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观念历来与西方迥异：欧洲国家重视的是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乐于进行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国则是将农业作为国之根本，历来不鼓励商业的发展。当近代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并不断加速，工业化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当时封闭且不易接受外来事物的中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拒绝开放，国力逐渐落后于西方，进而成为西方国家掠夺财富的对象。在这种局势下，经世致用的思想又重新受到了士人的重视，他们开始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已多有不及西洋之处，应取法于人。甲午战争后，制度改革的主张更是受到了士人和官员的响应。在对邻国日本的对外政策改革进行研究后，人们意识到，对外开放是其走上富国之路的重要原因。一时间“变法图强，效法日本”成为上至督抚大员、下至学者思想家的共同主张，自主开放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舆论。
　　一、 晚清“经世学”思想家对“开市通商”的认识
　　经世学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思想就是号召士人将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付诸实践，面对现实，讲求实际，注重实效。每逢乱世，士人们定会抛弃抽象的空谈回归于儒家“经世致用”的本初理念。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使得经世学归于沉寂。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内有官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外有列强蜂起，掠夺侵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经世学思想在朝野上下、官员士人中重新萌发。开放变革思想缘起晚清经世学启蒙者，魏源是提出自开通商的第一人，他指出世界已不是中国人意识中的世界，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西方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中国，闭关以拒外洋是行不通的，他在《海国图志》中谈到：“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东来’远客之中有明理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友。”“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物情，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鉴地球，是智士之广识。”并且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魏源认为：“今英夷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
　　然而当时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彻底警醒中国人，上至朝堂下至民间，除却少数如林、魏等具有远见卓识的经世派先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鸦片战争》卷5）”《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在日本广为流传，1854年该书初成即传入日本，为当时学者争相购读。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对日本的维新运动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日本文化本身即由吸纳多元文化而形成，中国在接受外来思想方面远不及日本。《海国图志》出版之初中国人少有问津。魏源等人关于自主开放的主张在鸦片战争之后的20余年里竟这样被悄然埋没。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改革道路的讨论与实践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士人多开始反思中国内部的问题，逐渐意识到若要除内忧拒外患，自身则需有所改变。当时对改革的讨论出现了朝野两种主张，在朝主张改革的洋务派大员倾向于练兵制器，在野的士人思想家则倾向于以商战御敌。虽然两派对改革道路的倾向不同，但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却是他们共同的认识。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员本身就是凭借着“经世致用”的理念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在亲历中外交涉多年后，他们对中国在世界大环境下的境况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对外政策如果想继续保持闭关锁国已经是不现实的，对外开放才是出路。李鸿章曾说：“华夷混一之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1876年，在与英国人就签订《烟台条约》进行谈判时，李鸿章爽快地允诺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这也是由于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开放倾向使然。在谈判期间，李鸿章曾致信友人谈及口岸开放之事：“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未为全失……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的后继者，同为洋务派督抚大员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同样主张开放通商。张之洞讲到：“假使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时朝廷恢豁大度……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刘坤一在论及开市通商时说：“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神圣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已不能闭关绝市，使欧洲各国之人俯首帖耳以去。”虽然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开放，然而，由于当时受到朝野局势和其自身政治地位的限制，洋务派官员未能提出自主开放的主张。
　　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则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主张“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强调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现代工业，认为这才是国家繁荣的保证，这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商战论”人士认为，中国所处之世界时局已不是闭关之世而是通商之世，必须注重商务，发展经济，这样才可抵御外侮。商战论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论及商务时曾分析道“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他认为日本即是采用这一政策而得兴国，中国地大人多财广，如亦采此策，效果必将超越日本，且“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国富兵强，方可四海修睦与西方各国平等交往。基于商战的基本思想，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商战论”人士首先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思想家陈炽著有《大兴商埠说》一文，他在文中讲到：“今中国果确知受病所在，决计开物成务，通商而惠工，则此商埠者固中国五行百产之菁英所出焉藏焉，交易流通，以与天下万国之商民相见者也。”他提出了“自辟商埠”的策略：“凡轮船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今通商之地日益多，占地之谋日益甚，非自辟华市以清其限制，则官司隔膜无可稽查……大兴商埠，则商贾通而民不为病，厘捐撤而国不患民贫。”1882年，已占领越南南部的法国再度出兵越南北部，王韬著《越南通商御侮说》一文，文中称：“越南诚能与诸国通商，则其（法国）举动有大悖乎公法者，诸国必群起而议之矣……若诸国既来通商，侵其利权，则彼将无所售其奸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御侮，越南今日之要务不外此也。”商战派“自辟商埠”的主张是自主开放政策第一次在清末改革的大讨论中出现。“自主开放”在这一阶段虽还没能上达朝廷成为官方政策，但对当时执掌大权的洋务派官员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三、甲午战争后“仿效日本，实行开放”主张的流行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的打击较之前与西方国家交战的历次失败而言尤甚。日本自古是汉文化圈的一员，文化制度多仿效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均强日本很多，为日本所败引起了中国社会朝野上下对改革的反思。几十年洋务运动是以军队和军备为中心开展起来的，结果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几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事实证明了洋务运动改革有着致命的局限，因此，战后制度改革的主张受到了思想界和官员的响应。人们多把目光聚焦日本，昔日的学生成了中国制度改革最好的榜样。近代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国家的入侵，然而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主动学习西方，改革制度，自动开放全境，经过数十年经营，国家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为了解中日两国发展差距的根源，士人学者开始研究日本的改革，在对日本对外政策改革的研究中，人们意识到，对外开放是日本走上富国之路的重要因素。一时间“变法图强，效法日本”的主张成为上至督抚大员下至学者思想家的共同主张，自主开放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舆论。
　　提出自主开放的朝廷官员包括杨儒、王春之、伍廷芳等人，他们均曾出使外国，亲身体会到开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时任俄国公使的杨儒曾上奏《奏请变通成法补救时艰谨拟六策折》，他认为现今通商是以条约开放为基础的通商，在条约商埠及租界，华人洋人均不向中国政府缴纳赋税，且获得“自治”的权利，中国应“改订律法，重定约章”，则可保全利权，在这一问题上“东邻之成例可援，时局之挽回可望”。时任安徽巡抚的王之春著有《国朝通商始末记》，他在《欲筹合约抵制办法折》中提出自开商埠的办法：“先自开地段，设工部局，巡捕以握主权，且以此抵偿他项要索……日本尝以此法收回利权，成效昭然也。”伍廷芳曾提出效法日本开放全境。他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指出条约商埠现已成为繁富之地，而内地轮船不到之处则经济萧条，对外开放利多害少，认为“应请旨密饬总理衙门，将各国通商一条通盘筹算，熟计利害，毋稍隐讳。如以为可，则明降谕旨，无论大小各国皆与通商……如此，则中国政令一新，方图自强”。
　　康梁的变法思想也深受日本影响。维新变法前，李鸿章、翁同龢等人受命于皇帝接见康有为，康有为称日本之维新制度甚备，适合中国也最易模仿，他曾在奏折中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认为“乃吾闭关之自败”，“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改革的认识已经从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在对外政策上，庙堂上下自主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自主开放政策终于在1898年首付实施。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