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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在伍席源心中，始终占据了一个崇高的位置，即便在最艰苦的时候，伍席源也不由自主地想：我是北大的毕业生，要尽量为她添砖加瓦。或许，一日入北大，终身成情结，不会刻意提起，但从不会忘记。
1968年12月，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伍席源走出校门，踏上西去的列车，奔赴新疆，开始自己人生一段新的历程。
四十载光阴倏忽而过，从新疆到贵州，从西北到西南，再赴北京，再回西南。伍席源两次毕业于北京高校，两进西部，遍尝酸甜苦辣，却始终激情依然，饱含深情。
北大学子走向边疆
北京大学一向有支援西部的传统，伍席源毕业的时候，西部再次向他们发出邀请。北大经济系63级只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也只有一个班，50人。1968年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分配按“四个面向（农村、工矿、基层、边疆）”的方针操作。伍席源所在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必须为西北5省区保证7个毕业生，而班上并没有来自西北的同学；伍席源和3个四川的同学来自西南，而西南地区没有分配名额，伍席源知道他们几个肯定被分往西北地区，于是他去了新疆。
车入新疆，伍席源的豪情才被窗外的茫茫荒漠所打碎，猛然想起母亲接到自己电报时的感慨：“怎么分这么远?”
进疆的日子在伍席源心中铭刻——1968年12月28日。清晨“一觉醒来，列车已进入新疆境内，从车窗望出去，戈壁接着戈壁，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死一般的沉静”。
好在不久，列车停在鄯善车站（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哈密瓜最甜），旁边是一列货车，一群妇女正在卸货，她们棉衣棉裤，包着头巾，全副武装，看得出外面是北风呼啸，但她们还在不停地说笑。这让伍席源稍微多了些安慰：“别人能呆在这里，我也应该能呆。”
初到农场，伍席源总想不明白：“当年兴高采烈进了北大，怎么毕业后到这里来种庄稼?为什么?”一年半后，劳动锻炼结束，1970年4月，伍席源又被分配到地处祖国边陲、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到了农业局。这个北大毕业生捧着一本薄薄的《怎样种小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阿克苏距离乌鲁木齐1026公里，属于边疆地区，当时坐客车要走5天。面对无边无际的荒凉戈壁，伍席源没有抱怨、没有放弃，他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从工作实践和周围的人群中吸取养分。当时阿克苏地区农业局局长张功保，是一位来自湖南浏阳、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他是王震将军的部下和旧识，也是一名很合格的军人。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好多东西。”伍席源非常感激自己的第一位领导，回忆起第一次随他下乡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我跟着他一起到乡下去检查生产。出差回来，结算伙食账和出差费，老局长随口说：‘小伍啊，该拿的钱一分钱不要客气，不该拿的一分钱都不要拿。’”第一个上级说的话，成了伍席源一辈子立身处世之道。
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的镇定，看到了学习的榜样，伍席源逐渐为自己确定了方向。他重拾燕园5年养成的习惯——读书，学习。一盏孤灯之下，伍席源开始埋首于《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列宁传略》等书籍，并订阅了一份俄文版《中国建设》杂志。虽然看不清前方，但他仍一如既往，“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勇敢地面对吧”。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大西北用一种别样的豪放与粗粝，赋予这个贵州逼仄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宝贵的情怀。“新疆的生活，我最大的变化是变得坚强。原来我性格比较内向，话不多，只身一人去那里，一切都得靠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养成一种思维方法：无论遇到什么局面，首先要面对现实，然后想办法适应它甚至改变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更好的局面。”
这是让伍席源受用一生的心态。2006年，离开新疆多年的伍席源因公重返这里，还专门找机会去了阿克苏，看望了30多年前共事的老同志们。
在新疆工作了8年，期间伍席源在贵州老家娶妻成家，饱尝两地分居之苦后，1975年从新疆调回贵州，到遵义县委办公室当文秘。
被选择背后的取舍得失
1982年，伍席源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又一次转身回到云贵高原，成为贵州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文件起草科一名公务员。
那时研究生在北京找工作比较容易，导师徐禾先生也不同意伍席源回贵州，主动为爱徒在北京联系单位。可是伍席源最终还是辞别恩师，选择回到贵州。
“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伍席源有时也会感慨生活的无常——大学毕业时单身一人，可以留北京，形势不允许：研究生毕业时，拖儿带女，政策允许留北京，又不敢留。1980年，《光明日报》登过戴晴的小说《盼》，写知识分子夫妻分居悲惨的故事，印象极深。除去家庭的因素，在新疆8年的历练、在贵州基层4年的打磨，也早已在他心中注入了深深的西部情。无法左右的生活，客观上让伍席源延续了故乡的情怀。
伍席源再未离开。
6年省委办公厅干部；9年省委副秘书长；5年省委统战部部长；5年同时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从1982年到2007年年间，伍席源直接服务过五位省委书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叨陪末座，侧身其间”的一般工作人员，到省第六、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组副组长、主要执笔人，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以及那十余年间历次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秘书服务工作。
20多年里，因为工作内容的关系，伍席源大部分时间是一名幕后英雄，默默无闻，但是几位领导同志的政治水平、领导水平、理论水平、工作水平和解民意、知民情的作风，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伍席源自己在走到台前之后，显示出别样的气魄与风格。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给贵州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伍席源此时已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同样要为这项巨大的开发工程出力。
伍席源时刻关注着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些问题。按伍席源的看法，由于贵州“三不沿”———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区位，省内开发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而彼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开发，又要建设好的环境生态，不能够再重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路子。“在贵州讲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环境生态问题”。
除了环境关要把握好，伍席源还看到了贵州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人才。“人才是全方位的，要根据贵州的发展需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发展制定相关的政策，有意识地引进人才”。2005年8月，在中央统战部的支持下，伍席源和同事们就成功组织了“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团贵州行”活动，签署合作协议90余项，引进了对贵州发展有帮助的人才。其中一个已在以色列工作的四川籍学者，给伍席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专门研究石漠化治理的。因为贵州石漠化比较严重，我们就邀请他回来工作，也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此外，他们还采取各种各样的培训方式，为贵州本地的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
“我只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到工作上。我是北大的毕业生，要尽量为她添砖加瓦”。这或是支撑伍席源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而又充满激情的源头。一日入北大，终身成情结，不会刻意提起，但从不会忘记。
带着北大精神，伍席源40多年来从西北到西南，不曾停息。现在，看着一批又一批北大青年学子像自己当年一样奔赴西部，他也感慨万端：“我们这一代人到西部工作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就是服从分配。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青年人，完全可以把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意愿更好地结合起来，发展自己的人生!”
1968年12月，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伍席源走出校门，踏上西去的列车，奔赴新疆，开始自己人生一段新的历程。
四十载光阴倏忽而过，从新疆到贵州，从西北到西南，再赴北京，再回西南。伍席源两次毕业于北京高校，两进西部，遍尝酸甜苦辣，却始终激情依然，饱含深情。
北大学子走向边疆
北京大学一向有支援西部的传统，伍席源毕业的时候，西部再次向他们发出邀请。北大经济系63级只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也只有一个班，50人。1968年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分配按“四个面向（农村、工矿、基层、边疆）”的方针操作。伍席源所在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必须为西北5省区保证7个毕业生，而班上并没有来自西北的同学；伍席源和3个四川的同学来自西南，而西南地区没有分配名额，伍席源知道他们几个肯定被分往西北地区，于是他去了新疆。
车入新疆，伍席源的豪情才被窗外的茫茫荒漠所打碎，猛然想起母亲接到自己电报时的感慨：“怎么分这么远?”
进疆的日子在伍席源心中铭刻——1968年12月28日。清晨“一觉醒来，列车已进入新疆境内，从车窗望出去，戈壁接着戈壁，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死一般的沉静”。
好在不久，列车停在鄯善车站（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哈密瓜最甜），旁边是一列货车，一群妇女正在卸货，她们棉衣棉裤，包着头巾，全副武装，看得出外面是北风呼啸，但她们还在不停地说笑。这让伍席源稍微多了些安慰：“别人能呆在这里，我也应该能呆。”
初到农场，伍席源总想不明白：“当年兴高采烈进了北大，怎么毕业后到这里来种庄稼?为什么?”一年半后，劳动锻炼结束，1970年4月，伍席源又被分配到地处祖国边陲、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到了农业局。这个北大毕业生捧着一本薄薄的《怎样种小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阿克苏距离乌鲁木齐1026公里，属于边疆地区，当时坐客车要走5天。面对无边无际的荒凉戈壁，伍席源没有抱怨、没有放弃，他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从工作实践和周围的人群中吸取养分。当时阿克苏地区农业局局长张功保，是一位来自湖南浏阳、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他是王震将军的部下和旧识，也是一名很合格的军人。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好多东西。”伍席源非常感激自己的第一位领导，回忆起第一次随他下乡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我跟着他一起到乡下去检查生产。出差回来，结算伙食账和出差费，老局长随口说：‘小伍啊，该拿的钱一分钱不要客气，不该拿的一分钱都不要拿。’”第一个上级说的话，成了伍席源一辈子立身处世之道。
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的镇定，看到了学习的榜样，伍席源逐渐为自己确定了方向。他重拾燕园5年养成的习惯——读书，学习。一盏孤灯之下，伍席源开始埋首于《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列宁传略》等书籍，并订阅了一份俄文版《中国建设》杂志。虽然看不清前方，但他仍一如既往，“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勇敢地面对吧”。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大西北用一种别样的豪放与粗粝，赋予这个贵州逼仄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宝贵的情怀。“新疆的生活，我最大的变化是变得坚强。原来我性格比较内向，话不多，只身一人去那里，一切都得靠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养成一种思维方法：无论遇到什么局面，首先要面对现实，然后想办法适应它甚至改变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更好的局面。”
这是让伍席源受用一生的心态。2006年，离开新疆多年的伍席源因公重返这里，还专门找机会去了阿克苏，看望了30多年前共事的老同志们。
在新疆工作了8年，期间伍席源在贵州老家娶妻成家，饱尝两地分居之苦后，1975年从新疆调回贵州，到遵义县委办公室当文秘。
被选择背后的取舍得失
1982年，伍席源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又一次转身回到云贵高原，成为贵州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文件起草科一名公务员。
那时研究生在北京找工作比较容易，导师徐禾先生也不同意伍席源回贵州，主动为爱徒在北京联系单位。可是伍席源最终还是辞别恩师，选择回到贵州。
“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伍席源有时也会感慨生活的无常——大学毕业时单身一人，可以留北京，形势不允许：研究生毕业时，拖儿带女，政策允许留北京，又不敢留。1980年，《光明日报》登过戴晴的小说《盼》，写知识分子夫妻分居悲惨的故事，印象极深。除去家庭的因素，在新疆8年的历练、在贵州基层4年的打磨，也早已在他心中注入了深深的西部情。无法左右的生活，客观上让伍席源延续了故乡的情怀。
伍席源再未离开。
6年省委办公厅干部；9年省委副秘书长；5年省委统战部部长；5年同时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从1982年到2007年年间，伍席源直接服务过五位省委书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叨陪末座，侧身其间”的一般工作人员，到省第六、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组副组长、主要执笔人，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以及那十余年间历次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秘书服务工作。
20多年里，因为工作内容的关系，伍席源大部分时间是一名幕后英雄，默默无闻，但是几位领导同志的政治水平、领导水平、理论水平、工作水平和解民意、知民情的作风，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伍席源自己在走到台前之后，显示出别样的气魄与风格。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给贵州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伍席源此时已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同样要为这项巨大的开发工程出力。
伍席源时刻关注着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些问题。按伍席源的看法，由于贵州“三不沿”———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区位，省内开发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而彼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开发，又要建设好的环境生态，不能够再重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路子。“在贵州讲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环境生态问题”。
除了环境关要把握好，伍席源还看到了贵州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人才。“人才是全方位的，要根据贵州的发展需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发展制定相关的政策，有意识地引进人才”。2005年8月，在中央统战部的支持下，伍席源和同事们就成功组织了“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团贵州行”活动，签署合作协议90余项，引进了对贵州发展有帮助的人才。其中一个已在以色列工作的四川籍学者，给伍席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专门研究石漠化治理的。因为贵州石漠化比较严重，我们就邀请他回来工作，也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此外，他们还采取各种各样的培训方式，为贵州本地的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
“我只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到工作上。我是北大的毕业生，要尽量为她添砖加瓦”。这或是支撑伍席源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而又充满激情的源头。一日入北大，终身成情结，不会刻意提起，但从不会忘记。
带着北大精神，伍席源40多年来从西北到西南，不曾停息。现在，看着一批又一批北大青年学子像自己当年一样奔赴西部，他也感慨万端：“我们这一代人到西部工作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就是服从分配。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青年人，完全可以把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意愿更好地结合起来，发展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