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踩落叶的声音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童书作家杨红樱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岁月静好”。
　　见到她是在一套专门用来待客的双层公寓里。她特地下电梯来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爽朗的川味普通话，不怯不收自带熟稔。也还是一样地爱美，手上戴了翡翠戒指，是闲时自己设计请人定做的。进门，墙面绝大部分是她写的童书和肖像照。尽管屋子不常用，屋内还是要摆上花。
　　落地窗外，一株高高的银杏耸立，在窗帘上投下叶影。
　　说来奇怪，不管她住在哪里，窗外总有一棵银杏。北京如此，成都也如此。她在成都的家“像森林一样”，一走进去就是遮天蔽日的枝叶，家里好几个景德镇花瓶，插着腊梅。儿时，父亲一年四季蹬着自行车，前面坐着杨红樱、后面坐着小哥俩，四处带兄妹三人看花。春天去地里采豌豆荚、摘野菜，夏天赏荷，秋天闻桂花，还采回做桂花糕、泡桂花酒。等到冬天呢，父亲会带她去成都人民公园的梅园，用手绢把地上的腊梅花朵收起，水晶盆里盛上水，把花瓣洒在水上，于是一整个冬天家里都会有腊梅的清香。
　　后来长大了，银杏、荷花、腊梅，都成了杨红樱作品里出现最多的植物。“仙女蜜儿”系列里，杨红樱写蜜儿老师给孩子上晚自习，带他们走出学校，赤脚在泥土里，感受太阳的温暖，直到夕阳一点一点落下，满天晚霞。
　　“晚霞有多少种红？”蜜儿老师这样问孩子们。
　　这么一问，孩子们停下了各自的玩耍，七嘴八舌地接话。“有朱红。”“有鸭蛋黄红。”“有紫红。”“有金鱼红。”“有桃花红。”“有淡粉红。”“有虾子红。”……
　　一如当年父亲带她看花。
　　2008年，她从成都搬到北京。草木不再如成都丰富，可毕竟还有银杏。北京银杏叶黄的时节就那么几天，她几乎都在外地出差，错过了许多，实在惦念使馆区那条铺满金色银杏的大道。有次去机场的路上，她突然叫司机停车——看到落了满地的黄叶，她决心要下车踩一踩。
　　这不禁让人想到她写的《笑猫日记》。书里，笑猫遇到小白，觉得小白是“一只不寻常的狗”的原因，也如出一辙——小白喜欢走在落叶上，听踩落叶的声音。

“他们太小看孩子了”

　　争议也不是没有过。
　　尽管杨红樱写的童书20年来长踞中国儿童文学畅销榜榜首，她被无数孩子喜欢而且至少影响了两代中国孩子，她创造了淘气包马小跳、笑猫、冉冬阳、吴缅、蜜儿老师等一系列活孩子童年记忆里的鲜活形象，传达人文关怀、平等沟通的教育理念，又影响了读她作品长大的年轻一代的老师和家长……
　　但她的写作和现实贴得近，也更容易被诟病。看到负面谣言的孩子们往往比她更受伤。有小读者非常天真地问她：“杨红樱阿姨，她们都说你抄袭，你抄哪了，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还有孩子跟她说，自己哭了一晚上，以为“我这么喜欢的作家却是抄袭”。
　　她想过置之不理，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声明、反抗。
　　金牛座的执拗劲上来了。她告诉自己的律师，以后再有造谣说她抄袭，不发律师函，直接起诉。凭什么呢？自己明明没做错过任何事，明明是全心为孩子写作的人。10年前，她把造谣说《淘气包马小跳》抄袭外国作品的媒体告上法庭，最终让传播谣言的媒体赔钱道歉，还了她的清白。

　　她天生就不是害怕冲突的人，也不是好惹的面相——只读她作品的人大概会对她有温柔的想象，但面对现实的作家绝非只有温暖底色。
　　曾经的争议，她如今已鲜有回应。“童书写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至少要懂儿童、懂儿童心理学、懂儿童教育学，因为童书的主体读者是不同年龄特征的儿童。可有些惯于对兒童居高临下的人，对儿童毫无敬畏之心，只是肤浅地贴标签。时间久了，标签自然会掉下来。”
　　她说自己选择相信时间。在她看来，近20年的长销也已经证明了一些事实。许多时候她不愿接受媒体采访，选择低调，选择只与小读者发生关系——那是她思考之后认为最重要、最可靠的社会关系。
　　小学老师的生涯结束后，杨红樱最经常接触孩子的方式，变成了签售会和“小樱桃”见面会——“小樱桃”是喜欢她的小读者的自称。
　　见到来排队的孩子，她会抱抱对方，多问几句或者一块合影;见到耐心陪孩子排长队的家长，她也会在心里认定，这是一个理解孩子、懂得支持孩子的好家长。与杨红樱合作的编辑观察到，她是一个非常懂得孩子在想什么的大人：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告诉杨红樱自己已经上小学了，她笑了，并没纠正他——“他会这么说，只是想快点长大。”
　　面对孩子和大人的杨红樱貌似判若两人，骨子里其实是一贯的天真。相比成人社会带给她的中伤和无措，孩子的心性似乎与她更为接近：直接，真实，坦诚。
　　“今天的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市场乱就乱在这，都没有在终端，都是在中间的环节闹。今天我们很多人去听阅读推广，家长听什么信什么，我说终端在哪里？阅读的终端是孩子不是你。你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不好，只有专家说的书好，有没有人去问过孩子好不好？孩子没有话语权。”
　　她认为这是造成她作品评价冰火两重天的主要原因。“一边是孩子发自内心的热爱，一边是成人世界的冷漠与偏见。成人觉得冒犯了他们，觉得应该由我们来告诉孩子读什么，结果孩子自己跑去找来读了，还那么喜欢。所以，我犯了众怒，他们把气都出在我身上。” 　　“有人会觉得小孩是没有判断力的，给什么吃什么？”我问。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孩子，太小看孩子了。”她斩钉截铁。

棱角的资本

　　在中国的童书市场，每卖出100本童书，就有4本是杨红樱作品。杨红樱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保持棱角。57岁的她至今自认是一个不世故不圆滑的人，过得十二分自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见自己想见的人。
　　实力的背后，她自认是“足够专业”：她是孩子们发自内心喜欢的童书作家。刚成为小学老师时，她每月工资39元，但为了给班上的孩子写科学童话，硬是从爸爸那借来钱，买下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童话里要写什么动物，她便去查动物的居住习性、饮食习惯，手抄了满满十抽屉的卡片。那时候还没有太多人懂什么叫科学童话，她是从《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得到的启发——这本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小男孩尼尔斯的骑鹅冒险故事，介绍了瑞典的地理地貌、动植物、文化古迹和风俗。

　　通常被上成自习课的阅读课，成了她把握孩子阅读兴趣的实验田。她把自己写的故事念给班上孩子听，故事抓人时，教室里所有孩子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她，鸦雀无声;故事一不吸引人，底下立马交头接耳、嗡嗡一片。
　　长期面对小读者最直接的检验和反馈，渐渐地，她摸索出所谓的节奏。比如，面对一年级的低龄孩子，故事人物不超过三个，情节最多三个回合。她最近才知道，孩子吃的奶粉都分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儿童文学更是这样，特别复杂、专业性很强，要看对象、分年龄分阶段。”
　　后来，有出版社社长看到杨红樱的作品，随手翻了几页便忍不住叹服：“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全部都是非常抓人的情节，弄得你非要读完不可。”
　　她的女儿曾说，因为学校和家只隔了一条街，当年妈妈为了写《女生日记》，甚至每天偷偷拿高倍望远镜从家里观察班上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件事是女儿长大后杨红樱才告诉她的。女儿现在回忆最多的是妈妈做的饭：上小学的六年，杨红樱每到中午、晚上都要回家做饭，每周的食谱贴在冰箱里、每天早餐不重样。女儿午休时，便是她当时的写作时间。
　　如今只要不出差，她还保持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习惯。早上7点半起床，先花半小时想想今天要做什么——所有熟悉她工作习惯的人都知道，当天的安排只能当天和她说，她只过好今天，从不考虑明天或更远之后的事。如果进入写作期，她会从早上吃完饭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为了保证文章气韵的顺畅。采访那天，她足足说了四五个小时，等猛然意识到时已是下午两三点，远过了午饭时间。她向我们道歉：“忘了吃饭了，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中午不吃饭。”
　　系统地钻研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理论，则是做了童书编辑之后。她专注于研究儿童阅读心理近30年。在这以前，她对待和理解孩子的方式，完全出于一种朴素本真的善良。当小学老师时，她班上有个不太好看的小女孩，很没自信。为了让她自信起来，她使劲地在她身上找优点，找了好久，杨红樱终于找到女孩外貌上的一个优点：
　　“你看杨老师，为什么很多人说杨老师的眼睛像洋娃娃？就是因为眼睫毛长，你也是。我觉得你非常漂亮，特别是你眼睛往下看的时候，你的睫毛比我的还长。”
　　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这是她所创造的马小跳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她习惯也擅长的交往方式，也是她教育女儿的话：“跟人接触，要非常快地判断出这个人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已成家立业的女儿如今成了她除了作品外最骄傲的存在。她乐此不疲地要和人分享女儿气质十足的业余学习芭蕾的视频，附带一个教育故事：女儿小时候胖，杨红樱从来不说，只送她去学芭蕾。因为太胖穿不了紧身芭蕾舞服，全班只有她女儿一个人穿着运动装在跳。杨红樱给女儿打预防针：“肯定有人笑你，但是你不要怕，不要和她们比。她们以后要当演员，但你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看。”

幸运

　　某种程度上，杨红樱是幸运的。2004年，中央文明办设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由文明办主任、教育专家等亲自审读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结果，杨红樱当选“第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
　　没有公平公正的审读，就没有“马小跳”依旧被热读的今天，这段经历让杨红樱感恩至今。作品出版的年代，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生态。从原来的纯以获奖为目标到追求“让孩子爱上阅读”的转型阶段。“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閱读系统”、“健康的中国儿童阅读生态”，类似的表达她说了好几遍。她眼中的健康儿童阅读生态，是“既有推荐阅读，也有自主阅读”：“自主阅读就是让儿童对阅读有兴趣，主动地去阅读。它是儿童阅读的最高境界，是最应该提倡的，所以，一定要有公正严格的审读体系。”她反复强调。
　　时代也在发生些许变化。十几年前，有记者就《漂亮老师》的出版采访学校观点，校长拒绝接受;而如今，学校面试老师时出现了这样的题目：“请问你读过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吗？请谈谈你的看法。”
　　她曾经的读者也已经长大了。有一次，四个北大女生站在她讲座现场的后排，被法国记者问：“你们认为好的童书是什么样的？”
　　女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好的童书，就是小时候读过、长大了还没忘记的书。”
　　杨红樱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在她看来，马小跳见证了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的生存和教育现状，而“敢于写现实的作家，是最有勇气、最有担当的，也是最有风险、最容易受到低估的”。
　　但另一个事实是，杨红樱在文学领域被低估的价值，悉数在市场上赢了回来。今年，她出了新作《樱桃小镇》——一部集合了先前作品中各种经典形象的小说，杨红樱为粉丝“樱桃们”建的一个秘密乐园。这个秘密乐园的想法，源自一次合作的商谈——有人找她，说现在的中国孩子都是读着她的书长大，想以她作品中孩子们已熟知的经典形象，建一个中国的迪斯尼。也就是说，未来的某一天，她笔下的樱桃小镇，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现实。 　　那写到哪一天为止呢？
　　“如果有一天小朋友说你写的书，我们已经不喜欢了，我就不写了。”
　　“你会恐惧那一天的到来吗？”
　　“我不恐惧。能够写到今天……十几年前人家就说什么杨红樱时代结束了。结果今天，读我书的读者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是。让我更高兴的是，我当年的小读者现在都做了父母，抱着他们的孩子来参加我的见面会。”

对话杨红樱 自主阅读是儿童阅读的最高境界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自己作品的受众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度吗？
　　杨红樱：我很明确了，我的书是伴随你童年的，我希望你们在童年时通过读我的书爱上阅读。之后有更多好的书等着你们。可因为中国家长的阅读焦虑，他一定要在孩子都还没爱上读书的时候，跟你说“这本书是推荐的，那本书是推荐的，你一定要读”。你问他喜欢哪个人物、最喜欢哪个情节？知不知道讲的什么？都不知道。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喜欢？
　　有次一个妈妈带着男孩来签售会，跟我说孩子不爱读书。那男孩七八岁，就低着头，反正很不高兴的样子。我马上换一句话问这个男孩，你喜欢读什么？就这么一个转变。孩子说我喜欢兵器书。妈妈已经给他判了死刑说他不爱读书，可我就始终坚持，没有一个孩子是不爱读书的。大人有没有问过孩子，他喜欢读什么书？我说你这孩子也许就是未来的军事家，为什么他偏偏就喜欢兵器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今天我们像大跃进一样，说这个孩子一年读多少本书。其实有没有说这孩子一年爱上了多少本书？爱上了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现在儿童阅读上的问题，就是那种虚假的繁华。
　　人物周刊：什么是你判断好童书的标准？你怎么理解儿童文學的“文学性”？
　　杨红樱：其实儿童读者，就文学性来说，非常简单，一个故事、一个形象。你想一个人物，你能够住进人家心中的人物，人家记得住的、鲜活起来才叫文学性。讲不好一个故事，立不起一个形象，谈什么文学性？最好的儿童文学读物，我总结，要满足儿童阅读的三个需求，第一就是想象力，第二就是求知欲，还有是心灵成长的引领。

　　说句老实话，童书的写作，往深写往浅写都容易，最难的是深入浅出，要说童书作家的功夫，就在这四个字上，因为童书作家面临的是特殊的读者，他们心智还不成熟，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童书作家是不可以任性的。如果说可以靠营销和炒作，营销和炒作对孩子是最没用的。他们还很纯粹，和《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一样。时间能把好作品留下来。
　　对我来说，判断好童书的标准，一是孩子喜欢，二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人物周刊：比如成人评判文学，会希望人物是有复杂性的，但是你的作品为了让孩子喜欢、容易接受，人物形象是比较偏典型性的。你怎么考虑这一点？
　　杨红樱：你知道成人这么说‘文学要具有复杂性’，你知道孩子怎么说？孩子说他们把写大人的事情放在我们孩子身上。孩子不可能是复杂，就像你今天见到我我也不复杂，我特别简单，从来脑子不拐弯，很直接的。我之所以能写出孩子喜欢的，就因为我思维跟孩子的可能是同步的。用成人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儿童文学也要复杂，是非常荒唐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不写童书了，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杨红樱：我肯定会把精力放在真正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阅读系统上。它还是需要一个公正的审读。现在大人很容易觉得，“孩子自己喜欢的那是不好的。”国外也有推荐作品给孩子看，推荐的原则是首先尊重并保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所以，图书馆的借阅量和书店的销量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然后，再通过儿童教育专家和图书馆员联合组成的公信力很高的机构进行审读，如果是孩子们喜欢的、审读过关的，才是值得推荐的。我想我会凭我的一己之力，为建设好一个中国儿童的健康阅读生态作出贡献。因为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当年如果偏听偏信，没有那么负责任地去审读马小跳，就一定没有马小跳的现在。
　　人物周刊：如果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所有人都觉得人文关怀式的教育是理所当然的现状，有没有可能你的书在那个时代会失去阅读价值？
　　杨红樱：好作品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失去它的阅读价值。一个时代的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时代的担当，我的作品反映了当下我们中国的教育是这样子的，当下中国的儿童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我从来不担心。我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有人说我是很纯粹的作家，就自己写好自己的东西，小读者在我的心中至高无上，因为我就是为孩子写书的，很单纯，其他的我真的不想什么。
　　至于大人怎么看，今天你作为家长来读我的书，一个好处就是你更容易跟自己的孩子交朋友，你更了解你的孩子。所有的教育，包括怎么做朋友，都是从了解开始，我的书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如果有老师愿意来读我的书，你的收获就是：孩子的人格教育比分数更重要;你只有成为孩子喜欢的老师，你教的那门功课才会被孩子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