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传记往往以点带面，通过讲述一个人的生平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种思想等，进而带给读者丰富、深刻的启发以及精神上的润泽。传主其实只是一个窗口。吴钩的《宋仁宗：时代共治》做到了。
　　在回答“我为什么要为宋仁宗立传？”时，吴钩首先说明了宋仁宗在历史上的定位：在位时间很长，而存在感极低。游览名胜古迹、听闻传说故事以及谈到艺术成就时，人们轻易都不会想起宋仁宗。即便有诸多发生在其当政年代的民间故事，宋仁宗也不过是其中“打酱油”的背景板，不足以引发关注。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宋仁宗却是一个至高点，这引发了吴钩心中的数个问题：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却得到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出发点是对宋仁宗个人的好奇，但是追问指向了一个时代的气象、一种被当时称赞的社会状态、一种被后世赞颂的永恒的美德。作者的下笔之前的思考便不止于了解故事。
　　宋仁宗的庸常昭示制度的力量
　　吴钩反复把“庸常”一词加在宋仁宗身上。宋仁宗庸常吗？
　　是的，有时候简直窝囊。宋仁宗常常会受到大臣的反对和抵制，被大臣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也是正常现象，有时候还会被逼到流眼泪。看惯了宫廷剧的读者一定会对此诧异万分。《宋仁宗：时代共治》首先展现的便是宋仁宗的“万事不自由”。
　　听音乐不自由。仁宗皇帝从小就喜欢音乐，也很有音乐天赋，会作曲，还写过音乐理论方面的文章。但是畏惧于来自大臣的靡靡之音误国的评论，他不敢流露出自己对音乐的沉醉，甚至不得不表态：“朕于声伎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即便对柳永的文学和音乐才华非常欣赏，也只敢在私宴的时候听一听柳永新词，而不敢公开表现出欣赏。
　　娶妻不自由，出妻也不自由。宋仁宗一生的皇后中，只有温成是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但是温成的“皇后”之名，是她去世之后才追赠的。有资格“母仪天下”的皇后，必须有相当的威仪、出身、家庭权势等。皇后不止是皇帝的妻子、家人，还是一种面对天下人的“职业”。况且前有太后的管束，后有大臣的坚持。所以其两位在生前就正式受到册封的皇后，都是宋仁宗在种种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选择。
　　《孔雀东南飞》告诉我们，平民是可以轻易休妻的，但是宋仁宗却很难。皇后既不是亲选，感情难免疏离，加之后宫形势复杂，宋仁宗不想与之继续保持夫妻关系。而启动废后的程序，却遭遇到大臣们接连不断、强劲有力的集体抵制。
　　宋仁宗还曾接纳臣下进献的两名宫女，谏官王素认为不当，坚持要他将宫女遣散。宋仁宗也只好同意，尽管遣散命令发下之后，他泪水涟涟。
　　任命官员不自由。温成皇后在世时曾为伯父求宣徽使之职，宋仁宗答应了。但却遭到官员们的集体反对。包拯劝谏时，情急之下还将唾沫直喷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也只好收回想法并且“唾面自干”。宋仁宗类似的私旨被驳回过多次。
　　追索宋仁宗“万事不自由”的源头，不难看出，除了宋仁宗出于爱护声誉的自律，更多的是来自大臣的约束，即面对皇帝的错误主张和行为，大臣有权直言其事、据理力争。“万事不自由”的并不只有宋仁宗一位，宋真宗、宋仁宗幼年时真正执政的刘太后、宋神宗等都曾有过类似经历。宋神宗皇帝还曾感慨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新政的失败与延续启示改革的错综复杂
　　继位后等待了十一年才得以亲政的宋仁宗有意励精图治。他曾两开天章阁，向大臣们征求治国良策：“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收到范仲淹、富弼近万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后，宋仁宗非常振奋，就此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擇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诸法确定时间分批实行，新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但既然是改革，遇到阻挠便是一定的。接连出现的公用钱案、水洛城事、朋党论、进奏院案、阿张嫁资案等事件，最终导致力主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纷纷离朝。新政的大部分不得不搁置，可谓半途而废。
　　难以分清是反对新政之人策划了上述事件，还是上述事件正好给了反对新政之人以机会。可喜的是，庆历新政实际上并未因此而完全终止。到了嘉佑年间，也就是宋仁宗最后一个年号期间，除逝于颍州任上的范仲淹外，庆历时期被贬谪的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先后回朝，而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等新秀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的先后主持之下，嘉佑之施政，可谓是“没有新政之名的新政”“没有变法之名的变法”。
　　朝廷“更定选举补荫之法”是抑侥幸的制度化，科举考试的种种变动是精贡举的恢复，考课法是明黜陟的细则化……这些均是延续庆历新政的做法，还有些做法则是熙宁变法的先声与前奏——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均肇基于此时。同时，多部法律完成修订，东南茶通商、解盐（陕西解州出产的池盐）通商两大举措实行。
　　《宋仁宗：时代共治》将庆历新政（1043-1044）、嘉佑之治（1056-1062）、熙宁变法（1069-1085）之间的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新政缘何失败、如何延续，又对更大的变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一目了然。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庆历新政的先声夺人，嘉佑年间的种种改革动作不立纲领、不发宣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均是以失败告终的，反倒是嘉佑年间看似沉默的行动取得了一步步的成果。这是否能给锐意改革的人一些启示？庆历新政期间明敏果锐的富弼、韩琦，在嘉佑年间执政风格迥异此前。《邵氏闻见录》云：“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事不可妄有纷更。”当年励精图治的仁宗也被王安石批评为“因循苟且”。从理想主义到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些人的想法和做法？ 　　而发生转换的不仅有个人前后的想法和做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欧阳修、韩琦、富弼、范仲淹，彼此欣赏、相互信任，但涉及国事却会各持己见、各不相让，决不因关系亲疏而有所妥协。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上朝表达政见时可以争得头破血流，而下朝之后依然可以一起煮酒和诗、相携游山。他们能够化友为敌，也能够化敌为友。
　　谥号展现人心之所向
　　《宋仁宗：时代共治》对谥号有诸多剖析。谥号代表了对死者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仁”是宋仁宗的谥号，“文正”是范仲淹的谥号。
　　《宋史·仁宗本纪》云：“《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对于帝王，“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宋仁宗是有缺点的，比如性格柔弱，耳根子软，但是这样的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皇帝这个职业他做得令人感佩。宋仁宗龙馭上宾的消息传开时，在洛阳，“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在开封，“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在国内其他地方，“天下号恸，如丧考妣”。甚至于在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从宏观的边境风云的应对、新政变革的处置，到微观的娱乐游猎的安排、服饰饮食的处理，仁宗之“仁”，或可用《宋史·仁宗本纪》末的四字来概括：恭俭仁恕。面对战争，宋仁宗不以战场的胜负为执念，而将民生社稷之安稳作为首要目的。输钱后又讨回一半被宫人讥笑，宋仁宗说：“此非我钱，乃百姓钱。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听到宫人羡慕宫外的丝竹管弦，宋仁宗说：“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在路上口渴，见宫人未备水壶便一直忍到回宫；半夜想吃羊肉汤，因为担心一旦开口成为惯例造成大量浪费，便忍着饥饿。这样的皇帝，当然会赢得民心。
　　“文正”是怎样的一个谥号呢？“谥之至美，无以复加。”《宋仁宗：时代共治》记载了两个想要“文正”之谥号而不得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只有士人典范中的典范，才能得到这个谥号。
　　“言政权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议文武之得失。”范仲淹自年轻时起便秉公直言：反对为太后庆寿、反对皇帝废后、建议皇帝早立皇子、绘制《百官图》抨击宰相用人唯私……无一件不激怒当权者。因此也注定了一生多次被贬、辗转流离。宋朝固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矩，但倘若没有置生死及个人进退于度外的精神，又何来越职言事、敢于廷争的勇气。不以个人进退为意，唯以利国利民为念。在任上，无论是贬谪地、边塞还是朝中，范仲淹执教兴学、戍边西北、献言建策、执行新政……无一刻不以天下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是口号，而是一生践行的原则。
　　士人之中，范仲淹是当仁不让的圣贤担当。
　　《宋仁宗：时代共治》将宋仁宗一生的故事娓娓讲述，既包含他作为个体的喜怒哀乐，也刻画他作为皇帝面临的种种考验，以宋仁宗的庸常昭示制度的力量，以新政的失败与延续启示改革的错综复杂，以谥号展现人心之所向……“宋仁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君主？”作者吴钩在写书的过程中找到了他的答案，而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则会收获更多的启发。
　　笔者自己读完此书后，对这样一个纷争激烈却又澄澈清明的时代，也产生了更多想要深度了解的欲望。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