流。康克清告诉朱敏，这是祖孙俩经常玩的游戏。朱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不知不觉都溜走了，以后她便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
朱敏一直任教于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居于首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她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但因她的中文不行，便在外语系改教俄文。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朱敏很快便能胜任教学工作，从助教、讲师做到教授、教研室主任，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似乎工作干劲更足，“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否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权？朱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女儿上了一堂课。
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欢庆。朱敏非常想和爹爹一起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可令她想不到的是爹爹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却大加责备。再三请求无效后，朱敏委屈地说起以前在苏联过国庆节时，斯大林都邀请自己去红场观礼台。她没料到，这番话让爹爹的火气更大了：“你住口！斯大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可现在你是在中国，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那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你现在不是小孩了，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爹爹的这番话，像闪电一样划过朱敏的内心，并在她心灵深处烙下深刻印记。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反复地体味着爹爹的话，真正地拥有了普通人的平常心，过上了一种平实而幸福的生活。
那时候对于如何花钱，年轻的朱敏很不得要领。每个月的工资往往半个月就花没了，常常口袋里只剩零钱的朱敏只好找爹爹求援。见到女儿陷入经济危机，朱德不由得和她开起玩笑：“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别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儿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并提出以后亲自替她制定开支计划，帮助她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此后，朱德真的给女儿制定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朱敏按照爹爹的这个开支表计划用钱，再也没有出现家庭“财政赤字”，也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后来家庭陆续又添了几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朱敏再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反而将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孩子们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因为年轻时受到的磨难太多，朱敏的身体健康被严重侵蚀了，尤其是集中营的摧残，给她埋下各种疾病的隐患。
1965年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搞“四清”运动。听说学校下乡的地点是爹爹抗战期间曾经战斗过的晋东南地区，朱敏便积极报名参加。但出于对她身体健康情况的考虑，系里没有批准。可是朱敏特别不服气，搬来爹爹当“说客”，这样学校领导才终于答应让她下乡了。
临行时，朱德对女儿说，这是一次和工农相结合的好机会，你在外国呆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农村不了解，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接受锻炼。朱敏到达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托看望当年的老乡，还看望了留在当地的老八路。乡亲们一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把朱敏接到家里居住，向她讲了好多当年的故事，乡亲们那种对八路军、对父亲的真挚感情，令朱敏十分感动。
到了农村后，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却突然向朱敏袭来。开始时，朱敏常觉得右眼发胀发花，还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自己点眼药水，并不放在心上。半年后的一天，朱敏突然发现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得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医院无法确诊。无奈之下，朱敏回到了北京，由于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时间长，已经出现血肿，一时难以治愈。医生先用保守疗法治疗，希望保住这只眼睛。偏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专家们全被打倒。朱敏失去了精心治疗的机会，眼睛随之失去了最后复明的希望。一场手术之后，朱敏从麻醉药失效后醒来，那只黝黑的右眼便永远从脸上消失了。
作为父亲，朱德虽说心里也很难过，但在女儿病床前，他却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后来，他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睛，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也特别逼真，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真假。
70岁那年，朱敏与老伴在当时居住的北师大宿舍院子里散步时，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冒失地撞了个跟头。当时幸好老伴用身体抵挡了一下，不然后果更惨。这场小小的“交通事故”，却导致了朱敏的胯骨骨折。当时，朱敏和老伴挥挥手，放走了那个吓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所有事故后果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了。当被人问及为什么这样“大度”时，朱敏用惯有的和善口气说：“这个年轻人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我看见他吓坏了，怪可怜的。他是民工，也没有钱，留下他有什么用？”虽是简短、朴实的话，却能透出朱德元帅敦厚传世的家风。
这次意外过后，朱敏的胯关节骨折处几经手术才装了个人造关节，还卧床休息了一年。自此以后，一到刮风下雨天，冰冷的不锈钢关节就在朱敏身体深处隐隐作痛。人们以为朱敏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离开病榻了，谁知她并不屈服身体的苦痛，身体恢复后便拄着拐杖下地了。
对于朱敏来说，虽然自己体弱多病，但她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可怜自己。苦难岁月足以摧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也能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变得更坚强。有了异于寻常人的不凡遭遇，朱敏的生命力似乎比一般人更为顽强。
从不被看好到白头偕老
朱敏的丈夫刘铮1927年1月出生在石家庄一个普通城市平民家庭，父亲做小生意，母亲是位勤劳质朴的农家妇女。1945年4月，中学毕业的刘铮在晋察冀冀中军区参加八路军。不久，华北联合大学成立，爱好学习的刘铮进入联大外语系学俄文。1949年10月，中苏两国建交不久，刘铮便跟随王稼祥赴莫斯科，参加筹建大使馆工作。当时，刘铮是中国驻苏联使馆的翻译，他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在大使馆非常有人缘。
早期的中国留苏学生大都是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在使馆办公室工作的刘铮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协助留苏学生办理各种事务、传递国内信件、组织使馆的庆祝和联谊活动。由于工作关系，他和留学生们接触的机会很多。谈及最初见到朱敏时的印象，刘铮坦言“开始并不知道她是朱德元帅的女儿，后来才知道”，她“挺活跃、朴实、谦虚，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很容易接触”。后来，随着两人交往多了起来，朱敏也越发觉得刘铮单纯、朴素，对自己非常真诚。刘铮介绍，自己在华北联大学俄文条件艰苦，老师是跟着从延安来的中央外事组、从后方来的懂俄文的干部学，学完了再教给他们这帮学生，所以，他的俄语发音和语言表达都不够纯熟。诚恳热情的朱敏见此情况，便经常帮助刘铮纠正发音，每次来使馆，还为刘铮带来一些辅导书籍，帮助他尽快提高俄语水平。在与朱敏的交往中，刘铮一直把她看作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爱慕之情在两个年轻人心里悄悄萌生。
有一天，大使馆的负责人出于对朱敏的关心和爱护，对她说：“你爹爹就你一个女儿，选择爱人必须慎重。我知道你对刘铮有好感，可是他没有大学学历，又是一个普通人家子弟。中国有许多好青年，你可以回国去找……”朱敏一听急了，说：“我爹爹不也是一个佃农家的孩子吗？看人不要看他的地位高低，只要他人品好、为人诚实、值得依赖、肯学习、敢负责，那他就值得我爱。”
1950年底，康克清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她此行还背负了一个重要“私务”：考察一下女儿男朋友的情况。在大使馆的巧妙安排下，康克清在刘铮呈送文件时见到了他，并与他交谈了一会儿。事后，康克清对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表示满意，代表朱德同意女儿的婚事。1952年春节前夕，经过3年恋爱长跑的朱敏和刘铮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朱德与夫人康克清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刘铮、朱敏夫妇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
2009年4月19日，北京的天空一改此前几天的晴朗，阴沉沉的，还有些阴冷。这天上午，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爱女朱敏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她于4月13日上午10时22分在301医院病逝。而在此前3天的4月10日，她刚刚度过83岁生日。
“红色英雄一生风雨万千险阻，耿耿丹心可鉴，余波渡尽忠魂在；后辈楷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巍巍功业长存，红烛光耀留芳泽。”笔者给老人送行时，记下了八宝山东礼堂门上的这副挽联。显然，这挽联是朱敏不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
尽管朱敏现在已离开自己整整5周年了，在评价老伴时，刘铮说：“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师大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家庭也贡献很大，她一下班就回家照顾孩子们，也没什么怨言。”可以说，从朱敏身上，刘铮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和人格魅力对下一代的影响。
（责任编辑：吴玫）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一幢普通住宅楼内，笔者一行找到了朱敏的家。一进朱敏家的门厅，便让人察觉到这个家庭异于平常人家的气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元帅的半身塑像，塑像两旁摆放着绿叶盆景，霎时让人有一种肃穆庄重感。
走进客厅，只见正面墙上悬挂着朱德的标准像；展示柜中陈列有朱德、康克清夫妇与朱敏、刘铮夫妇的合影，及朱德与朱敏父女俩的合影；沙发后面墙上悬挂着几幅用玻璃镜框镶着的朱德书法作品；墙角小桌上还摆着一个朱德、康克清合影相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朱德纪念室。
很自然地，我们的话题便从朱德对女儿及女儿这个家庭的影响开始。
从“四旬”到“贺飞飞”
如果一个人每换一个环境便换一个名字，那么，每个名字无疑是一段人生历程的见证，频频改换名字的人势必有着不同一般的人生阅历。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朱敏便是一个这样的人。
朱德与朱敏的生母贺治华相识在上海，他们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时开始共同孕育一个小生命。尽管后来贺治华与朱德之间信仰已经相异，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贺治华的行为也深深刺痛了朱德，但朱德还是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1926年，依照党组织的安排，朱德和贺治华离开德国，横渡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朱德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将已经临近预产期的贺治华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里。
当年4月，40岁的朱德喜得爱女，如获至宝。为纪念自己40岁得到这个女儿，朱德为爱女取乳名“四旬”。在这一年，朱德也迎来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在其中。女儿没出世之前，朱德已接到国内通知，这是他自1922年赴德国留学后第一次有机会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付诸行动。但是，此行无法带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朱德只好离别女儿，独身踏上回国的征程。谁知父女这一别竟是14个寒暑！
次年夏天，彻底和朱德分道扬镳的贺治华，将小四旬送到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中苏边境的妹妹手上。在姨妈和外婆身边，小四旬被改名为贺飞飞。渐渐长大的朱敏第一次认识爹爹是在成都街头的一幅悬赏“朱毛”人头像上，朱敏回忆说：“那天，外婆悄悄告诉我，那个‘朱’就是你的爹爹。”当时，朱敏觉得心口一热，突然非常想见到自己的爹爹。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时年12岁的朱敏。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笑容亲切的周恩来给朱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记得，当周恩来第一眼看到自己时，非常惊讶地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多像朱老总！”周恩来提出想把朱敏送到延安与爹爹朱德团聚，可外婆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死活不肯放身体不好的外孙女走。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只好在临走时拿了一张朱敏的照片带给朱德。朱敏还记得自己当时到成都照相馆照了一张穿学生装的半身照，照片只有一寸大。周恩来拿在手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照片太小了，你爹爹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楚你的模样。”
两年后，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特务打听到朱德的女儿藏在贺家。一天，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幸好姨妈一口咬定朱敏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才使她幸免于难。但是，不安的气氛在家里越来越浓。一天早晨，外婆对外孙女说：“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尽管无比留恋外婆和这个家，但14岁的朱敏知道自己只有“走”这一条路了。没过多久，邓颖超又一次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朱敏和她的表妹。
当时，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成都出发到延安去，朱敏和表妹便随队一路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当年11月到达延安。
进了延安城，坐在马车上的朱敏便迫不及待地搜索着爹爹的身影。这时，一个站在高高的土墩上的中年男人映入她的眼帘，他穿着八路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直觉告诉朱敏，“这个人就是爹爹”。她顿时忘记了路途上曾为如何开口叫爹爹的苦恼，脱口而出：“爹爹……爹爹！……”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他跑过来，一把将女儿抱下马车。原本朱敏还想好了几句问候爹爹的话，可是在爹爹怀里她却只顾流泪，爹爹用大手抹去她脸上的泪，可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爹爹又抹……
到了爹爹身边，朱敏亲身感受到外表平静内心炽热的爹爹的一片舐犊情深。“原来以为爹爹忘记了我的模样，哪知他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我的出生日，阳历是哪天，阴历是哪天，清清楚楚。我这时才觉得爹爹想我想得好苦。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他说什么也不会离开我的！”康克清见着朱敏也非常高兴，拉着朱敏的手问长问短，久久不肯松开。
在朱德随身带的笔记本里，朱敏看到一张自己刚出生不久在莫斯科郊外草地上的照片，由于长年随身携带，照片已经发黄卷角。“那时，看着自己小时候的傻样直乐，还体会不到这张小照片寄托着爹爹多少思念”，多年以后，重新回忆这些往事时，朱敏对那张小照片的印象却日渐加深，深深感受到爹爹深沉的父爱，久久沉浸在深情的怀念之中。
刚到父亲身边的第一个晚上，没有睡意的朱敏赖在朱德的炕上，仔细观察爹爹的模样。朱德长着黑眉毛、黑眼睛，一头略卷的黑发，还是个大胡子，虽然现在刮得很干净，从发青的两腮上一眼就能看出胡楂。朱敏怎么看怎么觉得爹爹就像个农民，而不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但这样朴实、慈祥的爹爹，同时又有坚定、威严的一面，虽然与想像中的爹爹形象有一定差距，朱敏还是更喜欢现实中的爹爹。朱德曾经按照家族排辈给女儿起过一个大名“朱敏书”，但是他喜欢叫女儿“朱敏”，这样似乎更显得简单利落。
在延安与爹爹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爹爹分别。那天中午吃完饭后，朱德没有去开会，他盘腿坐在炕上，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女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默默地递了过来。朱敏接过一看，是介绍苏联国际儿童院简况的，心里很纳闷：爹爹让我看这个干什么呢？看着满脸不解的女儿，朱德笑着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和你一样，当八路军！”朱敏的人生理想脱口而出。朱德又笑了，他问：“打完仗以后，还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朱敏可从来没有想过。于是，朱德告诉女儿，打完仗后要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才。而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朱敏，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一起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你的体质差，容易生病，要想法把身体锻炼得强壮些。”窑洞里一时陷入沉寂，朱敏只听见爹爹沉重的呼吸声，她知道这是爹爹长征过雪山时落下的支气管炎后遗症……望着爹爹期望的眼睛，尽管心里不太愿意，朱敏还是默默地点点头。 启程这天，朱德和康克清、毛泽东和江青都到延安机场送孩子，一同去莫斯科的还有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
多年后，朱敏回忆起那次离别，说：“我深切地记得飞机在延安机场起飞时，我看见机翼下那一个个渐渐变成小黑点的亲人，我的心都缩了起来，他们好像会永远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以后无论我是跌倒还是站立，我再也够不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牵我一把。这一天，我品尝了更加惆怅甚至带有恐惧的离别滋味。”
从“朱敏”到“赤英”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朱德为时年14岁半的朱敏少报了两岁，填报12岁。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患上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身体早日康复，6月21日，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然而仅仅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当地被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吟，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开始发烧，如果让德军发现了她准会被扔下闷罐车，那就活不成了。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朱敏一直随身珍藏着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笔，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两个字。因为德国人不认识汉字，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拿走爹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纪念品，朱敏心里难过极了，她突然想起身上还藏有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朱敏便悄悄地将它含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在集中营里，朱敏整天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每天的食物就是发霉的黑面包，还时不时挨打。她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心灵一次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为了保护自己，在集中营里朱敏开始保持沉默。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有些吃力。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身体发育也停止了，没有长高过1厘米。
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上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在那个德国医生眼里，这些囚徒只是和小鸡、小猫等类似的生命。他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高烧时常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这道3厘米长的疤痕，成为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
朱敏家里珍藏有这么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3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站在当中的女孩有着一张东方人面孔，她紧紧拥着两旁的伙伴。这个女孩便是朱敏。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朱敏都会百感交集。
那天中午，朱敏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们照相。几个小女孩见看守很和善，便在镜头前露出了真诚的笑容。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举起鞭子便向朱敏她们狠狠抽了下去，将瞬间的美好抽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屈辱和仇恨。几天后，这个德国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朱敏她们，他一边夸姑娘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皮鞭。这次，朱敏她们谁也不敢说话，满心只有恐惧。
在集中营里，朱敏和伙伴们如同厨案上待宰割的羔羊。即使这样，朱敏与伙伴们还是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进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更加疯狂地需要枪炮弹药，集中营的工厂也变成了军需工厂。朱敏和伙伴们在工厂里劳动。听说子弹受潮会失效变成哑弹，但工厂里绝对找不到水，朱敏便和伙伴们想出一个妙招——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要监工不注意，她们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时口干舌燥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但大家还是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着。
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早日救她们脱离苦海。
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朱敏和难友们紧紧地拥抱起来，激动得流出眼泪。人群中突然有人想起德军的仓库，于是人流迅速朝仓库涌去。朱敏和小伙伴们在人流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靠近仓库。混乱中，一个硬东西把朱敏绊了一个跟头，她爬起来一看，是个油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块足足有5磅重的黄油。朱敏和伙伴几乎要乐疯了，她们抱起黄油，赶紧挤出人群。
由于害怕德国人会回来，朱敏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她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半夜一颗炮弹袭来，受惊的人们四处逃跑，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里，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出于自保的本能，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宪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直到几个月后，收容站新政委的出现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流的生涯。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几次盘问朱敏的身世都没有得到真实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啦！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
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辗转收到离别4年后爹爹的来信，朱敏哭了。爹爹在信中解释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
从“海归”到普通老师
战争结束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朱敏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她又不甘心两手空空回去。她决定留下来学习，把被无情的战争夺走的宝贵时光补回来。
凭着坚强的毅力，朱敏在儿童院努力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着，她又转到伊万诺沃学校补习完中学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朱敏跟着难友学说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还学着说德语，一开口便是乱七八糟的语言，把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当她提笔给爹爹写信时发现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用俄文代替。幸好朱德年轻时在莫斯科学习过，简单的俄文连蒙带猜，还勉强能把信看懂。后来朱敏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朱德就不得不找俄文翻译来帮忙。一次，他给朱敏写信，强调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语，朱敏才从俄文世界中醒过来，此后每当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她都要查字典。
在朱敏即将中学毕业时，她收到爹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希望她能回国读大学，在爹爹身边可以边学习边治病。爹爹的关心让朱敏既感动又矛盾：自己只完成中学教育，离爹爹当初的期望还相距甚远。坚强的朱敏下定决心，不能就这样回去。特别是当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孤儿，想到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为苏联人民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成绩后，朱敏便产生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她的选择也得到了爹爹的支持。1949年，23岁的朱敏考入列宁教育学院。
1950年，上大学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眼睛却始终是湿润的。当朱敏向爹爹提起那支被法西斯搜走的派克金笔时，爹爹安慰她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
在这个暑假期间，朱德亲自做起女儿的汉语老师来，每天晚上都辅导女儿学习汉语。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朱德送给女儿几件衣服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一个深灰色手提箱，希望女儿在苏联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间都显现出军人的刚毅与冷静；同时，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映射出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世上。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小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像读书那样久久不肯放下。朱敏由此触摸到了父亲那炽热的内心。
让朱敏没想到的是，爹爹让她一满产假便去上班，说不能耽误工作，孩子由他和康克清妈妈来带。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爹爹却硬要赶她到北师大集体宿舍去住。她的丈夫刘铮那时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孩子也不在身边，这让希望享受家庭温情的朱敏感到很孤独。而且，朱敏还有另一层想法，“当时，爹爹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让我留下来照顾他啊！可爹爹却板着脸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的任务是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做孝子贤孙’”。朱敏不能理解爹爹的做法，“家里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多我一个吗？”于是，她赌气不回家了。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朱德特意派警卫员请她回家。一进门，朱敏便看到一幅祖孙同乐图：爹爹正抱着外孙玩“扎胡子”，小家伙一倒一歪地躲闪，笑得口水直流。康克清告诉朱敏，这是祖孙俩经常玩的游戏。朱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不知不觉都溜走了，以后她便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
朱敏一直任教于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居于首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她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但因她的中文不行，便在外语系改教俄文。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朱敏很快便能胜任教学工作，从助教、讲师做到教授、教研室主任，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似乎工作干劲更足，“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否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权？朱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女儿上了一堂课。
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欢庆。朱敏非常想和爹爹一起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可令她想不到的是爹爹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却大加责备。再三请求无效后，朱敏委屈地说起以前在苏联过国庆节时，斯大林都邀请自己去红场观礼台。她没料到，这番话让爹爹的火气更大了：“你住口！斯大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可现在你是在中国，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那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你现在不是小孩了，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爹爹的这番话，像闪电一样划过朱敏的内心，并在她心灵深处烙下深刻印记。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反复地体味着爹爹的话，真正地拥有了普通人的平常心，过上了一种平实而幸福的生活。
那时候对于如何花钱，年轻的朱敏很不得要领。每个月的工资往往半个月就花没了，常常口袋里只剩零钱的朱敏只好找爹爹求援。见到女儿陷入经济危机，朱德不由得和她开起玩笑：“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别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儿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并提出以后亲自替她制定开支计划，帮助她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此后，朱德真的给女儿制定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朱敏按照爹爹的这个开支表计划用钱，再也没有出现家庭“财政赤字”，也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后来家庭陆续又添了几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朱敏再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反而将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孩子们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因为年轻时受到的磨难太多，朱敏的身体健康被严重侵蚀了，尤其是集中营的摧残，给她埋下各种疾病的隐患。
1965年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搞“四清”运动。听说学校下乡的地点是爹爹抗战期间曾经战斗过的晋东南地区，朱敏便积极报名参加。但出于对她身体健康情况的考虑，系里没有批准。可是朱敏特别不服气，搬来爹爹当“说客”，这样学校领导才终于答应让她下乡了。
临行时，朱德对女儿说，这是一次和工农相结合的好机会，你在外国呆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农村不了解，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接受锻炼。朱敏到达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托看望当年的老乡，还看望了留在当地的老八路。乡亲们一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把朱敏接到家里居住，向她讲了好多当年的故事，乡亲们那种对八路军、对父亲的真挚感情，令朱敏十分感动。
到了农村后，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却突然向朱敏袭来。开始时，朱敏常觉得右眼发胀发花，还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自己点眼药水，并不放在心上。半年后的一天，朱敏突然发现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得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医院无法确诊。无奈之下，朱敏回到了北京，由于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时间长，已经出现血肿，一时难以治愈。医生先用保守疗法治疗，希望保住这只眼睛。偏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专家们全被打倒。朱敏失去了精心治疗的机会，眼睛随之失去了最后复明的希望。一场手术之后，朱敏从麻醉药失效后醒来，那只黝黑的右眼便永远从脸上消失了。
作为父亲，朱德虽说心里也很难过，但在女儿病床前，他却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后来，他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睛，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也特别逼真，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真假。
70岁那年，朱敏与老伴在当时居住的北师大宿舍院子里散步时，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冒失地撞了个跟头。当时幸好老伴用身体抵挡了一下，不然后果更惨。这场小小的“交通事故”，却导致了朱敏的胯骨骨折。当时，朱敏和老伴挥挥手，放走了那个吓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所有事故后果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了。当被人问及为什么这样“大度”时，朱敏用惯有的和善口气说：“这个年轻人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我看见他吓坏了，怪可怜的。他是民工，也没有钱，留下他有什么用？”虽是简短、朴实的话，却能透出朱德元帅敦厚传世的家风。
这次意外过后，朱敏的胯关节骨折处几经手术才装了个人造关节，还卧床休息了一年。自此以后，一到刮风下雨天，冰冷的不锈钢关节就在朱敏身体深处隐隐作痛。人们以为朱敏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离开病榻了，谁知她并不屈服身体的苦痛，身体恢复后便拄着拐杖下地了。
对于朱敏来说，虽然自己体弱多病，但她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可怜自己。苦难岁月足以摧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也能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变得更坚强。有了异于寻常人的不凡遭遇，朱敏的生命力似乎比一般人更为顽强。
从不被看好到白头偕老
朱敏的丈夫刘铮1927年1月出生在石家庄一个普通城市平民家庭，父亲做小生意，母亲是位勤劳质朴的农家妇女。1945年4月，中学毕业的刘铮在晋察冀冀中军区参加八路军。不久，华北联合大学成立，爱好学习的刘铮进入联大外语系学俄文。1949年10月，中苏两国建交不久，刘铮便跟随王稼祥赴莫斯科，参加筹建大使馆工作。当时，刘铮是中国驻苏联使馆的翻译，他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在大使馆非常有人缘。
早期的中国留苏学生大都是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在使馆办公室工作的刘铮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协助留苏学生办理各种事务、传递国内信件、组织使馆的庆祝和联谊活动。由于工作关系，他和留学生们接触的机会很多。谈及最初见到朱敏时的印象，刘铮坦言“开始并不知道她是朱德元帅的女儿，后来才知道”，她“挺活跃、朴实、谦虚，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很容易接触”。后来，随着两人交往多了起来，朱敏也越发觉得刘铮单纯、朴素，对自己非常真诚。刘铮介绍，自己在华北联大学俄文条件艰苦，老师是跟着从延安来的中央外事组、从后方来的懂俄文的干部学，学完了再教给他们这帮学生，所以，他的俄语发音和语言表达都不够纯熟。诚恳热情的朱敏见此情况，便经常帮助刘铮纠正发音，每次来使馆，还为刘铮带来一些辅导书籍，帮助他尽快提高俄语水平。在与朱敏的交往中，刘铮一直把她看作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爱慕之情在两个年轻人心里悄悄萌生。
有一天，大使馆的负责人出于对朱敏的关心和爱护，对她说：“你爹爹就你一个女儿，选择爱人必须慎重。我知道你对刘铮有好感，可是他没有大学学历，又是一个普通人家子弟。中国有许多好青年，你可以回国去找……”朱敏一听急了，说：“我爹爹不也是一个佃农家的孩子吗？看人不要看他的地位高低，只要他人品好、为人诚实、值得依赖、肯学习、敢负责，那他就值得我爱。”
1950年底，康克清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她此行还背负了一个重要“私务”：考察一下女儿男朋友的情况。在大使馆的巧妙安排下，康克清在刘铮呈送文件时见到了他，并与他交谈了一会儿。事后，康克清对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表示满意，代表朱德同意女儿的婚事。1952年春节前夕，经过3年恋爱长跑的朱敏和刘铮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朱德与夫人康克清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刘铮、朱敏夫妇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
2009年4月19日，北京的天空一改此前几天的晴朗，阴沉沉的，还有些阴冷。这天上午，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爱女朱敏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她于4月13日上午10时22分在301医院病逝。而在此前3天的4月10日，她刚刚度过83岁生日。
“红色英雄一生风雨万千险阻，耿耿丹心可鉴，余波渡尽忠魂在；后辈楷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巍巍功业长存，红烛光耀留芳泽。”笔者给老人送行时，记下了八宝山东礼堂门上的这副挽联。显然，这挽联是朱敏不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
尽管朱敏现在已离开自己整整5周年了，在评价老伴时，刘铮说：“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师大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家庭也贡献很大，她一下班就回家照顾孩子们，也没什么怨言。”可以说，从朱敏身上，刘铮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和人格魅力对下一代的影响。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