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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转型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骨干力量的青年人，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面对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大环境，青年人该何去何从？选择何种报效社会的方式？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是否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在五四运动89周年到来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耿云志先生和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耿云志谈五四与青年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是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主要著作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等。
继承和超越五四
“革命只能改变政权，不能改变社会，不能让社会变为一个新社会。”西方有位思想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为什么说它有道理呢？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要想把历史解释清楚，就必须深入到思想的层次。耿云志说。
很多时候人们接受的东西和传播人想传播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比如五四时期，青年人对个性解放当然最欢迎。但他们往往只接受到“解放自己”的意思，而忽略了自己社会责任的一面。新文化的提倡者们明明指出，解放个性，一方面要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方面要自己担干系，负责任。由于一些青年在新思想传播中只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就难免有片面性，甚至走向偏激。这样，思想通过传播就会走形，变样。列宁有句话，“历史常常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入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耿云志认为，“世界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世界化”，不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世界化，这里是指思想文化的世界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发生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就要向世界开放，迎接外来的文化，让自己的文化与世界文化自由地交流。外来的东西好不好，能不能接受，不是哪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任凭主观地加以限制，可能真正好的东西没有进来，不好的东西反而倒涌进来了。自己的好的东西也可能就丢了。比如中国许多传统美德，如敬老爱幼、家庭和睦、善待他人、同情弱者等等，现在都不得不费大力气加以提倡了。
耿云志说，如今，在韩国的电视剧里，却可以看到很多与中国传统道德礼仪相似的东西。它里面的伦理关系不是勉强做作出来的，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我们提倡一种道德，其实也就是提倡一种良好的习惯，至少是多数人都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家庭就和睦，社会就和谐。
文化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适应和改造生活环境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它要有一个长期渗透、融汇的过程等才能形成。在近代史上，把中西方文化结合得非常好的人颇有一些，像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他们都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中国人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也同时具有西方人所尊奉的基本道德。
五四运动是有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这不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初衷。我们要做的是，超越五四，在五四既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更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例如，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世界化决不是凌驾于各国各民族文化之上，造就一种世界文化，更不是哪一种强势文化取代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它只是要建立一种民族的文化与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充分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至于个性主义，也绝不是要倡导人欲横流，而只是要充分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尽量解放每个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这当然只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主制度的落实。
青年人要注重养成独立人格
对于青年人在新时期该如何应对，耿云志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要有人格做基础。现在很多人热心于争名夺利，为人太功利，太“实际”。人格首先要有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不在强势面前低头；另外还要尊重别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首先成就一种人格。这当然是指在一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蔡元培先生强调，人必须有所不为，然后方可以有所为。就是说，你为人处世要有原则，不降志，不辱身，不拆烂污。这样，人家才可以信任你，尊重你，你的事业才会赢得人们的拥护和支持，才有望成功。
人格在什么朝代、什么时代都是需要的，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人们若没有人格力量来支持自己，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健全发展就很难。耿云志说，尊重别人就是允许别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在互相尊重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共事，一起创立一番事业，不然公共道德就没有了。
耿云志认为，要将潮流向相对正确的地方引导，要在许可的范围内多做一些事。有些东西你觉得对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你就应该尽可能地做一点，不必过多顾虑别人怎么说。在中庸的精神之下，保护自己一点发言的资格与机会，但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
价值多元是被允许的，秦汉以后独尊儒术，是一元的，结果两千年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多元免不了有矛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多元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趋势，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不是全凭一己之私意去标新立异。
古人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但究竟建设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青年是未来，但青年先要有现在，才会有未来。要想将来美好，必须现在就努力打好基础，首先要从树立人格做起。
周孝正谈社会与青年
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1981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的研究和撰写等多项课题研究。著作和论文有《应用社会学》《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等。
五四是一种革命
周孝正认为，社会变迁有6种形式：改良、改革、革命、造反、动乱、乱动（骚乱）。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情况就是革命，改良和改革都失败，所以就革命了。
1905年9月2日，清朝皇帝下一诏书废科举，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就被掐断了。当时又没有选举，所以能人、精英就上不去了。
因为科举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官位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皇帝不用考，君权神授，暴力取得，欺骗维持，血腥继承。但是，二把手丞相就得考，学而优则仕。学而优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成绩好，还有一个就是经历、兴趣和当官。
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被掐断，掐断之后精英在底层，所以到了晚清末年，统治阶级的上层昏庸无能，既没有精英输送又不能走向共和，只能是发生革命了。1919年的五四就是革命，就是变阶级、变关系、变结构，革的是旧社会的命。没有根本的变化不叫“革”。
青年人应睁开眼睛看世界
现代青年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缺乏理想，缺乏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信用，没有诚信就没了信仰，只信钱。
现在的青年人的心态，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明白，快乐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不完整就不是人生。
《论语》里有些话说得非常沉重，比如孔子说“邦有道”，就是现在构建了一个法治的、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你贫穷是件耻辱的事；“邦无道”，就是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法治、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富有同样是一件耻辱的事。
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学上称之为“病社会”，问题社会怎么办，就是要构建和谐社会。从出发点到归宿都是社会，我们既不造神，也不树敌。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要树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周孝正说，现在青年人最起码的素质是要像林则徐那样，“睁开眼睛看世界”。青年人更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应“奋然而前行”。
耿云志谈五四与青年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是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主要著作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等。
继承和超越五四
“革命只能改变政权，不能改变社会，不能让社会变为一个新社会。”西方有位思想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为什么说它有道理呢？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要想把历史解释清楚，就必须深入到思想的层次。耿云志说。
很多时候人们接受的东西和传播人想传播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比如五四时期，青年人对个性解放当然最欢迎。但他们往往只接受到“解放自己”的意思，而忽略了自己社会责任的一面。新文化的提倡者们明明指出，解放个性，一方面要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方面要自己担干系，负责任。由于一些青年在新思想传播中只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就难免有片面性，甚至走向偏激。这样，思想通过传播就会走形，变样。列宁有句话，“历史常常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入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耿云志认为，“世界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世界化”，不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世界化，这里是指思想文化的世界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发生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就要向世界开放，迎接外来的文化，让自己的文化与世界文化自由地交流。外来的东西好不好，能不能接受，不是哪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任凭主观地加以限制，可能真正好的东西没有进来，不好的东西反而倒涌进来了。自己的好的东西也可能就丢了。比如中国许多传统美德，如敬老爱幼、家庭和睦、善待他人、同情弱者等等，现在都不得不费大力气加以提倡了。
耿云志说，如今，在韩国的电视剧里，却可以看到很多与中国传统道德礼仪相似的东西。它里面的伦理关系不是勉强做作出来的，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我们提倡一种道德，其实也就是提倡一种良好的习惯，至少是多数人都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家庭就和睦，社会就和谐。
文化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适应和改造生活环境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它要有一个长期渗透、融汇的过程等才能形成。在近代史上，把中西方文化结合得非常好的人颇有一些，像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他们都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中国人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也同时具有西方人所尊奉的基本道德。
五四运动是有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这不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初衷。我们要做的是，超越五四，在五四既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更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例如，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世界化决不是凌驾于各国各民族文化之上，造就一种世界文化，更不是哪一种强势文化取代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它只是要建立一种民族的文化与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充分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至于个性主义，也绝不是要倡导人欲横流，而只是要充分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尽量解放每个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这当然只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主制度的落实。
青年人要注重养成独立人格
对于青年人在新时期该如何应对，耿云志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要有人格做基础。现在很多人热心于争名夺利，为人太功利，太“实际”。人格首先要有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不在强势面前低头；另外还要尊重别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首先成就一种人格。这当然是指在一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蔡元培先生强调，人必须有所不为，然后方可以有所为。就是说，你为人处世要有原则，不降志，不辱身，不拆烂污。这样，人家才可以信任你，尊重你，你的事业才会赢得人们的拥护和支持，才有望成功。
人格在什么朝代、什么时代都是需要的，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人们若没有人格力量来支持自己，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健全发展就很难。耿云志说，尊重别人就是允许别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在互相尊重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共事，一起创立一番事业，不然公共道德就没有了。
耿云志认为，要将潮流向相对正确的地方引导，要在许可的范围内多做一些事。有些东西你觉得对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你就应该尽可能地做一点，不必过多顾虑别人怎么说。在中庸的精神之下，保护自己一点发言的资格与机会，但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
价值多元是被允许的，秦汉以后独尊儒术，是一元的，结果两千年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多元免不了有矛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多元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趋势，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不是全凭一己之私意去标新立异。
古人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但究竟建设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青年是未来，但青年先要有现在，才会有未来。要想将来美好，必须现在就努力打好基础，首先要从树立人格做起。
周孝正谈社会与青年
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1981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的研究和撰写等多项课题研究。著作和论文有《应用社会学》《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等。
五四是一种革命
周孝正认为，社会变迁有6种形式：改良、改革、革命、造反、动乱、乱动（骚乱）。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情况就是革命，改良和改革都失败，所以就革命了。
1905年9月2日，清朝皇帝下一诏书废科举，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就被掐断了。当时又没有选举，所以能人、精英就上不去了。
因为科举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官位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皇帝不用考，君权神授，暴力取得，欺骗维持，血腥继承。但是，二把手丞相就得考，学而优则仕。学而优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成绩好，还有一个就是经历、兴趣和当官。
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被掐断，掐断之后精英在底层，所以到了晚清末年，统治阶级的上层昏庸无能，既没有精英输送又不能走向共和，只能是发生革命了。1919年的五四就是革命，就是变阶级、变关系、变结构，革的是旧社会的命。没有根本的变化不叫“革”。
青年人应睁开眼睛看世界
现代青年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缺乏理想，缺乏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信用，没有诚信就没了信仰，只信钱。
现在的青年人的心态，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明白，快乐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不完整就不是人生。
《论语》里有些话说得非常沉重，比如孔子说“邦有道”，就是现在构建了一个法治的、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你贫穷是件耻辱的事；“邦无道”，就是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法治、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富有同样是一件耻辱的事。
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学上称之为“病社会”，问题社会怎么办，就是要构建和谐社会。从出发点到归宿都是社会，我们既不造神，也不树敌。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要树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周孝正说，现在青年人最起码的素质是要像林则徐那样，“睁开眼睛看世界”。青年人更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应“奋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