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解放”这个词有点隔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得到完全的自由。其实，自由也是相对的，它在眼前停了一会儿，又跃身向前去了。所以，“解放”也只好一路紧追。
　　“解放”对于我的外婆来说，很简单，就是不再裹脚。她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书香门弟，钱是不多的，但读书人有的规矩一样也不少，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女孩子裹脚。下手的是她的母亲，一个温柔贤惠的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孩子自然是要哭的，日以继夜地哭。那稚嫩的脚骨在无情的裹脚布里扭曲变形，如何能不哭呢？为了惩戒孩子“不懂事”地在夜里悄悄剪开裹布的行为，做娘的只有狠了心把布缝到皮肉里去！娘也哭了，一边缝一边说：“谁叫你是姑娘呢！大脚的女人嫁不出去的！忍着吧，娘也是这样过来的。”这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外婆的父亲见闻广些，听说大城市里男人剪辫子，女人也开始放脚了；或许更是因为实在不忍心听见心爱的女儿如此惨烈地号啕，他对妻子说：“算了吧，世道在变呢，等她长大了。兴许大脚的也能找到婆家了。”
　　就这样，外婆裹到一半的脚被解放了，尽管当娘的还满心怀疑：“女人长那么一大双脚，多丑啊！”其实外婆的脚并不大，鞋码只有五号，后半生常在儿童鞋店买鞋。但就是这一双五号的脚足以让她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从缝制手帕开始，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烫了头发，略施粉黛，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
　　“解放”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是有机会读书。她是长女，从小功课就好，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欢她的。等她上完初中的时候，家境不佳，外婆有意让她去念个职业学校，早些毕业养家。但她的班主任不放弃，一次次上门找家长谈心，说：“女孩子读书，读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让她上大学，女子也可以有出息的。”外公外婆踌躇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们翻出了压箱底的一点黄金拿去卖了。几年后，妈妈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从上海保送到北京的。再后来，她嫁给了我父亲，一个同样从上海到北京读书的年轻人。结婚前，他送给她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这便成了她的结婚礼服。结婚照上她腼腆地笑着，憨厚地，纯净地。
　　我呢，带给我“解放”的是什么？
　　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不再像母亲那辈人一样受穷了。当年让她欣喜的几斤不要粮票的豆腐，排了几月的队才能买上的自行车、缝纫机，请木匠到家里来打制的土沙发，还有仿木纹的塑料地板革……今天的我虽然回味起饶有兴趣，但在自己的家居生活中已经看不上这些了。
　　还有，就是不再有那么大的恐惧。因为外婆那只有一名雇工的店铺，她落下了“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时代不能入党一定对她是一种打击；文革中，红卫兵半夜来砸门查户口，强令正在陪她坐月子的外婆“回原籍接受批判改造”，让她至今心有余悸。恐慌中，她烧掉所有的日记，并把母亲在她结婚时送的一枚戒指扔到了厕所里。
　　再有，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时，国家第一次不包分配了。我们不用诚惶诚恐地等待指令，也不必在一个单位里终老此生。没有中央电视台不拘一格地选拔主持人，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没有资讯和媒体的进一步开放，没有独立创业的条件，今天的我，生活一定没有这样充满刺激、挑战和创造的乐趣。这是时代带给我们的解放，但同时也带给我们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焦虑、不安、困惑、迷茫？事业的成功一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吗？女性在显著地推迟了婚姻和生育年龄之后，如何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当我们把昂贵的化妆品涂抹在脸上时，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关注身心的健康？为什么一方面中国女性就业率名列世界前茅，同时还有近一半的女人认为“干的好不如嫁的好？”我们该如何获得婚姻的安全感，我们是掌握男人的胃口、钱袋还是他们的心？我们该怎样养育我们的孩子，告诉他（她）男孩子“不许哭”、女孩子“真漂亮”？又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妈妈又要出差了？
　　有人说，成功的大小取决于一个人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我觉得这话用在所有女人身上都合适，因为我们天生需要应付比男人更复杂的环境，我们的平衡技巧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压力的时代尤显可贵。如何做，那就是各显神通了。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描述《天下女人》的节目内涵，那就是“女人，要对自己负责”，无论在身体上、情感上、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们的幸与不幸都不能盲目地归属于其他人，无论是父母、丈夫还是孩子。我们自己首先应当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这让我们有爱的能力。
　　记得大学毕业时，父亲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咱们家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走。你已经完成了应受的教育，往后的路，自己去闯吧。记住，女孩子，要学点真本事。”我当时的心情紧张而无助。终于无可避免地长大了，我不知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今天回头一想，那正是父母给我的最好礼物。我的“解放”从那一刻开始。
　　
　　（摘自《天下女人》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