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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那既美丽又残酷的浪漫主义革命终结后，知识分子们开始思索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那个整体意义上西方所代表的拥有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
中国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历史学著作都曾提到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概念，促使中国历代王朝循环往复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作者以其特有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历史统一起来，从思想史的视角发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本土资源。解读他的方法论可以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变迁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塑造。用他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可以摆脱断裂的历史观，重新发现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演变，但此假说以静态结构分析整个中国历史会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能够更好地理解《开放中的变迁》一书。
一、作者的方法论
作者认为无视中国文明，则无法解释世界文明的演进。中国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演进，步入现代化社会，是单纯的马克思学说或韦伯学说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将观念作为社会行动的原因都偏离了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的事实。只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观察社会演化，才能发现中国文明独特的价值，而这一方法又必须建立在极高的视角之上才能实现。因此，我总结了本书中作者的方法：（1）中国思想史;（2）系统演化论。两个方法可以独立存在，但作者的高明是将这两种方法交叉使用，相互融合，理清了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理路，并将其与之投射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发现思想与行动之间的互动，试图全面的解释中国社会。在解释了中国社会后，他还将两种方法运用到不同文明上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角。本文旨在对《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的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中国思想史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慢慢从儒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近现代西方的冲击下儒家意识形态不可欲时，会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塑造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深层结构中存在四类观念影响着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即（1）道德一元论，作为最初的价值整合方式;（2）直观理性1，作为知识整理方式;（3）乌托邦精神2，作为理想主义形态;（4）华夏中心主义，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二）系统演化论
作者运用系统演化论的方法提出了他的超稳定结构假说。中国传统社会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3，上层是高度集权的皇权和官僚机构，官僚体系中儒生在权势上依附君权又在道德上约束君权;中层是一百五十万的乡绅，作为道德文化精英是国家官僚管理农村社会的依靠，成为衔接上层和下层的阶层;下层是自治的宗族团体，千万小农在儒家意识形态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整合下耕作生活。皇权、绅权、族权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实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整合方式（见图一）。官僚的行政开支和军事开支依靠乡绅收取税收，乡绅又是地主，是地方领袖维护土地买卖与社会治安的核心纽带，而税收、劳役依靠下层的自耕农实现，三个子系统保持耦合依靠两重调节：（1）未崩溃时，加强一体化结构，政治上反对腐败，经济上轻徭薄赋、重本抑末，文化上加强教化（见图二）。（2）依靠不稳定调节，中国社会的无组织力量使第一重调节弱化，分别是官僚机构的膨胀腐化和土地兼并，它们使原先三个子系统瓦解，催生出农民起义进行调节，消灭大量人口，破坏大城市，土地兼并缓和，贪官污吏被清除。然后再用宗法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细胞重构一个崭新的一体化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二、再论中国超稳定结构
（一）中国现代思想的开端：1895年
作者将研究扩展至现代发现1895年才是中国大变局的开始4，传统教科书中按年代划分历史，并总结为器物—制度—文化的演进，无法揭示当时士大夫和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仿佛每到一个划定好的年代思想就会产生突跃，但分析1895年前后思想的变化可以发现清政府的垮台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崩溃终结了两千年来的帝制。
从一体化的结构来看，官办现代国防企业对应上层结构，官督商办则对应中层结构，因此社会动员方式仍是传统的与乡绅进行合作，但原官绅合作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却与现代工业的城市化之路背道而驰，乡绅在此结构下，注定要将关注重心放在乡村建设上，与之合作的只是少数有功名的乡绅，抑商观念仍存，官督商办表面上在动员民间投资，实质上则是压制民营工业的发展。被破坏的只是儒家的哲学观和社会观，主要表现在上层组织为失败承担了责任，全面认同危机还未来临。实际造成的效果是地方主义成长，张謇的爱国先爱乡5，杨守仁的“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6均是在思想上显著体现。
（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1919年—1949年
清朝灭亡后，乡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次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要为社会危机负责。清政府两个反向调节中乡绅已经掌握了权力，与军人结合产生了“军绅政权”7。新文化运动在废科举十年后到来，这也标志着新式学堂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成熟，他们必然要与旧体制下的乡绅争取话语权，“军绅政权”下中国并没有完成整合，新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整体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寻找能够整合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但仅仅基于原有意识形态的逆反注定这只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更替运动。新知识分子将传统价值认为是世界所有文化共有的，批判绅权的同时反掉了儒家仅存的价值观——伦理价值，但本身建立在价值逆反上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批判完毕，启蒙也就随之结束。未经深思的结果使得新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深层结构不变但表面却和意识形态内容相反的思想体系，知识分子把“民主”作为个性解放开始进行乌托邦实验时，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否定了他们对西方制度的幻想，于是马列主义的整合开始了。
本书作者将列宁主义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而西方议会政党只是政见认同团体8，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有党支部这一基层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党支部的作用犹如一体化结构中的宗法共同体，能够维持意识形态认同并向用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每一个党员必须通过党支部吸收，中央不能直接吸收，党支部内党员经常性地活动、开会、相互沟通，共享一个观念，在意识形态的认同前提下民主地发表政见，最后集中接受统一领导放弃个人意见，因此在进行工人运动时可以深入到基层群众，发展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作者总结了列宁式政党主要有三大功能9：（1）保持党员意识形态认同;（2）将党员转化为军人和各级干部：（3）组织群众运动在基层确立新意识形态权威。一个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后，想要整合社会，建立一体化结构，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吸收哪一阶层的人入党和建立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过清朝的人口爆炸、土地兼并和绅权上移，当时的中国农村出現了大量劳动力剩余后，并没有维持传统社会中地主——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剩余劳动力为生计选择了半农半工，在手工业生产中不得不与市场发生了关系，从而能突破原有家庭的框架。而劳动力大量剩余，部分佃户从地主手中转租大量土地，亲自管理雇工耕作时，雇工和半雇工的农业兴起。中国农村实际已进入了一种小农身兼农业工人、自耕农和各种雇工多重角色的经济状态，农村中出现了一个生活状态和生产状态类似于城市无产者半无产者的阶层。多重身份下的小农已不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农民，而是可以脱离宗族土地的约束，成为基层社会的组织者。这一改变早已被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按是否出卖劳动力，划分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将自耕农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划分为半无产阶级，而农村无产阶级是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10。 当城市被占领后，革命党必然需要转移到农村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到农村去，而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将贫农作为基本组织成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及土地革命中用传统的均田代替土地国有化继续进行革命，这就与马列经典相抵触。因此，这一系列的思想必须建立在放弃知识中心主义和改变整体反传统主义的心态上，随着革命的进行，那些五四的知識分子渐渐退出领导队伍，唯经典的心态慢慢消失，重视经验的倾向愈来愈显著，毛泽东提出只有纯化的无产阶级立场，才能理解马列主义11。宋明理学正好成为了这种论证方式的本土资源，从常识理性中的人之常情出发，从宇宙观推衍出个人道德，从普遍到个别，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又重新建立，随着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一声宣告，新的篇章开启了。
三、对“超稳定结构假说”的质疑
（一）“皇权不下乡”的质疑
“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观念在以往有关中国乡村的著作中均作为基本事实被学者们直接运用，无论是费孝通笔下温情脉脉的宗法大家庭，“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土中国12，还是支撑温铁军进行三农问题改革的传统资源，县以下的佐杂官均为忽视，这些僚属官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瞿同祖称他们为“闲曹”或“冗官”13。在金观涛先生的论述中也不例外，《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对乡村自治的注释只有一条，是张仲礼《中国绅士》中的研究，研究发现，因为19世纪全国缙绅阶层只占到总人口的0.3%，所以对于广大的农业社会来说，必是一番“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景象14。但秦晖通过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发现，即使是门阀政治盛行的魏晋，乡村宗族化并不明显，乡吏的职责十分广泛，秦制下编户齐民的规定并未改变，相反宗族自治都出现在城市及其附近的世家大族中，体现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胡恒也通过清代史料发现，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驻扎在县城的佐贰官纷纷进驻乡村要地，制度所规定的不许佐杂参与刑名、钱粮在实践中几成空文，“一人政府”的知县部分权力通过县下辖区的形式予以分割，在人口激增的清代有效缓解了乡绅的管理负担15。至于其他朝代的情况，需要历史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但基于事实的判断，我们发现乡绅并非百分百对乡村进行控制，那么其承担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也自然不能完全落实到基层中，如果说皇权下的“叫魂”运动和建国后的数次“运动式治理”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认同16，那么他们所整顿的对象——广大群众又依靠什么实现基层社会的整合呢？这引发了笔者的第二点质疑。
（二）意识形态约束与制度约束
如果说第一点质疑是基于事实的判断，那么第二点质疑就是价值的判断，笔者希望对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做一个补充，去完善静态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史料还不够丰富，“皇权不下县”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待进一步发掘的话，我们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经验与传统社会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互动关系。革命年代中，意识形态为组织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统一观念，加之战乱时期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意识形态认同可以使一个组织不断变换它的建制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但同时还不会破坏组织内部的纪律和内部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反而是外部环境越恶劣，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此时可以说理性与信仰是高度重合的。但到了和平年代，只靠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制度变动灵活就无法进行常规的治理，革命年代遗留的建制恰好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便利，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来稳定。因此，不徇私情与加强制度约束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同时部分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也会转化为制度约束，实现不完全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如图3所示，笔者认为在和平时期，对上层主要是意识形态约束，越往下这种约束越弱，在基层的意识形态宣传主要是一种仪式化，周雪光认为空洞的教化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关系甚微，其实际作用在于当人们“认认真真走过场”时，这些行为本身成为了对现行体制的顺从和接受17。这说明了制度约束对基层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制度约束越向上则越少，因为道德一元论下，上层精英都是道德完人，所以在制度约束较少，如古时的“刑不上大夫”和当代中国反腐败之前官员的种种特权。因此，对于一个超稳定结构社会而言，战乱时主要依赖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意识形态上升为制度，制度约束强于意识形态约束，同时为保持稳定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上层的制度约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在当代中国制度约束正在逐渐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实例，这些正是对道德传统的适应，同时也是对制度约束的加强。
结语
超稳定系统是用更替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的，它带来的后果却可以在理论上预见，这就是用新意识形态塑造之社会结构会日趋僵化，随着时光流逝，类似于近代史上出现过的落后局面将会再次。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留下的不仅仅是叹息而已，它们体现的也许更多的是生命力，同样历史上的成功也不一定对未来有用，对历史而言从未有不可更改的宿命。
历史规律是群体无意识习惯性选择过去既有的模式造就的，具体到中国就是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倘若未来中国可以摆脱这种固有的历史惯性，保持历史理性，那也许就能真正实现罗素所说的：“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时，将会视为黑暗时代之最后一瞬。”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05页
[2]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04页
[3]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7页
[4]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65页
[5]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95页
[6]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95页
[7]陈志让：《军绅政权》：第34页
[8]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43页
[9]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41页
[10]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1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9-600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5页
[13]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2页
[14]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389页
[15]胡恒，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05.
[16]王礼鑫，《叫魂》中的运动式治理，【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5年1期
[17]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 2012年第9期
中国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历史学著作都曾提到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概念，促使中国历代王朝循环往复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作者以其特有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历史统一起来，从思想史的视角发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本土资源。解读他的方法论可以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变迁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塑造。用他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可以摆脱断裂的历史观，重新发现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演变，但此假说以静态结构分析整个中国历史会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能够更好地理解《开放中的变迁》一书。
一、作者的方法论
作者认为无视中国文明，则无法解释世界文明的演进。中国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演进，步入现代化社会，是单纯的马克思学说或韦伯学说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将观念作为社会行动的原因都偏离了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的事实。只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观察社会演化，才能发现中国文明独特的价值，而这一方法又必须建立在极高的视角之上才能实现。因此，我总结了本书中作者的方法：（1）中国思想史;（2）系统演化论。两个方法可以独立存在，但作者的高明是将这两种方法交叉使用，相互融合，理清了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理路，并将其与之投射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发现思想与行动之间的互动，试图全面的解释中国社会。在解释了中国社会后，他还将两种方法运用到不同文明上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角。本文旨在对《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的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中国思想史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慢慢从儒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近现代西方的冲击下儒家意识形态不可欲时，会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塑造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深层结构中存在四类观念影响着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即（1）道德一元论，作为最初的价值整合方式;（2）直观理性1，作为知识整理方式;（3）乌托邦精神2，作为理想主义形态;（4）华夏中心主义，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二）系统演化论
作者运用系统演化论的方法提出了他的超稳定结构假说。中国传统社会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3，上层是高度集权的皇权和官僚机构，官僚体系中儒生在权势上依附君权又在道德上约束君权;中层是一百五十万的乡绅，作为道德文化精英是国家官僚管理农村社会的依靠，成为衔接上层和下层的阶层;下层是自治的宗族团体，千万小农在儒家意识形态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整合下耕作生活。皇权、绅权、族权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实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整合方式（见图一）。官僚的行政开支和军事开支依靠乡绅收取税收，乡绅又是地主，是地方领袖维护土地买卖与社会治安的核心纽带，而税收、劳役依靠下层的自耕农实现，三个子系统保持耦合依靠两重调节：（1）未崩溃时，加强一体化结构，政治上反对腐败，经济上轻徭薄赋、重本抑末，文化上加强教化（见图二）。（2）依靠不稳定调节，中国社会的无组织力量使第一重调节弱化，分别是官僚机构的膨胀腐化和土地兼并，它们使原先三个子系统瓦解，催生出农民起义进行调节，消灭大量人口，破坏大城市，土地兼并缓和，贪官污吏被清除。然后再用宗法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细胞重构一个崭新的一体化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二、再论中国超稳定结构
（一）中国现代思想的开端：1895年
作者将研究扩展至现代发现1895年才是中国大变局的开始4，传统教科书中按年代划分历史，并总结为器物—制度—文化的演进，无法揭示当时士大夫和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仿佛每到一个划定好的年代思想就会产生突跃，但分析1895年前后思想的变化可以发现清政府的垮台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崩溃终结了两千年来的帝制。
从一体化的结构来看，官办现代国防企业对应上层结构，官督商办则对应中层结构，因此社会动员方式仍是传统的与乡绅进行合作，但原官绅合作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却与现代工业的城市化之路背道而驰，乡绅在此结构下，注定要将关注重心放在乡村建设上，与之合作的只是少数有功名的乡绅，抑商观念仍存，官督商办表面上在动员民间投资，实质上则是压制民营工业的发展。被破坏的只是儒家的哲学观和社会观，主要表现在上层组织为失败承担了责任，全面认同危机还未来临。实际造成的效果是地方主义成长，张謇的爱国先爱乡5，杨守仁的“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6均是在思想上显著体现。
（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1919年—1949年
清朝灭亡后，乡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次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要为社会危机负责。清政府两个反向调节中乡绅已经掌握了权力，与军人结合产生了“军绅政权”7。新文化运动在废科举十年后到来，这也标志着新式学堂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成熟，他们必然要与旧体制下的乡绅争取话语权，“军绅政权”下中国并没有完成整合，新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整体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寻找能够整合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但仅仅基于原有意识形态的逆反注定这只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更替运动。新知识分子将传统价值认为是世界所有文化共有的，批判绅权的同时反掉了儒家仅存的价值观——伦理价值，但本身建立在价值逆反上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批判完毕，启蒙也就随之结束。未经深思的结果使得新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深层结构不变但表面却和意识形态内容相反的思想体系，知识分子把“民主”作为个性解放开始进行乌托邦实验时，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否定了他们对西方制度的幻想，于是马列主义的整合开始了。
本书作者将列宁主义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而西方议会政党只是政见认同团体8，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有党支部这一基层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党支部的作用犹如一体化结构中的宗法共同体，能够维持意识形态认同并向用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每一个党员必须通过党支部吸收，中央不能直接吸收，党支部内党员经常性地活动、开会、相互沟通，共享一个观念，在意识形态的认同前提下民主地发表政见，最后集中接受统一领导放弃个人意见，因此在进行工人运动时可以深入到基层群众，发展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作者总结了列宁式政党主要有三大功能9：（1）保持党员意识形态认同;（2）将党员转化为军人和各级干部：（3）组织群众运动在基层确立新意识形态权威。一个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后，想要整合社会，建立一体化结构，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吸收哪一阶层的人入党和建立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过清朝的人口爆炸、土地兼并和绅权上移，当时的中国农村出現了大量劳动力剩余后，并没有维持传统社会中地主——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剩余劳动力为生计选择了半农半工，在手工业生产中不得不与市场发生了关系，从而能突破原有家庭的框架。而劳动力大量剩余，部分佃户从地主手中转租大量土地，亲自管理雇工耕作时，雇工和半雇工的农业兴起。中国农村实际已进入了一种小农身兼农业工人、自耕农和各种雇工多重角色的经济状态，农村中出现了一个生活状态和生产状态类似于城市无产者半无产者的阶层。多重身份下的小农已不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农民，而是可以脱离宗族土地的约束，成为基层社会的组织者。这一改变早已被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按是否出卖劳动力，划分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将自耕农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划分为半无产阶级，而农村无产阶级是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10。 当城市被占领后，革命党必然需要转移到农村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到农村去，而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将贫农作为基本组织成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及土地革命中用传统的均田代替土地国有化继续进行革命，这就与马列经典相抵触。因此，这一系列的思想必须建立在放弃知识中心主义和改变整体反传统主义的心态上，随着革命的进行，那些五四的知識分子渐渐退出领导队伍，唯经典的心态慢慢消失，重视经验的倾向愈来愈显著，毛泽东提出只有纯化的无产阶级立场，才能理解马列主义11。宋明理学正好成为了这种论证方式的本土资源，从常识理性中的人之常情出发，从宇宙观推衍出个人道德，从普遍到个别，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又重新建立，随着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一声宣告，新的篇章开启了。
三、对“超稳定结构假说”的质疑
（一）“皇权不下乡”的质疑
“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观念在以往有关中国乡村的著作中均作为基本事实被学者们直接运用，无论是费孝通笔下温情脉脉的宗法大家庭，“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土中国12，还是支撑温铁军进行三农问题改革的传统资源，县以下的佐杂官均为忽视，这些僚属官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瞿同祖称他们为“闲曹”或“冗官”13。在金观涛先生的论述中也不例外，《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对乡村自治的注释只有一条，是张仲礼《中国绅士》中的研究，研究发现，因为19世纪全国缙绅阶层只占到总人口的0.3%，所以对于广大的农业社会来说，必是一番“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景象14。但秦晖通过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发现，即使是门阀政治盛行的魏晋，乡村宗族化并不明显，乡吏的职责十分广泛，秦制下编户齐民的规定并未改变，相反宗族自治都出现在城市及其附近的世家大族中，体现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胡恒也通过清代史料发现，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驻扎在县城的佐贰官纷纷进驻乡村要地，制度所规定的不许佐杂参与刑名、钱粮在实践中几成空文，“一人政府”的知县部分权力通过县下辖区的形式予以分割，在人口激增的清代有效缓解了乡绅的管理负担15。至于其他朝代的情况，需要历史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但基于事实的判断，我们发现乡绅并非百分百对乡村进行控制，那么其承担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也自然不能完全落实到基层中，如果说皇权下的“叫魂”运动和建国后的数次“运动式治理”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认同16，那么他们所整顿的对象——广大群众又依靠什么实现基层社会的整合呢？这引发了笔者的第二点质疑。
（二）意识形态约束与制度约束
如果说第一点质疑是基于事实的判断，那么第二点质疑就是价值的判断，笔者希望对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做一个补充，去完善静态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史料还不够丰富，“皇权不下县”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待进一步发掘的话，我们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经验与传统社会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互动关系。革命年代中，意识形态为组织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统一观念，加之战乱时期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意识形态认同可以使一个组织不断变换它的建制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但同时还不会破坏组织内部的纪律和内部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反而是外部环境越恶劣，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此时可以说理性与信仰是高度重合的。但到了和平年代，只靠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制度变动灵活就无法进行常规的治理，革命年代遗留的建制恰好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便利，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来稳定。因此，不徇私情与加强制度约束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同时部分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也会转化为制度约束，实现不完全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如图3所示，笔者认为在和平时期，对上层主要是意识形态约束，越往下这种约束越弱，在基层的意识形态宣传主要是一种仪式化，周雪光认为空洞的教化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关系甚微，其实际作用在于当人们“认认真真走过场”时，这些行为本身成为了对现行体制的顺从和接受17。这说明了制度约束对基层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制度约束越向上则越少，因为道德一元论下，上层精英都是道德完人，所以在制度约束较少，如古时的“刑不上大夫”和当代中国反腐败之前官员的种种特权。因此，对于一个超稳定结构社会而言，战乱时主要依赖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意识形态上升为制度，制度约束强于意识形态约束，同时为保持稳定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上层的制度约束，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在当代中国制度约束正在逐渐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实例，这些正是对道德传统的适应，同时也是对制度约束的加强。
结语
超稳定系统是用更替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的，它带来的后果却可以在理论上预见，这就是用新意识形态塑造之社会结构会日趋僵化，随着时光流逝，类似于近代史上出现过的落后局面将会再次。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留下的不仅仅是叹息而已，它们体现的也许更多的是生命力，同样历史上的成功也不一定对未来有用，对历史而言从未有不可更改的宿命。
历史规律是群体无意识习惯性选择过去既有的模式造就的，具体到中国就是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倘若未来中国可以摆脱这种固有的历史惯性，保持历史理性，那也许就能真正实现罗素所说的：“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时，将会视为黑暗时代之最后一瞬。”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05页
[2]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04页
[3]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7页
[4]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65页
[5]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95页
[6]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95页
[7]陈志让：《军绅政权》：第34页
[8]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43页
[9]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 241页
[10]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1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9-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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