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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流行配乐、时尚舞美融入传统京剧，是个“温和改革”的理想主义者
王珮瑜
1978年生于苏州，上海京剧院著名京剧余派女老生，被誉为“小孟小冬”。2010年创立个人京剧工作室“瑜音社”。
《清音会》演出现场，戏台边侧有一桌一椅。乐师、演员安靜地登台，没有锣鼓钟钹渲染，也不见常规的追光。王珮瑜一袭长衫、素面朝天站在中央。
这个戏台上，她已经游刃有余地唱了26年。王珮瑜被戏迷尊称为“瑜老板”，少年成名，专攻老生，年轻时爱唱老戏，戴上胡子，勒上头，就是《文昭关》里的伍子胥、《洪洋洞》里的杨延昭；而今年岁渐长，她又乐此不疲搞创新，在传统唱段中融入流行配乐、时尚舞美。“古老艺术最时尚的演绎者。” 王珮瑜为穿着戏服的自己如此定义。
戏台下再见“瑜老板”，她以一身随性装束示人，鸭舌帽压得老低。春日上海的午后，气温骤升，还未坐定，她便火急火燎拿起桌上的茶壶，倒满了拳头大小的功夫茶杯，一口见底。待调整好后，采访开始，她立马严肃起来，不时皱着眉，表情近于深沉。
对脱下戏服的自己，王珮瑜也有个有趣的评价：有着老灵魂的巨婴，“我心里住着个老爷爷，不由自主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都偏老范儿，却又是个性情急躁的人。”
喜欢瑜老板，再喜欢上京剧
接受采访这天，王珮瑜是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赶回来的。赖声川的话剧历来以“洞察人性、悲欣交集”见长，王珮瑜却想着，要让这样的先锋话剧与传统老戏结合起来。
7年前，王珮瑜与她的京剧就被印上了“跨界”的标签。这样的“融合”收效显著。原本京剧的基础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她的《清音会》、京剧配乐赏析活动《乱弹·三月》，却收割了大量的“90后”拥戴者。“清音会”的概念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是当时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的独特演出方式。如果用现代概念来划分，它更像是一个小型演唱会，与大剧场戏曲演出的区别是：清唱、不扮戏、不着戏服、依现场情况定制戏码。王珮瑜和她的团队将这种绝迹于舞台的“清音桌”，以当代的审美呈现为“清音会”，既有传统戏剧内容，又有现代舞台艺术。
而在《瑜乐京剧课》中，她又以热播剧做类比，来讲京剧知识，比如把婉约的南方戏比作日韩剧，把京戏比作豪迈奔放的美剧；说到梅兰芳和搭档齐如山时，先讲《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和靖王。王珮瑜对此颇自豪：“我们每年十来场活动，台下一水儿年轻面孔。”
2017年新年伊始，王珮瑜开始“试水”娱乐节目。最初，网络综艺《奇葩大会》节目组向王珮瑜发出邀请，团队一琢磨，觉得这能给他们的京剧活动做推广，就应了下来。1月27日，王珮瑜梳着油光大背儿头，着一身黑底长袍，在传统老戏《断密涧》的背景音乐中登上了《奇葩大会》的舞台。她一开嗓，四位导师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在这档受众主要为“90后”的节目中，她展示了“余派”的三级韵唱法，示范了京剧中的“惊提”“怒沉”“喜展眉”，还和蔡康永唱了一句《武家坡》中的“八月十五月光明”。3月，王珮瑜又出现在热门央视综艺《朗读者》中，以“余派”唱腔，朗诵了苏轼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王珮瑜的微博关注人数从6万涨到了13万。尤其明显的是，年轻粉丝多了。“以前老戏迷见我，只轻轻道一句：‘你好，瑜老板’；现在我的评论私信里，年轻小孩儿张嘴就是：‘要当瑜老板的女朋友。’”王珮瑜说起来，自己也是又惊讶又好笑。
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负责人吕菁，就是瑜老板的粉丝。两人同为上海京剧院团员，在2010年的一次巡演中相识，成为好友。“我之前也觉得只有老人家才喜歡京剧。我是学二胡的，常给京剧配乐，听过不少，但就是喜欢不起来。那一次听她的戏，觉得不一样了，声音特别干净、扮相俊俏，下了戏台，举手投足间透着帅气。”吕菁觉得，迎合年轻观众的不仅仅是京剧的“跨界”新形式，王珮瑜的中性穿衣风格与说话方式，也正好符合他们对偶像的需求。
但对这样的“跨界”，不管是在京剧界内部，还是剧迷当中，评价始终有褒有贬，“所谓的推广，受众是真喜欢京剧，还是只喜欢王珮瑜而已？”“再这样下去，传统京剧要被玩坏了啊！”质疑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因为喜欢她，多听了两场戏，多学了京剧知识，这不是什么坏事吧。”吕菁说道，“王珮瑜有句话：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我们做的，就是在后者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打开一扇窗户。”
瑜音社品牌公关总监王云扬，也为团队的京剧活动正名。“民国的‘角儿们’都炒绯闻，市场化操作是京剧得以留传的重要原因。现在年轻人对京剧有了一层隔膜。京剧适当回归市场，是理性需求。”
两年前，王珮瑜还很平和地说，唱京剧的人切忌太红，要与观众名利场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这两个月，瑜音社的火爆程度远超意料，她才想明白：“我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而是为整个京剧行业发一些声音，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且，做传播必须让自己保持一定的曝光率，不然谁听你说，谁听你唱呢？”
大师已去，还有毛猴儿
在专业领域，王珮瑜一向自视天赋甚高。比如她认为自己只能做推广，当不了老师。“学生唱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因为我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了。”
更让同行艳羡的，是她一路走来，总有泰斗名师铺路。
王珮瑜生于苏州，幼时学评弹，11岁时被票友舅舅领进京剧大门，开蒙唱老旦。才几个月工夫，她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珮瑜认识了资深“余派”学者范石人。范老觉得她更适合唱老生，还送给她余叔岩（“余派”创始人）仅存的“十八张半磁带”。王珮瑜便决定改学老生，每晚都听着磁带里观众的叫好声入眠。14岁时，王珮瑜考入上海戏曲学校。在戏校，恩师王思及手把手地“喂”着她，一点一点地教。
1993年，15岁的王珮瑜第一次见到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那一年，演员程之为纪念父亲、京剧名票程君谋，请来梅葆玖、梅葆玥、尚长荣等京剧名家同台演出。但临演前，梅葆玥突然病了。慌乱之时，程之想到了王珮瑜，他曾在一次票友聚会上见过她。“上海戏校有个小姑娘，唱《文昭关》蛮灵的。”程之当即邀请王珮瑜来给梅葆玥顶场，唱开锣戏《文昭关》。 王珮瑜回忆演出前的“接风宴”。梅葆玖先生一见她，就盯着直看，说道：“这个小孩长得好看，像孟小冬，是个唱老生的料。”第二天演出结束，王珮瑜一下台，梅葆玖一把抱住她：“你怎么唱得这么好？”回到北京，梅葆玖见到同行就兴奋地说：“我发现一好苗子，上海戏校的王珮瑜，老生唱得真好。”后来王珮瑜再去北京，梨园的老先生们见她就对上了号，“这就是玖爷说的那孩子”。
3年后，王珮瑜到北京參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唱《文昭关》。这一次，谭元寿先生亲自为她献花。谭元寿是“谭派”创始人谭鑫培曾孙。1947年，他曾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50年后，古稀之年的谭元寿听王珮瑜再唱“余派”老生，激动不已，“这不活脱脱就是孟小冬吗？”
王珮瑜很清楚，“梅先生、谭先生都说我像孟小冬，这比得什么奖都有用。我是个幸运的孩子。”
2001年，早已成“角儿”的王珮瑜从上海戏校毕业，进入上海京剧院。两年后，25岁的王珮瑜就当上了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离开戏校时，老校长王梦云送我，说：‘王珮瑜我告诉你，进剧团必须当领衔主演。’这和我妈小时候说的一样，‘你只能好，不能不好’。我也想过，凭什么啊？但长大后就发现，他们的要求是对的，普通资质的孩子没人要求他，但我有能力被要求。”
多年后，梅葆玖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接受采访时，还评价她说：“老生唱得那么规范准确，还受过名师教导的，第一人还是王珮瑜。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她会有更高的造诣。”
王珮瑜却说：“梅兰芳、余叔岩，大师都已经离去。这个时代不会有大师了，但造就了我这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毛猴儿孙悟空。”
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
王珮瑜有一段自己坦承的“年少轻狂”期。2004年，她趾高气扬离开上海京剧院，创办工作室，自负盈亏；一年半后，她被撞得头破血流，又蔫蔫回到了京剧院。
为什么要离开？当时，刚当上副团长的王珮瑜正暗自得意，终于能排自己想排的戏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开锣戏没人愿意唱，作为副团长的她只好自己上。因为体制内演员待遇不佳，王珮瑜想改革，提出“以人为本”，让有条件的演员接大戏，一般的演员维持现状，跑龙套的演员可发一些补贴。但结果是，她不但没能冲破体制内的“潜规则”，反而引来了各种争议。
受不了束缚的王珮瑜毅然出走。但真正走出去了，她才发现，“太天真了”。“如果要归咎，败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行动。”
那一年半，王珮瑜因为工作室的入不敷出，整宿失眠，青春痘肆虐，胖了30斤。无奈之下，她收起锋芒，重新回到京剧院，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副团长的位置没了，剧院把她晾在一旁。之前一路顺风顺水的王珮瑜只能接受，“我相信因果轮回，因为是我背叛了集体，集体也要给我一些代价，一点颜色。”
2008年，王珮瑜经历了另一件对她冲击很大的事：送走了恩师王思及。当时，她坐在恩师的病床旁，病床上的那双眼睛直勾勾看着她，旁边的心脏监视器上脉息渐弱，最后变成一条直线。那一年，王珮瑜正好30岁。怀念恩师之情翻江倒海涌过去后，她开始思考人的衰老和死亡，“30岁是生命状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凭天赋；30岁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天赋是能用完的”。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逼迫下，王珮瑜再一次自立门户，2010年创立了瑜音社。她很清楚，像自己这样的个性演员，在体制内总会觉得放不开手脚。“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块招牌，但京剧院在行政体制下，不可能单为某个演员服务。”然而这一次，王珮瑜走得更小心了。她没有完全脱离体制，而是小心协调着“自己的小我”和“京剧院大集体”的关系。
吕菁觉得，王珮瑜是个很善于自省的人。“年轻的时候，她因为不懂梨园规矩，在戏台上一兴奋，就唱了一段后面人的戏，惹得一位老演员大发雷霆，但从这之后，类似的错再没犯过。长大后，她第一次出走体制，撞了南墙回了头，第二次再去追求的时候，便学会了小心翼翼。”
“游走于体制与个人之间，难吗？” 记者问王珮瑜。她撇撇嘴：“难，当然难。我做的事情，从京剧整个行业来说，是促进繁荣的；但对于一个系统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就是添麻烦了。我会列出自己的计划，再放到剧团大规划里，先唱好了京剧院的戏，然后再弄自己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老让我穿裙子。我就裙子穿完，里面再套条裤子，既不伤害她，也满足了自己。别人怎么看，管他呢。”
“对于现在的角色，已经适应了吧？”
“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很多人说我走得顺，又是得了多少奖，又是获了多少荣誉，其实我经历了太多‘不断跌倒’‘不断学习’和‘不断地重复自己’。20多岁的事没什么可笑的，我将它视为经历，既是经历，便无好坏。但如果都快40了，还没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是幼稚了。”
唱老生的女生，乐观的悲观者
探索京剧，王珮瑜找到了新老之间的“折中”，在复兴传统老戏的同时，将各种新元素融入。2008年，她与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相声大师马三立之子马志明的第一场“跨界”大戏《乌盆记》上演，巡演三场，场场爆满。“戏还是原来的戏，但因为组合新颖，老戏唱出了新的味道。”沿着相同的路子，瑜音社便有了《清音会》《乱弹·三月》和《瑜乐京剧课》。
处理人际关系，王珮瑜开始承认自己变得“圆滑”“老练”。“大家说到这些词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贬义。但如果做不到，别人又会说你不懂规矩。所以我宁可凡事周到一些，为别人多想一想。”
即便在绝对自负的专业领域，她也学会了谦卑。去年底，工作室排新戏《春水渡》，將昆曲与京剧两种戏曲融合。王珮瑜请来老校长王梦云听戏。王校长对传统京剧有执念，便直截了当跟她说：“你不应该做这个。”当时，王珮瑜什么也没说。三四个月后，王梦云看到一篇王珮瑜的专访，给她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我想我是理解你了。”
吕菁也说：“王珮瑜现在很少去硬碰硬地争执，去说服。她接受四面八方各种声音，可能也有情绪，但会等到所有情绪发酵后，再回头来处理。我也三十好几了，我们俩比起来，她成熟多了。”
只不过，完成周全的人际关系后，王珮瑜还是会回到对个人世界的坚守当中。“委曲求全、牺牲自己，这我做不到。”
生活中，王珮瑜特立独行。她喜欢摄影、旅游、看美剧。衣柜里是清一色的衬衣与长衫。“中性装扮不是什么保护色，更不是炒作。这就是我。” 王珮瑜坦承自己是个“无性别意识的人”，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跟男孩子在一起玩，嫌弃他们脏兮兮；跟女孩子在一起呢，又觉得一天到晚抱着洋娃娃很无趣。“我好像既不是男孩子也不是女孩子。”再后来学老生，唱男角，浸淫在戏里，“言行举止就更不可能娇滴滴的了”。
王珮瑜热爱书法、茶道，还在淘宝开了网店，经营自己的茶叶品牌。她认为：“商业有它的力量，可以改变艺术从业人员的命运，从而改变艺术。”
“不担心做了商人，会伤了做‘名角儿’的气场吗？”王珮瑜回答：“我要说京剧是我生命的全部，这话你信吗？我觉得今天的公众应该看到演员更真实的样子。虽然他可能代表某一个剧种、某一个形态，但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种两面，就像她在博客中的自我介绍：“唱老生的女生/乐观的悲观者/激越的冷静份子/邋遢的洁癖患者/随性素食主义/温和改革/积极保守/亦老亦幼/亦雅亦俗。”处处矛盾，又处处和谐。
“我小时候那么想逃离父母、逃离家乡，现在却非常渴望回家。到了80岁，我肯定要回到苏州，隐居山林。”说完，王珮瑜难得地笑了起来。
王珮瑜
1978年生于苏州，上海京剧院著名京剧余派女老生，被誉为“小孟小冬”。2010年创立个人京剧工作室“瑜音社”。
《清音会》演出现场，戏台边侧有一桌一椅。乐师、演员安靜地登台，没有锣鼓钟钹渲染，也不见常规的追光。王珮瑜一袭长衫、素面朝天站在中央。
这个戏台上，她已经游刃有余地唱了26年。王珮瑜被戏迷尊称为“瑜老板”，少年成名，专攻老生，年轻时爱唱老戏，戴上胡子，勒上头，就是《文昭关》里的伍子胥、《洪洋洞》里的杨延昭；而今年岁渐长，她又乐此不疲搞创新，在传统唱段中融入流行配乐、时尚舞美。“古老艺术最时尚的演绎者。” 王珮瑜为穿着戏服的自己如此定义。
戏台下再见“瑜老板”，她以一身随性装束示人，鸭舌帽压得老低。春日上海的午后，气温骤升，还未坐定，她便火急火燎拿起桌上的茶壶，倒满了拳头大小的功夫茶杯，一口见底。待调整好后，采访开始，她立马严肃起来，不时皱着眉，表情近于深沉。
对脱下戏服的自己，王珮瑜也有个有趣的评价：有着老灵魂的巨婴，“我心里住着个老爷爷，不由自主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都偏老范儿，却又是个性情急躁的人。”
喜欢瑜老板，再喜欢上京剧
接受采访这天，王珮瑜是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赶回来的。赖声川的话剧历来以“洞察人性、悲欣交集”见长，王珮瑜却想着，要让这样的先锋话剧与传统老戏结合起来。
7年前，王珮瑜与她的京剧就被印上了“跨界”的标签。这样的“融合”收效显著。原本京剧的基础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她的《清音会》、京剧配乐赏析活动《乱弹·三月》，却收割了大量的“90后”拥戴者。“清音会”的概念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是当时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的独特演出方式。如果用现代概念来划分，它更像是一个小型演唱会，与大剧场戏曲演出的区别是：清唱、不扮戏、不着戏服、依现场情况定制戏码。王珮瑜和她的团队将这种绝迹于舞台的“清音桌”，以当代的审美呈现为“清音会”，既有传统戏剧内容，又有现代舞台艺术。
而在《瑜乐京剧课》中，她又以热播剧做类比，来讲京剧知识，比如把婉约的南方戏比作日韩剧，把京戏比作豪迈奔放的美剧；说到梅兰芳和搭档齐如山时，先讲《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和靖王。王珮瑜对此颇自豪：“我们每年十来场活动，台下一水儿年轻面孔。”
2017年新年伊始，王珮瑜开始“试水”娱乐节目。最初，网络综艺《奇葩大会》节目组向王珮瑜发出邀请，团队一琢磨，觉得这能给他们的京剧活动做推广，就应了下来。1月27日，王珮瑜梳着油光大背儿头，着一身黑底长袍，在传统老戏《断密涧》的背景音乐中登上了《奇葩大会》的舞台。她一开嗓，四位导师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在这档受众主要为“90后”的节目中，她展示了“余派”的三级韵唱法，示范了京剧中的“惊提”“怒沉”“喜展眉”，还和蔡康永唱了一句《武家坡》中的“八月十五月光明”。3月，王珮瑜又出现在热门央视综艺《朗读者》中，以“余派”唱腔，朗诵了苏轼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王珮瑜的微博关注人数从6万涨到了13万。尤其明显的是，年轻粉丝多了。“以前老戏迷见我，只轻轻道一句：‘你好，瑜老板’；现在我的评论私信里，年轻小孩儿张嘴就是：‘要当瑜老板的女朋友。’”王珮瑜说起来，自己也是又惊讶又好笑。
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负责人吕菁，就是瑜老板的粉丝。两人同为上海京剧院团员，在2010年的一次巡演中相识，成为好友。“我之前也觉得只有老人家才喜歡京剧。我是学二胡的，常给京剧配乐，听过不少，但就是喜欢不起来。那一次听她的戏，觉得不一样了，声音特别干净、扮相俊俏，下了戏台，举手投足间透着帅气。”吕菁觉得，迎合年轻观众的不仅仅是京剧的“跨界”新形式，王珮瑜的中性穿衣风格与说话方式，也正好符合他们对偶像的需求。
但对这样的“跨界”，不管是在京剧界内部，还是剧迷当中，评价始终有褒有贬，“所谓的推广，受众是真喜欢京剧，还是只喜欢王珮瑜而已？”“再这样下去，传统京剧要被玩坏了啊！”质疑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因为喜欢她，多听了两场戏，多学了京剧知识，这不是什么坏事吧。”吕菁说道，“王珮瑜有句话：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我们做的，就是在后者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打开一扇窗户。”
瑜音社品牌公关总监王云扬，也为团队的京剧活动正名。“民国的‘角儿们’都炒绯闻，市场化操作是京剧得以留传的重要原因。现在年轻人对京剧有了一层隔膜。京剧适当回归市场，是理性需求。”
两年前，王珮瑜还很平和地说，唱京剧的人切忌太红，要与观众名利场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这两个月，瑜音社的火爆程度远超意料，她才想明白：“我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而是为整个京剧行业发一些声音，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且，做传播必须让自己保持一定的曝光率，不然谁听你说，谁听你唱呢？”
大师已去，还有毛猴儿
在专业领域，王珮瑜一向自视天赋甚高。比如她认为自己只能做推广，当不了老师。“学生唱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因为我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了。”
更让同行艳羡的，是她一路走来，总有泰斗名师铺路。
王珮瑜生于苏州，幼时学评弹，11岁时被票友舅舅领进京剧大门，开蒙唱老旦。才几个月工夫，她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珮瑜认识了资深“余派”学者范石人。范老觉得她更适合唱老生，还送给她余叔岩（“余派”创始人）仅存的“十八张半磁带”。王珮瑜便决定改学老生，每晚都听着磁带里观众的叫好声入眠。14岁时，王珮瑜考入上海戏曲学校。在戏校，恩师王思及手把手地“喂”着她，一点一点地教。
1993年，15岁的王珮瑜第一次见到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那一年，演员程之为纪念父亲、京剧名票程君谋，请来梅葆玖、梅葆玥、尚长荣等京剧名家同台演出。但临演前，梅葆玥突然病了。慌乱之时，程之想到了王珮瑜，他曾在一次票友聚会上见过她。“上海戏校有个小姑娘，唱《文昭关》蛮灵的。”程之当即邀请王珮瑜来给梅葆玥顶场，唱开锣戏《文昭关》。 王珮瑜回忆演出前的“接风宴”。梅葆玖先生一见她，就盯着直看，说道：“这个小孩长得好看，像孟小冬，是个唱老生的料。”第二天演出结束，王珮瑜一下台，梅葆玖一把抱住她：“你怎么唱得这么好？”回到北京，梅葆玖见到同行就兴奋地说：“我发现一好苗子，上海戏校的王珮瑜，老生唱得真好。”后来王珮瑜再去北京，梨园的老先生们见她就对上了号，“这就是玖爷说的那孩子”。
3年后，王珮瑜到北京參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唱《文昭关》。这一次，谭元寿先生亲自为她献花。谭元寿是“谭派”创始人谭鑫培曾孙。1947年，他曾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50年后，古稀之年的谭元寿听王珮瑜再唱“余派”老生，激动不已，“这不活脱脱就是孟小冬吗？”
王珮瑜很清楚，“梅先生、谭先生都说我像孟小冬，这比得什么奖都有用。我是个幸运的孩子。”
2001年，早已成“角儿”的王珮瑜从上海戏校毕业，进入上海京剧院。两年后，25岁的王珮瑜就当上了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离开戏校时，老校长王梦云送我，说：‘王珮瑜我告诉你，进剧团必须当领衔主演。’这和我妈小时候说的一样，‘你只能好，不能不好’。我也想过，凭什么啊？但长大后就发现，他们的要求是对的，普通资质的孩子没人要求他，但我有能力被要求。”
多年后，梅葆玖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接受采访时，还评价她说：“老生唱得那么规范准确，还受过名师教导的，第一人还是王珮瑜。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她会有更高的造诣。”
王珮瑜却说：“梅兰芳、余叔岩，大师都已经离去。这个时代不会有大师了，但造就了我这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毛猴儿孙悟空。”
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
王珮瑜有一段自己坦承的“年少轻狂”期。2004年，她趾高气扬离开上海京剧院，创办工作室，自负盈亏；一年半后，她被撞得头破血流，又蔫蔫回到了京剧院。
为什么要离开？当时，刚当上副团长的王珮瑜正暗自得意，终于能排自己想排的戏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开锣戏没人愿意唱，作为副团长的她只好自己上。因为体制内演员待遇不佳，王珮瑜想改革，提出“以人为本”，让有条件的演员接大戏，一般的演员维持现状，跑龙套的演员可发一些补贴。但结果是，她不但没能冲破体制内的“潜规则”，反而引来了各种争议。
受不了束缚的王珮瑜毅然出走。但真正走出去了，她才发现，“太天真了”。“如果要归咎，败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行动。”
那一年半，王珮瑜因为工作室的入不敷出，整宿失眠，青春痘肆虐，胖了30斤。无奈之下，她收起锋芒，重新回到京剧院，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副团长的位置没了，剧院把她晾在一旁。之前一路顺风顺水的王珮瑜只能接受，“我相信因果轮回，因为是我背叛了集体，集体也要给我一些代价，一点颜色。”
2008年，王珮瑜经历了另一件对她冲击很大的事：送走了恩师王思及。当时，她坐在恩师的病床旁，病床上的那双眼睛直勾勾看着她，旁边的心脏监视器上脉息渐弱，最后变成一条直线。那一年，王珮瑜正好30岁。怀念恩师之情翻江倒海涌过去后，她开始思考人的衰老和死亡，“30岁是生命状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凭天赋；30岁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天赋是能用完的”。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逼迫下，王珮瑜再一次自立门户，2010年创立了瑜音社。她很清楚，像自己这样的个性演员，在体制内总会觉得放不开手脚。“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块招牌，但京剧院在行政体制下，不可能单为某个演员服务。”然而这一次，王珮瑜走得更小心了。她没有完全脱离体制，而是小心协调着“自己的小我”和“京剧院大集体”的关系。
吕菁觉得，王珮瑜是个很善于自省的人。“年轻的时候，她因为不懂梨园规矩，在戏台上一兴奋，就唱了一段后面人的戏，惹得一位老演员大发雷霆，但从这之后，类似的错再没犯过。长大后，她第一次出走体制，撞了南墙回了头，第二次再去追求的时候，便学会了小心翼翼。”
“游走于体制与个人之间，难吗？” 记者问王珮瑜。她撇撇嘴：“难，当然难。我做的事情，从京剧整个行业来说，是促进繁荣的；但对于一个系统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就是添麻烦了。我会列出自己的计划，再放到剧团大规划里，先唱好了京剧院的戏，然后再弄自己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老让我穿裙子。我就裙子穿完，里面再套条裤子，既不伤害她，也满足了自己。别人怎么看，管他呢。”
“对于现在的角色，已经适应了吧？”
“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很多人说我走得顺，又是得了多少奖，又是获了多少荣誉，其实我经历了太多‘不断跌倒’‘不断学习’和‘不断地重复自己’。20多岁的事没什么可笑的，我将它视为经历，既是经历，便无好坏。但如果都快40了，还没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是幼稚了。”
唱老生的女生，乐观的悲观者
探索京剧，王珮瑜找到了新老之间的“折中”，在复兴传统老戏的同时，将各种新元素融入。2008年，她与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相声大师马三立之子马志明的第一场“跨界”大戏《乌盆记》上演，巡演三场，场场爆满。“戏还是原来的戏，但因为组合新颖，老戏唱出了新的味道。”沿着相同的路子，瑜音社便有了《清音会》《乱弹·三月》和《瑜乐京剧课》。
处理人际关系，王珮瑜开始承认自己变得“圆滑”“老练”。“大家说到这些词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点贬义。但如果做不到，别人又会说你不懂规矩。所以我宁可凡事周到一些，为别人多想一想。”
即便在绝对自负的专业领域，她也学会了谦卑。去年底，工作室排新戏《春水渡》，將昆曲与京剧两种戏曲融合。王珮瑜请来老校长王梦云听戏。王校长对传统京剧有执念，便直截了当跟她说：“你不应该做这个。”当时，王珮瑜什么也没说。三四个月后，王梦云看到一篇王珮瑜的专访，给她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我想我是理解你了。”
吕菁也说：“王珮瑜现在很少去硬碰硬地争执，去说服。她接受四面八方各种声音，可能也有情绪，但会等到所有情绪发酵后，再回头来处理。我也三十好几了，我们俩比起来，她成熟多了。”
只不过，完成周全的人际关系后，王珮瑜还是会回到对个人世界的坚守当中。“委曲求全、牺牲自己，这我做不到。”
生活中，王珮瑜特立独行。她喜欢摄影、旅游、看美剧。衣柜里是清一色的衬衣与长衫。“中性装扮不是什么保护色，更不是炒作。这就是我。” 王珮瑜坦承自己是个“无性别意识的人”，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跟男孩子在一起玩，嫌弃他们脏兮兮；跟女孩子在一起呢，又觉得一天到晚抱着洋娃娃很无趣。“我好像既不是男孩子也不是女孩子。”再后来学老生，唱男角，浸淫在戏里，“言行举止就更不可能娇滴滴的了”。
王珮瑜热爱书法、茶道，还在淘宝开了网店，经营自己的茶叶品牌。她认为：“商业有它的力量，可以改变艺术从业人员的命运，从而改变艺术。”
“不担心做了商人，会伤了做‘名角儿’的气场吗？”王珮瑜回答：“我要说京剧是我生命的全部，这话你信吗？我觉得今天的公众应该看到演员更真实的样子。虽然他可能代表某一个剧种、某一个形态，但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种两面，就像她在博客中的自我介绍：“唱老生的女生/乐观的悲观者/激越的冷静份子/邋遢的洁癖患者/随性素食主义/温和改革/积极保守/亦老亦幼/亦雅亦俗。”处处矛盾，又处处和谐。
“我小时候那么想逃离父母、逃离家乡，现在却非常渴望回家。到了80岁，我肯定要回到苏州，隐居山林。”说完，王珮瑜难得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