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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张床的每个枕头下面,都放着一罐睫毛膏。六个姑娘先把口水吐在罐子里,用牙签搅拌煤灰直到成为粘稠的黑色膏状物。然后她们把眼睛睁的大大的。”
欧洲人的“奥斯卡”
笔触阴冷的赫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考量指标。盛名之下奥巴马的获奖更像是对尚未彻底施展的政治生涯的一种期许,而穆勒笔耕不辍获奖后却还有不少学者在问,穆勒是谁?美国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詹姆斯•伍德直言自己尚未看过她的作品。
看没看过,这不是问题。美国从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中心,在评委的眼中,美国太过孤立和偏狭。在过去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只有一个非欧血统的作家——法裔华人高行健。尽管2003年的库切是南非作家,不过文学底子仍然根植于欧洲传统。即便是高行健,也是去了欧洲变换身份之后获奖。其获奖作品《灵山》亦非在国内发表,而是放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眼皮底下的欧洲。
有人评述诺贝尔文学奖,专从于发掘那些并不为人熟知的“伟大作家”,似乎才是评委们最想做的事,“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如果说猜测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是一局残忍的“俄罗斯轮盘”,说出诺尔文学奖落地何方则是十拿九稳。1901年至今,各大洲获奖人数分别是欧洲79人、美洲17人、亚洲4人、非洲4人、大洋洲1人,欧洲人的中奖率高达75%,几乎是一场欧洲人内部的分配游戏。
作为评选人之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长彼得•恩格伦德的一番话可谓最佳注脚:“我不认为我们寻找欧洲人得奖是个问题,但我们的确有这个倾向。欧洲人比较容易对欧洲或以欧洲传统为基础所写的文学有深刻体会。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真正的问题所在。”归根到底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人的“奥斯卡”。
文学奖的政治色彩
梳理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透露出一些信息,在首肯欧洲作家的创作具有杰出的领先价值之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又出现了新的复兴欧洲文化的意愿,这有些接近于英伦三岛的“日不落”情结。
在“欧洲中心论”前提之下,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频繁地注入了一种“政治色彩”,青睐某些致力于描述反抗强权高压的作家。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所认为的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欧洲长篇小说家格拉斯是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局。通观格拉斯的作品,政治性是其作品的灵魂。《铁皮鼓》、《狗的岁月》无不是反感和嘲讽纳粹极权统治,以及其统治之下德国人表现出来的庸俗市侩、怯懦顺从的小市民性。格拉斯本人是二战后西方文坛中少见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热情,并用文学的方式自觉地进行“召唤式应答”的作家之一。
那么伊姆雷呢?诺贝尔文学评委会郑重其事地评述:“凯尔泰斯在其作品中探索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个体的生命和思想能不能存在于一个人们几乎彻底地屈从于政治强权的时代。他的作品的主题连续不断地返回到给他的生命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奥斯威辛经历之中。对于凯尔泰斯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存在于正常的西方历史之外的一个例外事件,它是现代生存方式中人类堕落的最为根本的真实表现。”
在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伊姆雷对诺奖评委们的选择做了回应,在其所做的《尤里卡,我找到了!》的演说中,他表示:“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从这一点该如何走下去。⋯⋯奥斯威辛的真正问题是它确实发生了,是一个无论处于最好的还是以最坏的愿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毫无疑问,奥斯威辛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孤独,我们必须以一种坚持不懈而又看不见的伦理学的劳作一天接一天地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能否意识到奥斯威辛当是一个最低的临界点,之后得有伟大的认识?那便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以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充盈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这一存在而担负起责任。”
其后的库切、耶利内克无不清晰地表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百年之后给自己确立的路标——反对专制、平等、自由、和平。在这样清晰的意识形态取向承袭之下,赫塔•穆勒的获选自然有了诺奖的“合法性”。
文学奖“喜欢背叛祖国的人”
穆勒来自罗马尼亚西部的少数民族家庭,父亲在二战中德国党卫军服役,母亲被流放乌克兰劳改营四年。穆勒本人在大学期间就曾加入一个反对极权统治的作家团体,后来工作时期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经过删节才得以出版,全稿是在德国外交官的帮助下在德国出版,这样的背景正是为诺奖评委们量身定做。
在移民到德国之后,穆勒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有义务写下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写下那些无法让我平静的事情。”
但作为文学的奖项如此青睐喜欢描述挣扎于政治之下的作家,已经引发了诺奖“政治化”的争论。李敖就说过,诺贝尔文学奖喜欢背叛祖国的人。
世界最知名的文学奖项评选中凸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热衷”像极了表面温顺中庸的中国人快感于《水浒传》中嗜杀和《三国演义》里利用权谋操作的群体性大杀戮,体会那种“如梦者忽醒,如迷者忽觉,如仆者忽起,如病者忽苏”般的痛快。反差之下,只是希望诺贝尔文学奖热衷的这种“背叛快感”不要变成纠结其身的唯一需求。
对于法裔华人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奖,本身则当别论,其获奖经历更像一出充斥着暧昧情节的“情色”小说。1987年之前,高行健的作品在国内遭到冷遇,这恰恰是为诺奖提供最佳剧本的开始。1987年被公派出国交流后,高行健滞留法国不回,随后公开宣传自己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并开始打造自己的被迫害形象。在其后的每次政治波澜中,高行键都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以博取西方文化界的眼球。其后他写的《灵山》绝不拿到国内发表,用意很明显,即保持自己的受迫害形象,与此同时,各国汉学家却能频频得到他的赠阅。难怪有人表示,高行健的出走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和严格按照标准运作的“诺贝尔工程”。
对于我们向往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旁人已经赘述太多,其实在卸掉国人有些偏执的“奥斯卡”情节和诺奖评委或多或少的欧洲沙文主义“壁垒”外,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拒绝诺奖提名的一番话更能让我们释然:“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倘这事(获诺贝尔文学奖)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编辑|滕虓tengxiao@semg.com.cn
欧洲人的“奥斯卡”
笔触阴冷的赫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考量指标。盛名之下奥巴马的获奖更像是对尚未彻底施展的政治生涯的一种期许,而穆勒笔耕不辍获奖后却还有不少学者在问,穆勒是谁?美国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詹姆斯•伍德直言自己尚未看过她的作品。
看没看过,这不是问题。美国从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中心,在评委的眼中,美国太过孤立和偏狭。在过去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只有一个非欧血统的作家——法裔华人高行健。尽管2003年的库切是南非作家,不过文学底子仍然根植于欧洲传统。即便是高行健,也是去了欧洲变换身份之后获奖。其获奖作品《灵山》亦非在国内发表,而是放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眼皮底下的欧洲。
有人评述诺贝尔文学奖,专从于发掘那些并不为人熟知的“伟大作家”,似乎才是评委们最想做的事,“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如果说猜测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是一局残忍的“俄罗斯轮盘”,说出诺尔文学奖落地何方则是十拿九稳。1901年至今,各大洲获奖人数分别是欧洲79人、美洲17人、亚洲4人、非洲4人、大洋洲1人,欧洲人的中奖率高达75%,几乎是一场欧洲人内部的分配游戏。
作为评选人之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长彼得•恩格伦德的一番话可谓最佳注脚:“我不认为我们寻找欧洲人得奖是个问题,但我们的确有这个倾向。欧洲人比较容易对欧洲或以欧洲传统为基础所写的文学有深刻体会。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真正的问题所在。”归根到底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人的“奥斯卡”。
文学奖的政治色彩
梳理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透露出一些信息,在首肯欧洲作家的创作具有杰出的领先价值之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又出现了新的复兴欧洲文化的意愿,这有些接近于英伦三岛的“日不落”情结。
在“欧洲中心论”前提之下,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频繁地注入了一种“政治色彩”,青睐某些致力于描述反抗强权高压的作家。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所认为的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欧洲长篇小说家格拉斯是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局。通观格拉斯的作品,政治性是其作品的灵魂。《铁皮鼓》、《狗的岁月》无不是反感和嘲讽纳粹极权统治,以及其统治之下德国人表现出来的庸俗市侩、怯懦顺从的小市民性。格拉斯本人是二战后西方文坛中少见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热情,并用文学的方式自觉地进行“召唤式应答”的作家之一。
那么伊姆雷呢?诺贝尔文学评委会郑重其事地评述:“凯尔泰斯在其作品中探索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个体的生命和思想能不能存在于一个人们几乎彻底地屈从于政治强权的时代。他的作品的主题连续不断地返回到给他的生命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奥斯威辛经历之中。对于凯尔泰斯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存在于正常的西方历史之外的一个例外事件,它是现代生存方式中人类堕落的最为根本的真实表现。”
在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伊姆雷对诺奖评委们的选择做了回应,在其所做的《尤里卡,我找到了!》的演说中,他表示:“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从这一点该如何走下去。⋯⋯奥斯威辛的真正问题是它确实发生了,是一个无论处于最好的还是以最坏的愿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毫无疑问,奥斯威辛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孤独,我们必须以一种坚持不懈而又看不见的伦理学的劳作一天接一天地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能否意识到奥斯威辛当是一个最低的临界点,之后得有伟大的认识?那便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以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充盈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这一存在而担负起责任。”
其后的库切、耶利内克无不清晰地表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百年之后给自己确立的路标——反对专制、平等、自由、和平。在这样清晰的意识形态取向承袭之下,赫塔•穆勒的获选自然有了诺奖的“合法性”。
文学奖“喜欢背叛祖国的人”
穆勒来自罗马尼亚西部的少数民族家庭,父亲在二战中德国党卫军服役,母亲被流放乌克兰劳改营四年。穆勒本人在大学期间就曾加入一个反对极权统治的作家团体,后来工作时期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经过删节才得以出版,全稿是在德国外交官的帮助下在德国出版,这样的背景正是为诺奖评委们量身定做。
在移民到德国之后,穆勒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有义务写下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写下那些无法让我平静的事情。”
但作为文学的奖项如此青睐喜欢描述挣扎于政治之下的作家,已经引发了诺奖“政治化”的争论。李敖就说过,诺贝尔文学奖喜欢背叛祖国的人。
世界最知名的文学奖项评选中凸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热衷”像极了表面温顺中庸的中国人快感于《水浒传》中嗜杀和《三国演义》里利用权谋操作的群体性大杀戮,体会那种“如梦者忽醒,如迷者忽觉,如仆者忽起,如病者忽苏”般的痛快。反差之下,只是希望诺贝尔文学奖热衷的这种“背叛快感”不要变成纠结其身的唯一需求。
对于法裔华人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奖,本身则当别论,其获奖经历更像一出充斥着暧昧情节的“情色”小说。1987年之前,高行健的作品在国内遭到冷遇,这恰恰是为诺奖提供最佳剧本的开始。1987年被公派出国交流后,高行健滞留法国不回,随后公开宣传自己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并开始打造自己的被迫害形象。在其后的每次政治波澜中,高行键都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以博取西方文化界的眼球。其后他写的《灵山》绝不拿到国内发表,用意很明显,即保持自己的受迫害形象,与此同时,各国汉学家却能频频得到他的赠阅。难怪有人表示,高行健的出走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和严格按照标准运作的“诺贝尔工程”。
对于我们向往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旁人已经赘述太多,其实在卸掉国人有些偏执的“奥斯卡”情节和诺奖评委或多或少的欧洲沙文主义“壁垒”外,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拒绝诺奖提名的一番话更能让我们释然:“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倘这事(获诺贝尔文学奖)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编辑|滕虓tengxiao@sem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