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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害怕正全打电话给我。他是个商人，却天天不做生意，跑到一些大桥下面找流浪的人，问人家的故事。问完了，还拍照片，做档案，编号记录在自己的某个分类清晰的本子上。
然后呢，又查找寻人启事。看看有没有人的年纪与他看到的流浪者年龄相似。
一旦发现年龄差不多的，他就开始兴奋起来。
找我，让我编一个故事。给那个流浪者，编一个合乎他口音或者身份的故事。
“你的工作不就是编故事吗？”正全这样说的时候，会有些词穷的羞涩。门口就停着他的价值百万的豪车，可是他一本正经地做着这些扶贫支教志愿者喜欢做的事情，让我怀疑他是一个从小被人拐卖的人。
他不是，他父母双全，家庭庞大，也从未走失过亲人。
“哪怕是一只小狗也没有丢过。”他有时候为了将我疑问里那些道德低下的笑声打消，会这样说一句。
“噢！”我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严肃起来，随手接过他递来的手机，照片已经打开了，这次是一个面相有些憨傻的中年人，耳朵有些聋，如果借了助听器能听到人说话，但是反应很慢，是后天变聋的，大概。拍照的时候，大概正全问他什么了，一直在回答问题，笑着。
“这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我并不能确定，因为流浪会将一个人的根切断，没有了根，人就是模糊的。流浪虽然不是一种病症，但所有的流浪者都会被时间挤压成一个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这些话，我也和正全说过的，他却显然没有寻根的兴致。早些年，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哀伤，跑到我们电视台放烟花，还在报纸上刊登他写给我们天气预报主持人小叶的诗。酸涩不已。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的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叶子，不论你飞向哪里，我都做你的根。
“可他的年龄，与我们前不久看到的那个‘寻认弟弟启事’中所说的相近啊。”正全从来都是侥幸的。
“又来了，年龄相近？”我盯着他的耳朵看，心想，他可真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
自然，我们讨论过无数次，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对于某个个案的施助是好的，我赞美正全的时候，没有说“好”，而是说“有光芒的”，是说，这种好，有示范的作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但是我并没有一味地夸他的好，而是话锋一转，告诉他，如果想代替体制，长期对某种类型的个案进行帮助，除了钱财和时间成本之外，一定还要有一个完全能够自行运营的团队和策略。可是，话说到这里，真要这样做的话，就有了代替政府的嫌疑。
正全常常被我的这些话打击，一边诅咒我用政府压他，一边又说我这是典型的言论构陷行为。
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会陷入不冷静。他骂我在电视台这样的遵命机构呆久了，养成了奴性，动不动就会替主子说话。我呢，自忖有一些独立人格，见他颠倒黑白，便会破口大骂他以为拿出些小钱，便可以既占领道德，又获得真理。他如果继续不依不挠地将我往奴才的身份里逼的话，那么。我便会大喝一声：摸摸你的耳朵吧。
争执基本上在这个时候会立即停下。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规律了。
这个时候，正全会将我书架上的一本书抽出来，说，这本书是我去年送你的，我要拿走，不送你了。
我也會哑然失笑，看着他涨红的脸，示意他坐下来，把他面前的水倒掉，又接一杯，给他。然后耐心地和他说起我的话里没有表达尽的意思。
我承认在电视台呆得久了，所说的话会不由自主地多一些伟大光明正确的腔调，这也是我常常自嘲和警醒的，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和正全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地救助流浪者这样一个个案，而是想要表达，做任何事情，逻辑都不能单纯地从自己认为对的地方出发，还要照顾公共秩序。比如那些票贩子，就是那些黄牛党，我甚至相信，他们是真诚地想帮助一些买不到票的人，他收取的中间利润并不高，他们也在那里排队，甚至还要打点车站售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这些成本加上他的时间付出。我们甚至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些报酬。为什么有专门的机票的代售公司，而火车票倒卖就成了黄牛党呢？但是，他因为破坏了现行火车票售票的规则，所以，他就成了非法的。
当然，就黄牛党这类事情，我和正全也不止一次地争执过。好玩的是，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只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判断。比如这次，我举黄牛党的例子，是为了批评正全。我对他说，哪怕是你的出发点是好，做好事，救助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那么，你的行为必然会被媒体捕捉到，而道德偏向于你的同时，媒体自然将不作为的评价给了政府。这样好吗？
正全听到我说这样的话，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而去。
他对我的鄙视，主要表现在对我的失望，他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电视人。他和我一起喝茶，爬山，他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对物质并不上心的媒体人已经不多了。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一些关于人生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上，我变得这么陌生，在他的评价体系里，我不仅仅是犬儒，而且有些助恶。
这些微博式的网络词语，我并不陌生，但是，这些词语并没有精准地钉在内心的某处，所以，当我听到如此愤怒的用词，并没有介意。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一个叫单县的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救他。他带着一个流浪的人去寻亲，结果，被对方误解，把他们当作骗子捆绑了起来。还说要打死他们。直到他报了警，当地警方并没有采信他的证词。
我接到电话以后，只好带着采访车和一个同事，连夜开到单县。
我们证明正全是一个道德模范。我有关于正全的大量的专题节目，给人家警察播放了以后，才到了当地的看守所去领人。因为已经被关在了看守所二十四个小时。正全的衣服被全部扒光了。耳朵被一个有狂想症的犯人咬掉了一小块，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是血。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打了120急救电话。
就是这样，他耳朵上留了一个疤痕。
每一次，我们争吵，我就会突然喊一句：摸摸你的耳朵。 二
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在火车上，我对正全说。
是二00九年的初夏，五一节前，我们两个，带着一个从山西河南交界的黑砖窑口救出来的孩子，去河北的邯郸寻亲。救出的黑窑工有十七个，唯独这个孩子是智障，除了有些河北口音，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名字、住址、年龄，连父母亲的样子，他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完全是没有证据的。
那些天，正全看了我们的电视节目。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
我当时正在开会，问他有什么事情吗？他却反复地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我看着节目都哭了，你知道吗，兄弟，我哭了。
我信。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对世界有善意的人。他擅长感动，而且擅长因为感动而做一些让人不解的事情。比如，当我对他说，我正在开会，一会儿聊时，他突然来了一句，我要赞助你们部门那个叫黄亮的调查记者一辆越野车。他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我以后要看着他开着车子狂奔。
这是一件好事情，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便告诉他，黄亮是化名，记者姓姜。回头，我要发布一条字幕新闻，来感谢你。
正全说，好啊，记者是化名，到时候我也化名。
正全说到做到，第二天便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国产越野车，黑色的，野蛮，又威武。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有些诡秘地看着我。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他一定是又从黑窑工里找到了一个人选，符合他收集的档案里丢失的人家。
他果然带着他那册封面已经磨破了的寻人档案册。一个大大的红圈圈住了河北邯郸，编号第34号。上面孩子的照片有些模糊。正全激动地说：“你看，眼睛是单眼皮，这里，这里，很清楚。”
“年龄呢？”我问一句。
“这寻人启事是2006年贴出来的，当时孩子只有十二岁，那么今年十五岁了，你看看这个小窑工像不像，我看最多十六岁，年龄也能吻合。”正全一直研究那个孩子的单眼皮。
“可是，人家寻人启事上没有说明有智障啊。”
“这智障可不一定是天生的啊，也许是在里面被打的了，这种新闻还少吗，我都是从你们台看的啊……”
正全拉上我一起去，说是给我提供一个故事的结尾。他有些得意，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来维持他的得意。比如这次，他骄傲地说：解救出那些黑窑工，本来故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果然，路上，这个智障的孩子便惹了祸。他竟然有癔想症，比如，他能看到有人拿东西，一有人路过他他便大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乘警路过的时候也是如此，自然接受了一番盘问。正全也是，大概内心里总有着一种做了好事以后应该得到赞美或尊重的优越感，很不配合是乘警的问询。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只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是做好事，将这个被解救的孩子送到河北邯郸去寻亲，就结束了。可是，在一个列车上，这些日常的话没有磁场，有的是强烈莫名的自尊心。乘警们完全将我们当作坏人的语气，激发了正全莫名的敌意，他彻底不配合询问的语气又激发了乘警一惯的野蛮，三五个回合下来，我们便被带到了警务室。
先查验身份证，然后又询问工作单位，又是打单位电话核实有无此人，然后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课。大抵是教育我们出门在外要学会做人。
事情就坏在这样的情绪里，两个人本来是兴致冲冲地去做好事，结果惹了一肚子火在内里。原计划给这个孩子设计的故事背景以及一些简单的介绍就都忘记了。我们其实还在带了啤酒和不少小吃，连象棋都带了的，却再也没有心思去吃去玩。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我发了一条发牢骚的微博，惹出不少同情。正全就在手机玩斗地主，身边至少有两个人和正全一样，手机提醒的台词都一样：压死。
孩子是因为吃得零食太多了，一直咳嗽。我便买了一瓶水给他。谁知一喝水呛到了，竟然吐了，很热烈的那种，吐得座椅上和趴桌上都是。正全很生气地对着孩子瞪眼睛，之前的那些耐心和善良完全没有。如果不了解正全的人，只看到此刻的正全，那么，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爱心的人。
世事就是如此微妙。
之前，电话里非常耐心的唐先生，在我们到达邯郸之后开始长时间不接电话。好在正全之前将唐先生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拍了照片。上面有详细的地址。
我们直接从车站打车到了西郊的唐树寨。
唐树寨是城郊结合部的村庄，旁边筑满了高楼，除了密集而热烈的生活现场，在不远处，还有几座高耸的烟囱，这里是原来的市郊，化工厂、火电厂、化肥厂以及毛巾厂等，都集中在这里。
唐先生家便是一个毛巾作坊，佐证我们判断的是一块已经字迹模糊的木牌子，上面用美术体红油漆写着“唐家旧染坊毛巾厂”字样。看建筑，唐家显然是一个殷实人家。至于孩子是如何走失的呢？我和正全还没有来得及问，便被他们绑了。
是的，绑了。
好玩的是，被绑了之后，我和正全才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将孩子的出处统一好口径。
事情向更糟糕的方向去了，当唐先生问我们孩子是从哪里救出来的时候，我如实回答，是从黑砖窑里救出来的，而正全则怕唐先生的伤心，直接说见到孩子的时候是在一个菜市场。
见我们口述不一致，那唐先生更是生氣。
我和正全知道是被误解了，却一时间完全陷入一个无头绪的陷阱里。我只能挑最简单的话对唐先生说：“我们两个专门从河南过来，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这位正全兄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可是旁边的一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的纸筒照着我的嘴巴就是一下，那纸筒里大概夹了一层胶，抽打过来，我的嘴巴立即就出血了。那年轻人说：“哥，这个骗子说的和昨天来的人一样。”
唐先生不再理会我，问正全：“你们一共几个人，专门骗人家的孩子来认门，然后过不久就又接孩子走，是不是？”
我和正全听了他们的话，吃惊极了。 正全说：“你们之前遇到骗子了吧。但是，你们也要先问一下我们，才绑我们吧。我们不是骗子，骗子是想要你们的感谢费，可是，我们不要钱啊。我们只是想让你们来看一下孩子，如果不是你们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啊。这最简单不过了。”
唐先生不理会正全，又转向我，说：“你不是说你是电视台的吗？你怎么不带着摄像机啊，你们出来演戏，还不带道具，谁信啊？”
我笑了，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被什么样的人骗了，但是，我们来找你们，真的只是想给孩子找到家，这个孩子目前智商只有五岁左右，口音完全是你们河北的口音。如果是智商健全的孩子，即使流浪，也可以找到工作吃饭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孩子，如果一直在街上流浪，会饿死的。正因此，正全才在自己的寻人档案库里翻了几天时间，才找到您。其实除了您，还有石家庄的一个张姓人家，结果，那家里孩子已经找到了。所以，就只剩下你们这里了。正全是一个有着两家企业的老板，平时生意极忙，但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搜集流浪人员的资料，他这些至少帮助二十个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人，你们怎么能不问青红就绑了我们呢？”
唐先生有些将信将疑，转过身来问正全：“你做两个企业，你的企业是干什么的？”
正全有气在心里憋着，答他：“我做什么企业是属于隐私，但是，我来你这里送孩子，如果不是你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如果你怀疑我们有问题，可以报警，你这样私自绑了我们，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会报警的。”
唐先生的老婆从院子里过来，拿着孩子的很多照片让唐先生看，说，不是我们的孩子，这孩子不是我们的。
唐先生很生气地朝着正全的脸上抽了一下，鼻子里的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正全大声叫了一下，骂道，你们他妈的混蛋。
唐先生也骂：“等着你们的团伙打电话救你们吧，否则，我就饿你们三天，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正全的鼻子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不少的血，后来了结了疤，那疤很明显，像是被剪刀裁了一个凹进去的心形。总之，和他的耳朵一样，成了我以后每每嘲笑和提醒他的借口。
而关于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结局和故事却成为正全永远难以修补的一个伤口，在当地的医院里住了一天，唐先生最后反复道歉的样子，我还记得。但是，自尊心颇强的正全却像翻书很快的孩子一样，将与邯郸之行有关的内容翻过，忽略，迅速将生活另起一行。
三
做了好事，不可能不惊动纸质的媒体。即使不说道德情操的高尚，最起码也符合三月份学雷锋的主题啊。
最让正全紧张的还不是那些主动找选题的记者们，而是千里之外奔波着来感谢的人，这些感谢的人，除了真诚地去做锦旗磕头抹泪认千儿子之外，一般都会带着成群结队的记者们。
正全都是听从我的建议，不接受任何采访。然而，还是有一家外地的媒体卧底在正全的公司，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
这一切都让正全措手不及。他不是一个喜欢被人关注的人，或者说，他很不适应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述自己所做过的一些好事。一讲，他就觉得虚假，仿佛，之前所有的做法都不过是为了采访时的慷慨陈词，所以，一拨又一拨的采访者被他拒之门外。
这个世界有许多规律逆反着人类的思维习惯，比如新闻，必须是人咬狗才行。被采访对象的拒不配合让所有新闻从业者兴奋不已。这么些年来，给记者送红包求报道的人数不胜数，而拒绝采访甚至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的采访者成为谜语，这对于天生有猎奇心理的媒体人来说，无疑遇到了一个好的选题。
卧底？这件事情本身也有趣。那记者，匿了名，应聘到正全的公司做办公室工作，每天都奋笔疾书地记录着正全的一举一动，他的日记全文发表在著名的都市报上，其中细节精确到正全擦完皮鞋以后，有客人来了，他没有办法握手，必须去洗干净。
以往每一次有记者登门，正全总会将记者推给我，说我这有纪录片，有一切材料，而他就逃之夭夭。然而，这一次卧底记者的报道，将正全隐藏的愿望打破。他成为一个话题人物。
成为话题人物，正全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但是，具体到如何躲避这些采访，即使是接受了采访，如伺躲避崇高的命题，这是他长时间和我探讨过的话题。
受伤事件之后，正全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甚至想过放弃这件事情。
可是，当他将自己搜集到的那些资料扔进纸箱以后，整天心神不宁，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不顺畅，甚至还会无端地冲着身边的人发火。
最好玩的是，他只要在路上看到有张贴“寻人啟事”的墙面或者电线杆，会不由自主地刹车停上，用手机拍下存档。
习惯是一种口味，像食物一样，必须在饥饿的时候食用。习惯也是身体里的某种感觉，好像不停地在代谢，所以必须不停补充和习惯相对应的信息以达到平衡。假若用一个比喻，正如人一旦喜欢上新闻就会每天都要去关心一下新闻的更新和连续一样。这在身体里已经生成了一种习惯欲的洞，每天必须要有不同的信息或者食物补充进去，以平衡身体或者意识里的饥饿感。
正全自然深深体味过这些，所以，他苦于无法矫情地向外界表示，他做这样的好事，有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内心需要这样一种情绪的新陈代谢呢。
其实，这种做好事求心安并不新鲜，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为普通的情感元素，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教材里就有的啊。可是，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珍贵，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于参照物质。
正全呢，就是想打破这一点。首先，他不缺钱，可以打破别人的疑虑的是，他不是为了报酬而做这件事情。其次，他家里没有走失过亲人，他也没有报纸上常常煽情的因为家里有一个盲人而下定决心去帮助盲人。都没有，正全做这样的事情，纯属是偶然的决定。这个缘起非常偶然，模糊，甚至有些微不足道。
“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有起因的。你再想想这件事情的源头？”这是我问正全的。
而后，他将一个石榴掰开来，吃了一粒，然后便掉落在地上两粒。他笑着说：“你看到吗？这就是你所问的问题。一定是有起因的，但也一定有一些起因是非常偶然的，根本不是我计划的，就像我吃的这颗石榴一样，我吃这粒石榴籽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另外两粒会掉在地址呢？” 见我并不接他的话，就又补充说：“我还是说明白吧，就是十年前，我准备去新疆一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了就会找到真正材质的玉石，而且我的店里已经卖了好多年的新疆玉石了，我却连新疆都没有去过一次，想来都觉得不合乎逻辑……”
“说得再直接一些。”我怕他在讲新疆的故事时又加入其他曲折的情节来，打断了他。
果然是这样，他接着说：“我去新疆的火车上，身份证丢了。钱包被偷了。在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拿著手机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卡啊，除了现金，我连下了火车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遇到一个帮助你的人，对吗？”我急于将他的故事剥离成一个简单的中心思想。
“没有，这个时候，我遇到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说是一个老人要离世了。老家是河南考城的，一直闭不了眼睛，就是因为想见一下家乡的人。我虽然不是考城，但我是杞县木板镇的，紧挨着考城啊，口音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那人求我帮助他去见一下老人，就让我说我是谁谁的孩子就行了，老人双目已经看不清人了，所以，只要能到我的口音，就可以瞑目了。”
这就是正全帮助人的源头。如果说，正全这次是纯属假扮对方的亲人帮助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安魂，那么，他将飘零游荡在尘世的弃儿想方法找到，并送回到亲人身边的行动，真的是一桩可以救赎灵魂的事情。
正因为，我们有一次次这样的交流和相互质疑，所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认同正全做的事情，每一次都和正全AA制费用，一起出差去送人。并且给那些流浪者编一个符合他们身份和年纪的故事。
一开始的时候，正全总想着找一个完全合乎寻人启事的人，结果，他很快就发现，有很多孩子都是十多年前走失的。十年的时间，仅食物这一项就可以将一个孩子变成一个陌生人，更不用说，孩子走失以后的境况千万种。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多数是和谐的，又生了孩子的，或者，一直不放弃寻找孩子的。这样的家庭，一旦听到任何消息，都会马不停蹄地赶来。也有的家庭，孩子丢失以后，家庭破败，夫妻离婚，或者一方出现了精神病，另一方放弃寻找。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孩子的消息，家庭的其他亲人会在第一时间激动地联系。
经过一次又一次地错配，正全慢慢放弃了帮一个孩子找到家庭的打算。
他想到了我。
“你的工作不就是编故事吗？”他说。
于是我们合作了第一次。一个腿受了伤在二七广场讨饭的孩子，一开始，正全以为他是受一个乞讨集团控制，后来，发现他被一群孩子打了，才知道，他是一个人流浪到郑州的。
正全把他的情况做了登记，知道他是安徽人，但是哪个县不知道，是山里，和河南离得近。正全收集的寻人启事里，正好有一个金寨县的和这个孩子年龄符合。最重要的是，和孩子描述被拐卖出来的时间也吻合。
孩子被拐出来以后卖到了周口的乡下，一户人家，四女儿，无男丁。孩子刚到的时候，和那家人相处也好，时间久了，家里大姐发现男孩偷看她们尿尿，就开始打他。孩子也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吃哑巴亏，有一天晚上，又因为一件小事被几个姐姐打，他就找机逃出来了。
在周口开封等地流浪，大多是在小饭馆里打杂，中间还被一个发廊的女老板看上过，十多岁的孩子就染上了性病。后来，孩子淘气，在网吧里认识了打游戏的女学生，就传染了病给人家。那女孩竟然有些匪气，为了发泄，竟然找人打断了孩子的腿。
究竟是不是那女孩找人打的，孩子并不能确认。他又因为传染了人家性病，也不敢报案。正全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边讨饭边学音乐，计划在路边卖唱。
正全治好了他的性病，带着孩子来找我。让我编一个故事给孩子。
正全说，安徽那边他通过电话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农民家，一听说孩子有着落了，很激动，但却没有钱出来寻。说是早些年钱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就绝望了。
我负责的故事是孩子被拐卖出来以后的，一定要说得比他真实的经历复杂一些，一定要编得真情感人，让那家人一听就相信，孩子受了天大的苦，记忆力也不好了，只能先养着，以后再慢慢地核对信息。
正全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我将那份寻人启事看清楚，好对着人家丢失时介绍的情况给编符合他们内心期盼的故事。
金寨的这个寻人启事上写得非常明确，五岁时走失，身穿蓝色上衣。所以，就给这个孩子买一件蓝色的上衣，并让这个孩子记住，自从他离开家以后，一直就只穿蓝色的上衣，就是想为了让家人容易找到。
还有呢？正全在一旁记录。
我说：“孩子在周口乡下上了三年小学，四年级刚开学的时候，随家人到了周口的某个菜市卖蔬菜，可是，有一天发现钱少了，便怀疑孩子偷了，就打孩子，被误解又被毒打，孩子逃了出来。一开始在一家饭馆里打工，因为吃包子吃得多，被老板辞退了。又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结果工地塌方砸断了腿，就只好出来乞讨。”
这样还是太简单了。正全说，还要再加一些具体的细节，还要再惨一些。
这些被我们反复论证过的话，后来经由我又向那金寨的人家说了一遍：“孩子在理发店打小工的时候，因为给客人洗头发时不小心烫到了客人，结果，被客人打得住了医院。尽管赔了医药费，但导致孩子有了阴影，不敢再给客人洗头发了。失了业。失业之后，还当过小偷，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就偷了别人家的东西吃。又是被人家一顿打。直到流浪到了一个建筑工地上，那工头不给他钱，只管他吃饭。他有一天，实在太累了，在一个木架子上千活的时候打瞌睡，摔了下来，当场摔断了腿……”
我和正全为了将戏做得真，还先后接受了晚报记者的访问，并将我们准备好的故事讲给了记者听，记者听得直抹眼泪，满含深情地进行了报道。
我拿出报纸的报道给金寨的孩子的“父母”看，他们确信我们讲的就是真的，又问那孩子，记不记得他们家的院子，孩子，在院子里来回看了一会儿，说，他住在这里，好像。 这自然是孩子瞎蒙的，在我们的授意下，他说对了答案。那家人家对当时只有五岁的他，还能记得自己的屋子而激动不已。
立即抱住了那孩子，大哭起来。我们两个自然接受了，他们整个家族的感谢。正全还习惯性地给孩子留下了一包书和一个手机，说是以后有什么事情了，可以随时与他联系。
我们和正全开着车子回来的路上，停在田野的路边，闻着玉米地里传来的清香，彼此会心地笑，我们都觉得编一个故事的必要性。
四
必要性，意思是说，如果每一个丢失了自己的流浪者，都能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故事，便可以稳妥地将正全想要做的好事铺垫、融合以及升华。自然，必要性还带有反讽的意味，因为没有提前设计好故事，我们两个都受了伤。
必要性，还意味着，我和正全需要做一次深入的交流，以便及时更新最近的见闻和价值观。也许会有惊讶和隔阂，也许会有惊喜和舒适，自然，也许会有争执。
有了争执，我们会更较真，会激动，会动用全部的手段来说服对方。但是，如果实在僵持不下，或者陷入不冷静。那么，我会直接喊停，嘲笑着看向他的耳朵，哪怕只是向他的耳朵轻蔑地一瞥，他就立即投降。
默契有时候真的可以避免很多争执。我和正全的争执多停在双方过度信任对方而造成的失误上，比如，他打个电话告诉我要去哪里，然后忘记发电子邮件给我看孩子的情况以及寻人启事的情况，我便一直等着他发。而他呢，却一直等着我将编好的故事的大纲发给他。然后碰面的时候再讨论和修改不必要的细节。
然而有好多次，见面以后，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寻人与流浪者双方的情况。
这次也是如此，他一边在躲闭记者的追堵，一边发手机短信通知我，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出门右拐，进入富田路上有几家紧挨着的干洗店，干洗店门的电线杆上都贴着这个寻人启事呢。你去看一下。我这就发图片给你。
可是，我左等右等，将报纸翻完，将资料带找出来给节目部制作，将广告客户的要求开会传达给广告部，将儿子前些天在运动会上的视频看完，也没有等来正全的彩信图片。
这小子，大概又被某个手段高明的报纸捕获了。
闲着没事，中午我回家午休，顺便在富田路停了一下，拍到了正全所说的寻人启事。启事的标题叫做：寻认弟弟启事。内容如下：本人系南阳市新坡镇新沙村人，今年44岁，父母生育三兄弟，因幼时家庭贫困，父亲将出生几个月的三弟送人抚养，至今下落不明。同年母亲因此事与父亲断绝关系，母亲现精神失常，流落南阳街头。母亲几十年来时刻挂念三弟，为圆母亲夙愿，请有同背景、年龄40岁左右弟弟联系，也可做医学鉴定。如医学鉴定不属亲生骨肉关系，也可认做义兄义弟。沙先生电话：130XXXXXXXXX 138XXXXXXXXX
我看了这个寻弟弟的启事，一下子愣在路上。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打动了我，眼一热，泪就掉下来了。看多了寻人启事，竟然还有如此感情真挚且内容丰富的，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摄像小贺，让他带着记者苏梅过来，拍一下这个寻弟弟的启事，先做一个资料片存起来，说不定近期的故事里就可能会用到。
正全有时候摆脱了一群采访者以后，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充满焦虑地说，如果天天有人来采访，那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别说是做好事，就是我的两个店也不能正常运转了。
随着我深度地参与正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关注流浪者活动，我越来越不赞同正全的这种VIP式的做法。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热情的，但是，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他所能找到的资料毕竟是少而又少的。这种事情，如果单纯地凭一己的兴趣，一时热情，去做一两次好人，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可是，一旦要当做一项公益的事业来做，那么，恐怕就需要专来的团队，甚至可以在全国寻找志愿者，以扩大信息源头。
我说的这些，正全都是知道的，可是，他从做生意到做人，都不是一个贪大图快捷的人。他喜欢一个人琢磨一些事情，然后做成功了，自己享受这其中的乐趣。
他的话又一次与我的话擦肩而过，他的意思很明确：他不会参与去做我所描述的那种轰轰烈烈的事情，他想做的，就是这些小的，甚至意义并不十分大的事情。
说到底，他只是想使自己的人生不那么平庸，但是，如果一旦靠近伟大，他会立即掉转方向。他说得那么好，我都要给他鼓掌了，所以，自然没有办法劝说得动。
那么，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情绪，一边说，下午接受了南京的记者的采访，说的全是一些废话，但是他又不得不正经地回答。
我笑话他，说了什么伟大正确的话啊，他笑着说：“我把我做的这些事情取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名字，叫做：人生纠正协会。我看到一个人在城市里流浪，食有忧，居有难，但是，我又不可能自己建一个政府来养活他们，所以，我采取的方式，是帮他们找到家。这要比建一个政府容易多了，帮他们找到家，那么，他们这种荒乱而饥寒的人生就算是得到了纠正。所以，我自己在日记本的扉上，写了两个名字，一个名字是：人生丢失；一个名字是：人生纠正。”
“那记者没有问你的收入来源，靠什么来做这些公益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说我靠卖石头赚一些钱。那记者马上在采访本上记下来，靠做建材发家……”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一个采访者说话都会误解，更何况我们去帮一个人找到家呢？”
“是啊，这意思，我也向记者表达了，只是可惜，是一个八零后的孩子，不大关心我们的牢骚。”看我还要继续和他闲聊，正全突然打开了自己的电脑，找到了那张电线杆上的“寻认弟弟启事”，指给我说，“你看到这张了吗？就在你家小区旁边不远处啊，我上次还是从你家出来以后，在路边发现的，我觉得，我手头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聋子可以来这家试试。那聋子不是南阳人，可能是三门峡附近的，总之口音是豫西口音，但是无所谓的，因为毕竟出生以后就被抱养了，所以，什么口音都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是，这人是聋子，我们该给他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正全还有一个采访要接受，是某报社的网上直播。说是必须接受采访，因为接下来是六一节，而正全前不久，刚刚使一个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母亲。那孩子聪明伶俐，被一个团伙控制了以后，每天在公园里卖花乞讨。正全费尽了心机才从那伙人手里救出了孩子，还报警抓了人。所以，下午的采访是要打马赛克的，因为采访播出后，怕那群人来报复。
正全本来不想接受采访的，他除了害怕报复这一世俗的原因之外，他真的不喜欢自己在大厅广众之后发言时的声音，他有一次专门拿着他接受省民生频道采访时的一个视频让我看，不，是让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又不是第一次听，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听过，所以，他在电视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以后，极端反感，不停地向我表示，我怎么会说得这么难听啊，这么难听。
然而，如此不喜欢被采访的正全，还是被媒体包围了。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又有几家从南方几座城市飞来的采访者，他们对正全尊敬而小心翼翼。
正全帶着他们离开时，一脸得意地笑，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有些模糊，心里想，正全这个老狐狸，到底是自己策划好地，要这样一炮而红呢，还是在不断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找到了被簇拥被重视的感觉，并再也不愿意寂寞起来呢。
总之，他一脸快意地和一群记者离开了我的办公室，边走，还边给旁边的一个记者塞名片，都走出好远了，他突然又折回来，对着我，说了一句：记着啊，要快，编个什么样的故事给铁人。
我回应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影子了。
责任编辑 王小朋
我害怕正全打电话给我。他是个商人，却天天不做生意，跑到一些大桥下面找流浪的人，问人家的故事。问完了，还拍照片，做档案，编号记录在自己的某个分类清晰的本子上。
然后呢，又查找寻人启事。看看有没有人的年纪与他看到的流浪者年龄相似。
一旦发现年龄差不多的，他就开始兴奋起来。
找我，让我编一个故事。给那个流浪者，编一个合乎他口音或者身份的故事。
“你的工作不就是编故事吗？”正全这样说的时候，会有些词穷的羞涩。门口就停着他的价值百万的豪车，可是他一本正经地做着这些扶贫支教志愿者喜欢做的事情，让我怀疑他是一个从小被人拐卖的人。
他不是，他父母双全，家庭庞大，也从未走失过亲人。
“哪怕是一只小狗也没有丢过。”他有时候为了将我疑问里那些道德低下的笑声打消，会这样说一句。
“噢！”我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严肃起来，随手接过他递来的手机，照片已经打开了，这次是一个面相有些憨傻的中年人，耳朵有些聋，如果借了助听器能听到人说话，但是反应很慢，是后天变聋的，大概。拍照的时候，大概正全问他什么了，一直在回答问题，笑着。
“这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我并不能确定，因为流浪会将一个人的根切断，没有了根，人就是模糊的。流浪虽然不是一种病症，但所有的流浪者都会被时间挤压成一个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这些话，我也和正全说过的，他却显然没有寻根的兴致。早些年，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哀伤，跑到我们电视台放烟花，还在报纸上刊登他写给我们天气预报主持人小叶的诗。酸涩不已。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的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叶子，不论你飞向哪里，我都做你的根。
“可他的年龄，与我们前不久看到的那个‘寻认弟弟启事’中所说的相近啊。”正全从来都是侥幸的。
“又来了，年龄相近？”我盯着他的耳朵看，心想，他可真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
自然，我们讨论过无数次，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对于某个个案的施助是好的，我赞美正全的时候，没有说“好”，而是说“有光芒的”，是说，这种好，有示范的作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但是我并没有一味地夸他的好，而是话锋一转，告诉他，如果想代替体制，长期对某种类型的个案进行帮助，除了钱财和时间成本之外，一定还要有一个完全能够自行运营的团队和策略。可是，话说到这里，真要这样做的话，就有了代替政府的嫌疑。
正全常常被我的这些话打击，一边诅咒我用政府压他，一边又说我这是典型的言论构陷行为。
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会陷入不冷静。他骂我在电视台这样的遵命机构呆久了，养成了奴性，动不动就会替主子说话。我呢，自忖有一些独立人格，见他颠倒黑白，便会破口大骂他以为拿出些小钱，便可以既占领道德，又获得真理。他如果继续不依不挠地将我往奴才的身份里逼的话，那么。我便会大喝一声：摸摸你的耳朵吧。
争执基本上在这个时候会立即停下。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规律了。
这个时候，正全会将我书架上的一本书抽出来，说，这本书是我去年送你的，我要拿走，不送你了。
我也會哑然失笑，看着他涨红的脸，示意他坐下来，把他面前的水倒掉，又接一杯，给他。然后耐心地和他说起我的话里没有表达尽的意思。
我承认在电视台呆得久了，所说的话会不由自主地多一些伟大光明正确的腔调，这也是我常常自嘲和警醒的，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和正全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地救助流浪者这样一个个案，而是想要表达，做任何事情，逻辑都不能单纯地从自己认为对的地方出发，还要照顾公共秩序。比如那些票贩子，就是那些黄牛党，我甚至相信，他们是真诚地想帮助一些买不到票的人，他收取的中间利润并不高，他们也在那里排队，甚至还要打点车站售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这些成本加上他的时间付出。我们甚至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些报酬。为什么有专门的机票的代售公司，而火车票倒卖就成了黄牛党呢？但是，他因为破坏了现行火车票售票的规则，所以，他就成了非法的。
当然，就黄牛党这类事情，我和正全也不止一次地争执过。好玩的是，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只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判断。比如这次，我举黄牛党的例子，是为了批评正全。我对他说，哪怕是你的出发点是好，做好事，救助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那么，你的行为必然会被媒体捕捉到，而道德偏向于你的同时，媒体自然将不作为的评价给了政府。这样好吗？
正全听到我说这样的话，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而去。
他对我的鄙视，主要表现在对我的失望，他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电视人。他和我一起喝茶，爬山，他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对物质并不上心的媒体人已经不多了。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一些关于人生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上，我变得这么陌生，在他的评价体系里，我不仅仅是犬儒，而且有些助恶。
这些微博式的网络词语，我并不陌生，但是，这些词语并没有精准地钉在内心的某处，所以，当我听到如此愤怒的用词，并没有介意。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一个叫单县的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救他。他带着一个流浪的人去寻亲，结果，被对方误解，把他们当作骗子捆绑了起来。还说要打死他们。直到他报了警，当地警方并没有采信他的证词。
我接到电话以后，只好带着采访车和一个同事，连夜开到单县。
我们证明正全是一个道德模范。我有关于正全的大量的专题节目，给人家警察播放了以后，才到了当地的看守所去领人。因为已经被关在了看守所二十四个小时。正全的衣服被全部扒光了。耳朵被一个有狂想症的犯人咬掉了一小块，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是血。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打了120急救电话。
就是这样，他耳朵上留了一个疤痕。
每一次，我们争吵，我就会突然喊一句：摸摸你的耳朵。 二
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在火车上，我对正全说。
是二00九年的初夏，五一节前，我们两个，带着一个从山西河南交界的黑砖窑口救出来的孩子，去河北的邯郸寻亲。救出的黑窑工有十七个，唯独这个孩子是智障，除了有些河北口音，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名字、住址、年龄，连父母亲的样子，他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完全是没有证据的。
那些天，正全看了我们的电视节目。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
我当时正在开会，问他有什么事情吗？他却反复地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我看着节目都哭了，你知道吗，兄弟，我哭了。
我信。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对世界有善意的人。他擅长感动，而且擅长因为感动而做一些让人不解的事情。比如，当我对他说，我正在开会，一会儿聊时，他突然来了一句，我要赞助你们部门那个叫黄亮的调查记者一辆越野车。他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我以后要看着他开着车子狂奔。
这是一件好事情，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便告诉他，黄亮是化名，记者姓姜。回头，我要发布一条字幕新闻，来感谢你。
正全说，好啊，记者是化名，到时候我也化名。
正全说到做到，第二天便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国产越野车，黑色的，野蛮，又威武。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有些诡秘地看着我。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他一定是又从黑窑工里找到了一个人选，符合他收集的档案里丢失的人家。
他果然带着他那册封面已经磨破了的寻人档案册。一个大大的红圈圈住了河北邯郸，编号第34号。上面孩子的照片有些模糊。正全激动地说：“你看，眼睛是单眼皮，这里，这里，很清楚。”
“年龄呢？”我问一句。
“这寻人启事是2006年贴出来的，当时孩子只有十二岁，那么今年十五岁了，你看看这个小窑工像不像，我看最多十六岁，年龄也能吻合。”正全一直研究那个孩子的单眼皮。
“可是，人家寻人启事上没有说明有智障啊。”
“这智障可不一定是天生的啊，也许是在里面被打的了，这种新闻还少吗，我都是从你们台看的啊……”
正全拉上我一起去，说是给我提供一个故事的结尾。他有些得意，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来维持他的得意。比如这次，他骄傲地说：解救出那些黑窑工，本来故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果然，路上，这个智障的孩子便惹了祸。他竟然有癔想症，比如，他能看到有人拿东西，一有人路过他他便大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乘警路过的时候也是如此，自然接受了一番盘问。正全也是，大概内心里总有着一种做了好事以后应该得到赞美或尊重的优越感，很不配合是乘警的问询。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只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是做好事，将这个被解救的孩子送到河北邯郸去寻亲，就结束了。可是，在一个列车上，这些日常的话没有磁场，有的是强烈莫名的自尊心。乘警们完全将我们当作坏人的语气，激发了正全莫名的敌意，他彻底不配合询问的语气又激发了乘警一惯的野蛮，三五个回合下来，我们便被带到了警务室。
先查验身份证，然后又询问工作单位，又是打单位电话核实有无此人，然后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课。大抵是教育我们出门在外要学会做人。
事情就坏在这样的情绪里，两个人本来是兴致冲冲地去做好事，结果惹了一肚子火在内里。原计划给这个孩子设计的故事背景以及一些简单的介绍就都忘记了。我们其实还在带了啤酒和不少小吃，连象棋都带了的，却再也没有心思去吃去玩。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我发了一条发牢骚的微博，惹出不少同情。正全就在手机玩斗地主，身边至少有两个人和正全一样，手机提醒的台词都一样：压死。
孩子是因为吃得零食太多了，一直咳嗽。我便买了一瓶水给他。谁知一喝水呛到了，竟然吐了，很热烈的那种，吐得座椅上和趴桌上都是。正全很生气地对着孩子瞪眼睛，之前的那些耐心和善良完全没有。如果不了解正全的人，只看到此刻的正全，那么，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爱心的人。
世事就是如此微妙。
之前，电话里非常耐心的唐先生，在我们到达邯郸之后开始长时间不接电话。好在正全之前将唐先生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拍了照片。上面有详细的地址。
我们直接从车站打车到了西郊的唐树寨。
唐树寨是城郊结合部的村庄，旁边筑满了高楼，除了密集而热烈的生活现场，在不远处，还有几座高耸的烟囱，这里是原来的市郊，化工厂、火电厂、化肥厂以及毛巾厂等，都集中在这里。
唐先生家便是一个毛巾作坊，佐证我们判断的是一块已经字迹模糊的木牌子，上面用美术体红油漆写着“唐家旧染坊毛巾厂”字样。看建筑，唐家显然是一个殷实人家。至于孩子是如何走失的呢？我和正全还没有来得及问，便被他们绑了。
是的，绑了。
好玩的是，被绑了之后，我和正全才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将孩子的出处统一好口径。
事情向更糟糕的方向去了，当唐先生问我们孩子是从哪里救出来的时候，我如实回答，是从黑砖窑里救出来的，而正全则怕唐先生的伤心，直接说见到孩子的时候是在一个菜市场。
见我们口述不一致，那唐先生更是生氣。
我和正全知道是被误解了，却一时间完全陷入一个无头绪的陷阱里。我只能挑最简单的话对唐先生说：“我们两个专门从河南过来，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这位正全兄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可是旁边的一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的纸筒照着我的嘴巴就是一下，那纸筒里大概夹了一层胶，抽打过来，我的嘴巴立即就出血了。那年轻人说：“哥，这个骗子说的和昨天来的人一样。”
唐先生不再理会我，问正全：“你们一共几个人，专门骗人家的孩子来认门，然后过不久就又接孩子走，是不是？”
我和正全听了他们的话，吃惊极了。 正全说：“你们之前遇到骗子了吧。但是，你们也要先问一下我们，才绑我们吧。我们不是骗子，骗子是想要你们的感谢费，可是，我们不要钱啊。我们只是想让你们来看一下孩子，如果不是你们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啊。这最简单不过了。”
唐先生不理会正全，又转向我，说：“你不是说你是电视台的吗？你怎么不带着摄像机啊，你们出来演戏，还不带道具，谁信啊？”
我笑了，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被什么样的人骗了，但是，我们来找你们，真的只是想给孩子找到家，这个孩子目前智商只有五岁左右，口音完全是你们河北的口音。如果是智商健全的孩子，即使流浪，也可以找到工作吃饭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孩子，如果一直在街上流浪，会饿死的。正因此，正全才在自己的寻人档案库里翻了几天时间，才找到您。其实除了您，还有石家庄的一个张姓人家，结果，那家里孩子已经找到了。所以，就只剩下你们这里了。正全是一个有着两家企业的老板，平时生意极忙，但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搜集流浪人员的资料，他这些至少帮助二十个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人，你们怎么能不问青红就绑了我们呢？”
唐先生有些将信将疑，转过身来问正全：“你做两个企业，你的企业是干什么的？”
正全有气在心里憋着，答他：“我做什么企业是属于隐私，但是，我来你这里送孩子，如果不是你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如果你怀疑我们有问题，可以报警，你这样私自绑了我们，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会报警的。”
唐先生的老婆从院子里过来，拿着孩子的很多照片让唐先生看，说，不是我们的孩子，这孩子不是我们的。
唐先生很生气地朝着正全的脸上抽了一下，鼻子里的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正全大声叫了一下，骂道，你们他妈的混蛋。
唐先生也骂：“等着你们的团伙打电话救你们吧，否则，我就饿你们三天，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正全的鼻子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不少的血，后来了结了疤，那疤很明显，像是被剪刀裁了一个凹进去的心形。总之，和他的耳朵一样，成了我以后每每嘲笑和提醒他的借口。
而关于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结局和故事却成为正全永远难以修补的一个伤口，在当地的医院里住了一天，唐先生最后反复道歉的样子，我还记得。但是，自尊心颇强的正全却像翻书很快的孩子一样，将与邯郸之行有关的内容翻过，忽略，迅速将生活另起一行。
三
做了好事，不可能不惊动纸质的媒体。即使不说道德情操的高尚，最起码也符合三月份学雷锋的主题啊。
最让正全紧张的还不是那些主动找选题的记者们，而是千里之外奔波着来感谢的人，这些感谢的人，除了真诚地去做锦旗磕头抹泪认千儿子之外，一般都会带着成群结队的记者们。
正全都是听从我的建议，不接受任何采访。然而，还是有一家外地的媒体卧底在正全的公司，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
这一切都让正全措手不及。他不是一个喜欢被人关注的人，或者说，他很不适应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述自己所做过的一些好事。一讲，他就觉得虚假，仿佛，之前所有的做法都不过是为了采访时的慷慨陈词，所以，一拨又一拨的采访者被他拒之门外。
这个世界有许多规律逆反着人类的思维习惯，比如新闻，必须是人咬狗才行。被采访对象的拒不配合让所有新闻从业者兴奋不已。这么些年来，给记者送红包求报道的人数不胜数，而拒绝采访甚至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的采访者成为谜语，这对于天生有猎奇心理的媒体人来说，无疑遇到了一个好的选题。
卧底？这件事情本身也有趣。那记者，匿了名，应聘到正全的公司做办公室工作，每天都奋笔疾书地记录着正全的一举一动，他的日记全文发表在著名的都市报上，其中细节精确到正全擦完皮鞋以后，有客人来了，他没有办法握手，必须去洗干净。
以往每一次有记者登门，正全总会将记者推给我，说我这有纪录片，有一切材料，而他就逃之夭夭。然而，这一次卧底记者的报道，将正全隐藏的愿望打破。他成为一个话题人物。
成为话题人物，正全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但是，具体到如何躲避这些采访，即使是接受了采访，如伺躲避崇高的命题，这是他长时间和我探讨过的话题。
受伤事件之后，正全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甚至想过放弃这件事情。
可是，当他将自己搜集到的那些资料扔进纸箱以后，整天心神不宁，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不顺畅，甚至还会无端地冲着身边的人发火。
最好玩的是，他只要在路上看到有张贴“寻人啟事”的墙面或者电线杆，会不由自主地刹车停上，用手机拍下存档。
习惯是一种口味，像食物一样，必须在饥饿的时候食用。习惯也是身体里的某种感觉，好像不停地在代谢，所以必须不停补充和习惯相对应的信息以达到平衡。假若用一个比喻，正如人一旦喜欢上新闻就会每天都要去关心一下新闻的更新和连续一样。这在身体里已经生成了一种习惯欲的洞，每天必须要有不同的信息或者食物补充进去，以平衡身体或者意识里的饥饿感。
正全自然深深体味过这些，所以，他苦于无法矫情地向外界表示，他做这样的好事，有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内心需要这样一种情绪的新陈代谢呢。
其实，这种做好事求心安并不新鲜，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为普通的情感元素，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教材里就有的啊。可是，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珍贵，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于参照物质。
正全呢，就是想打破这一点。首先，他不缺钱，可以打破别人的疑虑的是，他不是为了报酬而做这件事情。其次，他家里没有走失过亲人，他也没有报纸上常常煽情的因为家里有一个盲人而下定决心去帮助盲人。都没有，正全做这样的事情，纯属是偶然的决定。这个缘起非常偶然，模糊，甚至有些微不足道。
“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有起因的。你再想想这件事情的源头？”这是我问正全的。
而后，他将一个石榴掰开来，吃了一粒，然后便掉落在地上两粒。他笑着说：“你看到吗？这就是你所问的问题。一定是有起因的，但也一定有一些起因是非常偶然的，根本不是我计划的，就像我吃的这颗石榴一样，我吃这粒石榴籽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另外两粒会掉在地址呢？” 见我并不接他的话，就又补充说：“我还是说明白吧，就是十年前，我准备去新疆一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了就会找到真正材质的玉石，而且我的店里已经卖了好多年的新疆玉石了，我却连新疆都没有去过一次，想来都觉得不合乎逻辑……”
“说得再直接一些。”我怕他在讲新疆的故事时又加入其他曲折的情节来，打断了他。
果然是这样，他接着说：“我去新疆的火车上，身份证丢了。钱包被偷了。在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拿著手机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卡啊，除了现金，我连下了火车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遇到一个帮助你的人，对吗？”我急于将他的故事剥离成一个简单的中心思想。
“没有，这个时候，我遇到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说是一个老人要离世了。老家是河南考城的，一直闭不了眼睛，就是因为想见一下家乡的人。我虽然不是考城，但我是杞县木板镇的，紧挨着考城啊，口音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那人求我帮助他去见一下老人，就让我说我是谁谁的孩子就行了，老人双目已经看不清人了，所以，只要能到我的口音，就可以瞑目了。”
这就是正全帮助人的源头。如果说，正全这次是纯属假扮对方的亲人帮助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安魂，那么，他将飘零游荡在尘世的弃儿想方法找到，并送回到亲人身边的行动，真的是一桩可以救赎灵魂的事情。
正因为，我们有一次次这样的交流和相互质疑，所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认同正全做的事情，每一次都和正全AA制费用，一起出差去送人。并且给那些流浪者编一个符合他们身份和年纪的故事。
一开始的时候，正全总想着找一个完全合乎寻人启事的人，结果，他很快就发现，有很多孩子都是十多年前走失的。十年的时间，仅食物这一项就可以将一个孩子变成一个陌生人，更不用说，孩子走失以后的境况千万种。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多数是和谐的，又生了孩子的，或者，一直不放弃寻找孩子的。这样的家庭，一旦听到任何消息，都会马不停蹄地赶来。也有的家庭，孩子丢失以后，家庭破败，夫妻离婚，或者一方出现了精神病，另一方放弃寻找。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孩子的消息，家庭的其他亲人会在第一时间激动地联系。
经过一次又一次地错配，正全慢慢放弃了帮一个孩子找到家庭的打算。
他想到了我。
“你的工作不就是编故事吗？”他说。
于是我们合作了第一次。一个腿受了伤在二七广场讨饭的孩子，一开始，正全以为他是受一个乞讨集团控制，后来，发现他被一群孩子打了，才知道，他是一个人流浪到郑州的。
正全把他的情况做了登记，知道他是安徽人，但是哪个县不知道，是山里，和河南离得近。正全收集的寻人启事里，正好有一个金寨县的和这个孩子年龄符合。最重要的是，和孩子描述被拐卖出来的时间也吻合。
孩子被拐出来以后卖到了周口的乡下，一户人家，四女儿，无男丁。孩子刚到的时候，和那家人相处也好，时间久了，家里大姐发现男孩偷看她们尿尿，就开始打他。孩子也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吃哑巴亏，有一天晚上，又因为一件小事被几个姐姐打，他就找机逃出来了。
在周口开封等地流浪，大多是在小饭馆里打杂，中间还被一个发廊的女老板看上过，十多岁的孩子就染上了性病。后来，孩子淘气，在网吧里认识了打游戏的女学生，就传染了病给人家。那女孩竟然有些匪气，为了发泄，竟然找人打断了孩子的腿。
究竟是不是那女孩找人打的，孩子并不能确认。他又因为传染了人家性病，也不敢报案。正全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边讨饭边学音乐，计划在路边卖唱。
正全治好了他的性病，带着孩子来找我。让我编一个故事给孩子。
正全说，安徽那边他通过电话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农民家，一听说孩子有着落了，很激动，但却没有钱出来寻。说是早些年钱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就绝望了。
我负责的故事是孩子被拐卖出来以后的，一定要说得比他真实的经历复杂一些，一定要编得真情感人，让那家人一听就相信，孩子受了天大的苦，记忆力也不好了，只能先养着，以后再慢慢地核对信息。
正全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我将那份寻人启事看清楚，好对着人家丢失时介绍的情况给编符合他们内心期盼的故事。
金寨的这个寻人启事上写得非常明确，五岁时走失，身穿蓝色上衣。所以，就给这个孩子买一件蓝色的上衣，并让这个孩子记住，自从他离开家以后，一直就只穿蓝色的上衣，就是想为了让家人容易找到。
还有呢？正全在一旁记录。
我说：“孩子在周口乡下上了三年小学，四年级刚开学的时候，随家人到了周口的某个菜市卖蔬菜，可是，有一天发现钱少了，便怀疑孩子偷了，就打孩子，被误解又被毒打，孩子逃了出来。一开始在一家饭馆里打工，因为吃包子吃得多，被老板辞退了。又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结果工地塌方砸断了腿，就只好出来乞讨。”
这样还是太简单了。正全说，还要再加一些具体的细节，还要再惨一些。
这些被我们反复论证过的话，后来经由我又向那金寨的人家说了一遍：“孩子在理发店打小工的时候，因为给客人洗头发时不小心烫到了客人，结果，被客人打得住了医院。尽管赔了医药费，但导致孩子有了阴影，不敢再给客人洗头发了。失了业。失业之后，还当过小偷，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就偷了别人家的东西吃。又是被人家一顿打。直到流浪到了一个建筑工地上，那工头不给他钱，只管他吃饭。他有一天，实在太累了，在一个木架子上千活的时候打瞌睡，摔了下来，当场摔断了腿……”
我和正全为了将戏做得真，还先后接受了晚报记者的访问，并将我们准备好的故事讲给了记者听，记者听得直抹眼泪，满含深情地进行了报道。
我拿出报纸的报道给金寨的孩子的“父母”看，他们确信我们讲的就是真的，又问那孩子，记不记得他们家的院子，孩子，在院子里来回看了一会儿，说，他住在这里，好像。 这自然是孩子瞎蒙的，在我们的授意下，他说对了答案。那家人家对当时只有五岁的他，还能记得自己的屋子而激动不已。
立即抱住了那孩子，大哭起来。我们两个自然接受了，他们整个家族的感谢。正全还习惯性地给孩子留下了一包书和一个手机，说是以后有什么事情了，可以随时与他联系。
我们和正全开着车子回来的路上，停在田野的路边，闻着玉米地里传来的清香，彼此会心地笑，我们都觉得编一个故事的必要性。
四
必要性，意思是说，如果每一个丢失了自己的流浪者，都能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故事，便可以稳妥地将正全想要做的好事铺垫、融合以及升华。自然，必要性还带有反讽的意味，因为没有提前设计好故事，我们两个都受了伤。
必要性，还意味着，我和正全需要做一次深入的交流，以便及时更新最近的见闻和价值观。也许会有惊讶和隔阂，也许会有惊喜和舒适，自然，也许会有争执。
有了争执，我们会更较真，会激动，会动用全部的手段来说服对方。但是，如果实在僵持不下，或者陷入不冷静。那么，我会直接喊停，嘲笑着看向他的耳朵，哪怕只是向他的耳朵轻蔑地一瞥，他就立即投降。
默契有时候真的可以避免很多争执。我和正全的争执多停在双方过度信任对方而造成的失误上，比如，他打个电话告诉我要去哪里，然后忘记发电子邮件给我看孩子的情况以及寻人启事的情况，我便一直等着他发。而他呢，却一直等着我将编好的故事的大纲发给他。然后碰面的时候再讨论和修改不必要的细节。
然而有好多次，见面以后，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寻人与流浪者双方的情况。
这次也是如此，他一边在躲闭记者的追堵，一边发手机短信通知我，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出门右拐，进入富田路上有几家紧挨着的干洗店，干洗店门的电线杆上都贴着这个寻人启事呢。你去看一下。我这就发图片给你。
可是，我左等右等，将报纸翻完，将资料带找出来给节目部制作，将广告客户的要求开会传达给广告部，将儿子前些天在运动会上的视频看完，也没有等来正全的彩信图片。
这小子，大概又被某个手段高明的报纸捕获了。
闲着没事，中午我回家午休，顺便在富田路停了一下，拍到了正全所说的寻人启事。启事的标题叫做：寻认弟弟启事。内容如下：本人系南阳市新坡镇新沙村人，今年44岁，父母生育三兄弟，因幼时家庭贫困，父亲将出生几个月的三弟送人抚养，至今下落不明。同年母亲因此事与父亲断绝关系，母亲现精神失常，流落南阳街头。母亲几十年来时刻挂念三弟，为圆母亲夙愿，请有同背景、年龄40岁左右弟弟联系，也可做医学鉴定。如医学鉴定不属亲生骨肉关系，也可认做义兄义弟。沙先生电话：130XXXXXXXXX 138XXXXXXXXX
我看了这个寻弟弟的启事，一下子愣在路上。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打动了我，眼一热，泪就掉下来了。看多了寻人启事，竟然还有如此感情真挚且内容丰富的，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摄像小贺，让他带着记者苏梅过来，拍一下这个寻弟弟的启事，先做一个资料片存起来，说不定近期的故事里就可能会用到。
正全有时候摆脱了一群采访者以后，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充满焦虑地说，如果天天有人来采访，那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别说是做好事，就是我的两个店也不能正常运转了。
随着我深度地参与正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关注流浪者活动，我越来越不赞同正全的这种VIP式的做法。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热情的，但是，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他所能找到的资料毕竟是少而又少的。这种事情，如果单纯地凭一己的兴趣，一时热情，去做一两次好人，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可是，一旦要当做一项公益的事业来做，那么，恐怕就需要专来的团队，甚至可以在全国寻找志愿者，以扩大信息源头。
我说的这些，正全都是知道的，可是，他从做生意到做人，都不是一个贪大图快捷的人。他喜欢一个人琢磨一些事情，然后做成功了，自己享受这其中的乐趣。
他的话又一次与我的话擦肩而过，他的意思很明确：他不会参与去做我所描述的那种轰轰烈烈的事情，他想做的，就是这些小的，甚至意义并不十分大的事情。
说到底，他只是想使自己的人生不那么平庸，但是，如果一旦靠近伟大，他会立即掉转方向。他说得那么好，我都要给他鼓掌了，所以，自然没有办法劝说得动。
那么，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情绪，一边说，下午接受了南京的记者的采访，说的全是一些废话，但是他又不得不正经地回答。
我笑话他，说了什么伟大正确的话啊，他笑着说：“我把我做的这些事情取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名字，叫做：人生纠正协会。我看到一个人在城市里流浪，食有忧，居有难，但是，我又不可能自己建一个政府来养活他们，所以，我采取的方式，是帮他们找到家。这要比建一个政府容易多了，帮他们找到家，那么，他们这种荒乱而饥寒的人生就算是得到了纠正。所以，我自己在日记本的扉上，写了两个名字，一个名字是：人生丢失；一个名字是：人生纠正。”
“那记者没有问你的收入来源，靠什么来做这些公益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说我靠卖石头赚一些钱。那记者马上在采访本上记下来，靠做建材发家……”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一个采访者说话都会误解，更何况我们去帮一个人找到家呢？”
“是啊，这意思，我也向记者表达了，只是可惜，是一个八零后的孩子，不大关心我们的牢骚。”看我还要继续和他闲聊，正全突然打开了自己的电脑，找到了那张电线杆上的“寻认弟弟启事”，指给我说，“你看到这张了吗？就在你家小区旁边不远处啊，我上次还是从你家出来以后，在路边发现的，我觉得，我手头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聋子可以来这家试试。那聋子不是南阳人，可能是三门峡附近的，总之口音是豫西口音，但是无所谓的，因为毕竟出生以后就被抱养了，所以，什么口音都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是，这人是聋子，我们该给他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正全还有一个采访要接受，是某报社的网上直播。说是必须接受采访，因为接下来是六一节，而正全前不久，刚刚使一个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母亲。那孩子聪明伶俐，被一个团伙控制了以后，每天在公园里卖花乞讨。正全费尽了心机才从那伙人手里救出了孩子，还报警抓了人。所以，下午的采访是要打马赛克的，因为采访播出后，怕那群人来报复。
正全本来不想接受采访的，他除了害怕报复这一世俗的原因之外，他真的不喜欢自己在大厅广众之后发言时的声音，他有一次专门拿着他接受省民生频道采访时的一个视频让我看，不，是让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又不是第一次听，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听过，所以，他在电视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以后，极端反感，不停地向我表示，我怎么会说得这么难听啊，这么难听。
然而，如此不喜欢被采访的正全，还是被媒体包围了。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又有几家从南方几座城市飞来的采访者，他们对正全尊敬而小心翼翼。
正全帶着他们离开时，一脸得意地笑，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有些模糊，心里想，正全这个老狐狸，到底是自己策划好地，要这样一炮而红呢，还是在不断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找到了被簇拥被重视的感觉，并再也不愿意寂寞起来呢。
总之，他一脸快意地和一群记者离开了我的办公室，边走，还边给旁边的一个记者塞名片，都走出好远了，他突然又折回来，对着我，说了一句：记着啊，要快，编个什么样的故事给铁人。
我回应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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