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注意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出自陈云。
　　1989年春夏之交，因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陈云从休养地杭州提前回京。5月25日下午，秘书许永跃向他汇报，明天将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希望他能主持会议。陈云考虑了一下说，请一波同志主持，我就不参加了。但第二天早上，他叫来许永跃，说自己想了一夜，要去主持这个会。
　　这是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期间，唯一主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他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党中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时，根据许永跃的建议，“头子”改成了“核心”。
　　事实上，在多个这样的重要节点上，陈云都大力支持了邓小平。

“少壮派”

　　陈云进入中央领导层非常早。1930年，25岁的陈云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之后，长期从事组织和经济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是红军总政治部所办《红星》报的一名编辑。此后，他在党政军方面都有建树，且长期担任一把手。战争年代，“刘邓大军”战功赫赫;解放初期，他主政西南一方。
　　1956年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在酝酿八大人选时，毛泽东特别向全会推荐了陈云和邓小平。对陈云，他说：“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对邓小平，他评价“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他将两人称为“少壮派”， 预言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
　　在1956年9月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五。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党内排名第六。在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领导班子里，陈云和邓小平合作得很好。1962年7月前后陈云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就得到在第一线具体主持工作的邓小平的支持。
　　1962年，陈云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批判，此后一直“靠边站”。“文革”中，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他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但因1975年的全面整顿，1976年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打倒“四人帮”后，很长时间内，陈云和邓小平两人的命运依然没有出现转机。
　　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一天，邓小平忽然带领全家来访，久别重逢的两家人欢聚一堂。作为八届政治局常委中仅存的两位，这对老战友要再次携手合作了。

陈云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陈云利用这次机会，大声疾呼，为邓小平复出造势。3月13日，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发言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分量很重。
　　发言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没有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在会内外传开，反响很大。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4个月之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正式复出。
　　从一张摄于邓小平复出10天之后的照片可以看到，陈云和王震等兴高采烈地碰杯，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开心。

邓小平支持陈云重返最高层

　　1978年11月10日，又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幕。
　　会议原定的是三个经济议题，华国锋宣布：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一下从明年起把工作重心从揭批“四人帮”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日晚，陈云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很晚。他远离政治舞台中心差不多已16年，办公桌上空荡荡的，没有文件，只有一台旧电话机和一本台历。他就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发言提纲。他发言很少写提纲，但这次显然事关重大。他请夫人于若木帮他用大字誊写清楚。

　　第二天早上，陈云提前十分钟到了他所在的东北组会场。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注意到，他走路轻快，精神焕发，遂提醒会议主持人杨勇，陈云带着皮包，应该叫他发发言。会议一开始，杨勇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说：“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他表示，完全同意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有些影响大或涉及面广的遗留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然后，就一口气提出了薄一波、陶铸等人的所谓叛徒案和天安门事件等6个问题。
　　十年不鸣的陈云，一鸣醒目，再鸣惊人。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纷纷发言响应，会议的议题和进程被完全改变。
　　参加会议的于光远回忆，逐渐地，本来不在议题中的高层人事问题也在讨论中被提出了。很多人发言称，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
　　11月14日，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后回到北京。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但连续看简报、听汇报，密切关注着会场。 　　一天，陈云和往常一样提着他的塑料文件袋子上会，在走廊上碰到了邓小平。邓小平打趣他：“老兄，你出门总是不忘带上你这个能买菜的袋子。”陈云自得地笑着说：“我这个袋子既能装菜，也能装米。”
　　时机成熟，邓小平高度评价陈云“品德高”，并举了两人60年代共事中的例子加以说明，表示支持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他还提议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在紧接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12月22日晚，他从台下走上了主席台就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在事实上形成，陈云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领导层变动中密切配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领导格局逐渐形成。在整个调整过程中，陈云和邓小平一直密切配合。
　　1979年，国庆刚过，陈云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他说，他自己身体实在不行了，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76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11月11日下午，陈云发言称：“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荐耀邦同志来干，我说好，耀邦同志来搞。”

支持陈云主持经济调整

　　在常委中，陈云分工管政法。不久，他又承担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重担。
　　经过“文革”后，陈云的经济治理能力和稳健务实的经济发展思路被党内外所一致公认。众望所归，1979年3月，他成为了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
　　陈云一上任，就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手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他大力削减借外债的规模，减少引进项目，降低发展速度，为过热的经济降温。
　　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大力支持。在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关于调整的多点措施，并称：“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邓小平讲话称：“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经过调整，1981年底，巨额财政赤字降了下来，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调整通过“与民休养”，还上了欠账，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和全面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调整和整顿中，邓小平给予了陈云极大的信任。1978年，邓小平曾提出，抓紧时间，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当陈云提出借外债的风险后，他支持了陈云的观点。
　　整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邓小平、陈云的密切合作是全方位的。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凝聚了邓陈两人的智慧。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上，两人高度一致。陈云还贡献了“加写建国前28年的党的历史”的点子，解决了如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难题。对此，邓小平大为赞赏。
　　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邓小平和陈云也是通力合作。1981年，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写出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提出从现在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对此，邓小平风趣地表示，自己“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

1984年

　　1984年，在邓小平的思想发展上，是很重要的一年。
　　这年年初，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肯定了举办特区的决策。回京后，他明显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去向陈云汇报。
　　在经济特区建设问题上，陈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多的是把搞好特区放在第一位。1981年时他谈到，现在只能有这几个特区，不能增多，要认真总结经验。1982年春节，他又强调：“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邓小平在经济特区的问题上明确表态后，陈云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4月25日，陈云听取了谷牧关于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
　　1984年的南方视察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邓小平也有了新的思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思路逐渐清晰。
　　这一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全面改革、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对此，陈云表示完全同意。

“老兄”

　　曾任陈云秘书、后担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认为，邓小平和陈云都主张改革开放，也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歧，而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
　　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有的人说陈云主张计划经济，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我觉得更本质的差别在于邓小平想大胆地向前走，陈云则是比较小心地向前。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清楚财政状况。他看到很多破坏经济的乱象，所以他非常谨慎。”
　　邓小平精力充沛，广交朋友，频繁会见西方首脑、各界人士。而陈云因身体不好等原因，深居简出，除上海和杭州外，几乎不去外地，除苏联外没有出国访问，也不会见外宾。
　　陈云唯一会见过的，是老朋友、50年代援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1984年12月24日，他在中南海接待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冻结20多年后，第一个苏联政府副总理级的代表团正式访华。阿尔希波夫后来发表回忆文章称，他与陈云久别重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云哭了，我也止不住流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