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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或那代人，颇有古风。
因为上了“我是歌手”选秀节目，老狼又红了。对重新走红已有心理准备的老狼，还是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有些新奇，他用其一贯的调皮口吻逢人便说：“我都红成这样了，你知道吗？”这可能是一种掩饰、一种释放或是冷静地面对演艺的新春，过去，他不止一次突然红了。走红成为明星，在街上被围观，老狼在20年前就体验过，对他来说，没什么新鲜的。问题是，这个头上一直顶着“校园民谣”帽子的老狼为什么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要是换一个人，用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去唱歌，早被人抛弃了。
没有人管，老狼也从来没有给自己制定过什么计划，完全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状态，反正每个月有两三回走穴，挣的钱足够他花了，至于自己是不是还很红，很受欢迎，他几乎不会去想。
老狼的第二张专辑磨蹭了7年才出来，如果一个歌手七八年不出唱片，大概东山再起会很难，可是老狼是幸运的，《晴朗》又让他红了一阵儿。等《北京的冬天》再出来，又是5年之后了。现在，老狼快10年没出唱片了，他跟1994年刚出道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不是最近出现在选秀节目中，好多人还不知道自己逝去的青春放哪儿了。虽然他开玩笑说现在红了，但他对自己红不红没什么明显感觉：“是不是我文化层次不够啊，有好多人因为不红都得抑郁症了。我要是赶上意志比较消沉的时候，肯定去找那群玩户外的朋友去了。”
不知怎么摆谱的老狼
老狼的朋友很多，且杂，似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他成为朋友，上至各路大腕儿，下至普通群众，他从不看人下菜碟，这跟他比较随和的性格有关。
老狼其实很明白，在社会上，你是个名人，越摆谱人家越把你当回事，但是他做不出来。有一次他去演出，有人问他：“你出门带多少个助理？”老狼说：“就一个。”那人说：“人家Jolin都带着二三十人的团队。”“Jolin是谁呀？”“蔡依林。”
还有一次老狼去客串唐大年的一个电影，他认识了陈明昊，他发现陈明昊老是拿着演戏圈里的那个范儿。后来俩人混熟了，老狼好奇地问他：“你挺好的一个人，干吗老是劲劲儿的？”陈明昊说：“在中国的这种片场里头混，你要不端着点架子，过一会儿灯光、摄影就来找你说戏了。”
老狼说：“在中国就这样，你要特平易近人，别人就把你当傻×，甚至得寸进尺。比如你和一个人合影，挺亲切的，结果他一会儿陆陆续续带来十好几个人来合影，说话也没大没小的。”
不过，让老狼端起这个架子，还挺难。也可能是老狼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没有得到更多，也沒有让他失去什么。他说：“可能之前都一直太顺了吧，有些东西没有努力奋斗就得来了。也可能我太颓废了，不知道火成什么样了。”当然，老狼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耳濡目染，对“明星大腕”的概念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他说：“我小时候，我妈是广播交响乐团团长，住文工团里面，身边都是明星，他们在电视上、舞台上也都是明星。一到分房提干的时候，都到我们家来，经常各种哭天抹泪、下跪、写血书，反差挺大的。在台上是艺术家，在生活里，各种尔虞我诈、拉帮结伙、打小报告。可能从那时候对明星就有另外的态度。多大的明星，都有他最世俗的一面，大家都是一般人。我觉得我没把自己当明星，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肯定偶尔会有一些嘚瑟。有时候我想，有些人挺可怜的，成了腕儿之后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哪儿有好吃的饭馆、苍蝇馆子也不能去了，交往的人也受到限制。” 行走开阔眼界
老狼平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出去玩，说得书面一点叫旅行。因此很多探险旅游类节目常常会找老狼客串主持人。他去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但他不爱写东西，那些经历只是偶尔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一些片段分享。
对老狼来说，2003年穿越非洲是他印象最深的，当年凤凰卫视做了一个节目，摄制组兵分三路，到非洲拍摄纪录片，老狼是其中一队的客串主持人，这一路上，他置身各种危险之中，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
他们先是从阿尔及利亚登陆，北非姑娘的身材特别好，但老狼还没欣赏够北非混血姑娘的风情，一场惊魂的灾难便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当时要去沙漠中心的一个地带，拍一个号称史前古壁画。考虑时间问题，我们计划从阿尔及尔飞到那个小镇。因为当时阿尔及利亚有游击队在机场活动，安检特别严，到飞机下面准备登机的时候还有一次搜身检查，机场就两个屋子那么大，就两架飞机停在那儿。有一个阿拉伯小孩看我在那儿吃饼干还管我要了一块，我把一包饼干都给了小孩，他爸还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上了第一架飞机。我们在安检的时候，那架飞机开始滑行，大概也就飞了二三十秒，刚飞到头顶的时候，‘嘭’的一下，左边的发动机就冒出一团黑烟，就跟汽车憋火似的，看着那飞机再往上爬也爬不动了，摔在离我们1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傻了，就看着他们，那刺激太强烈了。那些空乘都是同事，一下子都傻了，我们这班也取消了。我们这个飞机的机长和空乘冲出来，都目瞪口呆。还有游客、当地人，有人开始哭。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神儿一下子就给提起来了，当时有个《北京晚报》的记者，包括我们的总导演，说当时要是拍下来，就得普利策奖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新闻这种嗜血性质就盼着出事。《北京晚报》那个小孩当场就冲过去了。后来我也理解他了，他就是干这个的。但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情感上是特别接受不了的。因为就两架飞机，如果我们上的是第一架飞机，可能我们当场就全军覆没了。有一个法国人没赶上飞机，一堆亲戚朋友来送他，看到了那个场景他就开始哭，真是百感交集啊！而且一個幸存者都没有。我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看到飞机都摔碎了，大概散布在2公里的区域，都是烧焦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袭击，那时候正好是美国打伊拉克，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愤怒。我们在那儿说英语，当地那帮孩子说‘No English’，跟我们比画各种挑衅的姿势。”
随后他们穿越布基纳法索、加纳、多哥。当他们进入尼日利亚的时候，危险再次降临。这个国家两大教派对立，随时会有恐怖和暴力事件发生。老狼说：“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发现石油之后，开始有钱了，因为政治原因，国家发生内乱，人们就互相砍杀。高速公路年久失修，经常有巨大的炮弹坑，还有废旧的大货车堵在路上，经常车开着开着就得开到逆行道上去绕一下。我们的车中间还坏了一次，当地有一个使馆的文化参赞随行，还有一个当地的华人酋长，他自己做生意特别大之后有了私人武装。他给我们派了一些警察（私人武装），拿枪保护我们。文化参赞和我挺好的，回到首都之后和我聊，当时两边都是芦苇丛、高的灌木丛，经常有土匪看到有车队停在那儿了就直接上去了，二话不说，先把人突突了，然后就把东西抢了。当时他们特别害怕，后来那个参赞说，那帮警察也不能信，他们白天当警察，晚上脱了警服就出去抢劫。那个国家特乱，但是挺迷人的。我们当时去一些文化人家，条件特好，都特有钱。他们可能贫富差距特大，穷的人就赤贫，家里就一个碗，那家也不是家，就半截墙。到尼日利亚就会明显发现，因为它发达过，舞蹈中心、艺术中心还保留着，一看就是有钱有闲才办起来的。”
老狼本以为，离开动荡的尼日利亚，就会安全了，结果在从尼日利亚去喀麦隆的途中，海关要求车队每一辆车要交2000美元的过路费，实际上就是讹钱。导演说有总统特批的通行证，海关说他们是反对派，总统的批文没用。没办法，只好滞留在口岸。口岸很乱，漫山遍野都是黑人，几个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就像怪物一样。老狼说：“那儿根本没旅馆，就在车外面支一个帐篷，还得看着东西，怕晚上丢东西。但我觉得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当时跟着的随行说，边境经常有杀人越货的，根本不敢到处走，而且那个地儿也不大，已经非常恐怖了。就一个小桥，桥那边就是喀麦隆。最后摄制组跟海关砍了砍价，给了点钱，总算放过去了。非洲好多国家的边界是‘二战’之后欧洲给划定的，都是一条直线，但是中间有十几公里缓冲带，属于两国都不管的地方，经常有武装在这里打。到喀麦隆的时候，大使就讲为什么非洲这么乱，因为这些武装都是被操纵的，有石油公司的，有欧洲政治集团的，各种利益在搏斗，经常是谁给钱就替谁打，经常乱打一团，几方混战，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但是那个年代好在中国政治援建，留下好的印象，很多人见面会说‘你好’。尤其是最穷的那些地方，都是中国对口援建的，相对来说对中国人还好点儿。但实际上那些援建的钱都被这些政府层层给盘剥了。这些地方特别神奇，经常能看到地平线，没有高楼大厦，偶尔能看到一个人民大会堂的微缩版，一看就是中国人援建的，感觉有点穿越。援非医疗队也没辙，他们喝着酒就哭起来了，因为那边很多艾滋病，手术的时候一不小心划个口，自己就感染了，回去也没法说啊。而且那边有很多劳务输出，经常看见有非洲妇女抱着一个混血孩子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找爹来了。大使馆上哪儿给她找爹呀，就给点儿吃的。”神奇总是在危险中体验的，当他们离开西北部非洲，穿越非洲腹地，最终三支队伍会合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下，惊心动魄的非洲之旅总算画上句号，对于一个喜欢户外爬山的老狼来说，征服非洲最高山峰是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件事。老狼说，5000米以上的山峰他爬过三座，珠峰、厄尔普鲁士峰和乞力马扎罗山。
对于旅行，老狼说这是特别开阔眼界的事儿。
阅读感受人生
如果说喜欢户外是老狼动的一面，那么阅读就是老狼静的一面。放眼演艺圈，像老狼这样爱看书的人并不多。老狼不是那种学者专家型的人，他看书纯粹是一种兴趣。上中学他喜欢看狄更斯的小说，上大学后，他跟作家石康是同学，受石康的影响，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完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不少文学名著，用他的话说，当时也没看明白。不过，老狼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正好和他后来的妻子闹分手，他说：“最后男主人公说了一句‘我为你保持了童贞’，让我对诚实、情感这种东西，有了一个转变。”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部史诗，但是在老狼眼里可能是一些八卦、名流的爱恨情仇。过去，老狼喜欢看小说，现在他喜欢看一些名人八卦琐事的书，比如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最初，老狼在《万象》上看到一部分连载，比如陆小曼有很多仰慕者，嫁过很多人，章太炎喜欢吃臭豆腐，徐志摩是那个时代的白衣飘飘，一看他为了追求女孩竟也做出一些不堪的事，感觉他完全落地了。后来《安持人物琐记》出了书，老狼又买来看。
有一次，老狼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觉得他一口气在12米的打字机纸上写完这部小说很了不起，后来他看《垮掉的行路者》，讲述当初跟凯鲁亚克整天在一起混的那帮人，像一部口述史，讲的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从多角度叙述一件事，就像一个罗生门。
老狼之所以把兴趣点放在那些颠覆他对这些名人美好印象的内容上，是因为过去他觉得这些人都很牛，了不起。“以前觉得凯鲁亚克特牛，后来发现他在圈子里是小弟的角色，整天跟着这帮人混。这也映射了我们自己，无意间成为明星，就有机会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混，又说到88号酒吧了，这帮人在百姓眼中是明星、商业巨子，腰缠万贯，但是你看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的反差，特别有趣。我无意中也成了一个疯狂年代的目击者。别人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另一种感觉。”老狼说。
正如老狼到处旅行却不愿写成文字跟别人分享一样，他看书有什么心得，都是只言片语讲给别人听。他说，他周围能写的人太多了，自己想写首歌，一想到高晓松，就放弃了；想写篇文章，一想到周围都是作家，也不敢动笔了。加上老狼不是那种非要要求自己做出点什么事的人，所以，旅行、阅读也都是随性而为。他说：“法国作家塞利纳写过一本《茫茫黑夜漫游》，实际上是一种无目的漫游，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种方式，包括生活、读书也是这样，没有目的性地去看，没有什么需求，完全享乐式的，就特别有趣。我旅游也是，听别人说哪个地方有趣就奔那儿去了。以前走穴无聊的时候，我老是在各个城市瞎转悠。有一次走着走着看到了‘老妈蹄花’，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就进去吃了一碗，觉得太好吃了。后来我带朴树去吃，给他点了一堆，结果他皱着眉头说：‘我不吃肥肉。’丫的这人真没什么生活乐趣。”
（陈明宇荐自《三联生活周刊》）
因为上了“我是歌手”选秀节目，老狼又红了。对重新走红已有心理准备的老狼，还是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有些新奇，他用其一贯的调皮口吻逢人便说：“我都红成这样了，你知道吗？”这可能是一种掩饰、一种释放或是冷静地面对演艺的新春，过去，他不止一次突然红了。走红成为明星，在街上被围观，老狼在20年前就体验过，对他来说，没什么新鲜的。问题是，这个头上一直顶着“校园民谣”帽子的老狼为什么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要是换一个人，用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去唱歌，早被人抛弃了。
没有人管，老狼也从来没有给自己制定过什么计划，完全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状态，反正每个月有两三回走穴，挣的钱足够他花了，至于自己是不是还很红，很受欢迎，他几乎不会去想。
老狼的第二张专辑磨蹭了7年才出来，如果一个歌手七八年不出唱片，大概东山再起会很难，可是老狼是幸运的，《晴朗》又让他红了一阵儿。等《北京的冬天》再出来，又是5年之后了。现在，老狼快10年没出唱片了，他跟1994年刚出道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不是最近出现在选秀节目中，好多人还不知道自己逝去的青春放哪儿了。虽然他开玩笑说现在红了，但他对自己红不红没什么明显感觉：“是不是我文化层次不够啊，有好多人因为不红都得抑郁症了。我要是赶上意志比较消沉的时候，肯定去找那群玩户外的朋友去了。”
不知怎么摆谱的老狼
老狼的朋友很多，且杂，似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他成为朋友，上至各路大腕儿，下至普通群众，他从不看人下菜碟，这跟他比较随和的性格有关。
老狼其实很明白，在社会上，你是个名人，越摆谱人家越把你当回事，但是他做不出来。有一次他去演出，有人问他：“你出门带多少个助理？”老狼说：“就一个。”那人说：“人家Jolin都带着二三十人的团队。”“Jolin是谁呀？”“蔡依林。”
还有一次老狼去客串唐大年的一个电影，他认识了陈明昊，他发现陈明昊老是拿着演戏圈里的那个范儿。后来俩人混熟了，老狼好奇地问他：“你挺好的一个人，干吗老是劲劲儿的？”陈明昊说：“在中国的这种片场里头混，你要不端着点架子，过一会儿灯光、摄影就来找你说戏了。”
老狼说：“在中国就这样，你要特平易近人，别人就把你当傻×，甚至得寸进尺。比如你和一个人合影，挺亲切的，结果他一会儿陆陆续续带来十好几个人来合影，说话也没大没小的。”
不过，让老狼端起这个架子，还挺难。也可能是老狼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没有得到更多，也沒有让他失去什么。他说：“可能之前都一直太顺了吧，有些东西没有努力奋斗就得来了。也可能我太颓废了，不知道火成什么样了。”当然，老狼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耳濡目染，对“明星大腕”的概念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他说：“我小时候，我妈是广播交响乐团团长，住文工团里面，身边都是明星，他们在电视上、舞台上也都是明星。一到分房提干的时候，都到我们家来，经常各种哭天抹泪、下跪、写血书，反差挺大的。在台上是艺术家，在生活里，各种尔虞我诈、拉帮结伙、打小报告。可能从那时候对明星就有另外的态度。多大的明星，都有他最世俗的一面，大家都是一般人。我觉得我没把自己当明星，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肯定偶尔会有一些嘚瑟。有时候我想，有些人挺可怜的，成了腕儿之后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哪儿有好吃的饭馆、苍蝇馆子也不能去了，交往的人也受到限制。” 行走开阔眼界
老狼平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出去玩，说得书面一点叫旅行。因此很多探险旅游类节目常常会找老狼客串主持人。他去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但他不爱写东西，那些经历只是偶尔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一些片段分享。
对老狼来说，2003年穿越非洲是他印象最深的，当年凤凰卫视做了一个节目，摄制组兵分三路，到非洲拍摄纪录片，老狼是其中一队的客串主持人，这一路上，他置身各种危险之中，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
他们先是从阿尔及利亚登陆，北非姑娘的身材特别好，但老狼还没欣赏够北非混血姑娘的风情，一场惊魂的灾难便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当时要去沙漠中心的一个地带，拍一个号称史前古壁画。考虑时间问题，我们计划从阿尔及尔飞到那个小镇。因为当时阿尔及利亚有游击队在机场活动，安检特别严，到飞机下面准备登机的时候还有一次搜身检查，机场就两个屋子那么大，就两架飞机停在那儿。有一个阿拉伯小孩看我在那儿吃饼干还管我要了一块，我把一包饼干都给了小孩，他爸还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上了第一架飞机。我们在安检的时候，那架飞机开始滑行，大概也就飞了二三十秒，刚飞到头顶的时候，‘嘭’的一下，左边的发动机就冒出一团黑烟，就跟汽车憋火似的，看着那飞机再往上爬也爬不动了，摔在离我们1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傻了，就看着他们，那刺激太强烈了。那些空乘都是同事，一下子都傻了，我们这班也取消了。我们这个飞机的机长和空乘冲出来，都目瞪口呆。还有游客、当地人，有人开始哭。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神儿一下子就给提起来了，当时有个《北京晚报》的记者，包括我们的总导演，说当时要是拍下来，就得普利策奖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新闻这种嗜血性质就盼着出事。《北京晚报》那个小孩当场就冲过去了。后来我也理解他了，他就是干这个的。但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情感上是特别接受不了的。因为就两架飞机，如果我们上的是第一架飞机，可能我们当场就全军覆没了。有一个法国人没赶上飞机，一堆亲戚朋友来送他，看到了那个场景他就开始哭，真是百感交集啊！而且一個幸存者都没有。我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看到飞机都摔碎了，大概散布在2公里的区域，都是烧焦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袭击，那时候正好是美国打伊拉克，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愤怒。我们在那儿说英语，当地那帮孩子说‘No English’，跟我们比画各种挑衅的姿势。”
随后他们穿越布基纳法索、加纳、多哥。当他们进入尼日利亚的时候，危险再次降临。这个国家两大教派对立，随时会有恐怖和暴力事件发生。老狼说：“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发现石油之后，开始有钱了，因为政治原因，国家发生内乱，人们就互相砍杀。高速公路年久失修，经常有巨大的炮弹坑，还有废旧的大货车堵在路上，经常车开着开着就得开到逆行道上去绕一下。我们的车中间还坏了一次，当地有一个使馆的文化参赞随行，还有一个当地的华人酋长，他自己做生意特别大之后有了私人武装。他给我们派了一些警察（私人武装），拿枪保护我们。文化参赞和我挺好的，回到首都之后和我聊，当时两边都是芦苇丛、高的灌木丛，经常有土匪看到有车队停在那儿了就直接上去了，二话不说，先把人突突了，然后就把东西抢了。当时他们特别害怕，后来那个参赞说，那帮警察也不能信，他们白天当警察，晚上脱了警服就出去抢劫。那个国家特乱，但是挺迷人的。我们当时去一些文化人家，条件特好，都特有钱。他们可能贫富差距特大，穷的人就赤贫，家里就一个碗，那家也不是家，就半截墙。到尼日利亚就会明显发现，因为它发达过，舞蹈中心、艺术中心还保留着，一看就是有钱有闲才办起来的。”
老狼本以为，离开动荡的尼日利亚，就会安全了，结果在从尼日利亚去喀麦隆的途中，海关要求车队每一辆车要交2000美元的过路费，实际上就是讹钱。导演说有总统特批的通行证，海关说他们是反对派，总统的批文没用。没办法，只好滞留在口岸。口岸很乱，漫山遍野都是黑人，几个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就像怪物一样。老狼说：“那儿根本没旅馆，就在车外面支一个帐篷，还得看着东西，怕晚上丢东西。但我觉得还挺刺激的、挺好玩的。当时跟着的随行说，边境经常有杀人越货的，根本不敢到处走，而且那个地儿也不大，已经非常恐怖了。就一个小桥，桥那边就是喀麦隆。最后摄制组跟海关砍了砍价，给了点钱，总算放过去了。非洲好多国家的边界是‘二战’之后欧洲给划定的，都是一条直线，但是中间有十几公里缓冲带，属于两国都不管的地方，经常有武装在这里打。到喀麦隆的时候，大使就讲为什么非洲这么乱，因为这些武装都是被操纵的，有石油公司的，有欧洲政治集团的，各种利益在搏斗，经常是谁给钱就替谁打，经常乱打一团，几方混战，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但是那个年代好在中国政治援建，留下好的印象，很多人见面会说‘你好’。尤其是最穷的那些地方，都是中国对口援建的，相对来说对中国人还好点儿。但实际上那些援建的钱都被这些政府层层给盘剥了。这些地方特别神奇，经常能看到地平线，没有高楼大厦，偶尔能看到一个人民大会堂的微缩版，一看就是中国人援建的，感觉有点穿越。援非医疗队也没辙，他们喝着酒就哭起来了，因为那边很多艾滋病，手术的时候一不小心划个口，自己就感染了，回去也没法说啊。而且那边有很多劳务输出，经常看见有非洲妇女抱着一个混血孩子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找爹来了。大使馆上哪儿给她找爹呀，就给点儿吃的。”神奇总是在危险中体验的，当他们离开西北部非洲，穿越非洲腹地，最终三支队伍会合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下，惊心动魄的非洲之旅总算画上句号，对于一个喜欢户外爬山的老狼来说，征服非洲最高山峰是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件事。老狼说，5000米以上的山峰他爬过三座，珠峰、厄尔普鲁士峰和乞力马扎罗山。
对于旅行，老狼说这是特别开阔眼界的事儿。
阅读感受人生
如果说喜欢户外是老狼动的一面，那么阅读就是老狼静的一面。放眼演艺圈，像老狼这样爱看书的人并不多。老狼不是那种学者专家型的人，他看书纯粹是一种兴趣。上中学他喜欢看狄更斯的小说，上大学后，他跟作家石康是同学，受石康的影响，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完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不少文学名著，用他的话说，当时也没看明白。不过，老狼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正好和他后来的妻子闹分手，他说：“最后男主人公说了一句‘我为你保持了童贞’，让我对诚实、情感这种东西，有了一个转变。”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部史诗，但是在老狼眼里可能是一些八卦、名流的爱恨情仇。过去，老狼喜欢看小说，现在他喜欢看一些名人八卦琐事的书，比如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最初，老狼在《万象》上看到一部分连载，比如陆小曼有很多仰慕者，嫁过很多人，章太炎喜欢吃臭豆腐，徐志摩是那个时代的白衣飘飘，一看他为了追求女孩竟也做出一些不堪的事，感觉他完全落地了。后来《安持人物琐记》出了书，老狼又买来看。
有一次，老狼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觉得他一口气在12米的打字机纸上写完这部小说很了不起，后来他看《垮掉的行路者》，讲述当初跟凯鲁亚克整天在一起混的那帮人，像一部口述史，讲的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从多角度叙述一件事，就像一个罗生门。
老狼之所以把兴趣点放在那些颠覆他对这些名人美好印象的内容上，是因为过去他觉得这些人都很牛，了不起。“以前觉得凯鲁亚克特牛，后来发现他在圈子里是小弟的角色，整天跟着这帮人混。这也映射了我们自己，无意间成为明星，就有机会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混，又说到88号酒吧了，这帮人在百姓眼中是明星、商业巨子，腰缠万贯，但是你看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的反差，特别有趣。我无意中也成了一个疯狂年代的目击者。别人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另一种感觉。”老狼说。
正如老狼到处旅行却不愿写成文字跟别人分享一样，他看书有什么心得，都是只言片语讲给别人听。他说，他周围能写的人太多了，自己想写首歌，一想到高晓松，就放弃了；想写篇文章，一想到周围都是作家，也不敢动笔了。加上老狼不是那种非要要求自己做出点什么事的人，所以，旅行、阅读也都是随性而为。他说：“法国作家塞利纳写过一本《茫茫黑夜漫游》，实际上是一种无目的漫游，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种方式，包括生活、读书也是这样，没有目的性地去看，没有什么需求，完全享乐式的，就特别有趣。我旅游也是，听别人说哪个地方有趣就奔那儿去了。以前走穴无聊的时候，我老是在各个城市瞎转悠。有一次走着走着看到了‘老妈蹄花’，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就进去吃了一碗，觉得太好吃了。后来我带朴树去吃，给他点了一堆，结果他皱着眉头说：‘我不吃肥肉。’丫的这人真没什么生活乐趣。”
（陈明宇荐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