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量朝鮮战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半岛延续数年的战火终于熄灭。
　　在得来不易的和平背后，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伤亡情况，至今尚无定论。官方资料显示：前后四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参战部队共达24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共伤亡36万人。
　　60年后，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绝大多数已经离世。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的伤亡，“巩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也巩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沈志华语）
　　10年前，湖南攸县籍志愿军老兵颜桐生对记者回忆，当时对抗美援朝的宣传说法是：美帝侵入我们的邻国朝鲜，其实是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要不抗美援朝，就有吃二遍苦受二桩罪的危险。
　　60年后，我们重新打量朝鲜战争。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战，如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朝鲜的存在，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战略缓冲空间；也有人认为，中国参战，代价沉重；朝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数十年的一笔“负资产”。
　　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也许并未如想象般牢固。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入朝作战，中国死了这么多人，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国人都觉得非常失落。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实际上在朝鲜的领导决策层中，并没有激起对中国的信任和感激之情，反而是一种很深的怨恨。他们认为：是中国导致朝鲜没有实现统一，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主权……
　　“知道朝鲜人现在生活困难，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吗？”日前本刊记者探访健在老兵时，面对这个问题，老兵们或摇头不知，或很困惑，“朝鲜怎么可能困难呢，朝鲜大金矿多着呢，我们行军打仗时都见过。”

奇迹背后有创伤

　　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士兵解甲归田，回到故乡。岁月流逝，这些垂垂老矣或生命已逝的老兵们，他们过得怎么样？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他们还留存着怎样的记忆？
　　10年前，2003年5月下旬，记者曾深入湖南攸县农村，走访了数十位志愿军老兵或其遗孀，发现残酷的战争给战士留下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当年在朝鲜战场，战士们用普通装备，创造了战争的奇迹。奇迹背后是巨大代价。
　　“初上战场的农家子弟都没见过战争的世面，飞机扔下炸弹的巨大爆炸声、炮火连天的惨烈场面，以及面目全非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使战士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
　　湖南攸县文史工作者彭志文，对当地近百名志愿军老兵走访、调查后发现，残酷的战争不仅给部分战士留下心理阴影，而且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震聋了耳朵的士兵有十分之一二；后勤保障时断时续，冻伤的士兵也不在少数。美机投掷的一种燃烧弹，数百米之内一片火海，侥幸逃脱了的战士不是烧伤，就是肺部和呼吸系统受损，此种损伤也难治愈，不少人回国后感到呼吸困难，走路都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此外，长期山洞、坑道和野外露天睡眠，使许多战士患有风湿病。
　　几天几夜的强行军、激烈的战斗、肩扛手提的后勤保障，也使不少志愿军老战士落下病根。一个极端的例子，攸县一名老战士在夜行军时，扑面跌了一跤，导致下体重伤。此战士在参战前结婚，回家后丧失性功能，一个乡人与其妻长期通奸，后来干脆把妻“让给”对方（主动与妻离婚，让他们结婚）。

老兵越来越少

　　在世的老兵正越来越少。2013年7月下旬，本刊记者回访当年走访的攸县8位志愿军老兵，发现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以湖南攸县为例，据《攸县志》（1990年5月版，中国文史出版社）记载：攸县籍志愿军共八百多人上了朝鲜战场，3年牺牲、失踪了110多人。幸存者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2003年攸县民政局调查，这些返乡的老兵已过世了五分之二；10年后的今日，这些老兵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10年前，攸县农村籍志愿军老兵普遍生活困顿。2003年，攸县志愿军老兵的抚恤金，每月仅为55元，但在全国并不算低（各省标准不同）。那时农业税还未取消，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尚未普及，老兵们一旦患重病无钱治疗，家庭遭灾得不到救济。
　　志愿军老兵复员后，大多回到农村种田耕作。相比之下，朝鲜战争美军士兵退役后，享受了美国二战尾声之际颁布的“教育资助”安置，很多人走进大学校园接受教育，并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南方周末》曾报道，对于美军退伍军人（包括朝鲜战争），政府向他们发放包括伤残补偿金、养老金及税收优惠在内的津贴补助，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医疗保障系统，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国家公墓系统中的安葬地点。
　　如今，志愿军老兵的待遇已明显改善。其中，攸县籍老兵们的抚恤金（湖南省内标准一致），10年后已经由每月55元增加到640元，老兵们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每年需缴费160元，也由地方财政承担。老兵若逝世，乡镇民政干事会前往吊唁，送一个花圈，给200元丧仪（慰问金）。此外，县民政会一次性多发放半年抚恤金。
　　民政部官方网站介绍，对年老体弱、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包括志愿军老兵），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制定当地具体抚恤补助标准，确保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要求抚恤金逐年增加。
　　走访中，攸县籍志愿军老兵家属普遍呼吁：对亡者遗孀给予定期或一次性补偿，或给遗孀办理低保。
　　本刊刊登的8位志愿军老兵的口述故事，其实又何止发生在攸县，在更辽阔的土地，在几百万返乡朝鲜战场老兵身上，他们的经历同样真实地发生着。

邓三元

　　1933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所在部队：不详
　　2003年，记者去老邓家的路上，正是“芒种”时节。田垄两旁的稻田里，处处是埋首插秧的农人身影。有母亲带着孩子采摘鱼腥草。小河蜿蜒而下，水流湍急，许是前些天下雨，河水有些浑，有人正用电网捕鱼。
　　到老邓家时，老邓不在，上山干活去了。下了好几天雨，好不容易停了，红薯地得翻翻土透下气了。据说老邓很能吃苦，从家里到镇上近六七公里，他天天挑菜到镇里卖，走到镇上时天还刚蒙蒙亮。
　　老邓是个感情细腻的人。除了军功章等外，他居然保留了一本相册，都是当年战友的照片，厚厚的。也许很久都没人翻动了，有些灰尘，老邓一页页轻轻翻过，手有些抖，那段令人激动的岁月仿佛又回来了。
　　201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邓三元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9岁。去世前两年，七十多岁的老人依旧挑着菜，步行一小时到镇里卖。他脑溢血的病因，是一次挑菜时摔了一跤，撞到了头。
　　老人葬在村子附近山头上，丧事办得隆重，送葬、哀乐、吃饭、工钱，总共花了4万多元。
　　十多年前，孙子想去当兵。当时老邓拦着，死活不同意，说当兵太苦、太残忍。“他是后勤兵，常从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當兵这么轻松。”邓的儿子说。
　　我18岁去朝鲜。我们这个团本来是去沈阳，学开汽车，忽然接到命令，前线要兵员，就转而去前线打仗。到了丹东，首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这批兵没受过军事训练，个子矮，不适合上前线。这样我们就成了后勤兵。
　　虽然不打仗，但我们部队也经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有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来了，我卧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识躲避飞机轰炸必须卧在低处。我发觉后，迅速滚了下来，恰在此时，原处一颗炸弹爆炸了。好险呀！最危险的一次是，战友晚上点蜡烛，忘了关窗户，被敌机发现，飞过来投炸弹，结果炸弹就在两三米外爆炸，差点就报废了。
　　当时朝鲜男人少，女人多。部队纪律规定，有通奸行为的，关3天禁闭；犯强奸罪的，枪毙。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常有老百姓来讨吃的。部队首长曾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捐给他们。给他们半块肥皂，就很高兴了。
　　其实有段时间，部队也很困难，没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症，什么都看不见，晚上行军只能手牵手地走。
　　我在朝鲜有过两次伤害，一次扛货太重压伤了腰，一次背货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了伤。我复员时，连长对我说：小邓呀，你也受了两次伤，我给你办个残疾证，回家可以得到一些补助金。那时军中传闻，残废军人名声不好听，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对象。我就谢绝了连长好意。结果回家后腰伤背伤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磨得好苦。伤发了又没钱治，更谈不上住院，只花几角钱请郎中抓几把草药敷一敷伤痛处，停了痛便要坚持出集体工。
　　我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回家，在大队当过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支部委员，当了二三十年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算是吃足了苦，每个人大体上都如此。要说意见的话就是补助金太少了，一个月才55块（2003年），抵得几包烟钱。你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表示感谢，但你们要向上级反映我们的苦楚，不这样，这采访就没有多大意义。

易岳林

　　1929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2003年记者探访时，易岳林已去世。他的遭遇由同村战友邓三元叙述。老邓记性好，讲的往事很清晰。
　　易岳林的情况现在只有我最了解，他比我大4岁。在朝鲜战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编个快板、写稿子都是好手。另一方面他个子高，长得魁武。我们是当后勤兵，每天太阳下山时，我们在地洞里吃晚饭，天黑时下山去火车站卸货。火车开来有几十个车皮，按规定一个排负责卸两个车皮的物资，卸一列火车半小时。当时易岳林当了我们的排长，他力大无比，50斤一包的面粉，他能扛8包，三四百斤一桶的汽油，我们两个人都抬不动，他一人能扛上一桶。有他身先士卒，我们排总是提前完成任务。还帮助别的排御货。
　　这样他多次荣立三等功，我们排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易岳林后来还参加了战斗，立过一次国际二等功，参加过一次金日成举行的盛大宴会，和金日成、彭德怀等许多大官在一个厅吃饭。
　　1958年易岳林转业回地方工作，当初安排他在长沙一大医院当总务，干了几个月后，不愿干，回家了。攸县县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铁厂当支部书记兼厂长。那时地方搞浮夸风，铁厂每天只出两吨铁，叫他报四五十吨，他搞不来，县委书记要整他，他便逃回家乡。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学当校长。
　　当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1960年过苦日子，一天9两米，他食量大，肚饥难熬，夜晚便去田间拔萝卜吃，被人撞见，这事老百姓都原谅他。但组织上免了他的校长职务，书也不让教了。最后回到农村。
　　在朝鲜装卸货物时由于用力过猛，导致脱肛，痔疮非常严重，大便中经常带有血丝。到了1970年代，他身体一直不好，慢慢地就如“八十岁婆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后来走路都困难，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

王庆云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阴泉村月形村民小组人。
　　入伍时间：1951年4月。
　　所在部队：不详
　　老王家在山区，住的仍是黄泥土房，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甚是显眼。
　　2003年，记者到他家时，见到堂屋靠墙一边，停着两口空棺材，红油漆刷过，厚重实在。为仍在世的老人准备棺材，这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 　　老王是二级乙等伤残军人，腹部受过重伤，当年多次手术的刀口，50年后仍清晰可见，紫红色的伤疤，如蚯蚓般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老王腹部，令人不忍卒视。
　　2010年农历二月初三，王庆云去世，终年80岁。2008年5月，老人不慎摔断左腿股骨，即去长沙住院治疗。不久尿路阻塞，特别痛苦，最后在株洲医院治疗。去世前，王庆云吐血不止，痛得浑身汗水湿透，但咬紧牙关不吭声，直到渐渐没了气息。
　　1950年11月，我结婚刚满一个月，就瞒着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军，在衡山训练几个月后，1951年4月，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去了朝鲜。开头一段时间编在后勤部队，就是装御军用物资。1952年春又编入作战部队，我们打过穿插战，有几次去敌营哨摸哨，都抓到了“舌头”。后一次被敌军发现，那是1952年6月25日，我们遭到炮击，我的小腹部中弹，肠子炸断了，右手骨折，还炸丢一节食指。
　　在接受了4次手术治疗后，医生给我接上了肠子。1953年下半年复员回家。当时部队首长对我说：“小王，你是个残废军人，按政策你回家去，不需要参加重体力劳动，地方政府将会好好照顾你的。”回家后，生产劳动很吃力，毕竟那时还年轻，慢慢也习惯了，又加上生儿育女，不干活是不行的。1958年大炼钢铁，我和其他民工一样地日出夜战，终于劳累过度，引发旧伤，又在医院再次进行手术。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先后生下4男3女，结果死了3个男孩，都是二十六七岁死的，都是患肝病。为给孩子治病和安葬，我欠债一万八千多块，那些年利息高、每块钱月息二分四厘，利息滚来滚去，滚成四万八千多块。
　　我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我回家后，政府给我的残废补助每年由几十块增加到现在的2100多块。这天灾人祸是意外的，怪不得谁，我领了残废金，就不好意思再向国家伸手了。
　　近年来，有贩子用5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我的证章，我跟他说：“你晓得我流过多少血，才换来这几枚证章，我就是穷到讨米当叫花子，也不可能卖给你呀。

王康恒

　　1933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井泉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 12月
　　所在部队：47军139师417团10营2连
　　2003年5月，记者找到老王时，他正卷着裤子打着赤脚在水田里锄草。老王能读报看书，是共产党员，曾经长期担任过大队干部。
　　他是个细心人，回屋后特意找了双皮鞋穿上，还戴了块手表，手表是他自己省钱买的，花了一百多块，只有来客人时才戴上。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见到老王时，他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也不错。只是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臂依然疼痛，伸不直，在朝鲜得的风湿，天一冷还折磨着他。
　　老人家里还有三亩水田、五分旱地，儿子在外打工，老伴早些年患眼疾双目失明，家中务农就他一人负担。虽已80岁，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间耕作。
　　如今，老人最高兴的是，家里修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新房，镇政府还补助了6000元。在攸县农村，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一二十年，最后倾尽积蓄，总要修起新楼房，客厅宽敞，墙壁瓷砖白亮，四扇铝合金玻璃大门也很气派，不然就很没“面子”。
　　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鲜。过鸭绿江后，一连9个晚上急行军，不少人打嗑睡倒在路旁。9天后到达朝鲜顺南，在那里修筑飞机场。当时朝鲜很冷，部队还没有发棉衣，战士一个个冻得面部紫黑。没有蔬菜吃，都是吃干炒米，一把盐烧一大锅开水，每人喝一碗，那叫“玻璃汤”，因此许多人患了夜盲症，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白天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夜晚去修飞机场，有几个晚上被敌机发现，投下许多燃烧弹。那弹投下来就是一片火海，不打仗，伤亡也很大。
　　机场修好后，我们开赴临津江一带作战。我们营在18号阵地驻守，开展阻击战。有天下午我在阵地前沿修壕沟，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七八米的地方，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块小弹，鲜血浸透了衣袖，战友帮我包扎后，我被转移到团部卫生队养伤。
　　一共打过四次大仗。最长一次守卫战打了20天，2天3夜没喝水，没睡觉。打穿插战，有时从河里趟过去，起来后全身都是冰块。
　　我是1957年5月复员回家的。我去朝鲜后，我娘在家以泪洗面，回家时娘的双眼都哭瞎了。我站在娘面前，我娘双手从我头上摸到脚下，她说：“孩子，你长高了，回来就好了。”
　　我们这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抚恤金太低了，从1980年开始给点补助，由每月5元加到15元，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注：2012年10月起每月640元）。我们去朝作战，那时国家刚解放，装备落后，与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16国作战，完全靠人力拼搏。这场战争对我们伤害太大了，刚复员回家时还年轻，有点三病两痛也顶得住。现在人老了就不行了，像我吧，当时手臂上挖出弹片，只一个月就治好了。如今这手臂伸不直，晚上睡觉时，没有知觉，早上起来后要揉半天才行。搞几天生产，手臂就要痛几天。
　　在朝鲜住了两年多山洞，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转业到企业或机关单位，（老了）有工资和养老保险。

王其花

　　1928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初
　　所在部队：不详
　　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志愿军老兵王庆云等讲述（2003年采访）。
　　王成瑞说：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复员回家的。他立过几次功，带回7枚证章。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炸弹的巨大爆炸声震聋了耳朵，回家时就已经得了一种晕病。
　　老战士王庆云说：1973年下半年，縣里召开一次复员军人会议、主要是换发复员证——我们当初的复员证上有彭德怀的名字，彭总倒了，又写上林彪的名字，林彪倒了，又要换证。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他说报到处没有他的名字，中饭都没吃。我便带他到饭厅讲明情况，服务员打饭给他吃了。吃饭后他说：“没有我的名字算了，明天我要与人家换工砍柴，不能耽误人家。”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说：“我不抽烟，就给你抽了。”还说只剩三角钱，只得走路回家去。我说：“这包烟我就抽了，我给你五角钱，加你三角就有八角，车票是六角五分，搭车回去，剩一角伍还可在镇上吃一碗面条。”后来我才得知，他还是走路回家的。只走了十几公里，他就在一处叫大同桥的公路段晕倒了。当时天黑了，围了一帮人，他又昏迷不醒，谁都不知他是哪里人。一个老大娘给他盖上一件旧棉衣，又给他灌下一碗姜茶，半夜才苏醒，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回家。 　　王其花弟媳刘菊英说：我是1962年嫁给大哥二弟的。我来时就看到大哥患了这古怪病，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晕，有时一天发两次晕，有时几个月发一次、只要听他大喊一声“丢炸弹了”，他就会倒下去。一般要晕倒一个时辰才醒来，当初他晕倒后，大家便把他抬回去，晕得多了，也就不抬了，只用些稻草给他垫背。有几次晕倒在江边，只尺把远就可能掉到水里。有几次砍柴晕倒在山上，醒来一身都是蚂蚁，痒得一身皮都抓烂了。大哥死那年正好50岁。

陈映辉

　　1933年生，皇图岭镇皇图村培园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底
　　所在部队：15军44师直属2营1连
　　2003年时，老陈家的堂屋里几乎没什么招贴画，除了“天地君亲师”之外，正对大门还贴着毛主席的大幅头像。
　　不像走访的其他老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在家，几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体貌特征也像得很：黑，瘦，挽着裤腿，拖鞋或光着脚。老陈穿得很整洁，肤色较白，这也许跟他的手艺有关：他开钥匙铺，整天都候在家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起当年的军歌，老陈两眼发亮，精神振奋，双臂还合着节奏上下挥动。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走访，80岁的老人已明显衰老。满脸皱纹、皮肤干枯，双手颤抖，走路也颤巍巍，被子弹打坏的右腿膝盖，越来越影响行动。这两年身体不大好，钥匙铺就没再干了。
　　除了平日依旧喘不过气来，老人精神不错，思维还清晰。行动不便，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沉思，经常陷入当年硝烟弥漫的回忆中。
　　我参军时，我哥哥当时已先入伍到了朝鲜。家里就我兄弟俩，按政策我是可以不当兵的。但我本人强烈要求当兵。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这仇我能不报吗？哥哥也从前线写信回家，鼓励我去抗美援朝。
　　有关朝鲜战场的事很多，我可以讲几天几夜。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战争牺牲很大。当时作战前首长动员说；要不惜牺牲，要以一个排对付敌军一个班的代价夺取胜利。每人袋里放一张纸条，写上姓名、家庭通讯地址。
　　回国后，我们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一家部队医院。那医院住有大批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伤病员，缺胳膊少腿的、冻丢手脚耳朵的、眼瞎耳聋的、枪弹损伤的以及精神病的都有。有次首长来作报告，寂静的礼堂，突然有战士站起来大喊：冲呀！杀呀！然后就昏倒下去。一个下午这样倒下去的有3个。
　　刚回国那一阵，走到哪里都有“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归来”的巨幅标语，都把我们当作“最可爱的人”，地方领导搞慰问的来了一拔又一拔，战斗英雄去单位作报告一场又一场。钢笔、茶缸、汗衫等纪念品发了不少，伙食也很丰富。
　　复员回农村后，就再没看到这种场面。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热烈气氛，事实上做不到，也不需要。但问题是，回农村后这些老兵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照顾。
　　我这样说，并不是向政府讨价还价。参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那时国家经济落后，不给我们补助，我们可以谅解政府。回家后，当初我还在供销社工作，1962年精简人员，把我下放到农村，我也没有意见。
　　由于参军早，不会干农活，别的劳力10个工分，我只能拿6分，婆娘4分，饭都不够吃。这些年都靠搞自行车修理为生。如今70岁了，手脚不麻利，冒得（方言：没有）力，一个单车轮胎都扳不上去，我两老只能靠配锁赚点生活费。
　　前些年（2003年以前），小儿子欠了农业税，政府转而要从我的抚恤金里扣，我就找到乡政府，“这是我拿命换来的，你們凭什么要扣？”最后好歹没扣。
　　现在经济发展了，政府都用上了好车，还可以公款吃喝，我认为政府给我们增加补贴是应该的。
　　这些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朝鲜现在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