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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景下成功的领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清末民初学者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湘军名将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力称道。刘长佑感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
每一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向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景下成功的领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中国古人对于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修炼。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所谓的“圣贤”，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而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个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是文人，指挥作战的能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他非常善于进行战略的谋划，湘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但在战略上却一步步占据了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
还有，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大臣，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等，而官场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复杂的。在任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都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
所谓的“立言”，就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管理实践。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他往往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对联来，与自己的朋友、下属和家人分享。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一言之教”非常佩服，李鸿章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这些道理，往往都非常简洁、非常通俗，也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人生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治事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等等。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凡此等等，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
大道至拙：
以理念而非权谋为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所谓的“拙诚”，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毛泽东所说的“传教”，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 · 库泽斯和巴里 · 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内圣外王：
本土领导力的典型案例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曾国藩同时代的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说，“‘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哲敷在评价曾国藩时也说：“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学者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也认为，曾国藩一生成就，其得力之处，在于“强毅”与“谦谨”：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
谦恕也好，勤恒也好，强毅也好，谦谨也好，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的工夫。借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自强不息；谦恕、谦谨为“虚”，表示“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代表厚德载物。二者合一，乃得刚柔互济之效，这又是中庸的道理。由此可见，曾国藩领导力的大本大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
民国时期曾留学哈佛、牛津，被学者誉为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
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
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曾国藩“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曾国藩看作一个本土领导力的最典型的案例，借以体悟本土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困而知，勉而行”，人人可做曾国藩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曾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
曾国藩在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有一次跟他聊天，总结起他的成功经验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赵烈文说：老师的功劳绝不限于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情上。一般人都知道老师用人、治军、筹饷、整饬吏治等方面很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我跟随老师多年，认为老师有两项功夫为常人所不及。这也是老师能够成功的地方。一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岿然不动心”，二是“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几十年如一日”。这两件事是一般人所绝对做不到的。赵烈文又发挥说：老师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精神力量的坚卓。
赵烈文这段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曾国藩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身上的毛病、弱点也很多。但是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做圣贤。曾国藩在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他在日记中解释说：
涤，取涤之旧染之大污也。生，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以此立志自新，重起炉灶，要与从前的自我血战一番，发誓要做一个新人。不过，人要想根除自己的缺点是非常困难的。京城之中，同僚朋友的往来请吃、征逐饮宴几乎无日不有，因而曾国藩的改易品性，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反复。
曾国藩年轻时候的毛病非常多，包括他为人浮躁，脾气暴躁，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一次曾国藩的父亲从老家到北京来，朋友们听说了后都过去看望老人，曾国藩却因为一件小事，当着众人的面，对着一个朋友破口大骂，非常失态。曾国藩作为一个年轻而成功的男子，他也喜欢漂亮的女性。有一次听说一个朋友娶了两个漂亮的小妾，他就动了心，下班以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了朋友家中。一开始还装模作样谈了几句学问，但很快就露出了真实的来意，要朋友把两个小妾叫出来给自己看一下。朋友并不愿意，但曾国藩执意要看。朋友只好把人叫了出来。曾国藩一看之下就控制不了自己了，说了一大堆不堪的话，一直到了回家的路上，还在车中想入非非。还有一次曾国藩参加团拜，到了一个官员家中，这户人家非常有钱，钟鸣鼎食，美女如云，曾国藩心中非常艳羡。回家后正好自己的妻子生病躺在床上呻吟，心中顿时生出了厌恶之意，心想自己这是过的什么日子。
曾国藩把这些缺点都记到日记里，骂自己畜牲，发誓一定要改。但是今天刚刚发了誓，明天就违背了誓言，又犯了毛病。于是曾国藩又痛骂自己一通，再次发誓一定要改。结果第三天又犯了。于是只好再痛骂自己一番。 看曾国藩早年的日记，他就是在那里不断地煎熬，非常的痛苦。但是，正是在这种破坏自己誓言与重新立志的不断较量中，曾国藩一步步地战胜了自己，并培养出了苦行僧一般的自律精神和坚忍强毅的意志力。他后来出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朝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屡遭拂逆，但他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艰苦支撑，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是得益于他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陶冶。
曾国藩后来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和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曾国藩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也强调了自己“立志”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志”即大的追求。人都是有欲望、有追求的。追求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大小。曾国藩的立志，就是用大的追求来克服和超越小的欲望。小的欲望只能满足小我，成为欲望的奴隶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只能日就卑污之地；大的志向才能成就大我，才能日就高明之境，才能做成大的事业。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自拔于流俗，十分感慨，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
曾国藩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他那“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和“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拙”、“诚”之效。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稻盛和夫曾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曾国藩的成功，就是以稻盛和夫所说的“磨炼心智、提升心性”为基础的。这也正是曾国藩从凡人通往非凡的基本路径。（本文编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清末民初学者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湘军名将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力称道。刘长佑感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
每一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向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景下成功的领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中国古人对于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修炼。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所谓的“圣贤”，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而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个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是文人，指挥作战的能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他非常善于进行战略的谋划，湘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但在战略上却一步步占据了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
还有，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大臣，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等，而官场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复杂的。在任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都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
所谓的“立言”，就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管理实践。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他往往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对联来，与自己的朋友、下属和家人分享。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一言之教”非常佩服，李鸿章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这些道理，往往都非常简洁、非常通俗，也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人生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治事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等等。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凡此等等，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
大道至拙：
以理念而非权谋为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所谓的“拙诚”，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毛泽东所说的“传教”，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 · 库泽斯和巴里 · 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内圣外王：
本土领导力的典型案例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曾国藩同时代的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说，“‘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哲敷在评价曾国藩时也说：“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学者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也认为，曾国藩一生成就，其得力之处，在于“强毅”与“谦谨”：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
谦恕也好，勤恒也好，强毅也好，谦谨也好，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的工夫。借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自强不息；谦恕、谦谨为“虚”，表示“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代表厚德载物。二者合一，乃得刚柔互济之效，这又是中庸的道理。由此可见，曾国藩领导力的大本大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
民国时期曾留学哈佛、牛津，被学者誉为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
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
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曾国藩“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曾国藩看作一个本土领导力的最典型的案例，借以体悟本土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困而知，勉而行”，人人可做曾国藩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曾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
曾国藩在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有一次跟他聊天，总结起他的成功经验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赵烈文说：老师的功劳绝不限于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情上。一般人都知道老师用人、治军、筹饷、整饬吏治等方面很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我跟随老师多年，认为老师有两项功夫为常人所不及。这也是老师能够成功的地方。一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岿然不动心”，二是“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几十年如一日”。这两件事是一般人所绝对做不到的。赵烈文又发挥说：老师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精神力量的坚卓。
赵烈文这段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曾国藩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身上的毛病、弱点也很多。但是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做圣贤。曾国藩在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他在日记中解释说：
涤，取涤之旧染之大污也。生，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以此立志自新，重起炉灶，要与从前的自我血战一番，发誓要做一个新人。不过，人要想根除自己的缺点是非常困难的。京城之中，同僚朋友的往来请吃、征逐饮宴几乎无日不有，因而曾国藩的改易品性，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反复。
曾国藩年轻时候的毛病非常多，包括他为人浮躁，脾气暴躁，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一次曾国藩的父亲从老家到北京来，朋友们听说了后都过去看望老人，曾国藩却因为一件小事，当着众人的面，对着一个朋友破口大骂，非常失态。曾国藩作为一个年轻而成功的男子，他也喜欢漂亮的女性。有一次听说一个朋友娶了两个漂亮的小妾，他就动了心，下班以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了朋友家中。一开始还装模作样谈了几句学问，但很快就露出了真实的来意，要朋友把两个小妾叫出来给自己看一下。朋友并不愿意，但曾国藩执意要看。朋友只好把人叫了出来。曾国藩一看之下就控制不了自己了，说了一大堆不堪的话，一直到了回家的路上，还在车中想入非非。还有一次曾国藩参加团拜，到了一个官员家中，这户人家非常有钱，钟鸣鼎食，美女如云，曾国藩心中非常艳羡。回家后正好自己的妻子生病躺在床上呻吟，心中顿时生出了厌恶之意，心想自己这是过的什么日子。
曾国藩把这些缺点都记到日记里，骂自己畜牲，发誓一定要改。但是今天刚刚发了誓，明天就违背了誓言，又犯了毛病。于是曾国藩又痛骂自己一通，再次发誓一定要改。结果第三天又犯了。于是只好再痛骂自己一番。 看曾国藩早年的日记，他就是在那里不断地煎熬，非常的痛苦。但是，正是在这种破坏自己誓言与重新立志的不断较量中，曾国藩一步步地战胜了自己，并培养出了苦行僧一般的自律精神和坚忍强毅的意志力。他后来出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朝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屡遭拂逆，但他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艰苦支撑，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是得益于他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陶冶。
曾国藩后来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和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曾国藩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也强调了自己“立志”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志”即大的追求。人都是有欲望、有追求的。追求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大小。曾国藩的立志，就是用大的追求来克服和超越小的欲望。小的欲望只能满足小我，成为欲望的奴隶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只能日就卑污之地；大的志向才能成就大我，才能日就高明之境，才能做成大的事业。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自拔于流俗，十分感慨，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
曾国藩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他那“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和“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拙”、“诚”之效。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稻盛和夫曾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曾国藩的成功，就是以稻盛和夫所说的“磨炼心智、提升心性”为基础的。这也正是曾国藩从凡人通往非凡的基本路径。（本文编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