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看同学打桥牌，他们在那儿争论，我就说了我所理解的桥牌规则，同学表示接受，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不几天就传出“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在学校打桥牌”的消息。学校领导找到我，说：“海婴，你是团员，你要做表率，你又是谁谁的儿子，可不能打桥牌。”
　　父亲去世时，我才7岁零1个月。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是父亲的老——父亲那么老了，我还这么小。那时候，父亲的眼睛已经有点花了，抽烟时怕烧了手，就用烟斗。我每天早上去幼儿园的时候，手里拎着鞋，从楼梯上慢慢下来，走到父亲床前，先观察一下他是醒着还是睡着，然后就拿起他旁边放的烟，把他的烟斗装好。这是我每天的第一件大事。后来我才知道，每逢此时，父亲不管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都是假装睡着的，好让我尽孝心。放学回来，父亲就半笑不笑地看着我，说：“我今天抽了你装的烟。”我一下子就高兴了。
　　邻居家有一个留声机，我也想要一个。但我不敢向父亲要。妈妈和父亲商量了，跟我约法三章，就是只能在晚饭后放。父亲就托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去买。第一次买回来的是一个手提式的，很小，我说不要。下次又搬来一个，还是不如邻居家的高大，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再提出过分的要求了，我说：“好。”就把留声机留下了。
　　父亲的遗嘱，其中一条是写给我的，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妈妈要求我不学坏就好了。
　　我喜欢无线电，不仅瞿秋白先生送我的苏联进口玩具由着我拆来装去，丢失了不少零件，就连家里的留声机、缝纫机也被我一一拆遍。我做这些是我喜欢的，父亲也觉得这是我的兴趣。他从来没问过：“你在学校排第几名？”他知道我尽力就是了。不过，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都是第一名。
　　有人问我：“父亲夸过你没有？”我觉得父子之间没有必要。他觉得自然状态就好。比如，我在这个学校是第一名，也可能到了那个学校就不是第一名了，他觉得小孩就应该自然发展。
　　他打过我。有一次，大概是我不听话吧，具体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挨打的效果是记得的，因为他打我的时候非常响，可是不疼。他问我：“你还听话不听话？”我说：“听话。”于是就和解了。然后我问他：“你拿什么东西打我的？”父亲马上递给我，说：“你看吧。”那是一张报纸卷起来的一个长条，打得很响，却不疼。
　　我的母亲跟我说过，每个人读鲁迅，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展，他的理解就会不同。毛泽东晚年时期也常读《鲁迅全集》，有的时候，读着，哭着，为什么？或许是哪一些文字、哪一个段落触动了他的心吧。
　　我已经70多岁了。70多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的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要让我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大量的前辈的回忆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至于我自己，一生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与生活，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而已。
　　（夏花摘自安徽人民出版社《有理想就有疼痛》一书）（责编 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