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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宗教信仰及其基本状况呈现英国文明的基本特色。156年不列颠王主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代起，就预示着不列颠将可能在诸多方面开启世界近代文明的先河。然而，英国宗教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仔细研究、讨论并解决：谭蓉蓉、赵友芬的《宗教改革时期英译〈圣经〉诸版本历史关联性探究》，探讨了英国宗教经典著作《圣经》英译不同版本的历史与语言的关联性问题；朱啸风的《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苏格兰宗教政策研究》，以区域间宗教关系为切入点，讨论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宗教矛盾及其对民族关系带来的重大影响；拙文《约翰·密尔宗教式自由观念的心灵之旅》，旨在强调密尔自由哲学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宗教是情感生活的文献挖掘与心理透视。我们认为，近代英国，不仅在许多领域成为世界历史的领头羊，即便是宗教改革也充分展示出英国国教从天主教会中寻求整个民族及国家权力的自由与解放，体现出英国宗教的独特性。时至今日，英国依然以他的强大的张力展示出不列颠民族的独特性。即便是英国脱欧，谁也无法怀疑，英国可能再次以独立的民族国家脱离国际群体，成为寻求新时期自由的典范。（于文杰）
[关键词]自由观念，《圣经》，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13-13
人的生存方式，不仅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与日常生活，也影响人的生活道路甚至影响人的一生。对于密尔来说，他的生存方式则具有别样的历史意蕴和人生启迪。尤其是伴随着诸多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密尔学术思想的研究将向纵深发展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密尔出生在一个很有学养的家庭。父亲詹姆斯·密尔沉静、严谨、冷峻、博学的品格影响了约翰·密尔一生。詹姆斯·密尔少小时曾深得地方牧师约翰·斯图亚特夫妇的钟爱，17岁时为他们14岁的独女维尔·海米娜做家庭教师，虽内心深爱却予以自制而未曾表达。
在牧师的帮助下，詹姆斯·密尔上了蒙特罗斯学院学习，后来又被派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在那里，詹姆斯接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还读了卢梭、伏尔泰和休谟、洛克等近代思想家的大量著作，然后再用学到的知识培养自己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詹姆斯曾靠做家庭教师在苏格兰生活到1802年。此时，29岁的詹姆斯与乡绅约翰·斯图亚特爵士离开苏格兰来到伦敦，做了一份编辑工作。1805年，与一位经营精神病院的寡妇的长女、比自己年轻10岁的美丽可爱的哈瑞特·巴勒（Harriet Burrow）结婚，次年生了约翰·密尔，约翰·密尔就是根据恩人的名字命名的。正是密尔出生的这一年，詹姆斯开始写作《印度史》，原以为3年实际却写了10年。该著1817年出版，1819年，詹姆斯到东印度公司任职。他每天都要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长子小密尔。詹姆斯的理性、节制和坚强的品格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约翰·密尔不仅对父亲的一切教导铭记于心，而且事实上是以此来指引自己一生的生活。密尔从3岁起不仅从父亲那里系统地学到了希腊语及古典文化知识，也同时接受了他的冷峻和严肃的性格。与此同时，父亲不仅为密尔制定了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也安排了密尔工作与生活的发展道路。密尔在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视知识如宗教。
1810年，小密尔很幸运地随父亲认识了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尤其是在8～12岁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父亲给了他系统的知识教育，而边沁则不仅给了密尔在生活上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在学业及思想与文化上给其带来熏陶。密尔不仅常常为边沁的思想所振奋，而且还于1863年著《功利主义》，阐明自己对于功利主义与幸福论的基本观点，即质与量兼顾的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论原则。事实上，密尔为此做出的大量论证也表达了自己自由主义观念照顾普遍与力图兼容的基本特点。
古典治哲学的教育与兴趣是密尔自由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美国历史学家苏珊·李·安德森说，正是在爱丁堡，詹姆斯发现了柏拉图，他后来要把对这些哲学家的尊崇传给儿子。詹姆斯也读了许多怀疑主义哲学家包括卢梭、伏尔泰和休谟的作品。12岁时，密尔除了阅读希腊语古典作品，甚至还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还撰写了一些历史学文章。①约翰·密尔也不断地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尤其是演讲。这时，他也开始阅读柏拉图其他重要著作。也就是说，密尔的童年成长环境，给他提供了可以大量阅读和接受古典著作和前辈思想的机会，从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为最终形成自己的自由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1820年，密尔跟随边沁的兄弟塞缪尔·边沁第一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他与这片土地的不解情缘也由此开始，密尔必定没有想到他会在此终老一生。②这次法国之行给了他在思想及个人情操上很大的影响。密尔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这段经历：
在这段时间的教育中，我获益最多的也许还是在整整一年里吸入大陆生活的自由而宜人的空气。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当时我不但无法估计它，而且甚至没有意识到它。③
少年密尔在蒙彼利埃第一次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教育，學会了法文，熟悉了一般法国文学，还有逻辑学、高等数学等课程。法国人交往中坦荡的友谊与和蔼的态度，给密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英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思想层面上，密尔接触到了圣西门的学说，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了密尔，而强调思想自由的大陆自由主义也成为密尔此后自由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此外，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也深深刻在少年密尔的心中，坚定了他成为一个民主思想者的信念。这一时期，精神的富有，使他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思想者。
密尔的精神和思想世界发生重大转折发生于从边沁向华兹华斯的转变。从1821年第一次读边沁的著作起，密尔以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作为人生目标，把这个目标看作是个人幸福的所在，可后来密尔发现边沁的功利主义并不能真正给人幸福，他陷入了精神痛苦期，他以往阅读的那些史书、著作（当然也包括边沁的论著）已无法解决他当前的苦闷。这样的精神状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父亲给他的严苛的限制自由的教育，也造成了他在德性方面的缺失。 伯林曾经叙述了密尔的这段心路历程：密尔曾经问过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边沁式的“普遍幸福”的理想，用来教育人们并努力去实现，真的就会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吗？密尔认为不会，于是他很痛苦，很恐惧，他觉得身边干瘪且荒凉，觉得人性退化，于是他流泪，他想死。④密尔，有感受能力吗，他能康复，能自由吗？他认为，老密尔和边沁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知识广博而完全理性的生物，换言之，缺陷是无情感无人性。当然，处于精神困难时期的密尔也意识到了他的痛苦之源。密尔在自传中说道：
在任何具体苦难中，父亲自然是我求助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愿求他帮助。我绝对相信，他不能理解我所遭受的这种精神痛苦，即使能够使他理解的话，他也不是使我摆脱痛苦的医生。⑤
此时的密尔意识到那些为他人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从事艺术或者学问的人，并不把它们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他也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不再把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看作唯一要素，而把感情的培养当作他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于是，密尔开始求助于詩歌和音乐领域，寻求其中的人生旨趣。
1828年秋，密尔在理性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华兹华斯①的诗歌作品，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此前，密尔曾经阅读过拜伦的全部诗歌，但并没有使他摆脱痛苦，效果适得其反，密尔第一次求助于诗歌是失败的；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却恰好给了他在那个时期精神上所需要的合适的东西：首先，华兹华斯的诗歌反映的正是一个已经厌倦一切喜悦的人的悲哀。他认为生活对于所有生活条件好的人来说必然是枯燥的毫无兴趣的东西，这与密尔的看法非常吻合；其次，华兹华斯的诗歌里体现了对乡村风景和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也触动了密尔快乐的心弦。我们知道密尔少年时曾游历过欧洲大陆的山川，华兹华斯诗歌的这些描写自然成了他理想的自然美景。而这些诗歌不仅给人外表的美，在令人心动的美景下还包含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密尔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寻觅的感情培养剂，这正填补了他往日情感教育的缺失。华兹华斯的诗歌帮助密尔找到了快乐的源泉，使他觉得在安静的沉思中有着真正的永恒的快乐，密尔逐渐从长期的消沉中走出来，不再受其折磨。密尔理性绝望之时，因为华兹华斯的文学作品，德性得到了弥补、回归和提升。在密尔的人生旅途中，情感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约翰·密尔从来没有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和深造，但是他的学术追求和辉煌业绩却十分令人震撼。语言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取得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自由、普选权、财富、功利主义、政府学说和女性地位等问题的论述，在世界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并形成重大影响。
《论自由》这本标志着密尔和哈瑞特完美合作的作品还没来得及出版，哈瑞特便离开了人世。1858年，在夫妻俩去法国蒙彼利埃的路上，途经阿维尼翁时，哈瑞特突然患肺出血病故。事实上早在1854年，密尔着手构思《论自由》时，他和妻子哈瑞特都遭受着肺病的袭扰，或许已感觉时日不多，这也是促使他们全力投入到写作之中一个外部原因。②妻子去世之后，密尔万分悲痛，为了能让自己感到仍然在妻子身边，他在哈瑞特墓地最近的地方购置了一个小屋，与他的爱女海伦·泰勒住在那里，以求减轻失去爱人的痛苦，而女儿此后也成了密尔唯一的精神支柱。哈瑞特去世后，对妻子的记忆与怀念在他的心中已成为一种宗教。为了完成妻子未竟的事业而工作，密尔最早想到的就是出版《论自由》，我们想以密尔的原话来作为结束：
这本论著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写的，我以此奉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纪念。此稿我没有再作改动或补充，以后也永远不会更动它。③
有些时候，密尔干脆认为，哈瑞特和他一起写作了《论自由》。④他在自传中谈及《论自由》一书时这样写道：
和以我的名字出版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可以说是我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至于从思想内容来说，很难指明哪一部分或哪一种见解比其余的更属于她所有。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因而我们两人自然而然产生同样的思想方式。⑤
柏林曾引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话揭示密尔真实的心理世界：哲学家最深刻的信念很少包括在他们正式的论点当中；基本信念，对生活的全部见解，就像必须被捍卫的大本营。⑥它们，散存于隐秘的田地与森林之间。伯林说，老密尔和边沁认为，教育与立法是通往自由与幸福的道路，密尔则不以为然。伯林认为，密尔所认为的真正自由与幸福的根源在于“选择”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对于密尔来说，人有别于动物不在于会发明并使用工具和方法，而是在于能选择。密尔在口头上赞成幸福，也深刻地相信公正，但是当他描述个人自由的光辉，或抨击任何试图剥夺或消灭它的行为时，才是密尔自己发自肺腑的声音！⑦这种声音，才是真正的密尔的自由。
由此可见，尽管从形式上看，密尔试图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均衡发展，然而在诸多具体事务的讨论中，密尔充分体现出对于个人权利的捍卫。不仅如此，在对哲学自然主义和快乐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密尔还展示出支持人的社会权力的道德立场，超越个人权力在古典自由主义中停留于物质与感官的层面，突出个性精神与品质的社会意义。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主选择。如果说自觉是理性的品格的话，那么自愿是意志的品格。①可见，密尔对于复杂的人性的认识及其复杂的表达方式，为人们的认知与感悟人的本质留下广阔的学术领地与历史空间。
密尔与哈瑞特的交往方式与程度及其轨迹，是学术界百余年来的一个谜。
根据保守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记述，1831年哈瑞特与密尔相遇；1832年，他们赴汉普郡、西苏塞克斯和怀特岛旅游；回来后，密尔在森林里发现哈瑞特给他的信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②那么，1832年以后，哈瑞特为什么在共同旅行之后说“我们不能再见面”？究竟是为什么呢？密尔与哈瑞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是早就成为情感与生活的伴侣，答案应该是后者。密尔自己也说过： 在我的友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我已经提到过的无与伦比的朋友。在这段时期中她大部分时间与一个女儿住在乡下必经的地方，偶尔到城里与他的第一位丈夫泰勒先生住在一起。我有时候到乡下，有时候到城里去拜访她。我非常感激她那种能不顾种种误解的坚强的性格，当泰勒先生不在时我经常去拜访她，我们偶尔一起旅行，这些事情原来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就所有其他方面说，那几年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丝毫不足以引起人们怀疑。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关系仅仅是热烈的爱慕和诚挚密切的友谊。虽然我们并不介意社会习俗对这个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的約束，但是我们确实觉得有责任，绝对不使我们的行为玷辱她的丈夫，因而也不玷辱她自己。③
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密尔与一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深深“恋爱”了二十五年，而又不能公开表白与哈瑞特之间情深意笃的心理世界，或许这正是密尔理性选择与个性自由的象征。
显然，宗教式的生存方式不仅成就了密尔的学术研究，也成就了他的爱情生活与幸福人生的真实记录。为了表达密尔对哈瑞特的永恒的爱与记忆，他为哈瑞特亲手撰写了墓志铭。为了全面了解约翰·密尔，我们专程前往阿维尼翁的圣维蓝公墓，找到了密尔与哈瑞特合葬的墓并全文拍摄了尚未面世的墓志铭，墓志铭全文如下：
挚爱的哈瑞特·密尔的记忆
最衷心亲爱的，最深切怀念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妻子。
她有伟大与仁爱之心，
还有高贵的灵魂。
她智慧非凡，
思想深邃，
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领和支撑，
是我的智慧导师，
和优秀榜样。
她身边的人们，
吸纳她的影响。
她是尘世唯一的慰藉。
她热心公益，
她慷慨大方，
对朋友忠诚有加，
她如同圣母玛利亚，
我们时代以伟大的造化，
直到将来。
如果多几个心灵与思想，
像她一样，
我们的世界早已变成人类，
期盼的天堂！
她去了，
给活着的人们留下无法弥补的忧伤！
——于阿维尼翁（1858年11月3日）
密尔为哈瑞特亲手撰写的墓志铭，存于法国阿维尼翁的圣维蓝公墓。
密尔给人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之一是他对人的自由人性的揭示：理性与选择。同时，密尔的思想遗产丰富、深邃而又缜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逻辑、女性等许多学术领域与许多学术问题的宗教式的追求，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在密尔宗教自由观念形成的人生旅途中，父亲詹姆斯·密尔的严酷教育，老师边沁的思想训导，华兹华斯的情感释放，更重要的是哈瑞特的生命的清洗与灵魂的归宿。对于密尔来说，宗教可以成为信仰，可以成为多元的学术形态，也可以成为自由观念的生成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造就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密尔。当然，密尔的研究与还原依然还在进行中，他不只是在书房里或是档案馆，也许在景观里，在路途上。
[关键词]自由观念，《圣经》，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13-13
人的生存方式，不仅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与日常生活，也影响人的生活道路甚至影响人的一生。对于密尔来说，他的生存方式则具有别样的历史意蕴和人生启迪。尤其是伴随着诸多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密尔学术思想的研究将向纵深发展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密尔出生在一个很有学养的家庭。父亲詹姆斯·密尔沉静、严谨、冷峻、博学的品格影响了约翰·密尔一生。詹姆斯·密尔少小时曾深得地方牧师约翰·斯图亚特夫妇的钟爱，17岁时为他们14岁的独女维尔·海米娜做家庭教师，虽内心深爱却予以自制而未曾表达。
在牧师的帮助下，詹姆斯·密尔上了蒙特罗斯学院学习，后来又被派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在那里，詹姆斯接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还读了卢梭、伏尔泰和休谟、洛克等近代思想家的大量著作，然后再用学到的知识培养自己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詹姆斯曾靠做家庭教师在苏格兰生活到1802年。此时，29岁的詹姆斯与乡绅约翰·斯图亚特爵士离开苏格兰来到伦敦，做了一份编辑工作。1805年，与一位经营精神病院的寡妇的长女、比自己年轻10岁的美丽可爱的哈瑞特·巴勒（Harriet Burrow）结婚，次年生了约翰·密尔，约翰·密尔就是根据恩人的名字命名的。正是密尔出生的这一年，詹姆斯开始写作《印度史》，原以为3年实际却写了10年。该著1817年出版，1819年，詹姆斯到东印度公司任职。他每天都要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长子小密尔。詹姆斯的理性、节制和坚强的品格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约翰·密尔不仅对父亲的一切教导铭记于心，而且事实上是以此来指引自己一生的生活。密尔从3岁起不仅从父亲那里系统地学到了希腊语及古典文化知识，也同时接受了他的冷峻和严肃的性格。与此同时，父亲不仅为密尔制定了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也安排了密尔工作与生活的发展道路。密尔在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视知识如宗教。
1810年，小密尔很幸运地随父亲认识了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尤其是在8～12岁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父亲给了他系统的知识教育，而边沁则不仅给了密尔在生活上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在学业及思想与文化上给其带来熏陶。密尔不仅常常为边沁的思想所振奋，而且还于1863年著《功利主义》，阐明自己对于功利主义与幸福论的基本观点，即质与量兼顾的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论原则。事实上，密尔为此做出的大量论证也表达了自己自由主义观念照顾普遍与力图兼容的基本特点。
古典治哲学的教育与兴趣是密尔自由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美国历史学家苏珊·李·安德森说，正是在爱丁堡，詹姆斯发现了柏拉图，他后来要把对这些哲学家的尊崇传给儿子。詹姆斯也读了许多怀疑主义哲学家包括卢梭、伏尔泰和休谟的作品。12岁时，密尔除了阅读希腊语古典作品，甚至还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还撰写了一些历史学文章。①约翰·密尔也不断地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尤其是演讲。这时，他也开始阅读柏拉图其他重要著作。也就是说，密尔的童年成长环境，给他提供了可以大量阅读和接受古典著作和前辈思想的机会，从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为最终形成自己的自由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1820年，密尔跟随边沁的兄弟塞缪尔·边沁第一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他与这片土地的不解情缘也由此开始，密尔必定没有想到他会在此终老一生。②这次法国之行给了他在思想及个人情操上很大的影响。密尔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这段经历：
在这段时间的教育中，我获益最多的也许还是在整整一年里吸入大陆生活的自由而宜人的空气。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当时我不但无法估计它，而且甚至没有意识到它。③
少年密尔在蒙彼利埃第一次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教育，學会了法文，熟悉了一般法国文学，还有逻辑学、高等数学等课程。法国人交往中坦荡的友谊与和蔼的态度，给密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英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思想层面上，密尔接触到了圣西门的学说，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了密尔，而强调思想自由的大陆自由主义也成为密尔此后自由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此外，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也深深刻在少年密尔的心中，坚定了他成为一个民主思想者的信念。这一时期，精神的富有，使他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思想者。
密尔的精神和思想世界发生重大转折发生于从边沁向华兹华斯的转变。从1821年第一次读边沁的著作起，密尔以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作为人生目标，把这个目标看作是个人幸福的所在，可后来密尔发现边沁的功利主义并不能真正给人幸福，他陷入了精神痛苦期，他以往阅读的那些史书、著作（当然也包括边沁的论著）已无法解决他当前的苦闷。这样的精神状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父亲给他的严苛的限制自由的教育，也造成了他在德性方面的缺失。 伯林曾经叙述了密尔的这段心路历程：密尔曾经问过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边沁式的“普遍幸福”的理想，用来教育人们并努力去实现，真的就会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吗？密尔认为不会，于是他很痛苦，很恐惧，他觉得身边干瘪且荒凉，觉得人性退化，于是他流泪，他想死。④密尔，有感受能力吗，他能康复，能自由吗？他认为，老密尔和边沁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知识广博而完全理性的生物，换言之，缺陷是无情感无人性。当然，处于精神困难时期的密尔也意识到了他的痛苦之源。密尔在自传中说道：
在任何具体苦难中，父亲自然是我求助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愿求他帮助。我绝对相信，他不能理解我所遭受的这种精神痛苦，即使能够使他理解的话，他也不是使我摆脱痛苦的医生。⑤
此时的密尔意识到那些为他人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从事艺术或者学问的人，并不把它们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他也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不再把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看作唯一要素，而把感情的培养当作他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于是，密尔开始求助于詩歌和音乐领域，寻求其中的人生旨趣。
1828年秋，密尔在理性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华兹华斯①的诗歌作品，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此前，密尔曾经阅读过拜伦的全部诗歌，但并没有使他摆脱痛苦，效果适得其反，密尔第一次求助于诗歌是失败的；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却恰好给了他在那个时期精神上所需要的合适的东西：首先，华兹华斯的诗歌反映的正是一个已经厌倦一切喜悦的人的悲哀。他认为生活对于所有生活条件好的人来说必然是枯燥的毫无兴趣的东西，这与密尔的看法非常吻合；其次，华兹华斯的诗歌里体现了对乡村风景和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也触动了密尔快乐的心弦。我们知道密尔少年时曾游历过欧洲大陆的山川，华兹华斯诗歌的这些描写自然成了他理想的自然美景。而这些诗歌不仅给人外表的美，在令人心动的美景下还包含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密尔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寻觅的感情培养剂，这正填补了他往日情感教育的缺失。华兹华斯的诗歌帮助密尔找到了快乐的源泉，使他觉得在安静的沉思中有着真正的永恒的快乐，密尔逐渐从长期的消沉中走出来，不再受其折磨。密尔理性绝望之时，因为华兹华斯的文学作品，德性得到了弥补、回归和提升。在密尔的人生旅途中，情感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约翰·密尔从来没有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和深造，但是他的学术追求和辉煌业绩却十分令人震撼。语言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取得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自由、普选权、财富、功利主义、政府学说和女性地位等问题的论述，在世界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并形成重大影响。
《论自由》这本标志着密尔和哈瑞特完美合作的作品还没来得及出版，哈瑞特便离开了人世。1858年，在夫妻俩去法国蒙彼利埃的路上，途经阿维尼翁时，哈瑞特突然患肺出血病故。事实上早在1854年，密尔着手构思《论自由》时，他和妻子哈瑞特都遭受着肺病的袭扰，或许已感觉时日不多，这也是促使他们全力投入到写作之中一个外部原因。②妻子去世之后，密尔万分悲痛，为了能让自己感到仍然在妻子身边，他在哈瑞特墓地最近的地方购置了一个小屋，与他的爱女海伦·泰勒住在那里，以求减轻失去爱人的痛苦，而女儿此后也成了密尔唯一的精神支柱。哈瑞特去世后，对妻子的记忆与怀念在他的心中已成为一种宗教。为了完成妻子未竟的事业而工作，密尔最早想到的就是出版《论自由》，我们想以密尔的原话来作为结束：
这本论著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写的，我以此奉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纪念。此稿我没有再作改动或补充，以后也永远不会更动它。③
有些时候，密尔干脆认为，哈瑞特和他一起写作了《论自由》。④他在自传中谈及《论自由》一书时这样写道：
和以我的名字出版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可以说是我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至于从思想内容来说，很难指明哪一部分或哪一种见解比其余的更属于她所有。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因而我们两人自然而然产生同样的思想方式。⑤
柏林曾引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话揭示密尔真实的心理世界：哲学家最深刻的信念很少包括在他们正式的论点当中；基本信念，对生活的全部见解，就像必须被捍卫的大本营。⑥它们，散存于隐秘的田地与森林之间。伯林说，老密尔和边沁认为，教育与立法是通往自由与幸福的道路，密尔则不以为然。伯林认为，密尔所认为的真正自由与幸福的根源在于“选择”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对于密尔来说，人有别于动物不在于会发明并使用工具和方法，而是在于能选择。密尔在口头上赞成幸福，也深刻地相信公正，但是当他描述个人自由的光辉，或抨击任何试图剥夺或消灭它的行为时，才是密尔自己发自肺腑的声音！⑦这种声音，才是真正的密尔的自由。
由此可见，尽管从形式上看，密尔试图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均衡发展，然而在诸多具体事务的讨论中，密尔充分体现出对于个人权利的捍卫。不仅如此，在对哲学自然主义和快乐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密尔还展示出支持人的社会权力的道德立场，超越个人权力在古典自由主义中停留于物质与感官的层面，突出个性精神与品质的社会意义。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主选择。如果说自觉是理性的品格的话，那么自愿是意志的品格。①可见，密尔对于复杂的人性的认识及其复杂的表达方式，为人们的认知与感悟人的本质留下广阔的学术领地与历史空间。
密尔与哈瑞特的交往方式与程度及其轨迹，是学术界百余年来的一个谜。
根据保守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记述，1831年哈瑞特与密尔相遇；1832年，他们赴汉普郡、西苏塞克斯和怀特岛旅游；回来后，密尔在森林里发现哈瑞特给他的信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②那么，1832年以后，哈瑞特为什么在共同旅行之后说“我们不能再见面”？究竟是为什么呢？密尔与哈瑞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是早就成为情感与生活的伴侣，答案应该是后者。密尔自己也说过： 在我的友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我已经提到过的无与伦比的朋友。在这段时期中她大部分时间与一个女儿住在乡下必经的地方，偶尔到城里与他的第一位丈夫泰勒先生住在一起。我有时候到乡下，有时候到城里去拜访她。我非常感激她那种能不顾种种误解的坚强的性格，当泰勒先生不在时我经常去拜访她，我们偶尔一起旅行，这些事情原来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就所有其他方面说，那几年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丝毫不足以引起人们怀疑。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关系仅仅是热烈的爱慕和诚挚密切的友谊。虽然我们并不介意社会习俗对这个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的約束，但是我们确实觉得有责任，绝对不使我们的行为玷辱她的丈夫，因而也不玷辱她自己。③
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密尔与一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深深“恋爱”了二十五年，而又不能公开表白与哈瑞特之间情深意笃的心理世界，或许这正是密尔理性选择与个性自由的象征。
显然，宗教式的生存方式不仅成就了密尔的学术研究，也成就了他的爱情生活与幸福人生的真实记录。为了表达密尔对哈瑞特的永恒的爱与记忆，他为哈瑞特亲手撰写了墓志铭。为了全面了解约翰·密尔，我们专程前往阿维尼翁的圣维蓝公墓，找到了密尔与哈瑞特合葬的墓并全文拍摄了尚未面世的墓志铭，墓志铭全文如下：
挚爱的哈瑞特·密尔的记忆
最衷心亲爱的，最深切怀念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妻子。
她有伟大与仁爱之心，
还有高贵的灵魂。
她智慧非凡，
思想深邃，
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领和支撑，
是我的智慧导师，
和优秀榜样。
她身边的人们，
吸纳她的影响。
她是尘世唯一的慰藉。
她热心公益，
她慷慨大方，
对朋友忠诚有加，
她如同圣母玛利亚，
我们时代以伟大的造化，
直到将来。
如果多几个心灵与思想，
像她一样，
我们的世界早已变成人类，
期盼的天堂！
她去了，
给活着的人们留下无法弥补的忧伤！
——于阿维尼翁（1858年11月3日）
密尔为哈瑞特亲手撰写的墓志铭，存于法国阿维尼翁的圣维蓝公墓。
密尔给人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之一是他对人的自由人性的揭示：理性与选择。同时，密尔的思想遗产丰富、深邃而又缜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逻辑、女性等许多学术领域与许多学术问题的宗教式的追求，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在密尔宗教自由观念形成的人生旅途中，父亲詹姆斯·密尔的严酷教育，老师边沁的思想训导，华兹华斯的情感释放，更重要的是哈瑞特的生命的清洗与灵魂的归宿。对于密尔来说，宗教可以成为信仰，可以成为多元的学术形态，也可以成为自由观念的生成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造就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密尔。当然，密尔的研究与还原依然还在进行中，他不只是在书房里或是档案馆，也许在景观里，在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