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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现代一女性》摄制完成并公映。该片不但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而且由于其中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又是该片的编剧，而这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女演员队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下出现，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这位影坛才女便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声名日盛、年仅21岁的女演员艾霞。
A艾霞，原名严以南，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除了阅读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外，她还通过进步书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
1928年，16岁的艾霞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只身出走来到上海谋生。不久，她加入当时由田汉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从事话剧演出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在南国社从艺期间，她虚心好学，刻苦用功，很快在舞台上成熟起来，并开始采用“艾霞”的艺名，由于她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倾向，很快被吸引进入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
1931年，党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委派由瞿秋白负责，在电影界中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其任务除了重视进步的电影剧本创作外，就是把大量的剧联盟员为主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参加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以占领电影这块宣传阵地。艾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同王莹、沈西苓等一起加入到上海明星影片公司。
艾霞是1932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的，不久即主演了影片《旧仇新恨》，以其清新的风格与真挚的表演崭露头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之后，又相继主演了根据茅盾小说改编，反映农村悲惨现实生活的影片《春蚕》，反映知识青年不同生活道路的影片《时代的女儿》，写农村丰收成灾的影片《丰年》；并在描写职业妇女的影片《胭脂市场》、揭露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影片《二对一》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中饰演重要角色，显露出了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
在影片《春蚕》中，艾霞饰农民李根生的妻子荷花。荷花因为在城里做过丫头，村里人看不起她，说是“白虎星”，还把一切罪名推给她。荷花对此十分反感，曾偷偷走进蚕农老通宝家的蚕房，报复地要“冲克”他的“宝宝”(蚕)。艾霞把人物那种不满社会旧俗、敢想敢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把荷花不为人们理解的苦闷神情真实地反映出来，给全剧增色不少。该片导演程步高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艾霞“演戏善抓性格，深入角色，掌握感情，真挚动人。”
影片《时代的女儿》描写了1925—1927年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众多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艾霞在影片中饰演上海一家木机织绸厂老板的女儿。这位“千金”是女子中学的学生，因爱慕虚荣而生活日益放荡，最后成了男人的玩物而被学校开除，终离家出走，堕入红尘。艾霞很好地把握住了剧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饰演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作为一个反衬，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知识青年只有努力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影片上映后，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霞的出色表演，得到了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当时明星影片公司演员阵容中“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人们评价她“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特别是因为她拍的这些影片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影片”，因此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艾霞是颇有感召力的，而她自编自演《现代一女性》，使人们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当时从影的女演员因为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聪明好学的艾霞则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因此，人们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誉为“作家明星”。
《现代一女性》这部影片叙述的是一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的女子葡萄的人生经历，着重写她在被捕入狱后如何在一个有着革命理想的狱友的教育下，从恋爱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艾霞作为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也在表演上作了很大努力，可以说，影片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剧本某些地方的先天不足，因此女主角的转变显得有些牵强与仓促，人物形象后半部不丰满，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后来有的影评家这样分析说：“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B从1932年到1934年，艾霞在短短的二年里，已先后拍了8部电影，创作精力可说是十分旺盛的。正当人们翘首以待艾霞获得新的成就时，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1934年2月12日艾霞吞烟自杀了。她在临终前留给在场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因为艾霞是一个颇有才华又很有影响的影坛才女，又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女电影演员，她的死，立即成了当时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各届人士发表谈话，广大影迷争睹遗容，曾有六七家报刊专门出了纪念特刊，以示哀悼；而对带着“人生是苦痛的”疾世之言愤然自绝的原因，则众说纷纭：
一说：缘于“经济拮据的窘况”。
艾霞父亲经商失败后，一家数口的重整旗鼓要靠她微薄的收入来接济维持。这时她还与一个无业的恋人同居，但20多元工资无法养活两个人，只好被迫分手，因而倍感贫穷和痛苦。成为明星后，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她对衣着款式、发型、佩饰等穿着打扮逐渐注重起来，并对生活、娱乐的档次有了讲究，这又无疑遇到了人不敷出的困难。这在当时视金钱为万能的社会，她感到了生存重负的压力，又不肯随意出卖灵肉去迎合达官贵人以求荣华，这样，追求享受与工资收入一般且要保持独立人格便成了日益激化的矛盾，从而加重了她的厌世情绪。
二说：缘如“不能自控的任性”与“郁于孤独、空虚”。
了解艾霞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自从成为明星后，艾霞做事说话更为任性了。心情好时，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待人主动热情；走路载歌载舞，说话妙趣横生。但心情不好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粗气，做事随便，常手里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也乱蓬蓬的，或一个人在马路中到处绕圈子，或借酒浇愁，醉卧如泥。艾霞这种不能自控的任性、孤傲的性格，加上不时流露出来的明星架子，使不少人对她敬而远之；也有的出于嫉妒，暗中鼓捣，更离间了艾霞与同仁们的关系。艾霞因此有知音难觅之感，常在独居中与猫作伴，暗自伤悲。曾说：“理解我者唯王莹一人”。但王莹当时也因为世道混浊和“电影圈黑暗”，准备东渡日本求学，这更使艾霞感到孤寂、忧郁和无助的痛苦，从而作出“人生是苦痛的”，生不如死的决断。
三说：缘于“爱情的悲剧”。
应该说，这与她形成任性、易反复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艾霞是个才华横溢的影星，也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她一直对爱情追求过于理想化，寄托过重，以至涉世不深，天真有余而数次受害，身心受到很大刺激。早在上中学时，就有一个姓吕的和一个姓章的男青年同时向她求婚。她选中了姓吕的，初恋的欢乐，使她陶醉。谁知这爱情的幼苗，很快被封建婚姻制度摧残了。姓吕的竟屈从于封建，和另一女子结了婚。艾霞在极度悲愤中，挥剪剪掉秀发，立誓不再嫁人。当家里为她搞包办婚姻时，她毅然离家出走，以示反抗。这时，那姓章的青年却依然爱着她，求爱的温情，终于融化了她心中的冰块，她和他同居了。但是，艾霞那每月20多块钱的微薄收入难能供两人生活之需，很快贫穷中的争吵导致两人分手了。进人明星公司后，艾霞才华显现，很快成为耀眼的明星，追逐者日增。她认为过去的爱情经历不堪回首，开始热衷于明星的生活，信奉起爱情至上来。她有时整天整夜与相好的情侣在一起出入歌厅舞池、酒吧咖啡屋，消磨时光。后来，她与一个姓林的有妇之夫谈恋爱。她的好友王莹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我不相信会有纯洁的爱，神圣的爱。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在艾霞沉醉在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俨然夫妻。得知真相的艾霞顿时像掉进无底深渊，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在忧伤中，她又给那位姓章的先生写信，章因外出回信稍迟。不知内情的艾霞绝望中唯一的一根救命绳索，在她看来也断了，她失去生存的勇气。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是欺骗。”这段话，可说是她对爱情悲剧结局的探源与自省。
C对于艾霞的死，最痛心的莫过于她的挚友、电影明星王莹。王莹与艾霞同由话剧界转入电影界，来往很密，友情甚笃。虽然艾霞比王莹大两岁，但她一直把聪慧、持重的王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知心话，都乐意跟她说。因此，对艾霞思想状况与工作生活情况王莹都十分清楚和关心，经常提醒着她。可王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自寻绝路，更使王莹后悔的是，她本有机会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1934年2月12日即腊月二十九那天，王莹正在公司摄影棚里拍摄《同仇》，晚上七、八点钟才拍完。在化妆间卸妆时，艾霞来找她，约她找个地方说说话。王莹因与别人有约在先，一时抽不开身，便对艾霞说：“好的，等我拍完了这段戏再说吧!”艾霞当时神情沮丧，脸上没擦脂粉，很苍白，眼圈红红的，披头散发，没有修饰。她在化妆室桌旁站了一会儿，便悲伤地走了。若是别人，王莹会十分关注，对艾霞，王莹知道这样子是常有的情形，她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艾霞竟自杀了。大年初一的晚上，王莹在沪寓环龙路小楼上正在看书，忽听楼下报童凄厉地喊叫着：“号外，号外，电影明星艾霞自杀!”王莹一下子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奔到楼下，买了一份晚报“号外”，双手颤抖着打开一看，“艾霞自杀”的大黑字，映人眼帘，王莹感到如万箭穿心般疼痛，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为自己没能同艾霞作最后一次长谈而后悔，为自己没有阻止这次悲剧发生而自责。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和无限的悲愤之情，王莹写出了题为《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的悼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黑暗的电影圈”的说法，对黑暗社会扼杀艾霞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接着，她又写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散文《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号召电影界同仁同各种腐朽势力作斗争，不让艾霞悲剧重演。
艾霞死后，上海《电影画报》1934年第九期在《艾霞女士哀悼特辑》中，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绘油画二幅，睹物生情，诗画中洋溢的才华更使观者为之惋惜，感叹这位影坛才女的早逝。一年后，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这位独特女性的一生为素材编写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于1935年摄制完成并公映。该剧通过女演员韦明的悲惨身世的叙述，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半封建牛殖民地黑暗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是对艾霞的追悼，也是对正义的呼唤。只可恨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残忍了，《新女性》女主角韦明的饰演者、著名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新女性》上演不久，也因为受反动势力的胁迫，深感人言可畏，而步艾霞后尘自杀身亡。她以生命的自我毁灭，印证了艾霞的那句悲愤之语，的确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人生是苦痛的”。
A艾霞，原名严以南，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除了阅读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外，她还通过进步书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
1928年，16岁的艾霞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只身出走来到上海谋生。不久，她加入当时由田汉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从事话剧演出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在南国社从艺期间，她虚心好学，刻苦用功，很快在舞台上成熟起来，并开始采用“艾霞”的艺名，由于她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倾向，很快被吸引进入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
1931年，党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委派由瞿秋白负责，在电影界中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其任务除了重视进步的电影剧本创作外，就是把大量的剧联盟员为主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参加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以占领电影这块宣传阵地。艾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同王莹、沈西苓等一起加入到上海明星影片公司。
艾霞是1932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的，不久即主演了影片《旧仇新恨》，以其清新的风格与真挚的表演崭露头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之后，又相继主演了根据茅盾小说改编，反映农村悲惨现实生活的影片《春蚕》，反映知识青年不同生活道路的影片《时代的女儿》，写农村丰收成灾的影片《丰年》；并在描写职业妇女的影片《胭脂市场》、揭露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影片《二对一》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中饰演重要角色，显露出了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
在影片《春蚕》中，艾霞饰农民李根生的妻子荷花。荷花因为在城里做过丫头，村里人看不起她，说是“白虎星”，还把一切罪名推给她。荷花对此十分反感，曾偷偷走进蚕农老通宝家的蚕房，报复地要“冲克”他的“宝宝”(蚕)。艾霞把人物那种不满社会旧俗、敢想敢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把荷花不为人们理解的苦闷神情真实地反映出来，给全剧增色不少。该片导演程步高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艾霞“演戏善抓性格，深入角色，掌握感情，真挚动人。”
影片《时代的女儿》描写了1925—1927年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众多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艾霞在影片中饰演上海一家木机织绸厂老板的女儿。这位“千金”是女子中学的学生，因爱慕虚荣而生活日益放荡，最后成了男人的玩物而被学校开除，终离家出走，堕入红尘。艾霞很好地把握住了剧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饰演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作为一个反衬，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知识青年只有努力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影片上映后，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霞的出色表演，得到了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当时明星影片公司演员阵容中“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人们评价她“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特别是因为她拍的这些影片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影片”，因此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艾霞是颇有感召力的，而她自编自演《现代一女性》，使人们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当时从影的女演员因为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聪明好学的艾霞则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因此，人们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誉为“作家明星”。
《现代一女性》这部影片叙述的是一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的女子葡萄的人生经历，着重写她在被捕入狱后如何在一个有着革命理想的狱友的教育下，从恋爱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艾霞作为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也在表演上作了很大努力，可以说，影片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剧本某些地方的先天不足，因此女主角的转变显得有些牵强与仓促，人物形象后半部不丰满，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后来有的影评家这样分析说：“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B从1932年到1934年，艾霞在短短的二年里，已先后拍了8部电影，创作精力可说是十分旺盛的。正当人们翘首以待艾霞获得新的成就时，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1934年2月12日艾霞吞烟自杀了。她在临终前留给在场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因为艾霞是一个颇有才华又很有影响的影坛才女，又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女电影演员，她的死，立即成了当时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各届人士发表谈话，广大影迷争睹遗容，曾有六七家报刊专门出了纪念特刊，以示哀悼；而对带着“人生是苦痛的”疾世之言愤然自绝的原因，则众说纷纭：
一说：缘于“经济拮据的窘况”。
艾霞父亲经商失败后，一家数口的重整旗鼓要靠她微薄的收入来接济维持。这时她还与一个无业的恋人同居，但20多元工资无法养活两个人，只好被迫分手，因而倍感贫穷和痛苦。成为明星后，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她对衣着款式、发型、佩饰等穿着打扮逐渐注重起来，并对生活、娱乐的档次有了讲究，这又无疑遇到了人不敷出的困难。这在当时视金钱为万能的社会，她感到了生存重负的压力，又不肯随意出卖灵肉去迎合达官贵人以求荣华，这样，追求享受与工资收入一般且要保持独立人格便成了日益激化的矛盾，从而加重了她的厌世情绪。
二说：缘如“不能自控的任性”与“郁于孤独、空虚”。
了解艾霞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自从成为明星后，艾霞做事说话更为任性了。心情好时，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待人主动热情；走路载歌载舞，说话妙趣横生。但心情不好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粗气，做事随便，常手里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也乱蓬蓬的，或一个人在马路中到处绕圈子，或借酒浇愁，醉卧如泥。艾霞这种不能自控的任性、孤傲的性格，加上不时流露出来的明星架子，使不少人对她敬而远之；也有的出于嫉妒，暗中鼓捣，更离间了艾霞与同仁们的关系。艾霞因此有知音难觅之感，常在独居中与猫作伴，暗自伤悲。曾说：“理解我者唯王莹一人”。但王莹当时也因为世道混浊和“电影圈黑暗”，准备东渡日本求学，这更使艾霞感到孤寂、忧郁和无助的痛苦，从而作出“人生是苦痛的”，生不如死的决断。
三说：缘于“爱情的悲剧”。
应该说，这与她形成任性、易反复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艾霞是个才华横溢的影星，也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她一直对爱情追求过于理想化，寄托过重，以至涉世不深，天真有余而数次受害，身心受到很大刺激。早在上中学时，就有一个姓吕的和一个姓章的男青年同时向她求婚。她选中了姓吕的，初恋的欢乐，使她陶醉。谁知这爱情的幼苗，很快被封建婚姻制度摧残了。姓吕的竟屈从于封建，和另一女子结了婚。艾霞在极度悲愤中，挥剪剪掉秀发，立誓不再嫁人。当家里为她搞包办婚姻时，她毅然离家出走，以示反抗。这时，那姓章的青年却依然爱着她，求爱的温情，终于融化了她心中的冰块，她和他同居了。但是，艾霞那每月20多块钱的微薄收入难能供两人生活之需，很快贫穷中的争吵导致两人分手了。进人明星公司后，艾霞才华显现，很快成为耀眼的明星，追逐者日增。她认为过去的爱情经历不堪回首，开始热衷于明星的生活，信奉起爱情至上来。她有时整天整夜与相好的情侣在一起出入歌厅舞池、酒吧咖啡屋，消磨时光。后来，她与一个姓林的有妇之夫谈恋爱。她的好友王莹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我不相信会有纯洁的爱，神圣的爱。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在艾霞沉醉在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俨然夫妻。得知真相的艾霞顿时像掉进无底深渊，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在忧伤中，她又给那位姓章的先生写信，章因外出回信稍迟。不知内情的艾霞绝望中唯一的一根救命绳索，在她看来也断了，她失去生存的勇气。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是欺骗。”这段话，可说是她对爱情悲剧结局的探源与自省。
C对于艾霞的死，最痛心的莫过于她的挚友、电影明星王莹。王莹与艾霞同由话剧界转入电影界，来往很密，友情甚笃。虽然艾霞比王莹大两岁，但她一直把聪慧、持重的王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知心话，都乐意跟她说。因此，对艾霞思想状况与工作生活情况王莹都十分清楚和关心，经常提醒着她。可王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自寻绝路，更使王莹后悔的是，她本有机会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1934年2月12日即腊月二十九那天，王莹正在公司摄影棚里拍摄《同仇》，晚上七、八点钟才拍完。在化妆间卸妆时，艾霞来找她，约她找个地方说说话。王莹因与别人有约在先，一时抽不开身，便对艾霞说：“好的，等我拍完了这段戏再说吧!”艾霞当时神情沮丧，脸上没擦脂粉，很苍白，眼圈红红的，披头散发，没有修饰。她在化妆室桌旁站了一会儿，便悲伤地走了。若是别人，王莹会十分关注，对艾霞，王莹知道这样子是常有的情形，她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艾霞竟自杀了。大年初一的晚上，王莹在沪寓环龙路小楼上正在看书，忽听楼下报童凄厉地喊叫着：“号外，号外，电影明星艾霞自杀!”王莹一下子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奔到楼下，买了一份晚报“号外”，双手颤抖着打开一看，“艾霞自杀”的大黑字，映人眼帘，王莹感到如万箭穿心般疼痛，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为自己没能同艾霞作最后一次长谈而后悔，为自己没有阻止这次悲剧发生而自责。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和无限的悲愤之情，王莹写出了题为《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的悼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黑暗的电影圈”的说法，对黑暗社会扼杀艾霞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接着，她又写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散文《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号召电影界同仁同各种腐朽势力作斗争，不让艾霞悲剧重演。
艾霞死后，上海《电影画报》1934年第九期在《艾霞女士哀悼特辑》中，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绘油画二幅，睹物生情，诗画中洋溢的才华更使观者为之惋惜，感叹这位影坛才女的早逝。一年后，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这位独特女性的一生为素材编写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于1935年摄制完成并公映。该剧通过女演员韦明的悲惨身世的叙述，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半封建牛殖民地黑暗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是对艾霞的追悼，也是对正义的呼唤。只可恨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残忍了，《新女性》女主角韦明的饰演者、著名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新女性》上演不久，也因为受反动势力的胁迫，深感人言可畏，而步艾霞后尘自杀身亡。她以生命的自我毁灭，印证了艾霞的那句悲愤之语，的确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人生是苦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