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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了G2的设想，也即与中国建立一个非正式、但明确的指导小组，类似西方七国集团。他将这称作“两国集团”，由当前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组成，可以作为统一行动体进行有效运转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是略显平静的一届。以往，在选战前，人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疑惑或者担心，疑惑的是中美关系的何去何从，担心的是候选人大打“中国牌’’可能伤及中美关系，而新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大幅“低开”似乎更是成了惯例。
不过，今年却似乎有所不同，不但中美关系不再成为候选人的焦点话题，而且大环境也使得人们对奥巴马上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走势抱有乐观期待。
此消彼长，中美双方实力空前接近
这首先得益于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在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
反观美国，经过金融危机和伊战洗礼，国力和全球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此消彼长，中美双方实力空前接近，这也使得我们比以往更有底气了。尤其是在陷入金融危机后，美国在未来几年是特别需要中国支持的，也就是说有求于中国的地方会很多，对中国当然要相对“客气”许多。这也使得在双方关系上我们要主动了许多。
与此相关的，便是中国在入世后，与国际接轨速度的加快，这使得我们迅速了解和熟悉了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游戏规则，外交上也变得更为自信、直接和高效。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与美国的关系，更为主动地争取我们的利益。
中国外交策略的变化也起到了相当作用。在外交方面，我们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出口”，比如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亚非拉的关系，总体上是越来越好，合作面也大幅拓宽，这有助于平衡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颇为微妙的是，由于“第三者心理”，美国在处理跟别国关系的时候还想到中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比如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方面就成立了工作组，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了。
当然了，布什总统在任期内的积极努力也不可不提，对中美关系的推动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也可称作他外交政策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而在稳定中美关系的诸多基石中，沟通机制的健全，对华认识的理性，都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显得心平气和。
如保尔森所言，布什总统的成功缘自其对中国政府工作的两个重点的认识以及基于这一认识的接触政策。这两个重点便是领土完整与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战略经济接触才能极有效力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崛起与融入。而注意倾听和理解中国的利益诉求，也使得中美关系变得充满“弹性”与活力。奥巴马可能“打破先例，赢得喝彩”
对奥巴马来说，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中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奥巴马没有理由在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他需要认清的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以往。
除去在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宣布陷入了衰退，这也使得美国在寻求经济复苏方面将更加依赖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需要中国购入更多的国债来支持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人也相信，“除了沙特阿拉伯外，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大量现金并能帮助挽救国际金融体系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来说也已是割台不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所言，“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销售增长已超过300％，增长速度比我们同其他任何—个主要贸易伙伴高10倍。”
对于中美关系的何去何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的一段讲话就很能说明问题：“生活中总会需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为了受益而付出一些代价。”另一种选择是倒退。但“没有人想要那种选择。”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在一个我们协力掌舵的全球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经常对抗的环境中——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而一起合作。”
基于对中美关系的良好预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的杰弗里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令人颇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想在未来几年里做得更好，“奥巴马必须从率先访华做起，而且是在他就职后一个月内动身。国务卿希拉里、财长盖特纳、防长盖茨及美国驻华大使都得陪同。”如此一来，奥巴马将“打破先例，赢得喝彩”。
而从机制上，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更是提出了G2的设想，也即与中国建立一个非正式、但明确的指导小组，类似西方七国集团，以便“以有效、持续和为全球经济提供基础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制度的发展”。他将这称作“两国集团”，由当前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组成，可以作为统一行动体进行有效运转。此间，国际舆论也揣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能会升级为中国总理对美国副总统的层级，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奥巴马的“中国策”有所期待。
事实上，就奥巴马的对华认识而言，还是有些理性基础的。从智囊的角度看，奥巴马背后有一个15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是中国通，而他提名的财政部长盖特纳更是第一位会说中文的财长。在参议院期间，奥巴马还曾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
而在竞选期间，奥巴马也曾表示：“只要美中两国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就能在很多方面实现双方的目标。在过去几年内，美中两国在六方会谈中就朝核问题的合作清楚地表明，我们双方能够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他的基本认识是：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在谈到对中国的期望时，奥巴马的看法是：“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并减少能源密集型生产，推动国内消费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鼓励技术自主创新。”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善意的建议，而且表达也正是自己的执政理念：重视环保，鼓励创新。
关键词：“低调，高开”
这一系列表态，以及奥巴马压力巨大的国内任务，都使得奥巴马的中国政策很可能“低调、高开”。
从近期的表态看，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可能会比较低调，不会像以往的总统上任后对中国横眉冷对。尽管从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发，国会中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会考虑对华继续打压，美国向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反贸易保护的诉讼也可能会增多，但美国学界也不忘提醒奥巴马，不要妖魔化中国，应多用劝说的方法(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礼”)少要求世贸组织制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法”，中国人认为诉诸法律意味着失败的友谊)。而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更是警告说，制定那些要谴责或惩罚中国的法律，只能激起中国人进行类似的回应：限制美国产品进口或是对美国商业设限。
可以预期的是，在美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奥巴马不大可能高调对华施压，而只有在形势稳定后，才可能像他在国会时那样，将中美贸易平衡作为关注焦点。位置决定意识，尽管奥巴马曾发起过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还曾致信财长保尔森。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民币和贸易不均衡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在入主白宫后，他却不会如此激进，而会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倾向于小布什“9·11”后对华的态度转变。
如果说，奥巴马上任后可能的低调，是为了减少与中国的对抗，那么，“高开”的就很可能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了。正如保尔森所感受的那样，在—个看重尊重与友谊的国度，与中国的领导层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互动往往能够带来非常积极的效果，而类似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那种跨部门方式也使得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能够倾听全面的意见，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在奥巴马任内，这种对话模式不但要保留下来，而且可能还会得到发扬，从级别到领域上，都有提升的空间。
而在能源、环保等方面合作上，“高开”更有现实性。就奥巴马的救市思路来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重中之重。而通过与中国在诸多经济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奥巴马打开局面，而为了收缩外交防线，加强反恐力度，奥巴马政府也同样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与其争吵，不如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将是奥巴马对华比较理性的做法。对奥巴马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在国会的压力与白宫的立场之间，有必要学习布什政府的做法：抓大放小，保持平衡。而这也将成为美国走出经济和外交困境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是略显平静的一届。以往，在选战前，人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疑惑或者担心，疑惑的是中美关系的何去何从，担心的是候选人大打“中国牌’’可能伤及中美关系，而新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大幅“低开”似乎更是成了惯例。
不过，今年却似乎有所不同，不但中美关系不再成为候选人的焦点话题，而且大环境也使得人们对奥巴马上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走势抱有乐观期待。
此消彼长，中美双方实力空前接近
这首先得益于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在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
反观美国，经过金融危机和伊战洗礼，国力和全球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此消彼长，中美双方实力空前接近，这也使得我们比以往更有底气了。尤其是在陷入金融危机后，美国在未来几年是特别需要中国支持的，也就是说有求于中国的地方会很多，对中国当然要相对“客气”许多。这也使得在双方关系上我们要主动了许多。
与此相关的，便是中国在入世后，与国际接轨速度的加快，这使得我们迅速了解和熟悉了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游戏规则，外交上也变得更为自信、直接和高效。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与美国的关系，更为主动地争取我们的利益。
中国外交策略的变化也起到了相当作用。在外交方面，我们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出口”，比如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亚非拉的关系，总体上是越来越好，合作面也大幅拓宽，这有助于平衡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颇为微妙的是，由于“第三者心理”，美国在处理跟别国关系的时候还想到中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比如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方面就成立了工作组，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了。
当然了，布什总统在任期内的积极努力也不可不提，对中美关系的推动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也可称作他外交政策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而在稳定中美关系的诸多基石中，沟通机制的健全，对华认识的理性，都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显得心平气和。
如保尔森所言，布什总统的成功缘自其对中国政府工作的两个重点的认识以及基于这一认识的接触政策。这两个重点便是领土完整与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战略经济接触才能极有效力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崛起与融入。而注意倾听和理解中国的利益诉求，也使得中美关系变得充满“弹性”与活力。奥巴马可能“打破先例，赢得喝彩”
对奥巴马来说，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中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奥巴马没有理由在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他需要认清的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以往。
除去在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宣布陷入了衰退，这也使得美国在寻求经济复苏方面将更加依赖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需要中国购入更多的国债来支持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人也相信，“除了沙特阿拉伯外，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大量现金并能帮助挽救国际金融体系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来说也已是割台不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所言，“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销售增长已超过300％，增长速度比我们同其他任何—个主要贸易伙伴高10倍。”
对于中美关系的何去何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的一段讲话就很能说明问题：“生活中总会需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为了受益而付出一些代价。”另一种选择是倒退。但“没有人想要那种选择。”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在一个我们协力掌舵的全球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经常对抗的环境中——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而一起合作。”
基于对中美关系的良好预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的杰弗里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令人颇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想在未来几年里做得更好，“奥巴马必须从率先访华做起，而且是在他就职后一个月内动身。国务卿希拉里、财长盖特纳、防长盖茨及美国驻华大使都得陪同。”如此一来，奥巴马将“打破先例，赢得喝彩”。
而从机制上，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更是提出了G2的设想，也即与中国建立一个非正式、但明确的指导小组，类似西方七国集团，以便“以有效、持续和为全球经济提供基础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制度的发展”。他将这称作“两国集团”，由当前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组成，可以作为统一行动体进行有效运转。此间，国际舆论也揣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能会升级为中国总理对美国副总统的层级，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奥巴马的“中国策”有所期待。
事实上，就奥巴马的对华认识而言，还是有些理性基础的。从智囊的角度看，奥巴马背后有一个15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是中国通，而他提名的财政部长盖特纳更是第一位会说中文的财长。在参议院期间，奥巴马还曾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
而在竞选期间，奥巴马也曾表示：“只要美中两国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就能在很多方面实现双方的目标。在过去几年内，美中两国在六方会谈中就朝核问题的合作清楚地表明，我们双方能够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他的基本认识是：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在谈到对中国的期望时，奥巴马的看法是：“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并减少能源密集型生产，推动国内消费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鼓励技术自主创新。”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善意的建议，而且表达也正是自己的执政理念：重视环保，鼓励创新。
关键词：“低调，高开”
这一系列表态，以及奥巴马压力巨大的国内任务，都使得奥巴马的中国政策很可能“低调、高开”。
从近期的表态看，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可能会比较低调，不会像以往的总统上任后对中国横眉冷对。尽管从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发，国会中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会考虑对华继续打压，美国向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反贸易保护的诉讼也可能会增多，但美国学界也不忘提醒奥巴马，不要妖魔化中国，应多用劝说的方法(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礼”)少要求世贸组织制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法”，中国人认为诉诸法律意味着失败的友谊)。而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更是警告说，制定那些要谴责或惩罚中国的法律，只能激起中国人进行类似的回应：限制美国产品进口或是对美国商业设限。
可以预期的是，在美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奥巴马不大可能高调对华施压，而只有在形势稳定后，才可能像他在国会时那样，将中美贸易平衡作为关注焦点。位置决定意识，尽管奥巴马曾发起过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还曾致信财长保尔森。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民币和贸易不均衡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在入主白宫后，他却不会如此激进，而会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倾向于小布什“9·11”后对华的态度转变。
如果说，奥巴马上任后可能的低调，是为了减少与中国的对抗，那么，“高开”的就很可能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了。正如保尔森所感受的那样，在—个看重尊重与友谊的国度，与中国的领导层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互动往往能够带来非常积极的效果，而类似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那种跨部门方式也使得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能够倾听全面的意见，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在奥巴马任内，这种对话模式不但要保留下来，而且可能还会得到发扬，从级别到领域上，都有提升的空间。
而在能源、环保等方面合作上，“高开”更有现实性。就奥巴马的救市思路来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重中之重。而通过与中国在诸多经济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奥巴马打开局面，而为了收缩外交防线，加强反恐力度，奥巴马政府也同样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与其争吵，不如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将是奥巴马对华比较理性的做法。对奥巴马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在国会的压力与白宫的立场之间，有必要学习布什政府的做法：抓大放小，保持平衡。而这也将成为美国走出经济和外交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