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盒持授名人考证上，我们常常讲“孤证不立”。对此如何理解呢？个见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从数量上理解“孤”字，就是不能孤独地仅有一个证据;另一层是从联系上理解“孤”字，就是各证据间不能孤立的而没有关联，因为这样无法在众多的知名或不知名的重名重姓中保证做到排他性。“孤证不立”的下句話，应该是“双证关联”。在实践中，我们往往采用“主旁双证”的方式，即以考证人物为主证，以与人物相关证据为旁证，这样即可形成“主旁双证”相互支撑，以确保考证的唯一性。下面仅以寒斋几件拙藏为例子，归纳三种考证方法：
　　一、人物交叉联系法
　　这种考证方法适合两人及上的考证，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单有两个人名，看似两个证据，但若没有关联还是孤证。为此，找出关联才是关键。比如，这个九世班禅的堪布墨盒的考证就采用了此法。当时考证几个人物总联系不上，后来在了解达赖“噶厦”、班禅“堪布厅”为其行政机构的含义之后，就试图通过以班禅为纽带进行深入考证。结果考知传巴堪布（后名森吉堪布）原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出走内地的15名高级侍从之一，后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寻访组核心成员;沈焕章、汪德当时分别任九世班禅电台台长和译员，后分任国民党滇康藏边抚慰专使、十世班禅驻拉萨代表。墨盒赠送的大背景是：在二十世纪初抗英入藏战争中，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师徒”关系还是和睦的，电影《红河谷》就反映了“太阳”与“月亮”合力抗敌的故事。但在达赖离藏出走又返藏后，因其在班禅属地设立“基宗”行政，侵犯九世班禅地位和利益，遂两大活佛关系恶化。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率15名高级侍从从扎什伦布寺连夜出走，而后在内地进行了长达15年的弘法宣化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37年12月在返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墨盒上民国二十二年五月（1933年5月）的这个时间段，也正是九世班禅就任西陲宣化使之后，驻锡内蒙古包头召开百灵庙会议粉碎了日本拉拢德王分裂内蒙古的图谋。这个墨盒不仅反映三位班禅堪布厅成员之间的赠授关系，也点滴出了一些九世班禅反帝爱国的故事。
　　二、人物踪迹跟踪法
　　这种方法重点要关注墨盒上的时间款，我们考证墨盒往往要考查人物经历，特别墨盒年款时间段上人物的踪迹。这种以人物为主证、以时间及地点为旁证的考证方法，就像记叙文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齐备一样，仿佛再现了百年前的场景，自然别有一番感受。比如，这个戏曲家韩盛岫墨盒的考证就采用了此法。经初查，韩盛岫为著名的京剧“富连成”科班出身，是与裘盛戎同属“盛”辈的知名戏曲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陕西戏剧院做编导，一些重点剧目如《赵氏孤儿》《游西湖》《窦娥冤》《飞虹山》等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那么设若此人，墨盒上1952.11.16这个时间段上，他在做什么呢？查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于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恰好与墨盒时间仅隔两天，那么作为知名戏曲家韩盛岫参会观摩还会出人意外吗？再如，这个云南临安府举人杨宝图墨盒的考证同样也采用了此法。初查杨宝图为1891年云南临安府乡试举人。设若此公，那么墨盒壬辰仲春（1892年春）这个时间段上，这位举人在做什么？查知这一年正是光绪壬辰科会试年份，按照科举头年秋闱乡试、次年春闱会试的规定，作为举人的杨宝图进京参加会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再查虽无晋级消息，但他购置墨盒的踪迹却清晰地铭刻铜盒之上，赏玩此盒也让我们感受到百年前科举之路的艰辛。
　　 三、人物身份限定法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特定身份人物考证上，比如，职业上的夫子、法家，职务上的军长、厅长，组织团体内的同志、学兄等等。由于人物身份特定，就相应限制了考证范围。比如，这个云南范石生将军墨盒的考证就采用了此法。墨盒上款为“绍文同志惠存”，既然上款称为同志，就说明上下款人是同一组织。那么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初步判定两人应为国民党党员。先从全姓名的下款考证入手，查知这位被孙中山授予陆军上将的范石生将军，还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金兰之好。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南下湖南郴州时，就化名王楷并借用范部番号，隐蔽在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中。可以说，范石生在非常时期为中国革命留下火种，因此也被称为共产党的“恩人”。此虽为题外之言，但也足见范石生将军的历史功绩赫赫有名。再查上款被称为同志的绍文同志，经考证为云南籍陆军中将阮肇昌（字绍文）。原来这是两位云南老乡之间赠送的墨盒。赏玩此盒，体味其情，不也正如白石款跋中所言“亦韵事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