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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村庄
节目改版快一年了，制片人提出，在改版一周年之际，要制作一期特别节目，要求有三点：第一要有回顾;第二要体现人文关怀;第三要报答关注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
根据制片人提出的三条要求，我们召开了一次策划会，策划会最后敲定，节目形态为外拍小片 现场访谈。
外拍片分三路，一路去浙江的临海，那里是栏目组改版后第一期节目的拍摄地。一路去河南的一个贫困村，从资料上看，那里缺水，村长为了能让村民喝上水，累死在打井现场，村长死了，留下了依然贫困的老婆、儿子，栏目组要送给他们家一台小四轮拖拉机，体现人文关怀。最后一路去东北，找一位关心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也送给他一台小四轮拖拉机，表示我们栏目组对热心观众的报答。
我是东北人。东北组由我来负责。
在众多的观众来信中，我渴望发现一封来自东北而且还能够打动我的信。可是读了一上午，也没有哪封信能够让我感动，但还是有点收获，在读信过程中，我发现十几封同样笔迹、同样信封、同样地址的信。我把这十几封信全部打开读了一遍，感觉就应该是他了。尽管此人在信中啰哩啰嗦，可他不仅在每封信中都能复述出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内容，还在信中给我们提了不少不着边际的意见。
信上的地址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双龙村。
这是2001年的12月。东北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冬季。
火车在铺满白雪的龙江站停稳后，卸下一批人，再装上一批人，继续北上。摄制组踩着白雪随着被卸下的那批人涌向出站口。
东北就是东北，雪好大，远山被染白了，近树被染白了，屋顶被染白了，连人呼出的气息也在瞬间被染成了白色。
文清是在南方长大的小姑娘，她只在电影和电视里见过白茫茫的世界，突然身临其境有点兴奋，时不时抓起一把雪投向什么地方，模仿着寒冷地区儿童们打雪仗的情景。
文清刚刚毕业，是新来到栏目组的，她特别喜欢扛机器。在电视圈里工作的女孩子喜欢摄像的不多。
刚走出车站，文清就随着她抛向编导的那个雪团摔了个大屁股墩儿，然而，她刚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摔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她才看清，路上的积雪已经被碾压成滑溜溜的冰面了，让所有走在它上面的人都心惊胆战。我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去，说一声到龙江宾馆，出租车的屁股后面就冒出了一股淡淡的白色烟雾。
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张部长匆匆赶到龙江宾馆，埋怨我们没事先来个通知。我解释说，不先给你们通知，就是怕当事人提前知道了要送他小四轮拖拉机的事，那样我们就拍不到他意外惊喜的效果了。
在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协助下，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人。同时，我们又在龙江县的农机公司买了一台最贵的电打火的小四轮拖拉机。
宣传部的张伟志部长说，用不用先通知乡政府一声，让乡里准备准备？
我说，让乡政府的同志在那个村子里找一家光线好、屋子大的人家，再找十幾个能说会道的老乡来参加座谈会，但千万别说送拖拉机的事。另外，再从县文化馆带几个人一块儿去！
文清问我，找文化馆的人去干吗？现场要演节目吗？
我告诉她，我是怕村里的乡亲们怯场，不敢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这片子怎么拍？有文化馆的人穿上农民的衣服，埋在老乡当中，他们既不怯场，又能说会道，万无一失啊！
嘻嘻嘻——怪不得人都说电视是造假的艺术呢！文清笑得很妩媚。
我对文清说，到了那儿，最关键的镜头是要抓住那位热心观众看到送给他的那台拖拉机时的瞬间表情变化，那是惊喜，知道吗？文清点了点头。
龙江县地处大兴安岭余脉，西部为低山区，中部为丘陵，东部为嫩江大平原。县城在中部。
早上，被白雪覆盖着的连绵丘陵，在刚刚露头儿的太阳的照射下显得非常有层次。我们的车子在不断地重复着爬上、滑下，在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交替中，迎着金灿灿的太阳向双龙村进发。
按照我的安排，一小时后，小四轮拖拉机再出发。我策划好了，当我们在老百姓家组织乡亲们拍摄座谈会现场时，小四轮拖拉机就悄悄进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停在房后，这叫打时间差。然后，用大红布遮挡起来（不能从外形上看出是拖拉机），再准备几挂鞭炮，就等着掀开红布时把那位热心观众的惊喜瞬间摄入镜头了！
房间果然很大，火炕烧得也很热，玻璃窗上冻结的冰霜开始融化，明媚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明亮得有点像演播室了。
摄像机定好了机位。大火炕上坐满了人。那位即将得到小四轮拖拉机的热心观众和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坐在炕上（当然他还不知道我们要送他拖拉机的事）。文化馆的几位同志也穿上了农民的衣服，混在老乡们中间还真是真假难辨。文清站在摄像机旁向我伸出大拇指，我得意地笑笑。
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老乡们对我们的节目谈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只是说看过，挺有意思的。那位热心观众属于腼腆型的，一说话脸就红，在我的启发下才勉强说了几句。多亏了我的事先安排，文化馆的同志滔滔不绝，不然真的就冷场了。
话题越说越远，文化馆的几个同志大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了，我不得不把话题往回拉，从书包里掏出那十几封信。那位热心观众看到了自己寄出的信，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上去了，结结巴巴地说，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
我说，您的信写得非常好，这是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在我们的节目改版一周年之际，为了答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栏目组决定送您一件礼物，你猜猜这件礼物应该是什么？
这时，整个房间里突然鸦雀无声，送一件礼物给热心观众是村民们谁也没想到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呀！如果这位热心观众得知我们将要送给他的是一台拖拉机时，我们肯定会抓拍到他狂喜的镜头。
那位热心农民观众听了我的话后很平静，想都不想地就说，是关于农民致富方面的书吧！我说，你往大了猜猜。他犹豫了一下，说，是农业知识方面的光盘？我说，你再往大了猜！他的妻子抢先说，是摩托车！我说，我们栏目组到底要送给这位热心观众什么呢？请大家跟我来。这时我给文清使了个眼色，文清迅速从架上卸下摄像机，拎着它抢先从后门跑了出去。 当我们从后门出来，文清已经开机，她将镜头对准了那位热心观众。这时，鞭炮齐鸣，红布拉开，一台红色小四轮拖拉机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走上前去，把拖拉机的钥匙和买拖拉机的手续交到那拉热心观众手上。孰料，那位热心观众和在场的所有村民都很平静，像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让我非常意外。
文清跑过来对我说，他根本就没表现出我们想要拍的惊喜表情啊，要不要让他重来一次？我说，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没出现惊喜，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再重来还能有戏吗？文清问，那怎么办？我问那位热心观众，你会开小四轮吗？他说会。我说，你让你妻子坐你旁边，开一圈，表情喜庆点。他坐到拖拉机上，打着火，叫他妻子上来。他妻子说，别逗了，扯这个干啥呀？宣传部的张部长说，你咋这样呢？送你家一台拖拉机你们还不领情是咋地？他老婆说，逗谁呢？这不是拍电视吗？乡长说，让你上你就上，别说那些用不着的。
小四轮拖拉机在村里的雪路上转了一圈，村里的孩子们起哄般地跟着跑，在村里那些孩子们的起哄中，文清拍到了热心观众夫妻的笑脸。
我们将离开双龙村了，那位热心观众向我们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来感谢我们的，没想到他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拖拉机你们什么时候开回去？我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
张部长有点不高兴地说，拖拉机是送你的，咋还能开回去呢？简直是莫名其妙。开车！
车子驶离了双龙村，我们来时的喜悦荡然无存。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部长觉得很没面子，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劝下去好多杯酒，也讲了很多笑话，大家的心情果然好了些。正当大家的心情渐进佳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你是导演吗？我说，对！你是哪位？电话里说，我跟你说，你们再不把拖拉机开走就得放水了，不放水缸子冻裂了我可不管！
我的脸好像被谁扇了一记耳光一样在发热，心脏也在抽搐，我几近哭腔地对着电话说，兄弟，我用人格担保，那台拖拉机确实是我们栏目组送给你的，不信你看看我给你的那些手续，发票在里面呢！
摄制组连夜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我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皓月当空，月光下的积雪反射着白亮亮的光，远处的村庄被大雪压迫着。文清见我向外看，也把脸贴到车窗上，当她看到天地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之后，惊讶地说，这么大的雪呀！他们一定很冷吧？我说，是啊，他们一定很冷。
黄昏中的台骀庙
人类的凶残其实比食肉动物更甚。
食肉动物在捕食猎物的时候，永远都是一击毙命，短则几十秒，多则十几分钟，被捕食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因此痛苦很小。人类则不一样，除去自然灾害之外，他们是先让你知道死亡，而且让你始终保持清醒，然后让你在漫长的恐惧中等待，让你自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地走向死亡。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县境內的一处车马坑中马的骨骸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车马坑里那些各种姿势的马的骨骸中能够看出马被活埋时的惊恐，尽管它们被套索牢牢地拴在沉重的战车上，可它们还是在恐惧中做出了挣扎和反抗。
这是西周中期陪葬某位帝王的一处车马坑。
摄像扛着机器从坑底下爬上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他说，真残忍。车马坑的管理人员说，这还叫残忍？有的皇帝死后还要用活人陪葬呢！管理人员很健谈，他接着说，古代人和现代的部分人一直认为，人的死亡只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是从阳间向阴间过渡的一个过程。因此，人在阴间生活也是有需求的，有需求自然就要给予，给予的方法就是随葬。普通百姓死了，亲朋好友们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东西和平日里喜欢的东西一同埋葬就可以了。而皇亲国戚不行，他们活着的时候享受荣华富贵，死后依然得花天酒地作威作福，为此，就要大数量的随葬。金银财宝是供死者任意挥霍的，随葬的车马是供死者出行的，随葬的武士是继续执行保卫任务的，随葬的佣人和宫女是让死者在阴间继续呼奴使婢的——
摄像不礼貌地打断了管理人员的话，你说的这些事谁都知道，我是想说，每个帝王打江山的时候都说是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这才得到百姓支持和拥戴的，可得到了天下之后呢？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从这些陪葬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活着的时候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死后还得让活人活马随葬是不是太残忍了？打天下，必须坐天下的观念本来就值得商榷，就算是打天下者坐了天下，也要看他坐了天下之后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会不会跟先前的帝王一样，继续奴役百姓！
这个话题让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看看表，下午三点，再拍一处时间肯定不够，回宾馆又有点早。侯马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先生说，我们县西台神村有一座庙，是春秋时期晋平公年间建的，叫台骀庙，离这儿不远，要不——
临汾市委宣传部的樊清平部长说，台骀庙历史悠久，的确值得一拍。
两辆越野车转头向西，在2002年的寒冬里，沿着汾河水弃掉的旧河道迤逦前行，扬起的沙尘把身后的景物弄得模糊起来，令人感觉很虚幻。坐在车内，透过玻璃窗，看着两侧依稀可辨的河岸，可以想象出当年汾河的汹涌。
远处，旧河道岸边出现了一个用青砖砌筑的高台，高台之上是一座城堡式建筑。樊部长说，台骀庙到了。车子就停在了高台下面。
大家下车，依次沿着人工砌筑好的台阶向上攀。当我们登上十几米高的旧河岸，眼前出现了一块很大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北侧，就是台骀庙，与台骀庙相对的南侧就是西台神村了。
台骀庙坐北朝南，两扇沉重的破旧木门紧紧地闭着，一个生满红锈的大铁锁把我们拒之门外。城堡式的围墙阻断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对里边充满了好奇。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稍等，我去村里找人。我指了一下太阳说，要抓紧时间，如果再晚光就不行了。
太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明显感觉到再等下去色温就不够了。当我们等了足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时，村口才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宣传部的同志，另一位肯定是村里的负责人了。走近了，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台骀庙的管理员。 管理员很拘谨，脸上挂出的笑容有点牵强，但可以看出，他是经过精心打扮后才出来的。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蓝色帽子，上身穿一件四个兜的蓝色制服，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脚上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左侧的上衣兜里插着一支旧式钢笔，衣、帽、裤都有明显的褶皱，一看就知道是刚刚从箱子里翻出来穿上的。他站在庙门口并不急于开门，而是侃侃而谈。他说，这座庙，原来是骀家的宗祠，是被后人改成庙的。为什么要把宗祠改成庙呢？这得从古代说起。当年的汾河经常泛滥，两岸百姓苦不堪言，骀家的祖先曾发誓治理水患，为百姓造福。这我得跟电视台的领导说明一下，骀家当年治水，早于大禹治水500年。骀家的祖先说到做到，带领骀家子孙和沿河百姓沿着汾河开始治水，治理好一段，他们就把治好的一段让给别人居住，再去另一个地方治水。我们这个村当年就是骀家住过的地方，这座庙就是骀家当年的宗祠。我们的祖先为了感谢骀家，也为了永远记住骀家的恩德，就把骀家宗祠改成了台骀庙，让骀家的列祖列宗永远享受我们的香火。
管理员说到这儿，很庄重地从腰间拉出一根红绳儿来，绳儿的一头系在腰带上，另一头拴着一把钥匙。他握着那把钥匙走到庙门前，由于红绳儿有点短，他踮起右脚歪着身子才打开了那把大铁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破败。这里到处是荒草，遍地是瓦砾，殿堂左、右、后三面有墙，正房没门，没窗，也没墙。殿堂内既没有雕像，也没有牌位。院内的东、西两侧有房，但门窗也都是残破不全。我问，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没有了？管理员说，“文革”的时候让红卫兵给砸了，现在想重修还没搞到钱。
我站在那有些茫然。摄像拎着摄像机也在那儿发怔。现在不单单是色温的问题了，而是空空荡荡的一个院子拍什么呢？
这时我发现了一块与这座破庙极不相称的比较新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挂在殿堂的正上方，上面书写着四个字——“能三不能”。这让我很是困惑。不仅这四个字的含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个牌匾是比较新的，与这些破败的建筑有些不相称。我问管理员，这“能三不能”是什么意思？
管理员先是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鼻子，又正了正插在兜里的钢笔，然后抬起头来说，这是骀家的祖训，意思是你能开山通河不能？你能秉公办事不能？你能造福于民不能？如果这三样你不能，就不要做头人。现在叫做官。
摄像问，这块匾怎么还有点新？
管理员说，旧了我们就重新刷漆，坏了我们就重新修补，用这块匾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问管理员，村里有骀家的后代吗？管理员说，没有。我问，骀家的后代现在在哪里？管理员说，不知道。骀家是治理一段河道就交给别的家族居住，他们再到有水患的地方去治水，最后骀家落脚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去查找过。
再次抬起头看那块匾时，我突然觉得这块匾光芒四射，我虔诚地跪在那块匾下面，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管理员说，拍吧！快拍吧！不然一会儿天就黑了！
这时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光早以暗下来，色温已经不够了，但我没有勇气让管理员失望，就冲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师心领神会，装模作样地认真“拍”了起来。
天上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西边落日的地方还残存着红红的光亮，我们与台骀的庙向背而去。当我再次回头看那座空庙时，夕阳的光亮正在城堡建筑的背后映衬着台骀庙显得无比高大。从此，我心中有了一座伟大的神庙——台骀庙。
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你没疯吧？
广全点着一支烟，吐出一串烟圈儿，然后半个屁股搭在桌角上说，你就是再怎样，也不该抄袭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那可是世界名著啊！
广全特别爱抬杠，看到我在电脑上敲下的这个题目，就开始没鼻子没脸地打击我。
我的抗击打能力绝不比霍利菲尔德差。我说，我没疯，这篇《愤怒的葡萄》跟美国的那篇《愤怒的葡萄》没关系，约翰·斯坦贝克的葡萄是在读者心里生长的葡萄，而我要写的葡萄是实实在在生长在北宁市大地上的葡萄。
北宁市？北宁市在哪儿？
平时，广全总以自己通晓地理自居，我说出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却让他感觉很陌生。
不知道了吧！要说北宁，在你掌握的地理知识中是没有这座城市的，因为这是后改的名称，可我要是一说北镇——
北镇啊！北镇谁不知道啊！广全马上就活跃起来，不就是有医巫闾山、北镇庙、辽代双塔、沟帮子熏鸡，还有北镇鸭梨，归辽宁锦州管的那个北镇吗？
我说对呀！
广全问，啥时候改叫北宁了？
你既然知道北镇，那我可得考考你了。针对广全刚才对我的打击，我必须得来个防守反击，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你知道那地方为什么叫北镇吗？
我提出的问题真的把广全给镇住了，他愣怔了一会儿，无奈地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还是呀！我得意洋洋，不知道就别跟我抬杠，规规矩矩地听我说。
好好好，听你说，听你说。
要说这事儿可早了——我有点显摆自己有学问的意思了，隋朝的时候，朝廷从战略上考虑在幽州设立五镇，因为此处地势险要，又是幽州的最北端，所以叫北镇。
北镇这名不是挺好吗，怎么又改叫北宁了呢？广全问。
这是1995年的事儿了。我说，这一年，国务院下了一个文件，决定北镇撤县，建县级市。北镇的上层官员们一听，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县级市也是市啊！听上去好听多了，到外面出差、开会，一介绍，这是市长，多体面，跟县长能一样吗？为此，机关里就有那么几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有了新想法，提議说，叫北镇市是不是有点儿小啊？南方有南宁市，西部有西宁市，北方再出现个北宁市，一准儿能叫响。于是，北宁市诞生了。
你别臭显摆，这与葡萄没关系，你说说你这葡萄是咋愤怒的？
我说，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们栏目组去北宁拍一期节目，接待我们的是市委宣传部的张副部长。张副部长很胖，长得也很厚道，用东北现在最流行的话说——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儿。 别扯那些用不着的，说葡萄。
别急呀，我这就说到葡萄了——
我们刚到北宁，张副部长就介绍说，我们市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给农民找出一条致富路，市委、市政府请来了有关专家，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最后认定，种植葡萄是北宁的优势。从地理位置看，这里跟烟台在同一纬度上，土质也跟烟台的一样，烟台能成为葡萄之乡，北宁就更有资格成为葡萄之乡了，因为烟台没有北宁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光说没用，咱们还是先去親眼见见。
大吉普车沿乡间公路行进。车外，长长的葡萄藤蔓在横平竖直的葡萄架上爬得漫山遍野都是，占据了北宁市的半壁江山。张副部长指着漫山遍野的葡萄说，这才是中国东北真正的葡萄之乡呢！这可不是我们自封的，是《中国特产报》命名的。
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除去路两旁茂密的葡萄园之外，我看见每隔一段就有一座白色的小房子，这么漂亮的白色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看葡萄园的窝棚吧，不像，因为那小房子没窗;说是灌溉用的泵房吧，也不对，因为小房子没有出水的管子。我问张副部长，这白色的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综艺节目，节目要求在最后根据小片的内容提出问题，让在现场录制节目的明星演员们回答。
张副部长说，这是保鲜库。
保鲜库？我问，在葡萄园里建保鲜库干什么？
张副部长解释说，当北宁的葡萄熟了的时候，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那时候的葡萄是卖不上好价钱的。我们这儿的农民，在收获的季节里不卖葡萄，而是把葡萄放进保鲜库里，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到那时，一块钱一斤的葡萄能卖到五块钱一斤。这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为农民们想出的好主意。
摄制组的同志们都很感动，北宁的农民真有福气！
吉普车穿过一个村庄，再往前就有点丘陵的意思了。漫山遍野的葡萄层层叠叠，特有层次感，我说停车，在这儿拍个大全景。
吉普车停下，编导和摄像扛着架子和摄像机下了车。他们向四周看了一圈，对我说，这也没有高机位啊！我也向四周看了一圈，的确没有适合架摄影机的地方。我说车调头回去，这离村子不远，到村子里看看谁家的房子高。
在村边上，我们找到一家高大的平顶房，正适合架机器。张副部长说，这家我认识，是村里张会计家，我来过，我们还攀过一家子呢！
张副部长进屋打了个招呼就跟出来一个女人。女人挺爽快，说，上房啊？房山头儿那有梯子。你们渴不渴，我给你们买汽水去。
张副部长赶紧说，不用了，嫂子，我们车上带着矿泉水呢！
编导和摄像抬过梯子，立好了，爬上房顶去拍大全景。我就跟张副部长在张会计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聊天。
这时候，来了很多村里的农民，他们气势汹汹地站在我对面问，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说是。
一位带头的农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跟着瞎吹啥呀？然后转头对一块儿来的农民们说，你们去把梯子给撤喽！
几个农民二话没说，冲上去就把上房的梯子给撤了。
编导和摄像听见房下有吵闹声，往下一探头，发现梯子没了，大喊，你们干什么呀？我们怎么下去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凑上去说，乡亲们，有什么事情好说，你得让我们的人下来呀！
不行！这事你们不能帮他们瞎吹，必须得如实报道，如果你们不能如实报道，我们就不让你们的人下来。
接着，农民们就你一句他一句，乱哄哄吵成了一锅粥。
张部长——张部长——我只好求助张副部长，可叫了好几声也没见张部长的影儿，就连司机也不见了。我问房上的编导，看见张部长了吗？
编导和摄像一脸无奈地坐在房顶上说，刚才还在呢！怎么没了？
没有了解围的人，也没有了退路，我不得不独自面对。
我说，你们派一个代表跟我说行吗？不能大家一块儿说，你一句他一句的我听谁的呀？
好，我说。那位带头的农民站到了我的面前，这些领导可把我们给坑苦了。头几年，乡里来人，非得让我们把地都毁了，把果树都砍了，全种葡萄，说这是市里的决定，要把北宁建成葡萄之乡。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种，因为我们不会种葡萄。乡领导说，没关系，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技术人员，免费指导。我们没办法，种吧，大家就都种了，也都学会种葡萄了。可葡萄丰收了，就是卖不出去，全烂了。我们就去找政府。市领导说，北宁的葡萄熟了，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这个季节就是不好卖，我们请教了专家，专家为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建议你们每家建一个保鲜库，在葡萄不值钱的收获季节把葡萄储藏起来，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收入就能翻五番。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就都拿出钱来建保鲜库。有的人去银行贷款，有的是从个人手里借的高利贷，我们家家的保鲜库都建成了，葡萄也丰收了，就把葡萄都放到保鲜库里了。可是，到了元旦葡萄也没卖出去，到了春节还是卖不出去，去年的葡萄现在还在保鲜库里放着呢，光电钱我们都花不起了！他们还天天吹牛，什么葡萄之乡啊，狗屁！你们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你们必须要给他们曝曝光。
我说，是这样，我们栏目是综艺节目，是到哪儿夸哪儿的那种节目，没有曝光这个功能，你们能不能找找上级的有关部门——
你要是这么说，房上的人就别下来了，你们也别走了。那个带头的农民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软的肯定是不行了，看农民兄弟的这种劲头儿，来硬的更不行。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赔着笑脸，像拉家常一般问那个带头的农民，老哥，你有儿子吗？
有啊！两个呢！
还没娶媳妇吧？
搁啥娶呀？种葡萄种出了一屁股债。
如果现在有人给你儿子介绍对象，你能说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了，我们家穷得穿不上裤子了，我们家因为种葡萄欠了一屁股债吗？ 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传来，县委、县政府为此事召开了一个会议，已做出决定，Z副县长必须服从导演安排，在录制现场与李琼对山歌。
吃晚饭的时候，在餐厅里碰到了Z副县长，当他看到我时，脸上立时绽开了惬意的笑，走过来，很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向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真高！
录制现场，万人攒动，Z副县长唱道：
叫声妹子你放心，
哥哥是个铁心人，
跟着贺龙干到底，
生死不忘妹子情。
李琼对唱：
叫声哥哥莫担心，
跟着贺龙去当兵，
队伍打了大胜仗，
快给妹子带个信。
撼动人心的山歌在录制现场上空回荡、在群山中回荡，是天籁之音吗？是革命的号角吗？全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我手握对讲机，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酸酸的，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压迫着我，我想哭——
真情不用导演
提到习水县，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习水大曲”。
在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里，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谁家要是能拿出一瓶“习水大曲”，那是相当牛的一件事情。时至今日，在四十岁以上年龄段的东北男人心目中，“习水大曲”依然是名酒。
从另一个层面感受习水县是2005年的8月底。习水县委宣传部的陈部长和县文联主席罗吉宇来到我们栏目组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县里搞“一节、一会”，也就是“贵州·习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70周年纪念大会暨绿洲红城经贸旅游文化节”，这其中，要搞一台晚会。
罗吉宇说，毛泽东的军事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只有一次是在赤水市境内，其余的三次全是在习水县境内完成的。可全国好多人都误认为“四渡赤水”发生在赤水市，而忽略了习水县，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纪念活动，通过这台晚会的播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习水才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这也是宣传我们红色旅游资源的一个突破口！
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接我们的人早已举牌候在那儿了。我们坐上越野吉普车，穿过重庆繁华的街道，钻进了莽莽深山。
好像穿帮了是吧？不是去贵州吗？怎么到重庆了？制片主任给我机票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习水县归遵义市管辖，遵义市归贵州省管辖，我们到重庆去干什么？制片主任说，重庆机场离习水最近。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地理知识那么差，原来习水是在四川、重庆、贵州的交界处，从交通方面看，落在重庆机场才是最佳选择。
盘山路的路况不是很好，车子总是摇来晃去的，让人很不舒服，好在沿途的风光不错，除去山高林密之外，公路旁边总是跟着一线不胖不瘦的细水。水很清，水下的石子大部分是红色的，红色的石子在太阳的照射下，映衬得河水像血一样红。我突然记起有很多文士在描写战斗场面时，总是有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什么什么江水河水之类的描写。这河里的石子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吗？
到达习水已是夜半时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宾馆。
天色刚刚泛出灰白，激昂的音乐声就顺着窗子溜进来。我拉开窗帘，看到一群人聚在小广场上，随着音乐开始做起了各种各样古怪的动作，这对于喜欢睡懒觉的人肯定是一种折磨，可对我来说是无所谓，因为没有这种吵闹我也是个喜欢起早的人。
踏着晨曦，走在习水的街道上，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横幅、彩旗、标语、宣传画，把这座小山城打扮得如同待嫁的山姑。
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满脸汗水地每人背着一个很重的大竹筐迎面走来，我看她们小小的年纪背这么沉重的东西，忍不住问，背的是什么呀这么重？小姑娘说，是萝卜，卖的。我问，你们不上学吗？小姑娘说，妈妈在前面呢，我们把菜放到市场就可以回去了，上学来得及。我回头看见两个满脸沧桑的农村妇女正站在路边等着她们，我问，你们家离县城远吗？小姑娘说，有二十来里吧！我说，这么早就起来送菜，往返四十里，再回去上学，能学习好吗？小姑娘说，没办法呀，不送菜就没有学费。说完，小姑娘背着沉重的菜筐走了。我看着远去的小姑娘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正在房间里看这次活动的相关资料，陈部长和罗吉宇来了，陈部长的地方口音太重，他说的话有80%我听不懂，而罗吉宇的普通话讲得特别好，因此，陈部长的一些想法都是罗吉宇翻譯的。罗吉宇告诉我，为了迎接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的到来，现在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各学校都在学唱革命歌曲，有《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社会主义好》《南泥湾》《长征》《十送红军》——届时，全县将有大合唱比赛。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当年的老红军，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请来了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博士。
罗吉宇还告诉我，县里有个业余文工团，文工团有好几个质量不错的舞蹈，可以跟明星们同台表演。我问他都是什么舞蹈？他说，有《四渡赤水河》《丹霞情思》《苗苗岭》《红军到干人笑》……我问他什么叫“干人”？罗吉宇说，“干人”是当地的方言，就是穷苦人的意思。他又说，我们县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演出的时候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陈部长接着说，反正我们要求总体上既要表现习水的红色历史，更要着重展示习水的现在，多请一些歌星，搞热闹点。
搞热闹点比较容易，歌星多得是，只要肯出钱就行。可表现历史就有难度了，总不能随意拿过与当地历史毫不相干的节目上台表演吧！比如说他们正在排练的大合唱《南泥湾》，那是延安的事，跟习水挨不着。
二位走了，我仔细地整合现有的资源，舞蹈、大合唱，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我突然记起毛新宇会唱歌，我曾在北京台的某档节目中看到过对他的个人专访，好像提到毛新宇还出过一个专集——对了，还应该请上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我又查出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唱是著名歌唱家耿莲凤大姐。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我高兴得到街边的小馆子里喝了半斤烧酒。这半斤烧酒烧出了陈部长提出的历史与现代兼顾的晚会题目——《红色印象·相约习水》。 方案在我脑子里开始形成，用舞蹈《四渡赤水河》开场，做后期的时候，我可以从电影《四渡赤水》中剪一些炮火连天渡河的画面贴上去烘托气氛。然后主持人出场说开场白，引出耿莲凤的独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要求每唱到“嘿喽嘿”的时候，全场观众一定要一同唱，体现互动。接着就是舞蹈《红军到干人笑》，表现红军为广大穷苦人撑腰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这之后，再请出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出场，一段简短的现场采访过后，请他演唱毛主席诗词《长征》。然后主持人开始煽情，讲红军根据战略需要必须要撤走，这时全场大合唱《十送红军》，随着歌声响起，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各带领一路中国工农红军，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从舞台对面，曲线穿过现场观众席，向舞台方向行军。这时，一定要有众多“干人”扶老携幼相送，“干人”们有的送草鞋，有的送鸡蛋，有的送干粮，表现军民鱼水情，表现习水的穷苦百姓舍不得红军走，那场面一定感人——
我找来了罗吉宇。
给他看过方案之后，我对他说，我要做一个“现场大小品”，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山民来，在大合唱《十送红军》的时候让他们扮演成“干人”，因为他们的脸不用化妆。还有，你一定要让他们穿上当年的那种破服装，千万别穿上现代的衣服。罗吉宇说没问题，那些山里人很少出来，平时的生活中也是穿过去的衣服，跟他们要西装革履他们也没有。
舞台搭好了，扮演“干人”的山民们也来到了现场参加彩排。在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山民中，有两张熟悉的脸不停地向我微笑，这让我很困惑，我是第一次来习水，没有熟人啊！我也看着她们，猛然想起，这两个妇女是我来习水的第一个早上，看到的那两个背菜的小姑娘的妈妈。我走过去跟她们打招呼，可她们只是笑。罗吉宇告诉我，她们不会讲普通话。于是我也只好对她们笑笑。
彩排开始。县中学的学生们暂时穿起了红军服装，他们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扛着长枪、长矛，背着大刀，别着短枪，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缓缓行进，山民们的脸色，跟我想象的一样，不用化妆，特别是穿上破旧的衣服和草鞋，与歌声，与行进中的队伍浑然一体了，我的情感突然被拉向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可在这感人的场面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和谐的现象，山民们没有表现出与红军难舍难离的情感，他们给“红军”送干粮、鸡蛋或草鞋的时候，都面无表情，很麻木，甚至有的还在说笑。我叫过罗吉宇对他说，这些山民太不投入了，你能不能在你们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中调一些演员来参与这场表演？这样的重头戏我不能只用大全景吧？没有细节，没有特写镜头怎么行？罗吉宇说，舞蹈演员本来就不够，倒换不开呀。
我一想，也是，每隔两三首歌就是一个舞蹈，这中间还要换服装，的确倒不过来。可我觉得，如果百姓舍不得红军走的那种情感表现不出来，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就糟蹋了。于是，我叫过那些山民跟他们说戏。我把自己都说感动了，可那些人只是呆呆地在那儿听，像木头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正在山民们无奈我也无奈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宝马大吉普和三辆宝马轿车飞奔而来，车到舞台旁边，“嘎”的一声全部停下，四个西装革履、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男人从车门里钻出来，随后每一辆车里又钻出几个青春貌美的女子。中年男人们腆着肚子，吐着酒气，摇摇晃晃地被那些美女们搀扶着上了舞台，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不时地哈哈大笑，看过了，走下舞台，又钻回车里走了。山民们怔怔地看着他们，一声不吭。当他们的车子开走之后，山民们突然像炸了一样，愤怒地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嚷着什么，还不断地朝地上吐口水。我问罗吉宇那些人是谁？罗吉宇说，他们都是开煤矿的煤老板，有钱人！
在山民们这么愤怒的情况下，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有两天就要演出录制了，听天由命吧！
四万人的广场沸腾着，按照录制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达到了预期效果。马上就到“现场大小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蹿到了嗓子眼儿那狂跳了起来——
悬挂式音箱里传出了《十送红军》的歌声，接着，全场四万人跟着播出的音乐开始大合唱。当“毛泽东”、“周恩来”挥着手，各带一路“红军”从现场观众后面向前压过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些山民一边往“红军”兜里塞草鞋和鸡蛋，一边失声痛哭，有的拉住“红军战士”不肯放手，其中有几位老者跪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不肯起来，整个现场哭声一片，后来，竟有一位老者哭得昏了過去——
现场那些老红军、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政府官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我忘记了我的身份和职责，任热泪沿着脸颊流淌——
真情是不用导演的啊！我想。
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
去南街村的路上，牛车对我说，当年我跟郝海东在一个体校踢球，那时候我是主力，郝海东只能给我当替补。我问，你怎么没继续踢下去呢？牛车说，后来我不是上音乐学院学唱歌了嘛！制片主任开玩笑说，体校的同学都踢成足球明星了，牛车就改行学唱歌了;唱歌的同学都唱成歌星了，牛车又改行当剧务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逗得司机差点把车子开到麦田里去。
这是2003年的5月。
牛车本来就不是电视圈子里的人，刚到栏目组，什么都不会干，只好做剧务。做剧务的工资比较低，每月的基本工资六百块钱，每做一期节目再加三百块钱劳务费。他爱抽烟，还喜欢喝酒，生活费自然就有些紧张，每当接济不上的时候，就常常厚着脸皮蹭别人的饭局，这样的生活就没什么质量可言了。生活的窘迫使牛车经常发牢骚，他认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对于南街村，牛车一直都是很向往的，听说《小康之路》节目的录制现场设在南街村，就跟我嚷嚷一定要去。他说，南街村才是真正公平的地方啊！那儿的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幸福万年长啊！
走进南街村，一眼就能看见村中央青松翠柏簇拥着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像。雕像前面，两位身着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地捍卫着。后面是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庄严的一景，是南街村的标志。 在与邻村接壤的分界线上，南街村用大青砖垒起了一道城墙，城墙中段，建有一座巨大的城楼，远远看去像天安门一样雄伟。城墙的内、外景象，像黄海、渤海的海水交界处一样颜色分明。城外，是坑坑洼洼、嘈杂混乱、随意摆摊儿的自由市场;城内，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闲杂人等，一片开阔平坦的巨大广场。《小康之路》的录制舞台就将设在这里，高大的城楼将成为本期节目的主景。
牛车在这期节目中担任生活剧务，比较轻闲。有了空余时间，牛车就四处转悠，到处打听，晚饭时就喝着小酒开始讲南街村见闻。他说，南街村村民的衣、食、住、行全都不花钱：房子是分的，吃的、喝的凭券去领，家电、家具是配给制，穿的戴的全是发放的，煤气管道入户也不收费——
娶媳妇花钱吗？制片主任又开始跟牛车开玩笑。
牛车一瞪眼睛，当然不花钱！只要是南街村的人，无论谁结婚，妇联和共青团都给组织婚礼，一切费用村里承担。然后买票，送到车上，外出度蜜月。外出的行程都是村里给定好的，钱也付了，敞开了玩。等新人回来的时候，新房早就布置好了，进洞房，开火过日子了！
制片主任继续开玩笑，照你这么说生孩子也不用花钱喽！
牛车说，何止生孩子不用花钱，连上小学、上中学都不用花钱，考上大学还有奖励呢！
果真如此，一切都是供给制。我们拍过几个家庭，房间格局、家具的款式及颜色、家电的品牌和摆放位置几乎都是一样的。走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村民的穿着甚至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书店，清一色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除此之外就是中国记者和国外记者报道南街村现象的文章集成。
南街村的商店，几乎全是南街村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工艺品店里，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塑像和像章，有少部分是马、恩、列、斯的画像。街上的大喇叭里永远播放着革命歌曲。南街村所有的村民（职工）上班前都要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下班时也要再次唱响革命歌曲，再次背诵毛主席语录。
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很多老人悠闲地坐在一起，微笑着，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相互之间很少有话说。
在采访南街村的书记时，我得知村民（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十元。我说这是不是太少了？书记说，我们儿这不需要花钱，一切几乎都是供给制的。我说，要是村民想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呢？他们挣的钱是不是连车钱都不够呢？书记说，我们村每年都组织旅游，每个人每两年出去一次，祖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去过，全是公费的。
我又随便问了一句领导层的收入情况，书记说出了一个让我难以相信的数字——二百五。
天呐！听南街村的书记介绍，他们村每年就能给国家上缴利税三千多万，可南街村的当家人怎么每个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工资呢？！再说了，这个数字也不好听啊！
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你们为什么要定下这样一个数字呢？你不知道在民俗中，“二百五”这个数字有其他含意吗？书记笑了，说，我当然知道，我们南街村的领导就是傻子，你没看到那个标语吗？他指着远处的一栋楼房说。
我抬头看去，灰色楼房的侧面，朝大街的方向，用水泥醒目地雕上去了鲜红鲜红的一段文字：
傻子种瓜
种出傻瓜
唯有傻瓜
救得中华
牛车在加深了对南街村的了解之后，积极性变得异常高涨，做完本职工作，主动帮助现场导演指挥南街村的村民搭台，制作道具，运送桌椅。他自豪地说，人心齐，泰山移！南街村上下一呼百应，领导想干啥事肯定就能干成啥事。接着，牛车又感慨地对我说，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做节目像在这儿这么痛快过？在别处，干一丁点活儿都得讨价还价，干屁大个事儿也得讲讲价钱。还是南街村好吧？
录制现场异常火爆，台下的观众队都是南街村各个企业的职工（村民），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极强，让鼓掌就鼓掌，让欢呼就欢呼，节目录制得极其顺利。
节目录完了，晚宴上，牛车对我说，南街村真好，人人平等，从来不用为生活发愁，他们要是能要我，我就留下。
制片主任接下话茬儿说，你还没来呢，来了也会烦的。
牛车说，不可能！
制片主任说，生命的价值是个性的展示，南街村做不到这一点。
牛车说，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个性。
制片主任说，这不仅仅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你注意到街边的那些老人了吗？他们坐在一起为什么没话说？
牛车说，不知道。
制片主任说，生活的单调让他们无话可说，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电是一样的，连衣服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家跟我家、我家跟他家都是一样的。大家想的再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谈资？你觉得你自己能跟自己聊天吗？
牛车怒道，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需要的是精神，我需要的是物质，天下需要物质的人多了，你懂吗？
制片主任气恼地的说，你就是个干啥啥不行、吃嘛嘛不剩、天生没出息的主儿。说完，丢下筷子说声不吃了。走了。
牛车说，我还得吃呀，还得多吃，明天离开南街村还哪儿吃去呀！
那晚，牛车喝醉了，他顶着星星，站在南街村的中央，对着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唱道：“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南街村的人民好喜歡儿——”
大家见牛车长时间不回，就出去拉他，可怎么拉，他也不回房间睡觉。后来我去了，我对牛车说，你抬头看看，现在是黑天，你唱错了，等天亮了再唱“明朗的天”就对了。牛车听了，说，对呀，天亮了再唱。然后就顺从地跟我回来，睡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没睡好。
快乐达斡尔
夏季的东北，让人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字——爽！
当你跨出山海关，特别是走进黑龙江，甭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骄阳似火，只要你找到个树荫，往树荫下一站，就跟走进了装有空调的房间里一样，刷的一下，就凉快了！ 两辆捷达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大门口。可能是看到了我们的捷达车，乡政府和村委会的一干人等出来迎接。
寒暄过后，村长问我，几点开始？我好安排人去通知。
现通知？我的心里突然感到有点凉。栏目组的其他同事也用担忧的目光看着我。
我故作镇静，大着声音问，“库木乐”节需要的东西准备了吗？
准备了，准备了，都在仓库里，一样也不差。村长说。
我看看表，才下午一点半。我说，你通知一下村民，咱们四点钟开始，现在光太强了，拍出来吡光，不好看。再说如果现在开始，等到晚上点篝火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到疲劳，没激情了。我转身对栏目组的同事们说，趁这个时间，你们配合村委会把现场布置一下。
草甸子上赛马的起点和终点都插上了彩旗，射箭的两个靶子也固定在了土崖子下边，江边沙滩上点篝火用的柴草和木柈子堆得跟小山似的，炖肉、炖鱼、炖柳蒿芽的锅台上也坐上了大铁锅，就等待一声令下开始了。
时间逼近四点。村里没有一点动静。大家默默地等待着，谁也不说话。我不时地站起来向村口看几眼，那里鸦雀无声。这时，我的心里开始打鼓，对自己的判断开始动摇，心里也有点没底了，康师傅说得不无道理呀！粮食绝收了，谁还能有这个心情呢？
我悄悄地凑近司机旁边悄声地问，如果村民们不来，给他们钱他们会来吗？康师傅说，当然能来了！给钱谁不来呀？正说着，让所有人惊讶的场面出现了，莫呼屯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节日的盛装，跟过年一样，走出村子，欢天喜地涌向了嫩江边的大草甸子。事先搭好的几口大锅里分别炖上了猪肉、羊肉、鲶鱼和柳蒿芽;大桶大桶的白酒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参加赛马、摔跤、射箭、打“掏力棒”各项比赛的人都跟赢房子赢地似的，争得面红耳赤，按规则说话，绝不能有半点儿含糊。栏目组所有人都亢奋起来，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录制非常顺利，各项比赛刚录完，太阳就落下去了，天色渐暗，这是录篝火镜头的最佳光线。燃起篝火，村长用录音机放出“罕摆舞”舞曲。立时，所有达斡尔人都哼唱起来，不用动员，唱着唱着，大家就跳起了“罕摆舞”。为了录像的需要，跳得好的围在篝火内圈，其他村民在篝火外圈，层层叠叠辐射出去煞是好看。很快镜头量就够了，可他们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录像才跳舞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在为自己的快乐而跳舞。他们喝一会儿酒，跳一会儿舞，跳一会儿舞，再喝一会儿酒。栏目组的人被他们的激情点燃了，也开始跳了起来。
这时，有一位达族姑娘如痴如醉地唱了起来，她用的是达语，尽管我们听不懂歌词，但优美的旋律已然让我们陶醉了。我跟村长说，能把这首歌的歌词抄给我一份吗？村长说马上办。
拿到歌词，栏目组的同事就兴奋得跟着哼了起来：
映山红花满山坡
达斡尔姑娘爱唱歌
山歌一代传一代
嘹亮的歌声震山河
那依耶，那依耶
那依耶，那依耶
司机康师傅看我们在唱歌，就走过来问我录完了吗？我说完了。他说走吧，这些人没完没了，你陪不起。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堆雄雄燃烧着的篝火，戀恋不舍地上车离开了莫呼屯，离开了快乐的达斡尔族兄弟姐妹。
黑暗中，车灯像眼睛一样直视前方，很多飞虫向光亮扑过来，结果撞在车灯或挡风玻璃上粉身碎骨。
康师傅看着车灯铺亮的路面对我说，我就看不惯这些达斡尔人，你看他们今天这么高兴吧，没准儿明天就有好几家没米下锅的。这叫什么？这叫“要饭花子唱卡拉OK——穷欢乐”。这帮达斡尔呀，就是不知道愁！
我问康师傅，你明白什么是不知道愁吗？
康师傅说，不会过日子呗！
不对！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不知道愁就是快乐呀！在我们的国家，大部分人是属于知道愁的，也就是说今天有了愁明天，今年有了愁明年，这辈子有了愁下辈子。这样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快乐。我觉得达斡尔族才是真正会生活的民族啊，而且他们懂得什么是快乐！
正说着，前面出现了一个丁字路口，康师傅猛地一打方向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然是灯火辉煌的县城了。
远去的伊甸园
2004年，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银行恢复建行十周年。借此机会，当地要做一台晚会，宣传一下恩施，就请我们栏目组去做一期节目。没出发之前，那里宣传部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当地老百姓特别喜欢满文军，问我能不能请他来？我说试试吧！
我拨通了歌手满文军的电话。
满文军在电话里说，算了吧老兄，恩施我去过，在武汉换小飞机，然后在大山里钻来钻去，那儿的山又高，雾又大，小飞机擦着山尖飞，太危险了，这次我就不去了，以后有好地方再说吧！
还真跟满文军说的一样，我们先飞到武汉，然后换乘小飞机，穿越莽莽大山的凶险不说，还遇到了强气流，小飞机抖得跟触电了似的，时不时还忽上忽下地折腾一阵，把很多乘客胃里的东西都给倒腾了出来。
别管怎么折腾，小飞机还是安全地在恩施着陆了。
谁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窥视到自己的胆怯，都低着头整理随身物品，然后默默地往外走。我好奇地想知道别人的感受，就偷偷地看其他乘客和栏目组的人，只这么一看，我就放心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害怕，所有乘客的小脸儿都吓得煞白。这时，小严突然挺着胸脯很大声地说，真棒，跟游乐园的过山车一样！沉默的大家齐刷刷地把头转向小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小严的屁股后面有一小片湿，于是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笑得很友善。
小严是栏目组的外联人员。
为了好听，外联人员对外的官称叫制片。制片的工作就是为栏目组拉广告、找赞助。制片在栏目组处在最底层，哪个导演组使唤他们都得屁颠屁颠地跑前跑后，还得赔着笑脸。这次来恩施是小严硬要（绝不是应邀）来做剧务的。他跟我说，这期节目你就带我去吧，我是恩施人，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在恩施，到了那儿，好多事办起来方便。我一想也是，有个熟悉当地的人在组里也好，就带他来了。
节目改版快一年了，制片人提出，在改版一周年之际，要制作一期特别节目，要求有三点：第一要有回顾;第二要体现人文关怀;第三要报答关注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
根据制片人提出的三条要求，我们召开了一次策划会，策划会最后敲定，节目形态为外拍小片 现场访谈。
外拍片分三路，一路去浙江的临海，那里是栏目组改版后第一期节目的拍摄地。一路去河南的一个贫困村，从资料上看，那里缺水，村长为了能让村民喝上水，累死在打井现场，村长死了，留下了依然贫困的老婆、儿子，栏目组要送给他们家一台小四轮拖拉机，体现人文关怀。最后一路去东北，找一位关心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也送给他一台小四轮拖拉机，表示我们栏目组对热心观众的报答。
我是东北人。东北组由我来负责。
在众多的观众来信中，我渴望发现一封来自东北而且还能够打动我的信。可是读了一上午，也没有哪封信能够让我感动，但还是有点收获，在读信过程中，我发现十几封同样笔迹、同样信封、同样地址的信。我把这十几封信全部打开读了一遍，感觉就应该是他了。尽管此人在信中啰哩啰嗦，可他不仅在每封信中都能复述出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内容，还在信中给我们提了不少不着边际的意见。
信上的地址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双龙村。
这是2001年的12月。东北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冬季。
火车在铺满白雪的龙江站停稳后，卸下一批人，再装上一批人，继续北上。摄制组踩着白雪随着被卸下的那批人涌向出站口。
东北就是东北，雪好大，远山被染白了，近树被染白了，屋顶被染白了，连人呼出的气息也在瞬间被染成了白色。
文清是在南方长大的小姑娘，她只在电影和电视里见过白茫茫的世界，突然身临其境有点兴奋，时不时抓起一把雪投向什么地方，模仿着寒冷地区儿童们打雪仗的情景。
文清刚刚毕业，是新来到栏目组的，她特别喜欢扛机器。在电视圈里工作的女孩子喜欢摄像的不多。
刚走出车站，文清就随着她抛向编导的那个雪团摔了个大屁股墩儿，然而，她刚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摔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她才看清，路上的积雪已经被碾压成滑溜溜的冰面了，让所有走在它上面的人都心惊胆战。我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去，说一声到龙江宾馆，出租车的屁股后面就冒出了一股淡淡的白色烟雾。
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张部长匆匆赶到龙江宾馆，埋怨我们没事先来个通知。我解释说，不先给你们通知，就是怕当事人提前知道了要送他小四轮拖拉机的事，那样我们就拍不到他意外惊喜的效果了。
在龙江县委宣传部的协助下，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人。同时，我们又在龙江县的农机公司买了一台最贵的电打火的小四轮拖拉机。
宣传部的张伟志部长说，用不用先通知乡政府一声，让乡里准备准备？
我说，让乡政府的同志在那个村子里找一家光线好、屋子大的人家，再找十幾个能说会道的老乡来参加座谈会，但千万别说送拖拉机的事。另外，再从县文化馆带几个人一块儿去！
文清问我，找文化馆的人去干吗？现场要演节目吗？
我告诉她，我是怕村里的乡亲们怯场，不敢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这片子怎么拍？有文化馆的人穿上农民的衣服，埋在老乡当中，他们既不怯场，又能说会道，万无一失啊！
嘻嘻嘻——怪不得人都说电视是造假的艺术呢！文清笑得很妩媚。
我对文清说，到了那儿，最关键的镜头是要抓住那位热心观众看到送给他的那台拖拉机时的瞬间表情变化，那是惊喜，知道吗？文清点了点头。
龙江县地处大兴安岭余脉，西部为低山区，中部为丘陵，东部为嫩江大平原。县城在中部。
早上，被白雪覆盖着的连绵丘陵，在刚刚露头儿的太阳的照射下显得非常有层次。我们的车子在不断地重复着爬上、滑下，在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交替中，迎着金灿灿的太阳向双龙村进发。
按照我的安排，一小时后，小四轮拖拉机再出发。我策划好了，当我们在老百姓家组织乡亲们拍摄座谈会现场时，小四轮拖拉机就悄悄进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停在房后，这叫打时间差。然后，用大红布遮挡起来（不能从外形上看出是拖拉机），再准备几挂鞭炮，就等着掀开红布时把那位热心观众的惊喜瞬间摄入镜头了！
房间果然很大，火炕烧得也很热，玻璃窗上冻结的冰霜开始融化，明媚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明亮得有点像演播室了。
摄像机定好了机位。大火炕上坐满了人。那位即将得到小四轮拖拉机的热心观众和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坐在炕上（当然他还不知道我们要送他拖拉机的事）。文化馆的几位同志也穿上了农民的衣服，混在老乡们中间还真是真假难辨。文清站在摄像机旁向我伸出大拇指，我得意地笑笑。
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老乡们对我们的节目谈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只是说看过，挺有意思的。那位热心观众属于腼腆型的，一说话脸就红，在我的启发下才勉强说了几句。多亏了我的事先安排，文化馆的同志滔滔不绝，不然真的就冷场了。
话题越说越远，文化馆的几个同志大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了，我不得不把话题往回拉，从书包里掏出那十几封信。那位热心观众看到了自己寄出的信，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上去了，结结巴巴地说，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那是我没事儿瞎写的——
我说，您的信写得非常好，这是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在我们的节目改版一周年之际，为了答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栏目组决定送您一件礼物，你猜猜这件礼物应该是什么？
这时，整个房间里突然鸦雀无声，送一件礼物给热心观众是村民们谁也没想到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呀！如果这位热心观众得知我们将要送给他的是一台拖拉机时，我们肯定会抓拍到他狂喜的镜头。
那位热心农民观众听了我的话后很平静，想都不想地就说，是关于农民致富方面的书吧！我说，你往大了猜猜。他犹豫了一下，说，是农业知识方面的光盘？我说，你再往大了猜！他的妻子抢先说，是摩托车！我说，我们栏目组到底要送给这位热心观众什么呢？请大家跟我来。这时我给文清使了个眼色，文清迅速从架上卸下摄像机，拎着它抢先从后门跑了出去。 当我们从后门出来，文清已经开机，她将镜头对准了那位热心观众。这时，鞭炮齐鸣，红布拉开，一台红色小四轮拖拉机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走上前去，把拖拉机的钥匙和买拖拉机的手续交到那拉热心观众手上。孰料，那位热心观众和在场的所有村民都很平静，像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让我非常意外。
文清跑过来对我说，他根本就没表现出我们想要拍的惊喜表情啊，要不要让他重来一次？我说，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没出现惊喜，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再重来还能有戏吗？文清问，那怎么办？我问那位热心观众，你会开小四轮吗？他说会。我说，你让你妻子坐你旁边，开一圈，表情喜庆点。他坐到拖拉机上，打着火，叫他妻子上来。他妻子说，别逗了，扯这个干啥呀？宣传部的张部长说，你咋这样呢？送你家一台拖拉机你们还不领情是咋地？他老婆说，逗谁呢？这不是拍电视吗？乡长说，让你上你就上，别说那些用不着的。
小四轮拖拉机在村里的雪路上转了一圈，村里的孩子们起哄般地跟着跑，在村里那些孩子们的起哄中，文清拍到了热心观众夫妻的笑脸。
我们将离开双龙村了，那位热心观众向我们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来感谢我们的，没想到他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拖拉机你们什么时候开回去？我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
张部长有点不高兴地说，拖拉机是送你的，咋还能开回去呢？简直是莫名其妙。开车！
车子驶离了双龙村，我们来时的喜悦荡然无存。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部长觉得很没面子，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劝下去好多杯酒，也讲了很多笑话，大家的心情果然好了些。正当大家的心情渐进佳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你是导演吗？我说，对！你是哪位？电话里说，我跟你说，你们再不把拖拉机开走就得放水了，不放水缸子冻裂了我可不管！
我的脸好像被谁扇了一记耳光一样在发热，心脏也在抽搐，我几近哭腔地对着电话说，兄弟，我用人格担保，那台拖拉机确实是我们栏目组送给你的，不信你看看我给你的那些手续，发票在里面呢！
摄制组连夜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我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皓月当空，月光下的积雪反射着白亮亮的光，远处的村庄被大雪压迫着。文清见我向外看，也把脸贴到车窗上，当她看到天地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之后，惊讶地说，这么大的雪呀！他们一定很冷吧？我说，是啊，他们一定很冷。
黄昏中的台骀庙
人类的凶残其实比食肉动物更甚。
食肉动物在捕食猎物的时候，永远都是一击毙命，短则几十秒，多则十几分钟，被捕食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因此痛苦很小。人类则不一样，除去自然灾害之外，他们是先让你知道死亡，而且让你始终保持清醒，然后让你在漫长的恐惧中等待，让你自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地走向死亡。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县境內的一处车马坑中马的骨骸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车马坑里那些各种姿势的马的骨骸中能够看出马被活埋时的惊恐，尽管它们被套索牢牢地拴在沉重的战车上，可它们还是在恐惧中做出了挣扎和反抗。
这是西周中期陪葬某位帝王的一处车马坑。
摄像扛着机器从坑底下爬上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他说，真残忍。车马坑的管理人员说，这还叫残忍？有的皇帝死后还要用活人陪葬呢！管理人员很健谈，他接着说，古代人和现代的部分人一直认为，人的死亡只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是从阳间向阴间过渡的一个过程。因此，人在阴间生活也是有需求的，有需求自然就要给予，给予的方法就是随葬。普通百姓死了，亲朋好友们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东西和平日里喜欢的东西一同埋葬就可以了。而皇亲国戚不行，他们活着的时候享受荣华富贵，死后依然得花天酒地作威作福，为此，就要大数量的随葬。金银财宝是供死者任意挥霍的，随葬的车马是供死者出行的，随葬的武士是继续执行保卫任务的，随葬的佣人和宫女是让死者在阴间继续呼奴使婢的——
摄像不礼貌地打断了管理人员的话，你说的这些事谁都知道，我是想说，每个帝王打江山的时候都说是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这才得到百姓支持和拥戴的，可得到了天下之后呢？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从这些陪葬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活着的时候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死后还得让活人活马随葬是不是太残忍了？打天下，必须坐天下的观念本来就值得商榷，就算是打天下者坐了天下，也要看他坐了天下之后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会不会跟先前的帝王一样，继续奴役百姓！
这个话题让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看看表，下午三点，再拍一处时间肯定不够，回宾馆又有点早。侯马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先生说，我们县西台神村有一座庙，是春秋时期晋平公年间建的，叫台骀庙，离这儿不远，要不——
临汾市委宣传部的樊清平部长说，台骀庙历史悠久，的确值得一拍。
两辆越野车转头向西，在2002年的寒冬里，沿着汾河水弃掉的旧河道迤逦前行，扬起的沙尘把身后的景物弄得模糊起来，令人感觉很虚幻。坐在车内，透过玻璃窗，看着两侧依稀可辨的河岸，可以想象出当年汾河的汹涌。
远处，旧河道岸边出现了一个用青砖砌筑的高台，高台之上是一座城堡式建筑。樊部长说，台骀庙到了。车子就停在了高台下面。
大家下车，依次沿着人工砌筑好的台阶向上攀。当我们登上十几米高的旧河岸，眼前出现了一块很大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北侧，就是台骀庙，与台骀庙相对的南侧就是西台神村了。
台骀庙坐北朝南，两扇沉重的破旧木门紧紧地闭着，一个生满红锈的大铁锁把我们拒之门外。城堡式的围墙阻断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对里边充满了好奇。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稍等，我去村里找人。我指了一下太阳说，要抓紧时间，如果再晚光就不行了。
太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明显感觉到再等下去色温就不够了。当我们等了足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时，村口才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宣传部的同志，另一位肯定是村里的负责人了。走近了，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台骀庙的管理员。 管理员很拘谨，脸上挂出的笑容有点牵强，但可以看出，他是经过精心打扮后才出来的。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蓝色帽子，上身穿一件四个兜的蓝色制服，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脚上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左侧的上衣兜里插着一支旧式钢笔，衣、帽、裤都有明显的褶皱，一看就知道是刚刚从箱子里翻出来穿上的。他站在庙门口并不急于开门，而是侃侃而谈。他说，这座庙，原来是骀家的宗祠，是被后人改成庙的。为什么要把宗祠改成庙呢？这得从古代说起。当年的汾河经常泛滥，两岸百姓苦不堪言，骀家的祖先曾发誓治理水患，为百姓造福。这我得跟电视台的领导说明一下，骀家当年治水，早于大禹治水500年。骀家的祖先说到做到，带领骀家子孙和沿河百姓沿着汾河开始治水，治理好一段，他们就把治好的一段让给别人居住，再去另一个地方治水。我们这个村当年就是骀家住过的地方，这座庙就是骀家当年的宗祠。我们的祖先为了感谢骀家，也为了永远记住骀家的恩德，就把骀家宗祠改成了台骀庙，让骀家的列祖列宗永远享受我们的香火。
管理员说到这儿，很庄重地从腰间拉出一根红绳儿来，绳儿的一头系在腰带上，另一头拴着一把钥匙。他握着那把钥匙走到庙门前，由于红绳儿有点短，他踮起右脚歪着身子才打开了那把大铁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破败。这里到处是荒草，遍地是瓦砾，殿堂左、右、后三面有墙，正房没门，没窗，也没墙。殿堂内既没有雕像，也没有牌位。院内的东、西两侧有房，但门窗也都是残破不全。我问，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没有了？管理员说，“文革”的时候让红卫兵给砸了，现在想重修还没搞到钱。
我站在那有些茫然。摄像拎着摄像机也在那儿发怔。现在不单单是色温的问题了，而是空空荡荡的一个院子拍什么呢？
这时我发现了一块与这座破庙极不相称的比较新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挂在殿堂的正上方，上面书写着四个字——“能三不能”。这让我很是困惑。不仅这四个字的含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个牌匾是比较新的，与这些破败的建筑有些不相称。我问管理员，这“能三不能”是什么意思？
管理员先是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鼻子，又正了正插在兜里的钢笔，然后抬起头来说，这是骀家的祖训，意思是你能开山通河不能？你能秉公办事不能？你能造福于民不能？如果这三样你不能，就不要做头人。现在叫做官。
摄像问，这块匾怎么还有点新？
管理员说，旧了我们就重新刷漆，坏了我们就重新修补，用这块匾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问管理员，村里有骀家的后代吗？管理员说，没有。我问，骀家的后代现在在哪里？管理员说，不知道。骀家是治理一段河道就交给别的家族居住，他们再到有水患的地方去治水，最后骀家落脚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去查找过。
再次抬起头看那块匾时，我突然觉得这块匾光芒四射，我虔诚地跪在那块匾下面，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管理员说，拍吧！快拍吧！不然一会儿天就黑了！
这时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光早以暗下来，色温已经不够了，但我没有勇气让管理员失望，就冲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师心领神会，装模作样地认真“拍”了起来。
天上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西边落日的地方还残存着红红的光亮，我们与台骀的庙向背而去。当我再次回头看那座空庙时，夕阳的光亮正在城堡建筑的背后映衬着台骀庙显得无比高大。从此，我心中有了一座伟大的神庙——台骀庙。
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你没疯吧？
广全点着一支烟，吐出一串烟圈儿，然后半个屁股搭在桌角上说，你就是再怎样，也不该抄袭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那可是世界名著啊！
广全特别爱抬杠，看到我在电脑上敲下的这个题目，就开始没鼻子没脸地打击我。
我的抗击打能力绝不比霍利菲尔德差。我说，我没疯，这篇《愤怒的葡萄》跟美国的那篇《愤怒的葡萄》没关系，约翰·斯坦贝克的葡萄是在读者心里生长的葡萄，而我要写的葡萄是实实在在生长在北宁市大地上的葡萄。
北宁市？北宁市在哪儿？
平时，广全总以自己通晓地理自居，我说出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却让他感觉很陌生。
不知道了吧！要说北宁，在你掌握的地理知识中是没有这座城市的，因为这是后改的名称，可我要是一说北镇——
北镇啊！北镇谁不知道啊！广全马上就活跃起来，不就是有医巫闾山、北镇庙、辽代双塔、沟帮子熏鸡，还有北镇鸭梨，归辽宁锦州管的那个北镇吗？
我说对呀！
广全问，啥时候改叫北宁了？
你既然知道北镇，那我可得考考你了。针对广全刚才对我的打击，我必须得来个防守反击，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你知道那地方为什么叫北镇吗？
我提出的问题真的把广全给镇住了，他愣怔了一会儿，无奈地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还是呀！我得意洋洋，不知道就别跟我抬杠，规规矩矩地听我说。
好好好，听你说，听你说。
要说这事儿可早了——我有点显摆自己有学问的意思了，隋朝的时候，朝廷从战略上考虑在幽州设立五镇，因为此处地势险要，又是幽州的最北端，所以叫北镇。
北镇这名不是挺好吗，怎么又改叫北宁了呢？广全问。
这是1995年的事儿了。我说，这一年，国务院下了一个文件，决定北镇撤县，建县级市。北镇的上层官员们一听，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县级市也是市啊！听上去好听多了，到外面出差、开会，一介绍，这是市长，多体面，跟县长能一样吗？为此，机关里就有那么几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有了新想法，提議说，叫北镇市是不是有点儿小啊？南方有南宁市，西部有西宁市，北方再出现个北宁市，一准儿能叫响。于是，北宁市诞生了。
你别臭显摆，这与葡萄没关系，你说说你这葡萄是咋愤怒的？
我说，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们栏目组去北宁拍一期节目，接待我们的是市委宣传部的张副部长。张副部长很胖，长得也很厚道，用东北现在最流行的话说——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儿。 别扯那些用不着的，说葡萄。
别急呀，我这就说到葡萄了——
我们刚到北宁，张副部长就介绍说，我们市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给农民找出一条致富路，市委、市政府请来了有关专家，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最后认定，种植葡萄是北宁的优势。从地理位置看，这里跟烟台在同一纬度上，土质也跟烟台的一样，烟台能成为葡萄之乡，北宁就更有资格成为葡萄之乡了，因为烟台没有北宁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光说没用，咱们还是先去親眼见见。
大吉普车沿乡间公路行进。车外，长长的葡萄藤蔓在横平竖直的葡萄架上爬得漫山遍野都是，占据了北宁市的半壁江山。张副部长指着漫山遍野的葡萄说，这才是中国东北真正的葡萄之乡呢！这可不是我们自封的，是《中国特产报》命名的。
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除去路两旁茂密的葡萄园之外，我看见每隔一段就有一座白色的小房子，这么漂亮的白色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看葡萄园的窝棚吧，不像，因为那小房子没窗;说是灌溉用的泵房吧，也不对，因为小房子没有出水的管子。我问张副部长，这白色的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综艺节目，节目要求在最后根据小片的内容提出问题，让在现场录制节目的明星演员们回答。
张副部长说，这是保鲜库。
保鲜库？我问，在葡萄园里建保鲜库干什么？
张副部长解释说，当北宁的葡萄熟了的时候，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那时候的葡萄是卖不上好价钱的。我们这儿的农民，在收获的季节里不卖葡萄，而是把葡萄放进保鲜库里，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到那时，一块钱一斤的葡萄能卖到五块钱一斤。这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为农民们想出的好主意。
摄制组的同志们都很感动，北宁的农民真有福气！
吉普车穿过一个村庄，再往前就有点丘陵的意思了。漫山遍野的葡萄层层叠叠，特有层次感，我说停车，在这儿拍个大全景。
吉普车停下，编导和摄像扛着架子和摄像机下了车。他们向四周看了一圈，对我说，这也没有高机位啊！我也向四周看了一圈，的确没有适合架摄影机的地方。我说车调头回去，这离村子不远，到村子里看看谁家的房子高。
在村边上，我们找到一家高大的平顶房，正适合架机器。张副部长说，这家我认识，是村里张会计家，我来过，我们还攀过一家子呢！
张副部长进屋打了个招呼就跟出来一个女人。女人挺爽快，说，上房啊？房山头儿那有梯子。你们渴不渴，我给你们买汽水去。
张副部长赶紧说，不用了，嫂子，我们车上带着矿泉水呢！
编导和摄像抬过梯子，立好了，爬上房顶去拍大全景。我就跟张副部长在张会计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聊天。
这时候，来了很多村里的农民，他们气势汹汹地站在我对面问，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说是。
一位带头的农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跟着瞎吹啥呀？然后转头对一块儿来的农民们说，你们去把梯子给撤喽！
几个农民二话没说，冲上去就把上房的梯子给撤了。
编导和摄像听见房下有吵闹声，往下一探头，发现梯子没了，大喊，你们干什么呀？我们怎么下去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凑上去说，乡亲们，有什么事情好说，你得让我们的人下来呀！
不行！这事你们不能帮他们瞎吹，必须得如实报道，如果你们不能如实报道，我们就不让你们的人下来。
接着，农民们就你一句他一句，乱哄哄吵成了一锅粥。
张部长——张部长——我只好求助张副部长，可叫了好几声也没见张部长的影儿，就连司机也不见了。我问房上的编导，看见张部长了吗？
编导和摄像一脸无奈地坐在房顶上说，刚才还在呢！怎么没了？
没有了解围的人，也没有了退路，我不得不独自面对。
我说，你们派一个代表跟我说行吗？不能大家一块儿说，你一句他一句的我听谁的呀？
好，我说。那位带头的农民站到了我的面前，这些领导可把我们给坑苦了。头几年，乡里来人，非得让我们把地都毁了，把果树都砍了，全种葡萄，说这是市里的决定，要把北宁建成葡萄之乡。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种，因为我们不会种葡萄。乡领导说，没关系，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技术人员，免费指导。我们没办法，种吧，大家就都种了，也都学会种葡萄了。可葡萄丰收了，就是卖不出去，全烂了。我们就去找政府。市领导说，北宁的葡萄熟了，全国的葡萄也都熟了，这个季节就是不好卖，我们请教了专家，专家为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建议你们每家建一个保鲜库，在葡萄不值钱的收获季节把葡萄储藏起来，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拿出来卖，收入就能翻五番。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就都拿出钱来建保鲜库。有的人去银行贷款，有的是从个人手里借的高利贷，我们家家的保鲜库都建成了，葡萄也丰收了，就把葡萄都放到保鲜库里了。可是，到了元旦葡萄也没卖出去，到了春节还是卖不出去，去年的葡萄现在还在保鲜库里放着呢，光电钱我们都花不起了！他们还天天吹牛，什么葡萄之乡啊，狗屁！你们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吗？你们必须要给他们曝曝光。
我说，是这样，我们栏目是综艺节目，是到哪儿夸哪儿的那种节目，没有曝光这个功能，你们能不能找找上级的有关部门——
你要是这么说，房上的人就别下来了，你们也别走了。那个带头的农民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软的肯定是不行了，看农民兄弟的这种劲头儿，来硬的更不行。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赔着笑脸，像拉家常一般问那个带头的农民，老哥，你有儿子吗？
有啊！两个呢！
还没娶媳妇吧？
搁啥娶呀？种葡萄种出了一屁股债。
如果现在有人给你儿子介绍对象，你能说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了，我们家穷得穿不上裤子了，我们家因为种葡萄欠了一屁股债吗？ 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传来，县委、县政府为此事召开了一个会议，已做出决定，Z副县长必须服从导演安排，在录制现场与李琼对山歌。
吃晚饭的时候，在餐厅里碰到了Z副县长，当他看到我时，脸上立时绽开了惬意的笑，走过来，很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向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真高！
录制现场，万人攒动，Z副县长唱道：
叫声妹子你放心，
哥哥是个铁心人，
跟着贺龙干到底，
生死不忘妹子情。
李琼对唱：
叫声哥哥莫担心，
跟着贺龙去当兵，
队伍打了大胜仗，
快给妹子带个信。
撼动人心的山歌在录制现场上空回荡、在群山中回荡，是天籁之音吗？是革命的号角吗？全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我手握对讲机，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酸酸的，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压迫着我，我想哭——
真情不用导演
提到习水县，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习水大曲”。
在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里，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谁家要是能拿出一瓶“习水大曲”，那是相当牛的一件事情。时至今日，在四十岁以上年龄段的东北男人心目中，“习水大曲”依然是名酒。
从另一个层面感受习水县是2005年的8月底。习水县委宣传部的陈部长和县文联主席罗吉宇来到我们栏目组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县里搞“一节、一会”，也就是“贵州·习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70周年纪念大会暨绿洲红城经贸旅游文化节”，这其中，要搞一台晚会。
罗吉宇说，毛泽东的军事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只有一次是在赤水市境内，其余的三次全是在习水县境内完成的。可全国好多人都误认为“四渡赤水”发生在赤水市，而忽略了习水县，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纪念活动，通过这台晚会的播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习水才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地方。这也是宣传我们红色旅游资源的一个突破口！
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接我们的人早已举牌候在那儿了。我们坐上越野吉普车，穿过重庆繁华的街道，钻进了莽莽深山。
好像穿帮了是吧？不是去贵州吗？怎么到重庆了？制片主任给我机票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习水县归遵义市管辖，遵义市归贵州省管辖，我们到重庆去干什么？制片主任说，重庆机场离习水最近。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地理知识那么差，原来习水是在四川、重庆、贵州的交界处，从交通方面看，落在重庆机场才是最佳选择。
盘山路的路况不是很好，车子总是摇来晃去的，让人很不舒服，好在沿途的风光不错，除去山高林密之外，公路旁边总是跟着一线不胖不瘦的细水。水很清，水下的石子大部分是红色的，红色的石子在太阳的照射下，映衬得河水像血一样红。我突然记起有很多文士在描写战斗场面时，总是有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什么什么江水河水之类的描写。这河里的石子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吗？
到达习水已是夜半时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宾馆。
天色刚刚泛出灰白，激昂的音乐声就顺着窗子溜进来。我拉开窗帘，看到一群人聚在小广场上，随着音乐开始做起了各种各样古怪的动作，这对于喜欢睡懒觉的人肯定是一种折磨，可对我来说是无所谓，因为没有这种吵闹我也是个喜欢起早的人。
踏着晨曦，走在习水的街道上，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横幅、彩旗、标语、宣传画，把这座小山城打扮得如同待嫁的山姑。
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满脸汗水地每人背着一个很重的大竹筐迎面走来，我看她们小小的年纪背这么沉重的东西，忍不住问，背的是什么呀这么重？小姑娘说，是萝卜，卖的。我问，你们不上学吗？小姑娘说，妈妈在前面呢，我们把菜放到市场就可以回去了，上学来得及。我回头看见两个满脸沧桑的农村妇女正站在路边等着她们，我问，你们家离县城远吗？小姑娘说，有二十来里吧！我说，这么早就起来送菜，往返四十里，再回去上学，能学习好吗？小姑娘说，没办法呀，不送菜就没有学费。说完，小姑娘背着沉重的菜筐走了。我看着远去的小姑娘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正在房间里看这次活动的相关资料，陈部长和罗吉宇来了，陈部长的地方口音太重，他说的话有80%我听不懂，而罗吉宇的普通话讲得特别好，因此，陈部长的一些想法都是罗吉宇翻譯的。罗吉宇告诉我，为了迎接红军“四渡赤水”七十周年的到来，现在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各学校都在学唱革命歌曲，有《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社会主义好》《南泥湾》《长征》《十送红军》——届时，全县将有大合唱比赛。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当年的老红军，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请来了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博士。
罗吉宇还告诉我，县里有个业余文工团，文工团有好几个质量不错的舞蹈，可以跟明星们同台表演。我问他都是什么舞蹈？他说，有《四渡赤水河》《丹霞情思》《苗苗岭》《红军到干人笑》……我问他什么叫“干人”？罗吉宇说，“干人”是当地的方言，就是穷苦人的意思。他又说，我们县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演出的时候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陈部长接着说，反正我们要求总体上既要表现习水的红色历史，更要着重展示习水的现在，多请一些歌星，搞热闹点。
搞热闹点比较容易，歌星多得是，只要肯出钱就行。可表现历史就有难度了，总不能随意拿过与当地历史毫不相干的节目上台表演吧！比如说他们正在排练的大合唱《南泥湾》，那是延安的事，跟习水挨不着。
二位走了，我仔细地整合现有的资源，舞蹈、大合唱，还有一千套红军服装。我突然记起毛新宇会唱歌，我曾在北京台的某档节目中看到过对他的个人专访，好像提到毛新宇还出过一个专集——对了，还应该请上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我又查出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唱是著名歌唱家耿莲凤大姐。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我高兴得到街边的小馆子里喝了半斤烧酒。这半斤烧酒烧出了陈部长提出的历史与现代兼顾的晚会题目——《红色印象·相约习水》。 方案在我脑子里开始形成，用舞蹈《四渡赤水河》开场，做后期的时候，我可以从电影《四渡赤水》中剪一些炮火连天渡河的画面贴上去烘托气氛。然后主持人出场说开场白，引出耿莲凤的独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要求每唱到“嘿喽嘿”的时候，全场观众一定要一同唱，体现互动。接着就是舞蹈《红军到干人笑》，表现红军为广大穷苦人撑腰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这之后，再请出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出场，一段简短的现场采访过后，请他演唱毛主席诗词《长征》。然后主持人开始煽情，讲红军根据战略需要必须要撤走，这时全场大合唱《十送红军》，随着歌声响起，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周恩来的扮演者郭伟华各带领一路中国工农红军，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从舞台对面，曲线穿过现场观众席，向舞台方向行军。这时，一定要有众多“干人”扶老携幼相送，“干人”们有的送草鞋，有的送鸡蛋，有的送干粮，表现军民鱼水情，表现习水的穷苦百姓舍不得红军走，那场面一定感人——
我找来了罗吉宇。
给他看过方案之后，我对他说，我要做一个“现场大小品”，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山民来，在大合唱《十送红军》的时候让他们扮演成“干人”，因为他们的脸不用化妆。还有，你一定要让他们穿上当年的那种破服装，千万别穿上现代的衣服。罗吉宇说没问题，那些山里人很少出来，平时的生活中也是穿过去的衣服，跟他们要西装革履他们也没有。
舞台搭好了，扮演“干人”的山民们也来到了现场参加彩排。在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山民中，有两张熟悉的脸不停地向我微笑，这让我很困惑，我是第一次来习水，没有熟人啊！我也看着她们，猛然想起，这两个妇女是我来习水的第一个早上，看到的那两个背菜的小姑娘的妈妈。我走过去跟她们打招呼，可她们只是笑。罗吉宇告诉我，她们不会讲普通话。于是我也只好对她们笑笑。
彩排开始。县中学的学生们暂时穿起了红军服装，他们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扛着长枪、长矛，背着大刀，别着短枪，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缓缓行进，山民们的脸色，跟我想象的一样，不用化妆，特别是穿上破旧的衣服和草鞋，与歌声，与行进中的队伍浑然一体了，我的情感突然被拉向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可在这感人的场面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和谐的现象，山民们没有表现出与红军难舍难离的情感，他们给“红军”送干粮、鸡蛋或草鞋的时候，都面无表情，很麻木，甚至有的还在说笑。我叫过罗吉宇对他说，这些山民太不投入了，你能不能在你们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中调一些演员来参与这场表演？这样的重头戏我不能只用大全景吧？没有细节，没有特写镜头怎么行？罗吉宇说，舞蹈演员本来就不够，倒换不开呀。
我一想，也是，每隔两三首歌就是一个舞蹈，这中间还要换服装，的确倒不过来。可我觉得，如果百姓舍不得红军走的那种情感表现不出来，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就糟蹋了。于是，我叫过那些山民跟他们说戏。我把自己都说感动了，可那些人只是呆呆地在那儿听，像木头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正在山民们无奈我也无奈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宝马大吉普和三辆宝马轿车飞奔而来，车到舞台旁边，“嘎”的一声全部停下，四个西装革履、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男人从车门里钻出来，随后每一辆车里又钻出几个青春貌美的女子。中年男人们腆着肚子，吐着酒气，摇摇晃晃地被那些美女们搀扶着上了舞台，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不时地哈哈大笑，看过了，走下舞台，又钻回车里走了。山民们怔怔地看着他们，一声不吭。当他们的车子开走之后，山民们突然像炸了一样，愤怒地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嚷着什么，还不断地朝地上吐口水。我问罗吉宇那些人是谁？罗吉宇说，他们都是开煤矿的煤老板，有钱人！
在山民们这么愤怒的情况下，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有两天就要演出录制了，听天由命吧！
四万人的广场沸腾着，按照录制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达到了预期效果。马上就到“现场大小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蹿到了嗓子眼儿那狂跳了起来——
悬挂式音箱里传出了《十送红军》的歌声，接着，全场四万人跟着播出的音乐开始大合唱。当“毛泽东”、“周恩来”挥着手，各带一路“红军”从现场观众后面向前压过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些山民一边往“红军”兜里塞草鞋和鸡蛋，一边失声痛哭，有的拉住“红军战士”不肯放手，其中有几位老者跪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不肯起来，整个现场哭声一片，后来，竟有一位老者哭得昏了過去——
现场那些老红军、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政府官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我忘记了我的身份和职责，任热泪沿着脸颊流淌——
真情是不用导演的啊！我想。
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
去南街村的路上，牛车对我说，当年我跟郝海东在一个体校踢球，那时候我是主力，郝海东只能给我当替补。我问，你怎么没继续踢下去呢？牛车说，后来我不是上音乐学院学唱歌了嘛！制片主任开玩笑说，体校的同学都踢成足球明星了，牛车就改行学唱歌了;唱歌的同学都唱成歌星了，牛车又改行当剧务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逗得司机差点把车子开到麦田里去。
这是2003年的5月。
牛车本来就不是电视圈子里的人，刚到栏目组，什么都不会干，只好做剧务。做剧务的工资比较低，每月的基本工资六百块钱，每做一期节目再加三百块钱劳务费。他爱抽烟，还喜欢喝酒，生活费自然就有些紧张，每当接济不上的时候，就常常厚着脸皮蹭别人的饭局，这样的生活就没什么质量可言了。生活的窘迫使牛车经常发牢骚，他认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对于南街村，牛车一直都是很向往的，听说《小康之路》节目的录制现场设在南街村，就跟我嚷嚷一定要去。他说，南街村才是真正公平的地方啊！那儿的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幸福万年长啊！
走进南街村，一眼就能看见村中央青松翠柏簇拥着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像。雕像前面，两位身着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地捍卫着。后面是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庄严的一景，是南街村的标志。 在与邻村接壤的分界线上，南街村用大青砖垒起了一道城墙，城墙中段，建有一座巨大的城楼，远远看去像天安门一样雄伟。城墙的内、外景象，像黄海、渤海的海水交界处一样颜色分明。城外，是坑坑洼洼、嘈杂混乱、随意摆摊儿的自由市场;城内，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闲杂人等，一片开阔平坦的巨大广场。《小康之路》的录制舞台就将设在这里，高大的城楼将成为本期节目的主景。
牛车在这期节目中担任生活剧务，比较轻闲。有了空余时间，牛车就四处转悠，到处打听，晚饭时就喝着小酒开始讲南街村见闻。他说，南街村村民的衣、食、住、行全都不花钱：房子是分的，吃的、喝的凭券去领，家电、家具是配给制，穿的戴的全是发放的，煤气管道入户也不收费——
娶媳妇花钱吗？制片主任又开始跟牛车开玩笑。
牛车一瞪眼睛，当然不花钱！只要是南街村的人，无论谁结婚，妇联和共青团都给组织婚礼，一切费用村里承担。然后买票，送到车上，外出度蜜月。外出的行程都是村里给定好的，钱也付了，敞开了玩。等新人回来的时候，新房早就布置好了，进洞房，开火过日子了！
制片主任继续开玩笑，照你这么说生孩子也不用花钱喽！
牛车说，何止生孩子不用花钱，连上小学、上中学都不用花钱，考上大学还有奖励呢！
果真如此，一切都是供给制。我们拍过几个家庭，房间格局、家具的款式及颜色、家电的品牌和摆放位置几乎都是一样的。走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村民的穿着甚至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书店，清一色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除此之外就是中国记者和国外记者报道南街村现象的文章集成。
南街村的商店，几乎全是南街村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工艺品店里，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塑像和像章，有少部分是马、恩、列、斯的画像。街上的大喇叭里永远播放着革命歌曲。南街村所有的村民（职工）上班前都要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下班时也要再次唱响革命歌曲，再次背诵毛主席语录。
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很多老人悠闲地坐在一起，微笑着，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相互之间很少有话说。
在采访南街村的书记时，我得知村民（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十元。我说这是不是太少了？书记说，我们儿这不需要花钱，一切几乎都是供给制的。我说，要是村民想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呢？他们挣的钱是不是连车钱都不够呢？书记说，我们村每年都组织旅游，每个人每两年出去一次，祖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去过，全是公费的。
我又随便问了一句领导层的收入情况，书记说出了一个让我难以相信的数字——二百五。
天呐！听南街村的书记介绍，他们村每年就能给国家上缴利税三千多万，可南街村的当家人怎么每个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工资呢？！再说了，这个数字也不好听啊！
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你们为什么要定下这样一个数字呢？你不知道在民俗中，“二百五”这个数字有其他含意吗？书记笑了，说，我当然知道，我们南街村的领导就是傻子，你没看到那个标语吗？他指着远处的一栋楼房说。
我抬头看去，灰色楼房的侧面，朝大街的方向，用水泥醒目地雕上去了鲜红鲜红的一段文字：
傻子种瓜
种出傻瓜
唯有傻瓜
救得中华
牛车在加深了对南街村的了解之后，积极性变得异常高涨，做完本职工作，主动帮助现场导演指挥南街村的村民搭台，制作道具，运送桌椅。他自豪地说，人心齐，泰山移！南街村上下一呼百应，领导想干啥事肯定就能干成啥事。接着，牛车又感慨地对我说，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做节目像在这儿这么痛快过？在别处，干一丁点活儿都得讨价还价，干屁大个事儿也得讲讲价钱。还是南街村好吧？
录制现场异常火爆，台下的观众队都是南街村各个企业的职工（村民），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极强，让鼓掌就鼓掌，让欢呼就欢呼，节目录制得极其顺利。
节目录完了，晚宴上，牛车对我说，南街村真好，人人平等，从来不用为生活发愁，他们要是能要我，我就留下。
制片主任接下话茬儿说，你还没来呢，来了也会烦的。
牛车说，不可能！
制片主任说，生命的价值是个性的展示，南街村做不到这一点。
牛车说，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个性。
制片主任说，这不仅仅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你注意到街边的那些老人了吗？他们坐在一起为什么没话说？
牛车说，不知道。
制片主任说，生活的单调让他们无话可说，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电是一样的，连衣服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家跟我家、我家跟他家都是一样的。大家想的再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谈资？你觉得你自己能跟自己聊天吗？
牛车怒道，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需要的是精神，我需要的是物质，天下需要物质的人多了，你懂吗？
制片主任气恼地的说，你就是个干啥啥不行、吃嘛嘛不剩、天生没出息的主儿。说完，丢下筷子说声不吃了。走了。
牛车说，我还得吃呀，还得多吃，明天离开南街村还哪儿吃去呀！
那晚，牛车喝醉了，他顶着星星，站在南街村的中央，对着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唱道：“南街村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南街村的人民好喜歡儿——”
大家见牛车长时间不回，就出去拉他，可怎么拉，他也不回房间睡觉。后来我去了，我对牛车说，你抬头看看，现在是黑天，你唱错了，等天亮了再唱“明朗的天”就对了。牛车听了，说，对呀，天亮了再唱。然后就顺从地跟我回来，睡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没睡好。
快乐达斡尔
夏季的东北，让人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字——爽！
当你跨出山海关，特别是走进黑龙江，甭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骄阳似火，只要你找到个树荫，往树荫下一站，就跟走进了装有空调的房间里一样，刷的一下，就凉快了！ 两辆捷达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大门口。可能是看到了我们的捷达车，乡政府和村委会的一干人等出来迎接。
寒暄过后，村长问我，几点开始？我好安排人去通知。
现通知？我的心里突然感到有点凉。栏目组的其他同事也用担忧的目光看着我。
我故作镇静，大着声音问，“库木乐”节需要的东西准备了吗？
准备了，准备了，都在仓库里，一样也不差。村长说。
我看看表，才下午一点半。我说，你通知一下村民，咱们四点钟开始，现在光太强了，拍出来吡光，不好看。再说如果现在开始，等到晚上点篝火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到疲劳，没激情了。我转身对栏目组的同事们说，趁这个时间，你们配合村委会把现场布置一下。
草甸子上赛马的起点和终点都插上了彩旗，射箭的两个靶子也固定在了土崖子下边，江边沙滩上点篝火用的柴草和木柈子堆得跟小山似的，炖肉、炖鱼、炖柳蒿芽的锅台上也坐上了大铁锅，就等待一声令下开始了。
时间逼近四点。村里没有一点动静。大家默默地等待着，谁也不说话。我不时地站起来向村口看几眼，那里鸦雀无声。这时，我的心里开始打鼓，对自己的判断开始动摇，心里也有点没底了，康师傅说得不无道理呀！粮食绝收了，谁还能有这个心情呢？
我悄悄地凑近司机旁边悄声地问，如果村民们不来，给他们钱他们会来吗？康师傅说，当然能来了！给钱谁不来呀？正说着，让所有人惊讶的场面出现了，莫呼屯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节日的盛装，跟过年一样，走出村子，欢天喜地涌向了嫩江边的大草甸子。事先搭好的几口大锅里分别炖上了猪肉、羊肉、鲶鱼和柳蒿芽;大桶大桶的白酒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参加赛马、摔跤、射箭、打“掏力棒”各项比赛的人都跟赢房子赢地似的，争得面红耳赤，按规则说话，绝不能有半点儿含糊。栏目组所有人都亢奋起来，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录制非常顺利，各项比赛刚录完，太阳就落下去了，天色渐暗，这是录篝火镜头的最佳光线。燃起篝火，村长用录音机放出“罕摆舞”舞曲。立时，所有达斡尔人都哼唱起来，不用动员，唱着唱着，大家就跳起了“罕摆舞”。为了录像的需要，跳得好的围在篝火内圈，其他村民在篝火外圈，层层叠叠辐射出去煞是好看。很快镜头量就够了，可他们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录像才跳舞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在为自己的快乐而跳舞。他们喝一会儿酒，跳一会儿舞，跳一会儿舞，再喝一会儿酒。栏目组的人被他们的激情点燃了，也开始跳了起来。
这时，有一位达族姑娘如痴如醉地唱了起来，她用的是达语，尽管我们听不懂歌词，但优美的旋律已然让我们陶醉了。我跟村长说，能把这首歌的歌词抄给我一份吗？村长说马上办。
拿到歌词，栏目组的同事就兴奋得跟着哼了起来：
映山红花满山坡
达斡尔姑娘爱唱歌
山歌一代传一代
嘹亮的歌声震山河
那依耶，那依耶
那依耶，那依耶
司机康师傅看我们在唱歌，就走过来问我录完了吗？我说完了。他说走吧，这些人没完没了，你陪不起。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堆雄雄燃烧着的篝火，戀恋不舍地上车离开了莫呼屯，离开了快乐的达斡尔族兄弟姐妹。
黑暗中，车灯像眼睛一样直视前方，很多飞虫向光亮扑过来，结果撞在车灯或挡风玻璃上粉身碎骨。
康师傅看着车灯铺亮的路面对我说，我就看不惯这些达斡尔人，你看他们今天这么高兴吧，没准儿明天就有好几家没米下锅的。这叫什么？这叫“要饭花子唱卡拉OK——穷欢乐”。这帮达斡尔呀，就是不知道愁！
我问康师傅，你明白什么是不知道愁吗？
康师傅说，不会过日子呗！
不对！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不知道愁就是快乐呀！在我们的国家，大部分人是属于知道愁的，也就是说今天有了愁明天，今年有了愁明年，这辈子有了愁下辈子。这样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快乐。我觉得达斡尔族才是真正会生活的民族啊，而且他们懂得什么是快乐！
正说着，前面出现了一个丁字路口，康师傅猛地一打方向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然是灯火辉煌的县城了。
远去的伊甸园
2004年，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银行恢复建行十周年。借此机会，当地要做一台晚会，宣传一下恩施，就请我们栏目组去做一期节目。没出发之前，那里宣传部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当地老百姓特别喜欢满文军，问我能不能请他来？我说试试吧！
我拨通了歌手满文军的电话。
满文军在电话里说，算了吧老兄，恩施我去过，在武汉换小飞机，然后在大山里钻来钻去，那儿的山又高，雾又大，小飞机擦着山尖飞，太危险了，这次我就不去了，以后有好地方再说吧！
还真跟满文军说的一样，我们先飞到武汉，然后换乘小飞机，穿越莽莽大山的凶险不说，还遇到了强气流，小飞机抖得跟触电了似的，时不时还忽上忽下地折腾一阵，把很多乘客胃里的东西都给倒腾了出来。
别管怎么折腾，小飞机还是安全地在恩施着陆了。
谁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窥视到自己的胆怯，都低着头整理随身物品，然后默默地往外走。我好奇地想知道别人的感受，就偷偷地看其他乘客和栏目组的人，只这么一看，我就放心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害怕，所有乘客的小脸儿都吓得煞白。这时，小严突然挺着胸脯很大声地说，真棒，跟游乐园的过山车一样！沉默的大家齐刷刷地把头转向小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小严的屁股后面有一小片湿，于是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笑得很友善。
小严是栏目组的外联人员。
为了好听，外联人员对外的官称叫制片。制片的工作就是为栏目组拉广告、找赞助。制片在栏目组处在最底层，哪个导演组使唤他们都得屁颠屁颠地跑前跑后，还得赔着笑脸。这次来恩施是小严硬要（绝不是应邀）来做剧务的。他跟我说，这期节目你就带我去吧，我是恩施人，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在恩施，到了那儿，好多事办起来方便。我一想也是，有个熟悉当地的人在组里也好，就带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