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人物经历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3岁。

罗广斌的家庭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东忠县的贫农兼木匠，父亲十九岁中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被保送进入成都东洋学堂。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练区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被家人溺爱，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母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读欧洲古典小说，少年早熟。1940年，讀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这时他还不满15岁。他被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在《秋天里的春天》中描述的纯洁爱情打动，渴求真挚的情感。单纯的罗广斌认为家人非常爱他，一定会理解他，但家人知道他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的恋爱关系后，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和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品才貌，唯一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这个保守的封建家庭对追求自由的罗广斌非常严厉、专制。为切断罗广斌与牟学莲的关系，父亲中断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密监视。从1940年到1943年，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三年的禁锢并未锁住他对生活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却加深了他对家庭的不满，对腐朽的愤恨。罗广斌逐渐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看清封建势力对年青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恋爱遇到的巨大阻力触动了罗广斌性格中的叛逆因子，他渴望挣脱樊篱。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
　　正当罗广斌与家庭的矛盾激化，但又苦于无法找到重获自由的出路，而陷入痛苦时，他遇到了同乡马识途（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在马识途的帮助下，罗广斌对个人恋爱与家庭情感的矛盾冲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为追求个性解放，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一条路：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呼吸新鲜的空气，寻找新的人生坐标。
　　1944年初，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认识到“血是仇恨的种子”，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在西南联大附中的学习生活，是罗广斌人生的转折点，他摆脱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