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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两会”开始，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每年必提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建议，也因此被贴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代言人的标签。
3月10日，阳光明媚，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警力的车公庄大街最近一段时间十分清静，换下冬装的民警和保安，三三两两地分布在各个路口，一边偶尔低声交流，一边警觉地留意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肩扛摄影摄像器材、操着各种方言的记者们不时经过。
差20分钟到十一点，五六辆蓝白相间的旅游大巴前后相继，从人民大会堂方向驶来，在快速穿过马路两侧长长的警戒线后，进入到百万庄东口的新大都饭店。这里是全国“两会”重庆和湖北代表团驻地。政府工作报告上午刚刚结束，现在是代表和委员们用餐休息时间。下午三点，将是“两高”工作报告。
从酒店后院下了车走到前门，西装笔挺的韩德云隔着一米多高的铁栅栏热情地向记者打招呼。他绕过铁栅栏出正门，带着记者拐进右侧不大的接待室办手续，接待室挤满了人，排了半小时队才拿到出入酒店证件，然后进大门查证，再进门，再查证，到酒店一楼再被拦下，如同机场安检一样，从头到脚又检了一回。
9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韩德云对这样繁琐的程序已经习惯，他走在前面呵呵笑着岔开话题说，北京和重庆差不多嘛，一点都不冷。
出生于1962年的韩德云，是重庆市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2003年1月，他当选重庆市政协委员，2003年3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2006年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议案后，六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向全国人大提出启动立法程序的建议。
六年同题建言
在从电梯出来往房间走的几分钟里，韩德云一直在解释建议、议案和提案的区别，因为他发现在很多报道里，不少记者用错了这三个概念：政协委员的文字建言叫做提案，人大代表的文字建言叫做议案或建议。与议案相比，建议要非正式一些，可以一个代表提，也可以几个代表共同签署，议案除代表本人签字外，还要有三十个以上代表附议，议案后另需附有法律草案。
从2003年至今，韩德云在“两会”上提交的建议和议案近200件，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建议，自2006年开始，他每年必提。
韩德云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始自公务员法的讨论和出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德云就已经在研究公务员法的推进和发展了。作为一项从国外引进的制度，公务员法历经十年打磨，终于在2005年通过。
通过对比公务员法和此前全国人大的相关建议，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韩德云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漏洞——在已经颁行的公务员法中，并没有提及公务员有财产申报和公开的义务，只字未提。
早在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对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有明确说法的，而且已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是准备着手起草的重要制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的各届人大各次会议文件里都没再提了。
韩德云觉得，作为反腐防腐标本兼治的重要制度，官员财产申报既然1997年就被关注和重视，那么公务员法中不予提及是不对的，即便在该法中未能纳入这一章，也应该在日后单独立法作为补充，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个事情还是悄无声息。
在公务员法颁行第二年的2006年全国“两会”上，韩德云向全国人大正式提交议案，要求立即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程序，起码要将其纳入当年的立法规划。在议案中他说，程序启动越早越好，越早所需社会成本越低。为此，在议案提交前，他找到30多位人大代表联合附议。当年8月31日，韩德云得到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书面答复，称“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论证和研究”。
韩德云知道，全国人大每年都有立法计划，如果一个项目没有被纳入计划，原则上讲，本年度里这个项目是不会启动的。那么，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个事情推入立法轨道，至于制度在细节上如何设计、颁布后如何推行等都是后话。
“就像小两口生孩子，你得先有个准备，连准备都没有，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这件事呢。现在等于连个计划都没，说明你根本就不想有这一项嘛。”韩德云把身体往椅子后面一靠。
为什么公务员法里省去了公务员财产申报这一重要章节，韩德云判断，当时公务员法的出台本身就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如果把财产申报也列入其中，阻力估计会更大，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该法的出台。所以，立法机关先是让公务员法原则性地通过了，但作为补充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却没了下文。
2001年之后，官场腐败进入了一个高发期，江西胡长清、广西成克杰、郴州李大伦等高官陆续落马，在这些被曝光的腐败大案背后，普遍存在着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综观全球尤其亚洲各国的反腐方略，财产申报和公开是最为可行的治本之策。韩德云觉得，是时候启动这一制度立法了。
韩德云发现，这些高官经济上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但老百姓如何监督他呢，很难。所以，最关键的监督，还是要从制度上考虑，让阳光照进屋子，让官员的财产晒在阳光下。
积跬步谋千里
从2006年到2011年，六年“两会”，六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建议文字每年略有增删，主旨变化不大，除了第一年是以议案形式递交全国人大外，其余五年韩德云都是用建议的方式与中纪委保持着互动。他说，在这六年里，通过分析回复文字，可以看出官方态度的日渐改变，他将这六年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6年至2007年，这是建议提出的最初两年，建议提出后没什么反响，媒体也不太感兴趣。接下来的两年是发生转折的第二阶段。2008年，新疆阿勒泰先行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引发舆论热议，全国其他地区也跃跃欲试。2009年1月全国“两会”召开前，阿勒泰公开了辖区内1000多名官员财产状况，进一步提高了这一话题舆论热度。
在民意沸腾的这两年里，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对这一制度也开始重点考量。韩德云发现，在2008年全国人大汇总的代表建议里，他第一次发现有几十份建议或议案是涉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他已经不是孤军奋战。
中纪委、监察部在上述两年的回复也更加审慎了，措辞从先前的“条件尚不具备”，改为“已着手研究论证”。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律师韩德云被贴上了标签，成为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代言人。他明显感觉到的是，如果他不继续在“两会”提交相关建议或议案，民情和舆论将会有各种猜测，比如，是不是对高层铁板一块失望了，是不是受到干涉不得不放弃了。
民情高涨让韩德云认定，既然已经被贴上了标签，那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将汹涌的民意向立法机关转达。
六年积跬步，韩德云觉得，付出是有收获的。
2007年6月5日，监察部给韩德云作出的答复称，建议是很好，但在目前状况下，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困难。比如，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信用机制，当前中国社会信用机制缺失，金融实名制不完善，难以对公务员申报财产真实性进行准确核查。另外，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成员财产相互融合，界限难以区分，公民收支立据缺乏技术上的支撑，如何确保公务员个人申报财产又保障不侵犯其他公民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再者，监察部意见称，公务员财产是动态的，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如何监控难度很大。
三年后的2010年8月11日，中纪委作出的答复是，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正在综合各国经验，收集相关资料，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深入研究并着手起草建议稿，正在抓紧落实这项工作。
韩德云认为，为了更好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初期需要减小阻力，如果全面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应该给予官员一个豁免期，比如三年。在这三年里，允许他申报数字稍有误差并改正。在这段时间，官员主动上缴非法所得的，尽量减轻罪责。三年后出现问题的，将依法严惩。
韩德云叹口气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提豁免期这一说法了，因为全面铺开官员财产申报比较困难，他建议从相对容易的角度着手，比如从高危岗位、新任官员启动。
在2010年韩德云提交的建议稿中提到，财产申报试点如果没有中央授权，只是自己突破，比如新疆阿勒泰，可能流于失败，需采取“中央统一立法、授权地方实施、按年增加范围、分步落实到位”的方式，这样既能保障合法性、维护统一性，又有利于各地兼顾各种情形。
律师参政利大于弊
韩德云建言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与他在2001年参与的一次立法实践也有关系。
2001年，重庆人大尝试开门立法，韩德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受重庆人大常委会委托，他所在的索通律师事务所负责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
人大委托律所完成立法文件的起草，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这让韩德云有机会完整地参与了一次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他说，这次实践对他和同事们的业务素质锻炼非常大。
正是这次经历给了韩德云“往前走了一小步”的机会。2002年11月，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两三个月后，韩德云相继当选重庆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这给了律师韩德云一个参政议政的机会。
1995年，新的律师制度推行后，之前扮演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们，逐渐演化成为自由职业者，或称个体户，而一个律师和律所首要的任务是养活自己。
下海后创办律所的韩德云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律师，按照发展状况和先后顺序，是可以扮演三种角色的：经济角色，社会角色，政治角色。经济角色即解决生存问题，社会角色即为社会民众代言，政治角色即参政议政。
韩德云和他的朋友们借助海外留学背景，从1994年开始，长期从事的是为外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业务范围多数在商务领域，收入是相对不错的，索通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在重庆比较有名。
韩德云觉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律师其实还要扮演一个社会角色，要尽量争取成为公众代言人，因为律师熟悉法律，中国恰好进入到一个高速立法的时期，律师最有优势参与其间，应该能够从代理的个案中抽象出普遍问题，找到制度不足并推动它改善和进步。
在扮演社会角色之上，韩德云还给自己谋划了一个政治角色，这需要借助一个政治身份，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现在全国已经有不少律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另有一些律师可能是在地方做代表或委员，但功能是类似的。
中国律师群体只有15年的发展，在韩德云看来，律师在中国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包括现在这十几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也是一样，力不从心的地方太多。
有人说，律师参政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行业规则，如果参政，那就不要做律师了。韩德云承认律师参政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不公平，尤其是那些既是人大代表又直接代理案件的律师，但他很早就不代理案件了，尤其刑事案件，“没怎么做过，也不太会。”
即便如此，韩德云依旧认为，与通过隔绝政治求得行业竞争的公平相比，律师参政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效果要远远大过其可能的弊病。
韩德云希望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政治，哪怕扮演的角色暂时是微小的，但可以慢慢争取，如果大家都不参政议政，官民之间筑成一堵墙，各说各话，肯定存在误解，不利于整体改革与进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目前依旧处于民间呼声比较高、官方反响与决策相对缓慢的阶段，全国“两会”也没有正式讨论过。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全国省级以上地区唯一一次提及，是2009年12月重庆市委三届六次全会。这次会议提出，重庆将择期在部分司法领导干部中试点。12月17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文天平称，这一举措正在积极筹划和精心准备，将择期启动。
连续六年提议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有没有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压力？韩德云说，这个还真没有，不但没有，他的建议在重庆起码是受到热烈拥护和支持的。
“有人问我，你这个建议有没有人反对呢？我说，那你觉得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呢？答案只有一个——民主好。就算是搞专制的人，他也肯定会说民主好。”韩德云站起身来，晃晃头，耸耸肩，接着又坐回到刚才的位置上。
3月10日，阳光明媚，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警力的车公庄大街最近一段时间十分清静，换下冬装的民警和保安，三三两两地分布在各个路口，一边偶尔低声交流，一边警觉地留意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肩扛摄影摄像器材、操着各种方言的记者们不时经过。
差20分钟到十一点，五六辆蓝白相间的旅游大巴前后相继，从人民大会堂方向驶来，在快速穿过马路两侧长长的警戒线后，进入到百万庄东口的新大都饭店。这里是全国“两会”重庆和湖北代表团驻地。政府工作报告上午刚刚结束，现在是代表和委员们用餐休息时间。下午三点，将是“两高”工作报告。
从酒店后院下了车走到前门，西装笔挺的韩德云隔着一米多高的铁栅栏热情地向记者打招呼。他绕过铁栅栏出正门，带着记者拐进右侧不大的接待室办手续，接待室挤满了人，排了半小时队才拿到出入酒店证件，然后进大门查证，再进门，再查证，到酒店一楼再被拦下，如同机场安检一样，从头到脚又检了一回。
9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韩德云对这样繁琐的程序已经习惯，他走在前面呵呵笑着岔开话题说，北京和重庆差不多嘛，一点都不冷。
出生于1962年的韩德云，是重庆市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2003年1月，他当选重庆市政协委员，2003年3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2006年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议案后，六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向全国人大提出启动立法程序的建议。
六年同题建言
在从电梯出来往房间走的几分钟里，韩德云一直在解释建议、议案和提案的区别，因为他发现在很多报道里，不少记者用错了这三个概念：政协委员的文字建言叫做提案，人大代表的文字建言叫做议案或建议。与议案相比，建议要非正式一些，可以一个代表提，也可以几个代表共同签署，议案除代表本人签字外，还要有三十个以上代表附议，议案后另需附有法律草案。
从2003年至今，韩德云在“两会”上提交的建议和议案近200件，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建议，自2006年开始，他每年必提。
韩德云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始自公务员法的讨论和出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德云就已经在研究公务员法的推进和发展了。作为一项从国外引进的制度，公务员法历经十年打磨，终于在2005年通过。
通过对比公务员法和此前全国人大的相关建议，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韩德云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漏洞——在已经颁行的公务员法中，并没有提及公务员有财产申报和公开的义务，只字未提。
早在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对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有明确说法的，而且已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是准备着手起草的重要制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的各届人大各次会议文件里都没再提了。
韩德云觉得，作为反腐防腐标本兼治的重要制度，官员财产申报既然1997年就被关注和重视，那么公务员法中不予提及是不对的，即便在该法中未能纳入这一章，也应该在日后单独立法作为补充，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个事情还是悄无声息。
在公务员法颁行第二年的2006年全国“两会”上，韩德云向全国人大正式提交议案，要求立即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程序，起码要将其纳入当年的立法规划。在议案中他说，程序启动越早越好，越早所需社会成本越低。为此，在议案提交前，他找到30多位人大代表联合附议。当年8月31日，韩德云得到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书面答复，称“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论证和研究”。
韩德云知道，全国人大每年都有立法计划，如果一个项目没有被纳入计划，原则上讲，本年度里这个项目是不会启动的。那么，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个事情推入立法轨道，至于制度在细节上如何设计、颁布后如何推行等都是后话。
“就像小两口生孩子，你得先有个准备，连准备都没有，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这件事呢。现在等于连个计划都没，说明你根本就不想有这一项嘛。”韩德云把身体往椅子后面一靠。
为什么公务员法里省去了公务员财产申报这一重要章节，韩德云判断，当时公务员法的出台本身就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如果把财产申报也列入其中，阻力估计会更大，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该法的出台。所以，立法机关先是让公务员法原则性地通过了，但作为补充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却没了下文。
2001年之后，官场腐败进入了一个高发期，江西胡长清、广西成克杰、郴州李大伦等高官陆续落马，在这些被曝光的腐败大案背后，普遍存在着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综观全球尤其亚洲各国的反腐方略，财产申报和公开是最为可行的治本之策。韩德云觉得，是时候启动这一制度立法了。
韩德云发现，这些高官经济上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但老百姓如何监督他呢，很难。所以，最关键的监督，还是要从制度上考虑，让阳光照进屋子，让官员的财产晒在阳光下。
积跬步谋千里
从2006年到2011年，六年“两会”，六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建议文字每年略有增删，主旨变化不大，除了第一年是以议案形式递交全国人大外，其余五年韩德云都是用建议的方式与中纪委保持着互动。他说，在这六年里，通过分析回复文字，可以看出官方态度的日渐改变，他将这六年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6年至2007年，这是建议提出的最初两年，建议提出后没什么反响，媒体也不太感兴趣。接下来的两年是发生转折的第二阶段。2008年，新疆阿勒泰先行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引发舆论热议，全国其他地区也跃跃欲试。2009年1月全国“两会”召开前，阿勒泰公开了辖区内1000多名官员财产状况，进一步提高了这一话题舆论热度。
在民意沸腾的这两年里，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对这一制度也开始重点考量。韩德云发现，在2008年全国人大汇总的代表建议里，他第一次发现有几十份建议或议案是涉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他已经不是孤军奋战。
中纪委、监察部在上述两年的回复也更加审慎了，措辞从先前的“条件尚不具备”，改为“已着手研究论证”。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律师韩德云被贴上了标签，成为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代言人。他明显感觉到的是，如果他不继续在“两会”提交相关建议或议案，民情和舆论将会有各种猜测，比如，是不是对高层铁板一块失望了，是不是受到干涉不得不放弃了。
民情高涨让韩德云认定，既然已经被贴上了标签，那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将汹涌的民意向立法机关转达。
六年积跬步，韩德云觉得，付出是有收获的。
2007年6月5日，监察部给韩德云作出的答复称，建议是很好，但在目前状况下，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困难。比如，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信用机制，当前中国社会信用机制缺失，金融实名制不完善，难以对公务员申报财产真实性进行准确核查。另外，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成员财产相互融合，界限难以区分，公民收支立据缺乏技术上的支撑，如何确保公务员个人申报财产又保障不侵犯其他公民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再者，监察部意见称，公务员财产是动态的，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如何监控难度很大。
三年后的2010年8月11日，中纪委作出的答复是，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正在综合各国经验，收集相关资料，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深入研究并着手起草建议稿，正在抓紧落实这项工作。
韩德云认为，为了更好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初期需要减小阻力，如果全面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应该给予官员一个豁免期，比如三年。在这三年里，允许他申报数字稍有误差并改正。在这段时间，官员主动上缴非法所得的，尽量减轻罪责。三年后出现问题的，将依法严惩。
韩德云叹口气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提豁免期这一说法了，因为全面铺开官员财产申报比较困难，他建议从相对容易的角度着手，比如从高危岗位、新任官员启动。
在2010年韩德云提交的建议稿中提到，财产申报试点如果没有中央授权，只是自己突破，比如新疆阿勒泰，可能流于失败，需采取“中央统一立法、授权地方实施、按年增加范围、分步落实到位”的方式，这样既能保障合法性、维护统一性，又有利于各地兼顾各种情形。
律师参政利大于弊
韩德云建言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与他在2001年参与的一次立法实践也有关系。
2001年，重庆人大尝试开门立法，韩德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受重庆人大常委会委托，他所在的索通律师事务所负责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
人大委托律所完成立法文件的起草，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这让韩德云有机会完整地参与了一次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他说，这次实践对他和同事们的业务素质锻炼非常大。
正是这次经历给了韩德云“往前走了一小步”的机会。2002年11月，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两三个月后，韩德云相继当选重庆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这给了律师韩德云一个参政议政的机会。
1995年，新的律师制度推行后，之前扮演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们，逐渐演化成为自由职业者，或称个体户，而一个律师和律所首要的任务是养活自己。
下海后创办律所的韩德云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律师，按照发展状况和先后顺序，是可以扮演三种角色的：经济角色，社会角色，政治角色。经济角色即解决生存问题，社会角色即为社会民众代言，政治角色即参政议政。
韩德云和他的朋友们借助海外留学背景，从1994年开始，长期从事的是为外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业务范围多数在商务领域，收入是相对不错的，索通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在重庆比较有名。
韩德云觉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律师其实还要扮演一个社会角色，要尽量争取成为公众代言人，因为律师熟悉法律，中国恰好进入到一个高速立法的时期，律师最有优势参与其间，应该能够从代理的个案中抽象出普遍问题，找到制度不足并推动它改善和进步。
在扮演社会角色之上，韩德云还给自己谋划了一个政治角色，这需要借助一个政治身份，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现在全国已经有不少律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另有一些律师可能是在地方做代表或委员，但功能是类似的。
中国律师群体只有15年的发展，在韩德云看来，律师在中国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包括现在这十几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也是一样，力不从心的地方太多。
有人说，律师参政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行业规则，如果参政，那就不要做律师了。韩德云承认律师参政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不公平，尤其是那些既是人大代表又直接代理案件的律师，但他很早就不代理案件了，尤其刑事案件，“没怎么做过，也不太会。”
即便如此，韩德云依旧认为，与通过隔绝政治求得行业竞争的公平相比，律师参政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效果要远远大过其可能的弊病。
韩德云希望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政治，哪怕扮演的角色暂时是微小的，但可以慢慢争取，如果大家都不参政议政，官民之间筑成一堵墙，各说各话，肯定存在误解，不利于整体改革与进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目前依旧处于民间呼声比较高、官方反响与决策相对缓慢的阶段，全国“两会”也没有正式讨论过。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全国省级以上地区唯一一次提及，是2009年12月重庆市委三届六次全会。这次会议提出，重庆将择期在部分司法领导干部中试点。12月17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文天平称，这一举措正在积极筹划和精心准备，将择期启动。
连续六年提议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有没有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压力？韩德云说，这个还真没有，不但没有，他的建议在重庆起码是受到热烈拥护和支持的。
“有人问我，你这个建议有没有人反对呢？我说，那你觉得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呢？答案只有一个——民主好。就算是搞专制的人，他也肯定会说民主好。”韩德云站起身来，晃晃头，耸耸肩，接着又坐回到刚才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