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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安全、放心”是老百姓的共同愿望。今年两会上，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如何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怎样抓好“源头”，加快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是关注的焦点，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特别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并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此外，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商务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
此次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是能够更清晰地分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明确食品安全的投诉部门，更容易获得食品安全信息，企业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成本也有望降低。
加强绿色农业发展
九三学社
“关于加强绿色农业发展”的提案提出，必须改变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因时因地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构建绿色农业产业体系，切实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高效是绿色农业的基本要求，高效农业需要高质量的耕地保障。通过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实现农业高效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针对现实中耕地质量有优劣之分，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对土地需求特别是工商业及市政建设的土地需求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几大差异，建议通过耕地占补平衡，以耕地的区位差异获得资金，在土地复垦整理、土壤肥力提高等方面加强投入，提高耕地质量，在保持总量动态平衡前提下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此外，还建议加快发展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增加有机肥所占比例；加强对废旧农膜的收购力度，对农民购买可降解农膜实施补贴；大力推广节水工程，采取政策扶持节水产品和节水技术；同时，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构建耕地质量保护的有效防线；另外，要大力培养绿色农业发展所需的科技人才，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抢占科技制高点。
加快酸化土壤改良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连步
近30年来，由于酸雨、施肥不合理、耕种不科学等原因，我国土壤酸化严重，全国近40%的耕地土壤处于pH6.5以下，12.4%的土壤处于pH5.5以下，1.3%的土壤处于pH4.5以下。其中经济作物体系土壤酸化比粮食作物体系更为严重，带来了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品质下降，以及危害农业生态环境、影响食品安全的危害，因此必须关注耕地质量。目前，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已被研究人员确认为造成中国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农业生产采用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酸雨和过量的氮肥投入，加速了酸化进程。
建议，加强耕地质量立法和耕地保护规划，加大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投入力度；加大对酸化土壤改良政策支持力度，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开展酸化土壤改良工作，从根本上遏制不断恶化的状况；针对我国酸化面积大，各地酸化程度不同等具体情况，有关部门制定酸化耕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指导各地开展酸化土壤改良，评价改良效果；加强对新型肥料生产、推广使用的扶持，政府加大缓控释肥、碱性肥料等的生产和推广扶持力度；对酸性土壤改良剂生产企业给予扶持，给予生产企业优惠政策，扩大产量，满足国内需要。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 陈泽民
当前，我国农业、食品工业和金融业之间各自为战，缺乏完整、明晰的产业协作纽带链条，这不仅导致农副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还影响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带来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农业以分散的种、养殖为主，集中度与可控性相对较低，供需对接不协调的农产品市场流通风险和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较大；食品工业面临着农副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困难；金融对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适合食品企业的农产品期货种类仍然偏少。
因此，我国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仅需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需要积极发挥金融业对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工业的引领与支持作用，推动农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 宋心仿
人民群众在相对富裕的同时，对食品的疑虑越来越大，从‘吃什么好’已发展到‘什么能吃’；从原来‘吃不起’变成了现在‘不敢吃’。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当前我们的农业停顿在“化学农业”阶段。农产品生产主要靠化肥、农药及激素类催长剂等物质来催产、催效，天然成分降低；二是种类繁多的化学食品添加剂，打破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把原本天然的食品变成了化学合成品，更为食品造假提供了方便。
食品安全从源头抓起，是治本之策。建议，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要逐渐减少化学制品的依赖和使用量，建立安全高效的生态农业。发展循环农业，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生产模式；加快建立农业标准化产业步伐，形成一个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农产品标准体系；加大农户科学知识培训。同时，要严控食品添加剂开发使用，建立完善食品添加剂的检测、监管机制。
农产品净化向包装标准化变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丽朴
我国瓜果蔬菜，有20%～25%在流通运输环节中损耗，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损耗可以控制在5%以下。大量的瓜果蔬菜都是经过简单包装就长途跋涉，从地头到餐桌的过程中不仅容易被二次污染，而且损耗浪费惊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国外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实现了从农产品净化到包装标准化的变革，形成了从产品、产地分级包装，到小包装、集装箱托盘、运输设备、库房搬运、机械等一系列的标准化系统，为实现农产品的流通提供了条件，也为降低流通损耗提供了保障。 北京完全有基础有能力加快产供销一体化配套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如果能把这套农产品产供销标准化体系建起来并在全国推广，不仅北京又多了一个新的科技服务产业增长点，对全国农业增产节约也具有重大意义。
将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形势。从国内来看，我国粮食自给自足率仅90%。2012年，我国3大谷物进口达1000万吨，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和淡水资源不断减少等客观因素都在频频挑战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正通过种业战略，利用生物技术等领先优势控制他国的“生命线”。全球种业10强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70%，而国内种业10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0.8%。“米袋子”受制于人的形势十分逼人。
湖南是水稻生产大省，这些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其杂交水稻研发和生产具备了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建议，将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并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全球杂交水稻研发和生产中心。以持续保持中国水稻产业领先优势，掌握农业国际话语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此外，支持建设市场化的育种供种体系，为具备“育繁推一体化”条件的种子企业提供品种审定绿色通道。
加强农产品源头检测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细观近年发生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是由于农产品、食品生产源头的管理无序所致。怎样才能让百姓喝上放心奶、吃上放心肉？要从源头进行管理，探索建立监管新机制。检测要放到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形成一条龙检查的链条。
目前我们只是注重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检验，检测环节跟生产脱节，不够紧密，对之前的过程不重视，建议从生产源头抓起，加强农产品、食品生产地和来源地的检测监管以及信息公开。政府要鼓励有一定实力的生产地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质量检测室，更加有效地对农残、重金属超标等危害实施控制。重点应对4个环节的安全进行检验：一是土壤质量、生产基地的安全；二是生产过程中物资投入的安全，如农药、饲料、灌溉水的安全等；三是生产管理中的安全；四是进入市场时的检测。确保流入市场的农产品、食品符合安全卫生质量要求。
建立相应的中兽医药服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吴鸿
目前，我国国产婴幼儿奶粉及液态奶中存在着抗生素残留的问题，企业生产液态奶多数由企业自己的牧场提供奶源，管理上相对严格。而奶粉的奶源大多为散户，经济条件不好，兽药管理也不严格，造成奶源质量低下，乳中抗生素残留超过安全极限，而且现在乳制品消毒加工处理技术并不能有效去除抗生素残留。
如果从治疗效果速度来说，一旦动物感染或发炎，最快的办法只能使用抗生素。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允许奶牛使用抗生素和止痛类药物，但是规定在用药期间，该牛所产的牛奶不得上市，也不能制成其他乳制品供人类食用。
应用传统的中兽医药，防控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疾病既经济有效，又能消除药物残留，保障食品安全。建议，国家成立中兽医药统一管理部门，各省市设立对应的管理机构。按照中兽医药自身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中兽医与中兽药、动物医疗与教育、临床与科研、行业与执业中兽医师资格认证管理结合的管理体制。此外，以“治未病”为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中兽医药服务体系，共同为我国畜禽健康养殖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修改养殖用药安全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佳鹏
根除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现象，要从修改政府规定入手。
12年前国家农业部出台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中：凡农业部批准的具有预防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长作用，可在饲料中长时间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其产品批准文号须用“药添字”。这句话，成了养殖户大量使用抗生素的‘尚方宝剑”。为此，起草了《关于加快修改养殖业中用药安全规范的建议》，提出将抗生素从动物饲料药物添加剂中剔除，抗生素不能作为预防用药长期使用。
我国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规范的饲料认证制度，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向50家饲料生产企业颁发了中国首批饲料认证证书，今后我国还将逐步建立饲料质量安全评价体系，推动饲料安全工程的开展。
立法强化非药产品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增其
国家应加强对非药产品的监管力度。对我国目前类似药品的产品多头审批、标准不一等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加强对非药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的管理，凡宣传药品疗效或仿冒药品包装等产品，一律禁止进入采购渠道。国家应切实加大药品安全执法检查的频度和力度，通过新闻发布会、曝光台、社区宣传等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公众慎购“非药品”。
当前，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量呈“倒三角形”形态分布，越往基层，人、权、财、物配置就越少。调研发现，县级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机构和专业监管力量甚至只有一两个科室或一两个人，如此单薄的监管力量，面对广阔的城乡监管对象，监管任务十分艰巨。建议国家坚持“条块结合、以快为主、重在基层”的原则，使监管力量的分布呈现“正三角形”形态，全面向基层倾斜。在基层的生产和市场一线，建立与监管对象、监管事项相对应的扁平化监管网络。
食品企业实行辖区负责制
全国人大代表、华泽集团董事长 吴向东
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小作坊等实行辖区负责制。着力提高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准入门槛。建立健全企业责任追究机制和从业人员准入制度，进一步明确食品行业协会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其微观管理职能；对企业涉足食品行业设立更符合实际、便于管理的门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考核，形成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既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专业化，又明确一旦发生特大食品安全事件、物价异常上涨、行业垄断行为等，行业协会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不能留“盲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雷后兴
农民食品安全知识缺乏和熟人经济导致农村超市“三无”食品泛滥。同时，劣质食品价格低利润高驱使农村超市经营者倾心“三无”食品。由于农民收入普遍较低，购买食品往往只图便宜，不求质量，致使质量差、价格低的食品在农村很有市场。农村超市面广量多和执法管理力度欠缺，给农村小超市“三无”等劣质食品提供了巨大生存空间。
建议要加大督查力度，设立有奖举报热线和信箱，把监管执法重心向农村下移，建立健全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各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增强检验能力，增加抽检密度，加大奖惩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分种类、分时段、按计划进行食品质量检验，并定期公布。结合安全信用等级工作，对监管情况良好的超市，评定守信等级，给予一定的荣誉，对不能诚信经营的超市，严处重罚。另外，建议要鼓励城市和城镇规模超市下乡入村开展连锁经营。此种运营模式的规模超市下乡入村不仅能有效保证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提高农村小超市的经营档次，还有便于各职能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减少管理漏洞。
食品安全犯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
违法成本太低， 刑法的震慑力不够，是食品、药品领域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更加有力地震慑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建议将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5个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纳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犯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因此，应当根据类罪划分原理，把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将其5个罪名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公私财产权。
机构改革有利食药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从这次机构改革的方案看，食品药品监管终于“理清了一条线”，避免多头管理，这有利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环节，对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统一监督管理。还有两点很值得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由农业部负责，这是找对了源头；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也让食品安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今后希望机构改革能实实在在地简化审批、加强后续过程中的监管。
特别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并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此外，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商务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
此次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是能够更清晰地分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明确食品安全的投诉部门，更容易获得食品安全信息，企业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成本也有望降低。
加强绿色农业发展
九三学社
“关于加强绿色农业发展”的提案提出，必须改变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因时因地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构建绿色农业产业体系，切实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高效是绿色农业的基本要求，高效农业需要高质量的耕地保障。通过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实现农业高效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针对现实中耕地质量有优劣之分，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对土地需求特别是工商业及市政建设的土地需求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几大差异，建议通过耕地占补平衡，以耕地的区位差异获得资金，在土地复垦整理、土壤肥力提高等方面加强投入，提高耕地质量，在保持总量动态平衡前提下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此外，还建议加快发展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增加有机肥所占比例；加强对废旧农膜的收购力度，对农民购买可降解农膜实施补贴；大力推广节水工程，采取政策扶持节水产品和节水技术；同时，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构建耕地质量保护的有效防线；另外，要大力培养绿色农业发展所需的科技人才，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抢占科技制高点。
加快酸化土壤改良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连步
近30年来，由于酸雨、施肥不合理、耕种不科学等原因，我国土壤酸化严重，全国近40%的耕地土壤处于pH6.5以下，12.4%的土壤处于pH5.5以下，1.3%的土壤处于pH4.5以下。其中经济作物体系土壤酸化比粮食作物体系更为严重，带来了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品质下降，以及危害农业生态环境、影响食品安全的危害，因此必须关注耕地质量。目前，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已被研究人员确认为造成中国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农业生产采用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酸雨和过量的氮肥投入，加速了酸化进程。
建议，加强耕地质量立法和耕地保护规划，加大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投入力度；加大对酸化土壤改良政策支持力度，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开展酸化土壤改良工作，从根本上遏制不断恶化的状况；针对我国酸化面积大，各地酸化程度不同等具体情况，有关部门制定酸化耕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指导各地开展酸化土壤改良，评价改良效果；加强对新型肥料生产、推广使用的扶持，政府加大缓控释肥、碱性肥料等的生产和推广扶持力度；对酸性土壤改良剂生产企业给予扶持，给予生产企业优惠政策，扩大产量，满足国内需要。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 陈泽民
当前，我国农业、食品工业和金融业之间各自为战，缺乏完整、明晰的产业协作纽带链条，这不仅导致农副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还影响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带来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农业以分散的种、养殖为主，集中度与可控性相对较低，供需对接不协调的农产品市场流通风险和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较大；食品工业面临着农副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困难；金融对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适合食品企业的农产品期货种类仍然偏少。
因此，我国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仅需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需要积极发挥金融业对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工业的引领与支持作用，推动农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 宋心仿
人民群众在相对富裕的同时，对食品的疑虑越来越大，从‘吃什么好’已发展到‘什么能吃’；从原来‘吃不起’变成了现在‘不敢吃’。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当前我们的农业停顿在“化学农业”阶段。农产品生产主要靠化肥、农药及激素类催长剂等物质来催产、催效，天然成分降低；二是种类繁多的化学食品添加剂，打破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把原本天然的食品变成了化学合成品，更为食品造假提供了方便。
食品安全从源头抓起，是治本之策。建议，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要逐渐减少化学制品的依赖和使用量，建立安全高效的生态农业。发展循环农业，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生产模式；加快建立农业标准化产业步伐，形成一个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农产品标准体系；加大农户科学知识培训。同时，要严控食品添加剂开发使用，建立完善食品添加剂的检测、监管机制。
农产品净化向包装标准化变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丽朴
我国瓜果蔬菜，有20%～25%在流通运输环节中损耗，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损耗可以控制在5%以下。大量的瓜果蔬菜都是经过简单包装就长途跋涉，从地头到餐桌的过程中不仅容易被二次污染，而且损耗浪费惊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国外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实现了从农产品净化到包装标准化的变革，形成了从产品、产地分级包装，到小包装、集装箱托盘、运输设备、库房搬运、机械等一系列的标准化系统，为实现农产品的流通提供了条件，也为降低流通损耗提供了保障。 北京完全有基础有能力加快产供销一体化配套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如果能把这套农产品产供销标准化体系建起来并在全国推广，不仅北京又多了一个新的科技服务产业增长点，对全国农业增产节约也具有重大意义。
将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形势。从国内来看，我国粮食自给自足率仅90%。2012年，我国3大谷物进口达1000万吨，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和淡水资源不断减少等客观因素都在频频挑战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正通过种业战略，利用生物技术等领先优势控制他国的“生命线”。全球种业10强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70%，而国内种业10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0.8%。“米袋子”受制于人的形势十分逼人。
湖南是水稻生产大省，这些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其杂交水稻研发和生产具备了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建议，将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并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全球杂交水稻研发和生产中心。以持续保持中国水稻产业领先优势，掌握农业国际话语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此外，支持建设市场化的育种供种体系，为具备“育繁推一体化”条件的种子企业提供品种审定绿色通道。
加强农产品源头检测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细观近年发生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是由于农产品、食品生产源头的管理无序所致。怎样才能让百姓喝上放心奶、吃上放心肉？要从源头进行管理，探索建立监管新机制。检测要放到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形成一条龙检查的链条。
目前我们只是注重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检验，检测环节跟生产脱节，不够紧密，对之前的过程不重视，建议从生产源头抓起，加强农产品、食品生产地和来源地的检测监管以及信息公开。政府要鼓励有一定实力的生产地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质量检测室，更加有效地对农残、重金属超标等危害实施控制。重点应对4个环节的安全进行检验：一是土壤质量、生产基地的安全；二是生产过程中物资投入的安全，如农药、饲料、灌溉水的安全等；三是生产管理中的安全；四是进入市场时的检测。确保流入市场的农产品、食品符合安全卫生质量要求。
建立相应的中兽医药服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吴鸿
目前，我国国产婴幼儿奶粉及液态奶中存在着抗生素残留的问题，企业生产液态奶多数由企业自己的牧场提供奶源，管理上相对严格。而奶粉的奶源大多为散户，经济条件不好，兽药管理也不严格，造成奶源质量低下，乳中抗生素残留超过安全极限，而且现在乳制品消毒加工处理技术并不能有效去除抗生素残留。
如果从治疗效果速度来说，一旦动物感染或发炎，最快的办法只能使用抗生素。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允许奶牛使用抗生素和止痛类药物，但是规定在用药期间，该牛所产的牛奶不得上市，也不能制成其他乳制品供人类食用。
应用传统的中兽医药，防控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疾病既经济有效，又能消除药物残留，保障食品安全。建议，国家成立中兽医药统一管理部门，各省市设立对应的管理机构。按照中兽医药自身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中兽医与中兽药、动物医疗与教育、临床与科研、行业与执业中兽医师资格认证管理结合的管理体制。此外，以“治未病”为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中兽医药服务体系，共同为我国畜禽健康养殖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修改养殖用药安全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佳鹏
根除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现象，要从修改政府规定入手。
12年前国家农业部出台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中：凡农业部批准的具有预防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长作用，可在饲料中长时间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其产品批准文号须用“药添字”。这句话，成了养殖户大量使用抗生素的‘尚方宝剑”。为此，起草了《关于加快修改养殖业中用药安全规范的建议》，提出将抗生素从动物饲料药物添加剂中剔除，抗生素不能作为预防用药长期使用。
我国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规范的饲料认证制度，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向50家饲料生产企业颁发了中国首批饲料认证证书，今后我国还将逐步建立饲料质量安全评价体系，推动饲料安全工程的开展。
立法强化非药产品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增其
国家应加强对非药产品的监管力度。对我国目前类似药品的产品多头审批、标准不一等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加强对非药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的管理，凡宣传药品疗效或仿冒药品包装等产品，一律禁止进入采购渠道。国家应切实加大药品安全执法检查的频度和力度，通过新闻发布会、曝光台、社区宣传等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公众慎购“非药品”。
当前，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量呈“倒三角形”形态分布，越往基层，人、权、财、物配置就越少。调研发现，县级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机构和专业监管力量甚至只有一两个科室或一两个人，如此单薄的监管力量，面对广阔的城乡监管对象，监管任务十分艰巨。建议国家坚持“条块结合、以快为主、重在基层”的原则，使监管力量的分布呈现“正三角形”形态，全面向基层倾斜。在基层的生产和市场一线，建立与监管对象、监管事项相对应的扁平化监管网络。
食品企业实行辖区负责制
全国人大代表、华泽集团董事长 吴向东
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小作坊等实行辖区负责制。着力提高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准入门槛。建立健全企业责任追究机制和从业人员准入制度，进一步明确食品行业协会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其微观管理职能；对企业涉足食品行业设立更符合实际、便于管理的门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考核，形成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既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专业化，又明确一旦发生特大食品安全事件、物价异常上涨、行业垄断行为等，行业协会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不能留“盲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雷后兴
农民食品安全知识缺乏和熟人经济导致农村超市“三无”食品泛滥。同时，劣质食品价格低利润高驱使农村超市经营者倾心“三无”食品。由于农民收入普遍较低，购买食品往往只图便宜，不求质量，致使质量差、价格低的食品在农村很有市场。农村超市面广量多和执法管理力度欠缺，给农村小超市“三无”等劣质食品提供了巨大生存空间。
建议要加大督查力度，设立有奖举报热线和信箱，把监管执法重心向农村下移，建立健全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各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增强检验能力，增加抽检密度，加大奖惩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分种类、分时段、按计划进行食品质量检验，并定期公布。结合安全信用等级工作，对监管情况良好的超市，评定守信等级，给予一定的荣誉，对不能诚信经营的超市，严处重罚。另外，建议要鼓励城市和城镇规模超市下乡入村开展连锁经营。此种运营模式的规模超市下乡入村不仅能有效保证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提高农村小超市的经营档次，还有便于各职能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减少管理漏洞。
食品安全犯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
违法成本太低， 刑法的震慑力不够，是食品、药品领域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更加有力地震慑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建议将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5个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纳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犯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因此，应当根据类罪划分原理，把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将其5个罪名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公私财产权。
机构改革有利食药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从这次机构改革的方案看，食品药品监管终于“理清了一条线”，避免多头管理，这有利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环节，对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统一监督管理。还有两点很值得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由农业部负责，这是找对了源头；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也让食品安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今后希望机构改革能实实在在地简化审批、加强后续过程中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