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角度看，各类经济体内部的社会矛盾基本都来源于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更为致命的影响在于收入作为一种信号，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方向。例如，公务员名义收入只属于社会中高收入范围，但最近若干年，报考公务员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集中选择方向。一旦众多社会精英通过严格选拔进入公务员队伍，其获取灰色收入的预期必将导致社会资源沿着诸多非正规渠道实施配置。
　　在经济学层面，王小鲁提出的三点判断足以引发我们对今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思考。
　　一是收入差距远远超过统计公布的水平，则社会资金暗流是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解决的。王小鲁发现城乡合计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间差距高达55倍。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居民储蓄存款以13％左右的速度上升的同时，股票市场流通市值可以在一年内增长两倍，数万亿资金中必然含有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
　　二是以支出法衡量的灰色收入远高于通常的认知水平，导致“内需”存在结构性差别。一方面，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奢侈品消费居高不下，某些酒类股票达到天价，其基本面因素或许不在产品质量，而在灰色收入是支撑消费的主渠道，且没有人认为此种消费倾向会发生改变，即没有人认为灰色收入引发的过度消费会得到控制。
　　三是权力部门过度介入资源配置是灰色收入的主要制度成因。土地出让、财政支出分配等主要形成灰色收入的环节，都带有权力部门介入市场的特点，而这种介入由于权力的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导致了权力持有人寻租的较高可操作性。难题在于，正因为如此，对资源配置模式的真正改变将是艰难的过程，因为改革将直接影响灰色收入获得者的切身利益；从另一个角度看，健康市场经济不是表面的交易繁荣，而是由谁、按照怎样的交易规则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