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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余志宏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到长沙。不久即与官健平（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接上了头。1947年暑假，官健平带着余志宏来到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所在地与书记“唐先生”（周里的化名）见面。从此，余志宏在周里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和做秘密情报工作。
·一·
1947年秋，他经前友——厦门大学的王亚南介绍，走进了湖南省政府主任王东原的办公室，给王东原当起了文字秘书。可是，不久王东原突然被蒋介石免职。余志宏估计他不可能保持省政府秘书职务，经周里同意，1948年7月由王东原介绍到湖南大学当讲师。
1948年7月，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周里向余志宏分析了策反程潜的可能性，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他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羊枣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程星龄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在台湾软禁了1年，现已释放而亟欲回湘的情况；又考虑到程星龄过去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反蒋拥共，而他又是程潜的族弟，他能回湖南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经请示周里同意，便于8月将程星龄接回长沙。
余志宏为了做好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搞了两项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这是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的，邀请赞同湖南和平起义的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的动态，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淑章住处）的便宴。这是余志宏商请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表面上是方家请客，实际上是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对肖作霖、邓介松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支持程潜起义。参加便宴的还有程星龄、伍慧农、肖敏颂和余志宏。李达的一席话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先生（即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回去向程潜汇报了座谈会的经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点头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宣布了战犯名单。在战犯名单上程潜听到他与蒋介石、李宗仁并列前三名，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当方叔章劝说起义时，程潜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讲了中共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此时的程潜，看到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也就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提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负责人。周里同意由余志宏陪同会见程星龄。周里对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他先做五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吏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并指定余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地下党提出的5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满口答应。
·二·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还密商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因为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赞襄起义是有好处的。这一筹划，得到程潜的同意，周里的认可。
陈明仁调来长沙后，曾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不久，陈明仁还派出亲信李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余志宏还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陈庚的定期碰头会，听取他们汇报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起义，又与白崇禧有一定的交情。他在和白崇禧的接触中所获得的桂系动态与意图，都及时向余志宏报告，余志宏亦随即告知周里。关于程潜方面的情况，唐星在白崇禧的面前则相机加以掩饰，以制造假象蒙蔽白崇禧，力求保障起义工作的进展和程潜的人身安全。解放军进抵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并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潜起义）负责掌握。”白表示同意。在白崇禧向衡阳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队向邵阳撤退，最后摆脱了白崇禧的魔掌。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赢。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排挤，于1948年秋回湖南任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星龄曾和程潜商量，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破坏，想把张拉过来，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而此时，张也有起义的意向。此意经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开始策反工作，是通过张严佛的舅子李石静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余志宏派人和张联系，余志宏便把这个任务交给涂西畴。通过做工作，张严佛基本上控制住了湖南的军统特务。
1948年冬天，余志宏还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团团长姜和赢及保安团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后来姜、刘也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城内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都被稳住了。当时夏印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1949年5月，姜还将特务准备逮捕的湖南大学的教师、学生100多个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上报给程潜，程又转给了余志宏。周里得知此情立即通知湖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迅速将这些已暴露的同志转移隐蔽。
解放大军渡江后，地下省工委要余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承认接受我党关于和平解放的“八条”。余志宏要程星龄转达程潜，程欣然同意。于是，由程星龄起草，经余志宏审核，送程潜亲笔签字后，又由余志宏交给周里，周里立即转交党中央、毛泽东。此前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地下交通线，邀请李达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托李达向毛泽东转达他起义的愿望，并赠给李达旅费500元。
李达于4月16日大风雪的夜晚离长沙，取道香港，转往北平。行前余志宏再三叮嘱护送李达的李梅彬、陈力新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李达安全。李达到达北平后向毛泽东汇报有关程潜谋划起义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三·
1949年4月底，在白崇禧撤到长沙之前，程潜曾担心程星龄找到的中共地下党同人民解放军不一定能取得联系，因此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
于是，余志宏接受周里指示后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了程潜。
当年余志宏还只33岁，程潜见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
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
余志宏再次会见程潜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见中，余志宏着重说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还代表党组织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余志宏说：“只要你做了这三条，我们就报告毛主席，你的功劳保证一条也不少。”
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要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他说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程潜接着又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是捕人必须经他批准，不准任意捕人。我党提出的三条要求，程潜基本上做到了。
7月，长沙快要解放了，陈明仁怕李君九、温汰沫、陈庚联系的地下党代表负不起责任，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也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李君九将陈明仁的要求告诉了余志宏，经请示省工委，还是派余志宏去见陈明仁。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对他的意愿表示欢迎，然后针对他的顾虑，着重向他交代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和立功受奖的政策；并反复强调有多少功，可以直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那里，决不会泄密。这对坚定陈明仁决心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
在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日夜夜，余志宏表现得沉着、无私、无畏，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几乎每天外出秘密活动。他经常到司马里王家菜园与程星龄、马子谷等联系，或在左局街震亚锌厂办事处殷德饶处与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温汰沫等人碰头，或个别找人研究问题，或做张严佛的工作，或找唐星听取关于白崇禧情况的汇报等等；同时还要及时同省工委秘书刘寿祺取得联系，并向周里、欧阳方汇报、请示。这些秘密活动是十分忙碌紧张的，但余志宏做得有条不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他在铁佛东街的住处实际上成了地下联络站。如广州来的地下党员黄道奇、张犀文、吴钧，岳阳来的刘尚文等，都是先到他家，然后由他帮助找到周里。1948年6月，余志宏把家搬到北门外文昌阁楼上，有一个小套间，前后两间卧室，后室就成了地下党活动的密室。他的爱人李文锦和他的妹妹余杏村，帮助他收管秘密文件，招待同志，看守门户。
这期间，余志宏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通过蒋昆筹办了一所长沙市立补习学校，请伍慧农当校长。开办这所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地下党进行活动，省工委就曾在此举行过秘密会议，一些没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同志也都在这里教过书或者住过。
当时，尽管程潜、陈明仁决心起义，但是他们也一再表示，对蒋介石、白崇禧的特务不能完全控制。因此，余志宏的活动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事实上，特务们已经注意他的活动。1949年4月的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曾派特务到刘岳厚家，以查户口为名，探听余志宏的下落。欧阳方得知此情，立即通知他转移到邵阳暂避。但他惦念着长沙的工作，仅在邵阳呆了个把星期又返回长沙。5月，他又把家搬到南门光裕里。为了遮掩特务耳目，伪称从县里搬来，改名余思，爱人则改名李希明，并按周里的安排，要他爱人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妹妹到长沙医院，全力做掩护工作。余志宏就是这样巧妙地同敌特周旋，一直到长沙解放。
·五·
长沙和平解放后，周里征求余志宏对工作分配的意见。余志宏表示他还是到大学教书比较合适。于是中共湖南省委就分配他担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到1956年，余志宏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副教务长、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主任等职。在武大教学期间，余志宏亲自授课、写文章、编书，孜孜不倦，耗费了全部心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余志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以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邓天、党委常委、副校长何定华为“大老板”）的黑干将，后又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大特务”等等帽子，长期受审查、挨批斗。1972年10月，他终因胃癌放血不止，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的走廊上含冤去世。终年56岁。
1980年，武大党委作出决定，为余志宏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前夕，他生前的许多师友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杨献珍等的唁电；80岁的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亲自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一起在地下党战斗过的刘寿祺、涂西畴、孟树德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爱人常杏云也到了武大，并带去周里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一·
1947年秋，他经前友——厦门大学的王亚南介绍，走进了湖南省政府主任王东原的办公室，给王东原当起了文字秘书。可是，不久王东原突然被蒋介石免职。余志宏估计他不可能保持省政府秘书职务，经周里同意，1948年7月由王东原介绍到湖南大学当讲师。
1948年7月，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周里向余志宏分析了策反程潜的可能性，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他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羊枣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程星龄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在台湾软禁了1年，现已释放而亟欲回湘的情况；又考虑到程星龄过去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反蒋拥共，而他又是程潜的族弟，他能回湖南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经请示周里同意，便于8月将程星龄接回长沙。
余志宏为了做好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搞了两项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这是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的，邀请赞同湖南和平起义的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的动态，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淑章住处）的便宴。这是余志宏商请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表面上是方家请客，实际上是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对肖作霖、邓介松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支持程潜起义。参加便宴的还有程星龄、伍慧农、肖敏颂和余志宏。李达的一席话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先生（即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回去向程潜汇报了座谈会的经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点头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宣布了战犯名单。在战犯名单上程潜听到他与蒋介石、李宗仁并列前三名，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当方叔章劝说起义时，程潜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讲了中共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此时的程潜，看到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也就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提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负责人。周里同意由余志宏陪同会见程星龄。周里对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他先做五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吏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并指定余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地下党提出的5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满口答应。
·二·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还密商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因为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赞襄起义是有好处的。这一筹划，得到程潜的同意，周里的认可。
陈明仁调来长沙后，曾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不久，陈明仁还派出亲信李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余志宏还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陈庚的定期碰头会，听取他们汇报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起义，又与白崇禧有一定的交情。他在和白崇禧的接触中所获得的桂系动态与意图，都及时向余志宏报告，余志宏亦随即告知周里。关于程潜方面的情况，唐星在白崇禧的面前则相机加以掩饰，以制造假象蒙蔽白崇禧，力求保障起义工作的进展和程潜的人身安全。解放军进抵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并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潜起义）负责掌握。”白表示同意。在白崇禧向衡阳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队向邵阳撤退，最后摆脱了白崇禧的魔掌。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赢。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排挤，于1948年秋回湖南任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星龄曾和程潜商量，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破坏，想把张拉过来，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而此时，张也有起义的意向。此意经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开始策反工作，是通过张严佛的舅子李石静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余志宏派人和张联系，余志宏便把这个任务交给涂西畴。通过做工作，张严佛基本上控制住了湖南的军统特务。
1948年冬天，余志宏还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团团长姜和赢及保安团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后来姜、刘也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城内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都被稳住了。当时夏印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1949年5月，姜还将特务准备逮捕的湖南大学的教师、学生100多个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上报给程潜，程又转给了余志宏。周里得知此情立即通知湖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迅速将这些已暴露的同志转移隐蔽。
解放大军渡江后，地下省工委要余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承认接受我党关于和平解放的“八条”。余志宏要程星龄转达程潜，程欣然同意。于是，由程星龄起草，经余志宏审核，送程潜亲笔签字后，又由余志宏交给周里，周里立即转交党中央、毛泽东。此前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地下交通线，邀请李达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托李达向毛泽东转达他起义的愿望，并赠给李达旅费500元。
李达于4月16日大风雪的夜晚离长沙，取道香港，转往北平。行前余志宏再三叮嘱护送李达的李梅彬、陈力新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李达安全。李达到达北平后向毛泽东汇报有关程潜谋划起义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三·
1949年4月底，在白崇禧撤到长沙之前，程潜曾担心程星龄找到的中共地下党同人民解放军不一定能取得联系，因此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
于是，余志宏接受周里指示后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了程潜。
当年余志宏还只33岁，程潜见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
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
余志宏再次会见程潜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见中，余志宏着重说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还代表党组织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余志宏说：“只要你做了这三条，我们就报告毛主席，你的功劳保证一条也不少。”
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要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他说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程潜接着又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是捕人必须经他批准，不准任意捕人。我党提出的三条要求，程潜基本上做到了。
7月，长沙快要解放了，陈明仁怕李君九、温汰沫、陈庚联系的地下党代表负不起责任，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也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李君九将陈明仁的要求告诉了余志宏，经请示省工委，还是派余志宏去见陈明仁。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对他的意愿表示欢迎，然后针对他的顾虑，着重向他交代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和立功受奖的政策；并反复强调有多少功，可以直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那里，决不会泄密。这对坚定陈明仁决心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
在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日夜夜，余志宏表现得沉着、无私、无畏，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几乎每天外出秘密活动。他经常到司马里王家菜园与程星龄、马子谷等联系，或在左局街震亚锌厂办事处殷德饶处与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温汰沫等人碰头，或个别找人研究问题，或做张严佛的工作，或找唐星听取关于白崇禧情况的汇报等等；同时还要及时同省工委秘书刘寿祺取得联系，并向周里、欧阳方汇报、请示。这些秘密活动是十分忙碌紧张的，但余志宏做得有条不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他在铁佛东街的住处实际上成了地下联络站。如广州来的地下党员黄道奇、张犀文、吴钧，岳阳来的刘尚文等，都是先到他家，然后由他帮助找到周里。1948年6月，余志宏把家搬到北门外文昌阁楼上，有一个小套间，前后两间卧室，后室就成了地下党活动的密室。他的爱人李文锦和他的妹妹余杏村，帮助他收管秘密文件，招待同志，看守门户。
这期间，余志宏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通过蒋昆筹办了一所长沙市立补习学校，请伍慧农当校长。开办这所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地下党进行活动，省工委就曾在此举行过秘密会议，一些没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同志也都在这里教过书或者住过。
当时，尽管程潜、陈明仁决心起义，但是他们也一再表示，对蒋介石、白崇禧的特务不能完全控制。因此，余志宏的活动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事实上，特务们已经注意他的活动。1949年4月的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曾派特务到刘岳厚家，以查户口为名，探听余志宏的下落。欧阳方得知此情，立即通知他转移到邵阳暂避。但他惦念着长沙的工作，仅在邵阳呆了个把星期又返回长沙。5月，他又把家搬到南门光裕里。为了遮掩特务耳目，伪称从县里搬来，改名余思，爱人则改名李希明，并按周里的安排，要他爱人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妹妹到长沙医院，全力做掩护工作。余志宏就是这样巧妙地同敌特周旋，一直到长沙解放。
·五·
长沙和平解放后，周里征求余志宏对工作分配的意见。余志宏表示他还是到大学教书比较合适。于是中共湖南省委就分配他担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到1956年，余志宏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副教务长、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主任等职。在武大教学期间，余志宏亲自授课、写文章、编书，孜孜不倦，耗费了全部心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余志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以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邓天、党委常委、副校长何定华为“大老板”）的黑干将，后又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大特务”等等帽子，长期受审查、挨批斗。1972年10月，他终因胃癌放血不止，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的走廊上含冤去世。终年56岁。
1980年，武大党委作出决定，为余志宏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前夕，他生前的许多师友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杨献珍等的唁电；80岁的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亲自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一起在地下党战斗过的刘寿祺、涂西畴、孟树德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爱人常杏云也到了武大，并带去周里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