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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清中期经历了“一口通商”政策和两次鸦片战争后，仍然秉承传统朝贡的外交体系。从外交动力机制层面分析，广州私家园林、寺庙园林、苗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承担着独特的外事责任，其造园观念、功能和形式都随着外事功能发生改变;鸦片战争时期府衙花园因使用者变更导致空间布局变化;与此同时，广州租界园林问世并快速发展。这些涉外园林的历史演进过程伴随着建造观念的革新，以及功能、布局间的相互推动。
关键词：清代中后期;外交体制;涉外园林;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1）04-0058-05
收稿日期：2020-09-01
修回日期：2020-11-27;2021-01-1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rt city in China， Guangzhou still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system of tributary after experiencing the “one-port trade” policy and the two Opium W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dynamics， Guangzhou’s private gardens， temple gardens， and nurseries bored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for foreign affairs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gardening concepts， functions and forms all chang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government office gardens changed during the Opium War due to the change of users. At the same time， Guangzhou Concession Gardens came out and developed rapidl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se foreign-related gardens is accompanied by the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cepts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function and layout.
Key words：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Diplomatic system; Foreign-related Gardens; Guangzhou
1清朝中晚期廣州涉外园林概况
清代中国实行“朝贡体制”，形成中国“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的对外关系哲学体系[1]，这套体制确定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和实践。驻点广州的各国公使和领事，一般居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临近的香港或者停泊的军舰上。
1.1 行商私家园林承担涉外事务
18—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互市国”关系，仍执行传统朝贡体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城市，广州十三行成为大清帝国唯一合法的管理中外贸易机构[2]。
以“粤海关-行商”为核心的处理西方通商和外交事务的体制（含管理外人体制、文书交往体制、海关税则税率等）正式确立，促进了新型中外贸易交流形式制度化。体制由粤海关、行商和管理外国在华规章制度共同构成，体现了中央、地方和民间三级管理的层级关系。粤海关监督由中央派遣，负责确定外商缴纳税收金额;两广总督负责制定外商应遵循的规章制度;行商作为中西贸易的唯一中间人，负责代收税款，其依靠于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垄断特权，累计了惊人财富，为园林建设积累资金。文献记载行商浩官（伍崇耀）的财产在1834年达到2 600万银元[3]。
此时期，行商府第和花园被用作中外谈判之地（表1）。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天子观”，中方拒绝在督抚衙门会见外国人，而选择在行商商馆等远离广州城的地方来会晤，以显示清政府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安排在奢华花园中谈判，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以增强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
1.2部分府衙花园成为中外联合办公地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世界格局与外交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但清政府的外交制度和政策并无重大改变。清政府制定的“俯顺夷情，以示限制”外交政策指导方针，仍属于传统朝贡外交范围。中西方物质差距并无反映到外交政策中①。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五口通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层次从“夷官-行商-中国官员”三级制度发展为“外国使领-中国钦差大臣”二级制度。
咸丰七年（1857年）至十年（1860年）期间，英法联军在广东将军府衙门内成立了“联军委员会”以控制广州地方政权，之后将军府衙门被强行征作英国领事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其后被征作法国领事馆。
1.3外商在粤管理与园林游玩制度的确立
由于外事政策，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住处和活动范围等都必须遵守清政府的规定。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行商府第和花园被当朝政府用作中外谈判和外商私人游玩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行商园林的发展，并使之扬名海外。 外事动力促进了行商园林管理制度上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外商对外出游玩的需求促进了清政府在乾隆至道光年间颁发了4项管理制度章程（表2）。乾隆末年，清政府特准外商在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可以渡过珠江到对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游玩;嘉庆年间将游玩地点调整为到海幢寺和花地，并对外出游玩的时间限制进一步放宽，从每月可出行两日增加到三日，嘉庆二十一年两广总督蒋攸铦批示英商人云：“从前禀求指一阔野地方闲散，以免生病。曾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令其赴关部报明，派人带付海幢寺、陈家花园内听其游玩。……兹查今年已无陈家花园，各夷人没有前赴花地游散之事……兹酌定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游玩散。”[4]此外，《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记》曾记载：“11日参观了花地花园，这是广州时尚人士常去消遣的地方。……此前已经允许我们可以随时进入这些花园，但是由于舰船上一些官员的错误行为，新近又把时间限定在这周内的一天”[5]。可见，面向外国人的园林游玩制度会随着外交突发事情而动态调整。
2 广州涉外园林类型及特点
根据使用类型的不同，广州涉外园林分为官方外事场所园林、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十三行洋商西式园林、沙面租界园林和芳村接待外国人的苗圃5种。
2.1官方外事场所园林的特点
2.1.1交通便利
官方选择外事场所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交通。中国官署建筑在功能上讲究内外有别，国家或者地方各级政权所在地一般只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一般安排在城郊与十三行外贸区域相近的区域。广州城郊寺庙、十三行行商住宅和花园在18—19世纪成为官方安排外交事务的正式或非正式场所。
以海幢寺园林布局为例，清代乾隆五十八年，时任两广总督长麟把海幢寺作为官方接待外使的场所。这与海幢寺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其与十三行外贸区域隔江相望，有利于外国使团与十三行商馆的联系。
2.1.2场所规模宏大，观感震撼
官员对外事场所的选择要求规模宏大，能展现国家实力强盛。如时任两广总督耆英希望通过此安排，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以增强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6]。
当时广州最大的园林胜地海幢寺成为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首选场所。海幢寺园林中轴对称，殿堂庄严雄伟（图1～2），《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外国殖民者回忆录中均有惊叹海幢寺建筑和园林景观之宏伟的语句[7]。
除此之外，十三行行商花园也被选作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原因之一是其规模宏大，装修奢华，装饰品味高雅，能让外国使者对我国“刮目相看”。其中，曾任总商三十余年，位居众商之首的怡和行伍氏家族的伍家花园，在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英使团两次访华期间均被作为接待处，访华使团均入住于此。伍家花园为我国古典园林风格，“以中心水域为主，规则式水庭布局，水体与周边建筑和谐搭配，尺度精宜”[8]，有“金鱼池、大石桥、小石桥……今还珠桥畔，幢幢大楼之处，乃当年水塘之区。……曲桥朱栏，垂柳湖畔，清幽如画，又有水栅，可通龙溪涌。每年端午，龙舟可扒入大塘竞赛。”①澳大利亚旅行家费弗尔记载：花园中有一个水闸与龙溪涌相连，外面的花船可以经由此水闸进入花园[9]。从访华使团的回忆日记也可窥探花园的园景。乾隆五十八年到访的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回忆：“使节团被招待住在西岸。馆舍共有庭园若干进，非常宽敞方便。其中有些房间陈设成为英国式样，有玻璃窗及壁炉。……馆舍四周是一所大花园，有池塘及花坛多起。……登台望远，广州全城景色及城外江河舟楫俱在眼前”[10]。嘉庆二十一年到访的亨利·艾利斯描述道：“浩官的房子还没有建好，但规模浩大，配得上他大约200万的财富。这座宅邸，不如说是宫殿，由一套套居住单元组成，镀金描银和雕刻精湛的装饰品品味高雅，根据不同季节被摆放在不同的地方”[5]285-286。伍家花园的园中园—万松园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后，更是作为接待城中名人和外国商人之用[6]78～82。
与伍家花园相似，被誉为“清代岭南第一名园”的海山仙馆也常被用于招待外国人[7，11]。其园主为十三行同文行行商潘仕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后期谈判从澳门转移到广州，拉萼尼被安排住在行商潘仕成府第海山仙馆中。该园属于中国古典园林风格，集山水园林、亭台楼阁、西洋饰品、文苑珍藏于一体，园林中西融合，总体呈现“内儒外洋”“猎奇”“好异”特色。
2.2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强占府衙花园作为办事处。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又细分为中外共用与被完全侵占两种，因两者花园风格、布局特点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故分别从中外共用的广州将军署衙门和被完全侵占的广东布政司署进行分析总结。
2.2.1古典园林风格保留，形成“前公后私”布局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在广州将军署衙门内成立了“联军委员会”以控制广州地方政权，两广总督与英法联军将领共同居住于此。这里是清代统辖驻守广州八旗兵的最高长官的办公地点。“清初是平南王府的后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為广州将军府的后苑。1861年，英国以‘租借’为名，强占部分土地建成领事馆，民国17年（1928年），被迫退还。”[12]
从联军的随行摄影师留下的历史照片资料中，可看到将军府衙门园林被侵占后，风格仍保持为古典园林风格（图3），但受政局和外交体制的影响，园林在区域功能上进行了划分，分为前后花园，由回廊连接贯穿。前花园作为公共区域，其中回廊为“公廊”;后花园作为私人专用区域，其中回廊为“专廊”。英国约翰·汤姆逊在同治八年（1869年）年进入总督衙门，他记载：“我们先是经过一道三开间的大门，然后穿过几进平整精致的庭院，一丛丛茂密的竹子和巨大的芭蕉叶将院子遮蔽得很是阴凉。……穿过几条传统的古色古香的垂花门的过道，绕过精雕细刻的木屏风，就是总督大人的私家花园和他的家眷居住地”[13]。从这段描述可以印证“前公后私”的花园布局特点。 2.2.2古典园林风格逐渐消失
咸丰十一年法国以撤军时间为谈判筹码，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同治六年（1867年）布政司署东园被征作法国领事馆，直至28年后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法国领事馆搬至沙面后才归还。1928年《广州民国日报》描述广东布政使司署“面积约二十余井，为长方形，中有石级如长蛇，尽处有大洋楼一座，建筑宏丽，楼分上下两层，即数十年前所建法领办公厅，墙垣多被风雨剥蚀，其他大小房舍曰二十余间。”而据文献记载，广东布政司署园林原为古典园林风格，因署园在司署东部，又被称为东园。“东园在布政司署有春熙亭、兰雪轩诸胜，米芾题药洲石，原庋春熙亭嘉庆间布政使武陵赵慎畛重加修葺，翁覃溪学士阮文达公皆有诗文纪之。同治六年，割署东偏地为法领事馆，园废。”①可见司署园林有春熙亭、兰雪轩、药洲石等景物，署后建有越望楼（紫福楼）、斗南楼等建筑物，被侵占强租后风格渐失，至清末荒废。
2.3十三行洋商西式花园的特点
2.3.1封闭管理
十三行商馆区园林建造源于外国人对园林的需求，以及对花园私密性的高要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外销画中，可看到十三行沿岸花园和商馆距离近，人们在花园中无私密空间，巴夏礼的记录也印证了此点[14]。对于在行商区域建造花园，广州政府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中方认为英国人建造英国花园有殖民之嫌;但正如英国唐宁所说：‘他们永远不能理解我们这些仅为了贸易而远渡广州的洋鬼子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花园。’”[15]因此，洋商开始在商馆区域建起围墙，修建封闭管理的“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其中美国花园的建造源于道光二十四年3月中美签署《望厦条约》后，美国人得到了把商馆前广场用围墙封闭起来，形成独立花园空间的权利。
两个花园虽然同为封闭管理，但风格迥然不同：英国花园场地小，氛围轻松;美国花园面积至少是英国花园的6倍[16]，安静优雅。
2.3.2承担外国人公共活动场所的功能
花园为在十三行工作的西方人提供各类型公共活动场所。如英国花园“椭圆形，周长恰好一英里，是西方人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总共有200多人在这里进行锻炼或者呼吸新鲜空气。”[14]179，275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政府出资在英国领事所买的土地上建成新教教堂，建筑宽约12.95 m，长约25.30 m，外面有一个高约19.81 m的钟塔，可容纳150人。教堂建成后成为花园的中心，使花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西方风情，同时也成为广州中西方人地位转变的标志[14]185，275 。又如美国花园，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伊凡（Yvan）都曾到访这里，他在游记中说：“到了晚上，美国花园里到处是欧洲人在聚集，他们来这里主要是想吹吹风”[14]272。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也认为这里适合散步休闲[16]。
2.3.3规则式布局与自然式种植相结合
洋商西式花园总体布局均为规则式。如美国花园为典型西式对称风格，由7个大型椭圆形花坛和四周细长型绿化带组成：中心大花坛的边缘隔一段距离放置一个高脚花盘，中心处立旗杆;6个椭圆形花坛围绕中心花坛而设（图4）。
在植物种植上则为自然式种植。如美国花园的花坛内部植物配置为自然式布局;又如罗伯特·福琼描述英国花园“中间种着茂密的灌木丛，走道与四周的墙边也分布着树”[16]。
2.3.4以乡土树种为主
植物选种方面考虑成活率，以乡土树种为主。道光二十四年罗伯特·福琼描述英国花园中“有棕榈树、车前草、木兰、大山朴……和荔枝树等”，描述美国花园里“种植着很多中国南部土生土长的灌木和树”[16]。
2.4沙面租界园林的特点
2.4.1呈现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簽订《虎门条约》，允许英国人在广州等5处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面成为英法租界长达85年。英军占领广州和郊区后，着手为十三行选新址，在离十三行旧址珠江上游约91 m的沙面岛建立全新的殖民地。咸丰十一年沙面岛举行土地拍卖会，开始建设。沙面区域的租界园林呈现了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规则式花坛喷泉+成片草坪。
2.4.2建立园林资金管理体系
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成立“广州花园基金会”机构，也有称为“广州公园基金”，拨出了绿化专用基金，解决沙面植树和美化环境问题。同治四年（1865年）“环绕沙面岛的绿化带”工程完工[15]。租界园林通过引入公园管理制度，设置花园基金，初步建立了园林资金管理体系[17]，引发了中西造园文化碰撞。同时，植物引种驯化与栽培技术提升，促进了植物配置技术的革新。
2.5芳村接待外国人的苗圃的特点
2.5.1依照外国人审美布局装饰
芳村花地部分宅园和苗圃作为定期开放给洋人游玩的场所，被认为“是由中国人依英国人口味别具匠心装饰的花地花园，来此一游是在离开城郊拥挤而嘈杂的街道后的一种极大放松”[18]。《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广州近郊沿河岸有一些苗圃，里面培养了许多稀奇植物标本。广州大商人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所别墅。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偕同几位有关的英国人和中国人预先由广州来到一所别墅里，在此迎候特使”[9]561。
2.5.2兼顾苗木生产、消费服务与花园游览三重功能
洋商到花地游玩，饭局也设在卖花人家中。文献记载芳村阿清在广州的“一口通商”政策期间，成为外销苗木集散地著名的种花人兼园林匠人，他经营的苗圃也成为洋人游玩的场所。《旧中国杂记》展示了洋人眼中他的苗圃园林：“布置得跟在商馆一样，什么都不缺，就连盛水洗手的碗都有了”[11]8，11。可见这些接待洋商的花圃兼顾苗木生产、消费服务和花园游览的三重特点。 3小结
清代中后期仍然秉承传统朝贡的外交体系，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广州涉外园林呈现出独有的布局和特点。部分靠近十三行外贸区域、场所规模宏大、园林观感震撼的行商园林、寺庙园林，和植物种类独特的苗圃一同承担了接待来华外国人的功能。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府衙花园因使用者变化，空间布局也发生变化，中外共用的府衙花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得到保留，出现了“前公后私”的布局;而被完全侵占的府衙花园古典园林风格逐渐消失，直至园林荒废。与此同时，租界园林问世并快速建设，呈现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特点，并通过成立“广州公园基金”，建立园林资金管理体系。十三行洋商西式花园以围墙包围，封闭管理，其结合了规则式布局与自然式种植，作为来华西方人的公共活动场所。清朝中晚期广州涉外园林史实研究是该时段中外交流发展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注：图1～2来自《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五卷）（王次澄，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图3来自《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泰瑞·贝内特，2014）;图4来自《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艺术馆，编.香港市政局出版社，1996，第19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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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司彦/1983年生/女/广东肇庆人/博士研究生/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佛山 528216）/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岭南园林史、园林职业教育
曾丽娟/1979年生/女/广东英德人/硕士研究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州 510665）/研究方向为岭南园林艺术与理论，环境景观设计
关键词：清代中后期;外交体制;涉外园林;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1）04-0058-05
收稿日期：2020-09-01
修回日期：2020-11-27;2021-01-1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rt city in China， Guangzhou still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system of tributary after experiencing the “one-port trade” policy and the two Opium W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dynamics， Guangzhou’s private gardens， temple gardens， and nurseries bored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for foreign affairs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gardening concepts， functions and forms all chang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government office gardens changed during the Opium War due to the change of users. At the same time， Guangzhou Concession Gardens came out and developed rapidl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se foreign-related gardens is accompanied by the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cepts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function and layout.
Key words：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Diplomatic system; Foreign-related Gardens; Guangzhou
1清朝中晚期廣州涉外园林概况
清代中国实行“朝贡体制”，形成中国“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的对外关系哲学体系[1]，这套体制确定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和实践。驻点广州的各国公使和领事，一般居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临近的香港或者停泊的军舰上。
1.1 行商私家园林承担涉外事务
18—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互市国”关系，仍执行传统朝贡体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城市，广州十三行成为大清帝国唯一合法的管理中外贸易机构[2]。
以“粤海关-行商”为核心的处理西方通商和外交事务的体制（含管理外人体制、文书交往体制、海关税则税率等）正式确立，促进了新型中外贸易交流形式制度化。体制由粤海关、行商和管理外国在华规章制度共同构成，体现了中央、地方和民间三级管理的层级关系。粤海关监督由中央派遣，负责确定外商缴纳税收金额;两广总督负责制定外商应遵循的规章制度;行商作为中西贸易的唯一中间人，负责代收税款，其依靠于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垄断特权，累计了惊人财富，为园林建设积累资金。文献记载行商浩官（伍崇耀）的财产在1834年达到2 600万银元[3]。
此时期，行商府第和花园被用作中外谈判之地（表1）。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天子观”，中方拒绝在督抚衙门会见外国人，而选择在行商商馆等远离广州城的地方来会晤，以显示清政府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安排在奢华花园中谈判，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以增强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
1.2部分府衙花园成为中外联合办公地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世界格局与外交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但清政府的外交制度和政策并无重大改变。清政府制定的“俯顺夷情，以示限制”外交政策指导方针，仍属于传统朝贡外交范围。中西方物质差距并无反映到外交政策中①。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五口通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层次从“夷官-行商-中国官员”三级制度发展为“外国使领-中国钦差大臣”二级制度。
咸丰七年（1857年）至十年（1860年）期间，英法联军在广东将军府衙门内成立了“联军委员会”以控制广州地方政权，之后将军府衙门被强行征作英国领事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其后被征作法国领事馆。
1.3外商在粤管理与园林游玩制度的确立
由于外事政策，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住处和活动范围等都必须遵守清政府的规定。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行商府第和花园被当朝政府用作中外谈判和外商私人游玩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行商园林的发展，并使之扬名海外。 外事动力促进了行商园林管理制度上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外商对外出游玩的需求促进了清政府在乾隆至道光年间颁发了4项管理制度章程（表2）。乾隆末年，清政府特准外商在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可以渡过珠江到对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游玩;嘉庆年间将游玩地点调整为到海幢寺和花地，并对外出游玩的时间限制进一步放宽，从每月可出行两日增加到三日，嘉庆二十一年两广总督蒋攸铦批示英商人云：“从前禀求指一阔野地方闲散，以免生病。曾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令其赴关部报明，派人带付海幢寺、陈家花园内听其游玩。……兹查今年已无陈家花园，各夷人没有前赴花地游散之事……兹酌定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游玩散。”[4]此外，《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记》曾记载：“11日参观了花地花园，这是广州时尚人士常去消遣的地方。……此前已经允许我们可以随时进入这些花园，但是由于舰船上一些官员的错误行为，新近又把时间限定在这周内的一天”[5]。可见，面向外国人的园林游玩制度会随着外交突发事情而动态调整。
2 广州涉外园林类型及特点
根据使用类型的不同，广州涉外园林分为官方外事场所园林、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十三行洋商西式园林、沙面租界园林和芳村接待外国人的苗圃5种。
2.1官方外事场所园林的特点
2.1.1交通便利
官方选择外事场所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交通。中国官署建筑在功能上讲究内外有别，国家或者地方各级政权所在地一般只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一般安排在城郊与十三行外贸区域相近的区域。广州城郊寺庙、十三行行商住宅和花园在18—19世纪成为官方安排外交事务的正式或非正式场所。
以海幢寺园林布局为例，清代乾隆五十八年，时任两广总督长麟把海幢寺作为官方接待外使的场所。这与海幢寺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其与十三行外贸区域隔江相望，有利于外国使团与十三行商馆的联系。
2.1.2场所规模宏大，观感震撼
官员对外事场所的选择要求规模宏大，能展现国家实力强盛。如时任两广总督耆英希望通过此安排，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以增强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6]。
当时广州最大的园林胜地海幢寺成为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首选场所。海幢寺园林中轴对称，殿堂庄严雄伟（图1～2），《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外国殖民者回忆录中均有惊叹海幢寺建筑和园林景观之宏伟的语句[7]。
除此之外，十三行行商花园也被选作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原因之一是其规模宏大，装修奢华，装饰品味高雅，能让外国使者对我国“刮目相看”。其中，曾任总商三十余年，位居众商之首的怡和行伍氏家族的伍家花园，在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英使团两次访华期间均被作为接待处，访华使团均入住于此。伍家花园为我国古典园林风格，“以中心水域为主，规则式水庭布局，水体与周边建筑和谐搭配，尺度精宜”[8]，有“金鱼池、大石桥、小石桥……今还珠桥畔，幢幢大楼之处，乃当年水塘之区。……曲桥朱栏，垂柳湖畔，清幽如画，又有水栅，可通龙溪涌。每年端午，龙舟可扒入大塘竞赛。”①澳大利亚旅行家费弗尔记载：花园中有一个水闸与龙溪涌相连，外面的花船可以经由此水闸进入花园[9]。从访华使团的回忆日记也可窥探花园的园景。乾隆五十八年到访的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回忆：“使节团被招待住在西岸。馆舍共有庭园若干进，非常宽敞方便。其中有些房间陈设成为英国式样，有玻璃窗及壁炉。……馆舍四周是一所大花园，有池塘及花坛多起。……登台望远，广州全城景色及城外江河舟楫俱在眼前”[10]。嘉庆二十一年到访的亨利·艾利斯描述道：“浩官的房子还没有建好，但规模浩大，配得上他大约200万的财富。这座宅邸，不如说是宫殿，由一套套居住单元组成，镀金描银和雕刻精湛的装饰品品味高雅，根据不同季节被摆放在不同的地方”[5]285-286。伍家花园的园中园—万松园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后，更是作为接待城中名人和外国商人之用[6]78～82。
与伍家花园相似，被誉为“清代岭南第一名园”的海山仙馆也常被用于招待外国人[7，11]。其园主为十三行同文行行商潘仕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后期谈判从澳门转移到广州，拉萼尼被安排住在行商潘仕成府第海山仙馆中。该园属于中国古典园林风格，集山水园林、亭台楼阁、西洋饰品、文苑珍藏于一体，园林中西融合，总体呈现“内儒外洋”“猎奇”“好异”特色。
2.2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强占府衙花园作为办事处。被英法攻占后的府衙花园又细分为中外共用与被完全侵占两种，因两者花园风格、布局特点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故分别从中外共用的广州将军署衙门和被完全侵占的广东布政司署进行分析总结。
2.2.1古典园林风格保留，形成“前公后私”布局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在广州将军署衙门内成立了“联军委员会”以控制广州地方政权，两广总督与英法联军将领共同居住于此。这里是清代统辖驻守广州八旗兵的最高长官的办公地点。“清初是平南王府的后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為广州将军府的后苑。1861年，英国以‘租借’为名，强占部分土地建成领事馆，民国17年（1928年），被迫退还。”[12]
从联军的随行摄影师留下的历史照片资料中，可看到将军府衙门园林被侵占后，风格仍保持为古典园林风格（图3），但受政局和外交体制的影响，园林在区域功能上进行了划分，分为前后花园，由回廊连接贯穿。前花园作为公共区域，其中回廊为“公廊”;后花园作为私人专用区域，其中回廊为“专廊”。英国约翰·汤姆逊在同治八年（1869年）年进入总督衙门，他记载：“我们先是经过一道三开间的大门，然后穿过几进平整精致的庭院，一丛丛茂密的竹子和巨大的芭蕉叶将院子遮蔽得很是阴凉。……穿过几条传统的古色古香的垂花门的过道，绕过精雕细刻的木屏风，就是总督大人的私家花园和他的家眷居住地”[13]。从这段描述可以印证“前公后私”的花园布局特点。 2.2.2古典园林风格逐渐消失
咸丰十一年法国以撤军时间为谈判筹码，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同治六年（1867年）布政司署东园被征作法国领事馆，直至28年后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法国领事馆搬至沙面后才归还。1928年《广州民国日报》描述广东布政使司署“面积约二十余井，为长方形，中有石级如长蛇，尽处有大洋楼一座，建筑宏丽，楼分上下两层，即数十年前所建法领办公厅，墙垣多被风雨剥蚀，其他大小房舍曰二十余间。”而据文献记载，广东布政司署园林原为古典园林风格，因署园在司署东部，又被称为东园。“东园在布政司署有春熙亭、兰雪轩诸胜，米芾题药洲石，原庋春熙亭嘉庆间布政使武陵赵慎畛重加修葺，翁覃溪学士阮文达公皆有诗文纪之。同治六年，割署东偏地为法领事馆，园废。”①可见司署园林有春熙亭、兰雪轩、药洲石等景物，署后建有越望楼（紫福楼）、斗南楼等建筑物，被侵占强租后风格渐失，至清末荒废。
2.3十三行洋商西式花园的特点
2.3.1封闭管理
十三行商馆区园林建造源于外国人对园林的需求，以及对花园私密性的高要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外销画中，可看到十三行沿岸花园和商馆距离近，人们在花园中无私密空间，巴夏礼的记录也印证了此点[14]。对于在行商区域建造花园，广州政府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中方认为英国人建造英国花园有殖民之嫌;但正如英国唐宁所说：‘他们永远不能理解我们这些仅为了贸易而远渡广州的洋鬼子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花园。’”[15]因此，洋商开始在商馆区域建起围墙，修建封闭管理的“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其中美国花园的建造源于道光二十四年3月中美签署《望厦条约》后，美国人得到了把商馆前广场用围墙封闭起来，形成独立花园空间的权利。
两个花园虽然同为封闭管理，但风格迥然不同：英国花园场地小，氛围轻松;美国花园面积至少是英国花园的6倍[16]，安静优雅。
2.3.2承担外国人公共活动场所的功能
花园为在十三行工作的西方人提供各类型公共活动场所。如英国花园“椭圆形，周长恰好一英里，是西方人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总共有200多人在这里进行锻炼或者呼吸新鲜空气。”[14]179，275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政府出资在英国领事所买的土地上建成新教教堂，建筑宽约12.95 m，长约25.30 m，外面有一个高约19.81 m的钟塔，可容纳150人。教堂建成后成为花园的中心，使花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西方风情，同时也成为广州中西方人地位转变的标志[14]185，275 。又如美国花园，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伊凡（Yvan）都曾到访这里，他在游记中说：“到了晚上，美国花园里到处是欧洲人在聚集，他们来这里主要是想吹吹风”[14]272。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也认为这里适合散步休闲[16]。
2.3.3规则式布局与自然式种植相结合
洋商西式花园总体布局均为规则式。如美国花园为典型西式对称风格，由7个大型椭圆形花坛和四周细长型绿化带组成：中心大花坛的边缘隔一段距离放置一个高脚花盘，中心处立旗杆;6个椭圆形花坛围绕中心花坛而设（图4）。
在植物种植上则为自然式种植。如美国花园的花坛内部植物配置为自然式布局;又如罗伯特·福琼描述英国花园“中间种着茂密的灌木丛，走道与四周的墙边也分布着树”[16]。
2.3.4以乡土树种为主
植物选种方面考虑成活率，以乡土树种为主。道光二十四年罗伯特·福琼描述英国花园中“有棕榈树、车前草、木兰、大山朴……和荔枝树等”，描述美国花园里“种植着很多中国南部土生土长的灌木和树”[16]。
2.4沙面租界园林的特点
2.4.1呈现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簽订《虎门条约》，允许英国人在广州等5处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面成为英法租界长达85年。英军占领广州和郊区后，着手为十三行选新址，在离十三行旧址珠江上游约91 m的沙面岛建立全新的殖民地。咸丰十一年沙面岛举行土地拍卖会，开始建设。沙面区域的租界园林呈现了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规则式花坛喷泉+成片草坪。
2.4.2建立园林资金管理体系
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成立“广州花园基金会”机构，也有称为“广州公园基金”，拨出了绿化专用基金，解决沙面植树和美化环境问题。同治四年（1865年）“环绕沙面岛的绿化带”工程完工[15]。租界园林通过引入公园管理制度，设置花园基金，初步建立了园林资金管理体系[17]，引发了中西造园文化碰撞。同时，植物引种驯化与栽培技术提升，促进了植物配置技术的革新。
2.5芳村接待外国人的苗圃的特点
2.5.1依照外国人审美布局装饰
芳村花地部分宅园和苗圃作为定期开放给洋人游玩的场所，被认为“是由中国人依英国人口味别具匠心装饰的花地花园，来此一游是在离开城郊拥挤而嘈杂的街道后的一种极大放松”[18]。《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广州近郊沿河岸有一些苗圃，里面培养了许多稀奇植物标本。广州大商人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所别墅。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偕同几位有关的英国人和中国人预先由广州来到一所别墅里，在此迎候特使”[9]561。
2.5.2兼顾苗木生产、消费服务与花园游览三重功能
洋商到花地游玩，饭局也设在卖花人家中。文献记载芳村阿清在广州的“一口通商”政策期间，成为外销苗木集散地著名的种花人兼园林匠人，他经营的苗圃也成为洋人游玩的场所。《旧中国杂记》展示了洋人眼中他的苗圃园林：“布置得跟在商馆一样，什么都不缺，就连盛水洗手的碗都有了”[11]8，11。可见这些接待洋商的花圃兼顾苗木生产、消费服务和花园游览的三重特点。 3小结
清代中后期仍然秉承传统朝贡的外交体系，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广州涉外园林呈现出独有的布局和特点。部分靠近十三行外贸区域、场所规模宏大、园林观感震撼的行商园林、寺庙园林，和植物种类独特的苗圃一同承担了接待来华外国人的功能。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府衙花园因使用者变化，空间布局也发生变化，中外共用的府衙花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得到保留，出现了“前公后私”的布局;而被完全侵占的府衙花园古典园林风格逐渐消失，直至园林荒废。与此同时，租界园林问世并快速建设，呈现完整的西方园林风格特点，并通过成立“广州公园基金”，建立园林资金管理体系。十三行洋商西式花园以围墙包围，封闭管理，其结合了规则式布局与自然式种植，作为来华西方人的公共活动场所。清朝中晚期广州涉外园林史实研究是该时段中外交流发展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注：图1～2来自《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五卷）（王次澄，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图3来自《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泰瑞·贝内特，2014）;图4来自《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艺术馆，编.香港市政局出版社，1996，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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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司彦/1983年生/女/广东肇庆人/博士研究生/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佛山 528216）/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岭南园林史、园林职业教育
曾丽娟/1979年生/女/广东英德人/硕士研究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州 510665）/研究方向为岭南园林艺术与理论，环境景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