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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蕴含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构性矛盾。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群体心理到理性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范式转换，暗含着社会矛盾从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到文化领域的转向。范式转换使社会运动研究的研究旨趣、核心议题、运动策略、分析框架等存在差異。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理论呈现出以“共治思维”为理论的逻辑基点;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强调情感性因素作用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群体心理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数字化动员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4-0074-10
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矛盾的必然应答，社会运动理论则是对这种应答的理论性解读。在社会转型中，非理性群体心理论、理性化集体行动论以及认同建构论等社会运动理论根植各自社会形态，寻求社会现代化矛盾破解道路，先后历经“心理结构、理性主义、文化主义”〔1〕的演进历程。检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剖析其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社会运动发展趋势，为破解社会矛盾提供启示。
一、“心理取向”的理论范式
“心理取向”范式经历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漫长的发展，强调群体心理在生成集体行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指出怨恨心理催生的非理性情绪会在群体层面发酵，进而排除个体理智化思维而将群体心理引入狂躁、偏执和冲动中，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2〕。心理范式的假设是：社会运动是心理病态的成员表达不满的方式，是社会成员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失范或瓦解的非理性应对。“心理取向”范式主要探讨个体心理怨恨、群体“结构性怨恨”如何促成集体行动。
“心理取向”范式根植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家族和地域文化逐渐被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诉求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价值体系所冲击和瓦解，丧失了掌控社会话语和凝聚大众的作用。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结构和个性心理的功能式微，致使社会成员沦为某种缺少信仰支撑的游离态原子，更容易受非理性思想诱导而丧失理智，卷入到集体行动中。社会革命中“领袖点燃不满情绪，大众愤怒心理升温而蜂拥而起”〔3〕的实践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心理取向”范式的确证性。
1.个体心理怨恨论。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个体本是具有理性意识与判断能力的人，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其理智便会削弱甚至丧失”〔4〕，最终，个体意识被群体无意识所取代，成为被“群氓精神所支配”〔5〕和脑垂体激素所支配的人。该理论重视个体非理性情绪在促成集体行动中的价值，强调将个体心理怨恨转化为群体心理怨恨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核心机制。这种强调非理性情绪煽动的观点，为群体领袖掌控大众心理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群体领袖可以凭借“个人断言、多次复述和群体感染”的手段来发酵和扩散冲动、暴躁和偏执的群氓情绪，实现驾驭“乌合之众”的目的。不过，心理怨恨论过于重视非理性情绪的动员力，将行动个体视为具有病态心理的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式集体动员的作用，难免被贴上病态化标签。该理论虽提出心理失衡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内源力量，但却未能揭示心理失衡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这也为后续探讨提供了方向。
2.心理循环生成论。布鲁默在承认心理怨恨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力性作用基础上，提出“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亢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及扩散感染（social contagion）”〔6〕的循环动力论。该理论指出，谣言先在个体间磨合传递，然后在人与人的意义互动中将个体心理体验群体化，最终使整个群体被这种心理体验所引导支配，促成集体行动。该理论认为社会成员间的“情绪交互”是产生行动意义的动力，当个体情绪或需要得不到满足或合理释放时，就会产生郁闷、沮丧、暴躁等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经过人群间的扩散，使他者情绪感染自我情绪，进而生成集体情绪，催生集体行动。该理论揭示了个体心理失衡如何经由循环感染而内化为集体共识性价值诉求的内在机理，指出情绪符号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循环互动对集体认同感的生成与强化所具备的作用。但仍以非理性情绪为立论前提，并强调情绪符号互动先于既存社会结构而存在〔7〕，具有唯心论倾向。这为后续研究超脱唯心论，探讨社会结构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提供支持。
3.“相对剥夺感”理论。戴维斯和格尔注意到了潜匿在心理失衡背后的社会结构，但只是将其视为理解和分析“相对剥夺感”的背景性材料。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中，格尔指出，集体行动受成员“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8〕驱动。“社会运动或革命是否发生，不取决于饥饿、认同、自由等实际需要，而取决于这些需要被满足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期望”〔9〕。当社会成员期望超出社会供给的最大阈值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这种剥夺感越强烈，促成集体行动的概率就越高，所造成危害就越大，即格尔所谓的“挫折-反抗（frustration-aggression）机制”〔10〕。该理论觉察到了隐藏在“相对剥夺感”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其制度配置的不公正性，试图从社会结构性矛盾中推导出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但仍强调大众心理失衡之于集体行动的决定性作用，无法摆脱唯心论范畴。不过，社会结构问题的引入已经拓展了“心理取向”范式的视域，为后续研究关切社会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4.“结构性怨恨”加值论。斯梅尔赛等人看到了社会结构失衡在大众心理失衡中的作用，不过同格尔相似，他们仍将社会结构失衡视为辅助性理论背景，聚焦大众心理的“结构性失衡”。在《集体行为理论》中，他提出加值理论模型（Value-Added Model），认为“社会结构的诱因、结构化不满情绪、出现被剥夺或压迫感、普遍信念产生、引爆社会运动的事件、广泛动员、社会调节力下降”〔11〕的因素累加是促成社会运动的关键。该理论认为，心理失衡是诸要素持续累加的结果，而非大众非理性情绪的突然性爆发，关切隐藏在心理怨恨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失衡的持续危害，但其理论基点仍属唯心论范畴，且对普遍信念的概化（generalized）解释有夸大问题危害的嫌疑。不过该理论已初具依循社会变迁逻辑分析集体行动的雏形，为后续研究深究社会变迁和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人及其行为奠定了基础。 “心理取向范式的魅力在于它的假设贴近生活经验，甚至某种程度上趋向人类社会的某种永恒性”〔12〕，并借助研究结论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次的精准验证而具有强大解释力。该范式以微观案例和生活示例的方式验证着非理性心理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有效性，但存在借助以发生社会运动实例来揭示理论确证性的倾向，理论信服力有待加强。毕竟，“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大众心理或态度，而取决于现有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性和创造新供给能力”〔13〕。
二、“理性取向”的理论范式
在批判“心理取向”理论范式强调人的集体行动非理性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人的集体行动属于理性化行为，并非病态化的社会异象。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社会运动理论探讨开始倾向于将人的行为视为理性考量的结果。同时，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也渗透到政治和社会学研究领域，拓宽了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视野。在经济理性视野中，人的实践活动被还原成某种基于经济收益性的理性化行为。不论是强调个体经济理性的理性选择论、注重资源筹措的资源动员论，还是挖掘资源背后的政治体制或政治环境的政治过程论，无不体现着某种“成本-收益观”。
1.理性选择理论。奥尔森等人虽未直接论及社会运动理论，但却对集体行动何以成行、如何规避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等社会运动理论核心议题进行过阐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他将个体“成本-收益”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原点”，指出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出于收益性动机，指出成员较少参与或付出努力便能享有公共物品或服务资格属于“搭便车行为”〔14〕。集体行动被还原成个体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弱化了组织动员和政治传统等因素的潜在影响。人们之所以参加社会运动不仅是出于非理性的愤怒，而且更多是出于对“行动-收益”的理性权衡，但却无法有效判断和解释搭便车的行动者们究竟是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搭便车困境使得该理论陷入循环论证泥淖。
2.资源动员理论。理性选择论激活了以经济范式透视社会运动理论的空间。于是传统社会运动论中的“心理失衡、暴躁情绪、偏执观念、暴力攻击”等心理学术语转换成了“诸如利益、算计、机会、成本、收益等”〔15〕经济学术语。在此背景下，麦卡锡和扎尔德撰写《社会运动的趋向：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一文，指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不断增加，并非社会矛盾升级或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是可供社会运动成员利用的资源（时间和金钱）增多了。〔16〕资源动员力的强弱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命运。〔17〕传统的非理性情绪、相对剥夺感、结构性怨恨等都只不过是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常量指标，关键在于能争取到的外部资源的多寡。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资源动员论能够将领袖活动、成员动员、资源动员和运动战术选择等整合于专业化资源筹措的框架内，高度重视正式组织和组织领袖在金钱和成员动员中的价值。但“资源动员理论没有解释热情、自发性和信仰是如何影响运动的，也没有处理好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进程及后果间的关系”〔18〕，且资源动员论未能深究资源筹措背后的政治结构、个体心理等变量的作用，为后续探讨政治过程或个体心理等在社会运动中所起作用提供支持。
3.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资源动员论过度夸大资源在社会运动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梯利、麦克亚当等人开始关切政治结构或机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特定国家内发生的社会运动，既不取决于心理愤怒，也不取决于资源多寡，而取决于政治权力能够提供的支持或威胁。〔19〕在资源恒定条件下，政治制度变动提供的机遇才是催生社会运动的关键。该理论视社会运动为政体内与政体外成员间的“权力对垒”和政体外成员争取资源，改变现有权力运行规则的合理手段。〔20〕“把握政治机遇、组织协同动员、唤醒认知解放”〔21〕是将政体外成员的诉求用合体制化的方式转化为政体内的制度安排的关键。
政治过程论既反对集体行动论视运动为社会崩溃而走向病态的观点，也反对资源动员论视运动为各种资源聚集而走向市场化的观点，它将政治环境纳入分析视野，强调政治结构或环境差异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该理论提供了两种分析社会运动的交互式思路：不同国家的同个社会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同个国家的不同社会运动的发展问题。但过于强调政治权力、国家制度与抗争性运动的关系容易将社会运动理论引入“政治论窠臼”，削弱文化心理或生活意义建构等主观性因素的作用。
“理性取向”的理论范式根植经济理性张扬的现代社会转型，将社会运动理论探讨从病态化的非理性层面转向常态化的理性层面，重视个体经济理性、组织资源动员和政治结构属性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价值，对于解释社会行动何以成行具有重要价值。但该范式对成员心理诉求或文化认同因素的忽视，将“人的意义建构”排除在理論视野外，为后续研究探讨意义建构与社会运动间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三、“建构取向”的理论范式
假如说“心理取向”范式秉持“非理性预设”，将社会运动视为被非理性情绪所驱动的社会病态现象，“理性取向”范式秉持“理性人假设”，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成员谋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那么“建构取向”范式则关切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范式转换既是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弱化文化情感等因素的纠偏，也是适切后现代社会“非物质化”价值诉求的表现。
“建构取向”范式的核心议题是：社会运动是意义建构实践，赋予社会运动以符号意义是促使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关键。该范式重视话语、符号、价值、身份等文化性因素在建构社会运动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探讨契合价值衍生的行动框架或策略的有效性和解释力。
“建构取向”范式受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影响。无政府主义质疑权威，关切民众生活实际，“倡导个性自由，反对强权统治”〔22〕，这种“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和“对技术官僚的彻底否定”，以去中心化和个性彰显为旨归的主张，为新社会运动论提供了广泛的民意认同和动员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站在阶级对立立场，将社会运动从政权更迭转移到意识唤醒，探讨文化秩序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应遵循“形成无产阶级同盟，增进同盟的领导集体的理想信仰和行动智慧，进而塑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意识”〔23〕的基本要求，才能“夺取文化霸权”，占领“市民社会”〔24〕。后现代思潮对技术殖民和生活货币化对生活领域的侵蚀表示不满，认为金钱交易和技术官僚主宰了私人生活领域，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人性被货币奴役而成为“单向度的人”〔25〕，必须通过重塑交往价值观，向现存不合理制度或文化秩序开战。“建构取向”范式正是站在重塑生活空间和文化秩序，恢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理性的立场上，批判技术殖民和私人空间货币化，塑造后物质主义的民主精神和身份认同感的。 1.新社会运动论。新社会运动论站在后现代立场，批判技术理性对公众主体性的侵蚀与自由精神的异化，以重新解构文化、符号、文本的方式，唤醒公众的自主意识和意义认同感，抵制“技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新社会运动论的特点表现为：第一，以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所造成的不公平和相对剥夺感来解释社会运动为何发生，分析这种新型怨恨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的舆论创设、议题选择和战术运用;第二，强调运动议题的“后物质主义”特征，突破劳资生产矛盾的议题范畴，聚焦“个人自由、经济民主、环境保护、向新观念开放和社会关怀”〔26〕等议题，借助社会运动与国家制度间的权力博弈，勾勒出彼此的意义边界;第三，注重运动战术的非暴力性，指出规范化的战术选择、贴近现有制度的协商空间、成员具有较高知识素养是运动战术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关键，并探讨各因素与战术选取的相互关系;第四，探讨网格化组织结构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指出网格化结构“具有非集中化、分散化的基层民主特征”〔27〕，能消解传统运动领袖的意识灌输，释放基层成员民主化参与活性，利于构建基于“统一共识”的扁平化组织运行体系。
新社会运动论的代表观点有：一是图海纳的“程序控制论”，强调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程序及其蕴含的价值意识是支配社会生产实践的关键，谁控制了生产程序的话语和符号系统，谁就拥有了向现存制度或生产结构抗争的能力〔28〕。促成社会运动的关键就在于调动社会成员对现存生产话语和符号系统的反抗心理，运用非制度性策略和重构生产程序的意义话语来重塑成员的价值认同，进而激活社会运动的意识边界。二是梅卢西的“信息社会论”，指出信息社会中蕴含符号意义的信息是社会成员追寻自我认同和情感自决的手段〔29〕。新社会运动兴起于个体解读和扩散信息的能动性以及蕴含在能动性中的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不满。新社会运动的核心在于争夺信息控制权，强调以信息源丰富、信息流通快、成员多样性的动员策略和非正式性、松散化的动员网络来建构新的集体认同感。三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理论，指出技术官僚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对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的侵蚀是新社会运动爆发的根源〔30〕。“意义世界”的殖民化，使人际忠诚、互动和信任关系被破坏，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不满情绪和紧张心理，因而新社会运动就是挽救“意义世界”被殖民化的应急自卫性。注重以交往理性稳固生活规范和价值共识，增进“系统”与“意义世界”的平等对话，消解横亘在制度诉求和生活世界间的裂隙，找寻人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意识成为新社会运动论的旨趣。
新社会运动论契合后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现实，试图通过文化认同感的识别和重塑来厘定权力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边界，其观点在分析科技理性和市场逻辑如何塑造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时颇有解释力。但该理论视文化或情感认同为动员手段而遮蔽了情感的自目的性，重视左翼社会运动而忽视右翼社会运动，且该理论是否根植于后工业社会也存在争议〔31〕，为后续理论深入探讨情感问题提供了空间。
2.框架建构理论。以该理论重拾“意义框架”在形塑社会成员对待社会运动态度的价值，重启戈夫曼的“框架整合”〔32〕（Flame Alignment）概念以审视社会运动中的抗争性话语及其作用。斯诺指出，制度或经济的机械联结并不稳固，只有建立在情感、态度和认同上的意义联结才是稳固的。〔33〕该理论并不认为意义框架能动员全体社会成员，而是要在“我们-他们”间划出清晰的文化界限，团结界限内成员以抵制敌对成员。通过对社会运动背后隐含的政治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加工或修订，将界限外成员动员起来，以框架搭桥、扩散、延展和实施夯实社会运动的文化或情感根基。
框架建构论强调：第一，个体是文化性嵌入组织结构的，个体与文化传统或组织认同趋同时，会趋向于遵守群体价值规范。因而挖掘或塑造能够唤醒成员价值认同的意义框架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首要任务。第二，个体是能动的意义建构者，能在成员互动中将心理失衡、资源短缺和政治机遇等所表达话语意涵自觉内化为自身文化认同。第三，注重现实问题的意义化解读，建构能够动员社会成员的“策略框架”（Strategic Framing）。因為“现实问题无法直接转化成集体行动，只有问题被赋予一定文化意义并为成员所接纳时，集体行动才会发生”〔34〕。
通过对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再解读或再加工激活成员的情感认同，分析群体情感与个人情感在运动中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二者对运动的影响〔35〕，弥补了前人研究忽视个体微观心理机制的不足，并使社会运动脱离周期性限制而具备了从文化历史观解读社会运动的价值。但该理论夸大运动领袖的主观性，弱化制度、资源和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深度。
四、国外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历程表明，“心理取向”理论范式秉持“非理性人假设”，将前现代阶段的社会运动视为大众心理失衡的结果，强调非理性情感因素的行为驱动性，却忽视社会动员、资源拓展、行动整合等背后所蕴含理性化因素，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批判性空间。“理性取向”理论范式则根植现代社会和实用主义哲学，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成员理性化谋求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常态化社会现象，并将广受批评的“心理怨恨或过激情绪”排除在分析视野外，为后续理论探讨提供理性范型。而“建构取向”理论范式则将前两种范式予以统整融合，并将社会运动的探讨置于社会结构性的视域中，强调社会运动是根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谋求符号性话语或文化性认同的意义建构过程。
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问题的出现与破解都不能局限于具体国家或特定社会，而应在共识性话语、共通性情感和共存性互动的融合中走向“全球共治”。受此影响，社会运动理论也逐渐从情感、理性、资源和制度的分析范式转向诸要素共融的综合化范式，以协商对话、民主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问题治理范式将成为主流趋势〔36〕。这些发展趋势和范式转向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1.以“共治思维”为理论的逻辑基点
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特定政治、经济、地域、民族等因素中，而是走向理论术语融通、研究方法互鉴、研究领域跨界的理论探讨“综合化”，强调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共识性应对，以“共治思维”统领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向。
“共治思维”统摄下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术语融通。譬如以“抗争性行动”概念来统摄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拓宽社会运动的外延，丰富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素材;凝练具有“类属性”的理论术语，增强概念自身的文化统整性和类主体归属感。二是研究方法互鉴。倡导价值预设的自我悬置，规避抽象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用本土思维解读本土事件，得出具有信服力的结论，增进研究主客体间的情感共鸣;倡导社会运动理论内部各方法的综合运用和“联合性理论”〔37〕（Union Theory）分析问题。譬如借鉴数理统计学、媒介生态学、空间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方法，全景化剖析社会运动的动力、目标、动员及战术选择等。三是研究论域跨界。在复杂问题解决需要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视域的趋势中，社会运动理论探讨正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定和学科规训逻辑的制约，走向跨界研讨。如从数字传媒视角审视网络性群体事件的演化机理以及对全球化运动或跨国性社会运动分析框架的动态建构等。〔38〕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治理，需要拓宽集体抗争行动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置于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博弈的全球化语境，以“群体性事件”概念来消解“集体抗争”的冲突性倾向、“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抗争政治”的政治性倾向，提供全球范围内群体抗争性问题探讨的“对话公约数”。同时，应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跨界性趋势，借助“空间动员理论”的观点，优化社会公共场所的空间布局，营设有利于实施民主协商、交互对话的空间环境;发挥“联合性理论”在剖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将群体非理性情绪的酝酿、行动策略可行性的評估、群体成员的认同建构、动员场地与环境的特殊性等融入群体性事件解决的过程，增强相关问题应对的针对性和系统化。
2.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话语分析视野中，组织行动被视为话语建构的过程。探讨话语是如何为组织选择或建构、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的行动，成为诸多社会运动理论关切的热点问题。如借助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视角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指出“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变迁都在国家形态下完成，制度结构的完善也带有国家意志烙印，因而社会运动是国家权力与公众诉求动态化博弈的结果”〔39〕。因而政体性质、制度安排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传统等为剖析话语性因素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
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为行动培育组织信仰或群体价值观;为行动提供实践性策略指导;为行动提供生理本能性解释。在群体性事件中，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于行动者，很难精准研判群体信念培育、自我策略认知及本能生理情绪的效用权重。但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当社会组织具有较高的自主化权限时，倾向于借助“认知性策略”来动员组织成员;当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偏低时，倾向于激活成员的生理情感或本能惯习来维系组织行动;而为群体行动建构“命运共享”的意义模型，则渗透到任何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这种意义模型的动员力强弱取决于制度权威性与组织自由度间的张力〔40〕。
在中国语境中，话语性因素分析并不指向非理性群体行动或破坏性群体事件，而指向国家倡导、制度允纳、情绪正面的常态化社会改良事件。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中，政府应整体把握不同话语主体的价值诉求，为不同诉求得以发声提供必要支持。如拓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将居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趣缘性自组织等打造成国家制度诉求精准落地的“公共生活领域”，确保居民合理诉求的有序满足;在群体性事件应对中，政府应精准识别“话语框架”背后行动发起人、参与者、旁观者以及媒体等话语主体的诉求差异和“行动共意点”，因地制宜地协调不同话语诉求的冲突症结，推动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科学化和常态化。
3.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
“网络正成为行动、通告、动员、聚集、抢占或被抢占的手段，兼具动员策略和组织基础的双重角色”〔41〕，为现实问题的协商提供了虚拟化场域，各方均试图借助数字化平台自证观点或立场的合理性〔42〕。数字化技术对空间感的消解和共时性动员的强化，为公民诉求表达提供支撑，赋予了公民在虚拟空间中自我表达或选择立场的自由，为社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某种代替性途径〔43〕。
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间民意渠道不畅通的现实境遇和草根基层的维权意识之间的矛盾性破解，甚至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策略〔44〕。数字化动员因准入门槛低、造成反响大、成员联动快、匿名属性强、异质度较高等特性，使成员迅速在成本收益的决断中作出选择，成为全球公民表达政治、经济或文化诉求的可行选择。数字化媒体在的裂变式信息扩散和法不责众的风险均担机制，使“沉默螺旋”得以发声，生成具有同类价值意识的“价值链条”〔45〕（Equivatlential Chains）而迈向“数字维权2.0”〔46〕时代。
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一是表现为实地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实地问题所激起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移植到网络空间，吸纳具有相似情感体验或文化归属的成员，为酝酿线下行动提供支持。这种数字化网络更多扮演激发和扩散情感或认同的工具角色，为舆论民意突破时空限制而付诸实践积蓄观念性力量。二是表现为线上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发生在线上空间中的某些社会热点性或易引发争论性的内容经由数字化渠道传递给线上成员，将观点所蕴含的道义感的呼唤和草根身份的认同推广至线上成员中，属于线上价值认同的线上扩散。这种数字化动员同时兼具成员动员的方法论与目的论意义：以数字化技术为动员策略，以数字化动员达成价值观认同的内化，确保线上事件所表达观点得到更多成员认可接纳，而不要求付诸线下实践或行为人的物理在场。 我国政府应推动数字化动员从无序化向有序化的转变。一方面，依托现场动员和网络传播相关理论，探索数字化动员的发生机制，为梯度化应对网络动员中的非理性情绪、网络暴力、人肉检索等提供框架支持，逐级消解负面舆论对公众心智的影响。如遴选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发言人、专家型学者或自媒体公知来担任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避免矛盾升级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应健全突发性议题数字化动员的预警机制，如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实谣言的流传，应及时召开记者会、听证会或新闻发布会等，将偏颇舆论扼杀在萌芽期，净化公民参与社会议题探讨的网络空间。同时，还需完善常态性议题数字化动员的制度体系，推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工作，有效遏制恶性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还应健全公民探讨医疗教育、国家战略等议题的参与机制，疏通网络信箱、微信微博、抖音直播、政府热线和云听证会或研讨会等民主参与渠道，在增强政策认同度的同时，发挥建言献策的主人翁精神，增强社会问题网络化治理质量。此外，还应增强线上议题转向线下行动的执行力，重视网络中报道的社会问题，如暴力执法、抗议拆迁、食品安全等的线下回应，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以平息舆论，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执政权威性。
4.重视情感性因素的作用
“社会运动研究到处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抗争，根本看不到情感的踪迹，任何想从文献中找到情感字眼的努力都是枉费的。但现在，是时候关注情感因素在社会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了”〔47〕。尽管新社会运动论的“认同感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框架建构论的“共意性运动”〔48〕（Consensus Movements）概念看到了情感在激活实体边界（性别、种族等）和价值边界（认知、态度、价值观等）上的作用，但仍缺少从微观机制层面审视情感的方向性和强度对人及其行为的影响。
除了对情感分析力度不足的纠偏外，情感促成行动的属性也决定了社会运动理论持续关切其作用机制。“情感是动机的核心命题”〔49〕，激发或生成具有引導群体行动的群体情感能够稳定维系成员的归属感，创造出忠诚于共同事业的信念与决心，进而促成社会运动。已有研究聚焦情感的双重属性、情感类型与强度对社会运动的差异化影响〔50〕，指出“最能激发网民参与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51〕。某种程度上，社会运动被视为公众表达社会情感和自我情绪的改良性行动。公众通过“情感的激发”和“情感共同体”的营造，实现个体诉求的群像化表达。目前，对情感类型和强度是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行动意愿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以情感治理来规范或引领群体性事件良性发展已是共识。
在中国语境中，情感逻辑对社会行动的支配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因而中国语境中的群体性事件在本质上是民众追求情感正义的行动。理念层面，政府应理性认知情感逻辑对群体性行动的意义性驱动价值，规避简单移植“非理性社会运动论”和“新情感主义论”的情感分析范式的倾向;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民意民怨向上传达的制度体系和落实监管责任机制，消解“体制性迟钝”和“口惠而行不实”对民怨情绪的强化。如可设置专门的民情舆论监测中心，对常态性社会议题和偶发性社会问题的敏感度、热点性和炒作风险进行理性评估，积极疏导公众不满情绪;实践层面，多渠道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与民主素养，帮助公民理解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正义性”与“程序合法性”间的辩证关系。甄选权威性和专业性强的意见领袖，及时向公众传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如何发展的，该怎样应对”等内容，为民怨情绪降温而使群体性事件走向平稳温和的发展样态。此外，应充分借助“云听证会”、微博、微信平台、AR视频技术等数字化媒体，为公众参与社会性议题的探讨创设民主空间，进而缓解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的肆意扩散。
总而言之，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历程，就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与破解的历程。不论是强调信仰崩塌与重建的心理范式，聚焦经济理性支配社会行动的理性范式，还是关切“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危机的建构范式，都是对当时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理论应答。“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理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破解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问题和转型期中国社会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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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群体心理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数字化动员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4-0074-10
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矛盾的必然应答，社会运动理论则是对这种应答的理论性解读。在社会转型中，非理性群体心理论、理性化集体行动论以及认同建构论等社会运动理论根植各自社会形态，寻求社会现代化矛盾破解道路，先后历经“心理结构、理性主义、文化主义”〔1〕的演进历程。检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剖析其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社会运动发展趋势，为破解社会矛盾提供启示。
一、“心理取向”的理论范式
“心理取向”范式经历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漫长的发展，强调群体心理在生成集体行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指出怨恨心理催生的非理性情绪会在群体层面发酵，进而排除个体理智化思维而将群体心理引入狂躁、偏执和冲动中，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2〕。心理范式的假设是：社会运动是心理病态的成员表达不满的方式，是社会成员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失范或瓦解的非理性应对。“心理取向”范式主要探讨个体心理怨恨、群体“结构性怨恨”如何促成集体行动。
“心理取向”范式根植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家族和地域文化逐渐被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诉求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价值体系所冲击和瓦解，丧失了掌控社会话语和凝聚大众的作用。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结构和个性心理的功能式微，致使社会成员沦为某种缺少信仰支撑的游离态原子，更容易受非理性思想诱导而丧失理智，卷入到集体行动中。社会革命中“领袖点燃不满情绪，大众愤怒心理升温而蜂拥而起”〔3〕的实践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心理取向”范式的确证性。
1.个体心理怨恨论。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个体本是具有理性意识与判断能力的人，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其理智便会削弱甚至丧失”〔4〕，最终，个体意识被群体无意识所取代，成为被“群氓精神所支配”〔5〕和脑垂体激素所支配的人。该理论重视个体非理性情绪在促成集体行动中的价值，强调将个体心理怨恨转化为群体心理怨恨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核心机制。这种强调非理性情绪煽动的观点，为群体领袖掌控大众心理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群体领袖可以凭借“个人断言、多次复述和群体感染”的手段来发酵和扩散冲动、暴躁和偏执的群氓情绪，实现驾驭“乌合之众”的目的。不过，心理怨恨论过于重视非理性情绪的动员力，将行动个体视为具有病态心理的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式集体动员的作用，难免被贴上病态化标签。该理论虽提出心理失衡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内源力量，但却未能揭示心理失衡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这也为后续探讨提供了方向。
2.心理循环生成论。布鲁默在承认心理怨恨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力性作用基础上，提出“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亢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及扩散感染（social contagion）”〔6〕的循环动力论。该理论指出，谣言先在个体间磨合传递，然后在人与人的意义互动中将个体心理体验群体化，最终使整个群体被这种心理体验所引导支配，促成集体行动。该理论认为社会成员间的“情绪交互”是产生行动意义的动力，当个体情绪或需要得不到满足或合理释放时，就会产生郁闷、沮丧、暴躁等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经过人群间的扩散，使他者情绪感染自我情绪，进而生成集体情绪，催生集体行动。该理论揭示了个体心理失衡如何经由循环感染而内化为集体共识性价值诉求的内在机理，指出情绪符号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循环互动对集体认同感的生成与强化所具备的作用。但仍以非理性情绪为立论前提，并强调情绪符号互动先于既存社会结构而存在〔7〕，具有唯心论倾向。这为后续研究超脱唯心论，探讨社会结构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提供支持。
3.“相对剥夺感”理论。戴维斯和格尔注意到了潜匿在心理失衡背后的社会结构，但只是将其视为理解和分析“相对剥夺感”的背景性材料。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中，格尔指出，集体行动受成员“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8〕驱动。“社会运动或革命是否发生，不取决于饥饿、认同、自由等实际需要，而取决于这些需要被满足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期望”〔9〕。当社会成员期望超出社会供给的最大阈值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这种剥夺感越强烈，促成集体行动的概率就越高，所造成危害就越大，即格尔所谓的“挫折-反抗（frustration-aggression）机制”〔10〕。该理论觉察到了隐藏在“相对剥夺感”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其制度配置的不公正性，试图从社会结构性矛盾中推导出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但仍强调大众心理失衡之于集体行动的决定性作用，无法摆脱唯心论范畴。不过，社会结构问题的引入已经拓展了“心理取向”范式的视域，为后续研究关切社会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4.“结构性怨恨”加值论。斯梅尔赛等人看到了社会结构失衡在大众心理失衡中的作用，不过同格尔相似，他们仍将社会结构失衡视为辅助性理论背景，聚焦大众心理的“结构性失衡”。在《集体行为理论》中，他提出加值理论模型（Value-Added Model），认为“社会结构的诱因、结构化不满情绪、出现被剥夺或压迫感、普遍信念产生、引爆社会运动的事件、广泛动员、社会调节力下降”〔11〕的因素累加是促成社会运动的关键。该理论认为，心理失衡是诸要素持续累加的结果，而非大众非理性情绪的突然性爆发，关切隐藏在心理怨恨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失衡的持续危害，但其理论基点仍属唯心论范畴，且对普遍信念的概化（generalized）解释有夸大问题危害的嫌疑。不过该理论已初具依循社会变迁逻辑分析集体行动的雏形，为后续研究深究社会变迁和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人及其行为奠定了基础。 “心理取向范式的魅力在于它的假设贴近生活经验，甚至某种程度上趋向人类社会的某种永恒性”〔12〕，并借助研究结论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次的精准验证而具有强大解释力。该范式以微观案例和生活示例的方式验证着非理性心理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有效性，但存在借助以发生社会运动实例来揭示理论确证性的倾向，理论信服力有待加强。毕竟，“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大众心理或态度，而取决于现有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性和创造新供给能力”〔13〕。
二、“理性取向”的理论范式
在批判“心理取向”理论范式强调人的集体行动非理性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人的集体行动属于理性化行为，并非病态化的社会异象。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社会运动理论探讨开始倾向于将人的行为视为理性考量的结果。同时，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也渗透到政治和社会学研究领域，拓宽了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视野。在经济理性视野中，人的实践活动被还原成某种基于经济收益性的理性化行为。不论是强调个体经济理性的理性选择论、注重资源筹措的资源动员论，还是挖掘资源背后的政治体制或政治环境的政治过程论，无不体现着某种“成本-收益观”。
1.理性选择理论。奥尔森等人虽未直接论及社会运动理论，但却对集体行动何以成行、如何规避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等社会运动理论核心议题进行过阐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他将个体“成本-收益”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原点”，指出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出于收益性动机，指出成员较少参与或付出努力便能享有公共物品或服务资格属于“搭便车行为”〔14〕。集体行动被还原成个体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弱化了组织动员和政治传统等因素的潜在影响。人们之所以参加社会运动不仅是出于非理性的愤怒，而且更多是出于对“行动-收益”的理性权衡，但却无法有效判断和解释搭便车的行动者们究竟是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搭便车困境使得该理论陷入循环论证泥淖。
2.资源动员理论。理性选择论激活了以经济范式透视社会运动理论的空间。于是传统社会运动论中的“心理失衡、暴躁情绪、偏执观念、暴力攻击”等心理学术语转换成了“诸如利益、算计、机会、成本、收益等”〔15〕经济学术语。在此背景下，麦卡锡和扎尔德撰写《社会运动的趋向：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一文，指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不断增加，并非社会矛盾升级或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是可供社会运动成员利用的资源（时间和金钱）增多了。〔16〕资源动员力的强弱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命运。〔17〕传统的非理性情绪、相对剥夺感、结构性怨恨等都只不过是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常量指标，关键在于能争取到的外部资源的多寡。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资源动员论能够将领袖活动、成员动员、资源动员和运动战术选择等整合于专业化资源筹措的框架内，高度重视正式组织和组织领袖在金钱和成员动员中的价值。但“资源动员理论没有解释热情、自发性和信仰是如何影响运动的，也没有处理好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进程及后果间的关系”〔18〕，且资源动员论未能深究资源筹措背后的政治结构、个体心理等变量的作用，为后续探讨政治过程或个体心理等在社会运动中所起作用提供支持。
3.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资源动员论过度夸大资源在社会运动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梯利、麦克亚当等人开始关切政治结构或机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特定国家内发生的社会运动，既不取决于心理愤怒，也不取决于资源多寡，而取决于政治权力能够提供的支持或威胁。〔19〕在资源恒定条件下，政治制度变动提供的机遇才是催生社会运动的关键。该理论视社会运动为政体内与政体外成员间的“权力对垒”和政体外成员争取资源，改变现有权力运行规则的合理手段。〔20〕“把握政治机遇、组织协同动员、唤醒认知解放”〔21〕是将政体外成员的诉求用合体制化的方式转化为政体内的制度安排的关键。
政治过程论既反对集体行动论视运动为社会崩溃而走向病态的观点，也反对资源动员论视运动为各种资源聚集而走向市场化的观点，它将政治环境纳入分析视野，强调政治结构或环境差异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该理论提供了两种分析社会运动的交互式思路：不同国家的同个社会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同个国家的不同社会运动的发展问题。但过于强调政治权力、国家制度与抗争性运动的关系容易将社会运动理论引入“政治论窠臼”，削弱文化心理或生活意义建构等主观性因素的作用。
“理性取向”的理论范式根植经济理性张扬的现代社会转型，将社会运动理论探讨从病态化的非理性层面转向常态化的理性层面，重视个体经济理性、组织资源动员和政治结构属性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价值，对于解释社会行动何以成行具有重要价值。但该范式对成员心理诉求或文化认同因素的忽视，将“人的意义建构”排除在理論视野外，为后续研究探讨意义建构与社会运动间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三、“建构取向”的理论范式
假如说“心理取向”范式秉持“非理性预设”，将社会运动视为被非理性情绪所驱动的社会病态现象，“理性取向”范式秉持“理性人假设”，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成员谋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那么“建构取向”范式则关切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范式转换既是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弱化文化情感等因素的纠偏，也是适切后现代社会“非物质化”价值诉求的表现。
“建构取向”范式的核心议题是：社会运动是意义建构实践，赋予社会运动以符号意义是促使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关键。该范式重视话语、符号、价值、身份等文化性因素在建构社会运动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探讨契合价值衍生的行动框架或策略的有效性和解释力。
“建构取向”范式受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影响。无政府主义质疑权威，关切民众生活实际，“倡导个性自由，反对强权统治”〔22〕，这种“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和“对技术官僚的彻底否定”，以去中心化和个性彰显为旨归的主张，为新社会运动论提供了广泛的民意认同和动员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站在阶级对立立场，将社会运动从政权更迭转移到意识唤醒，探讨文化秩序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应遵循“形成无产阶级同盟，增进同盟的领导集体的理想信仰和行动智慧，进而塑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意识”〔23〕的基本要求，才能“夺取文化霸权”，占领“市民社会”〔24〕。后现代思潮对技术殖民和生活货币化对生活领域的侵蚀表示不满，认为金钱交易和技术官僚主宰了私人生活领域，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人性被货币奴役而成为“单向度的人”〔25〕，必须通过重塑交往价值观，向现存不合理制度或文化秩序开战。“建构取向”范式正是站在重塑生活空间和文化秩序，恢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理性的立场上，批判技术殖民和私人空间货币化，塑造后物质主义的民主精神和身份认同感的。 1.新社会运动论。新社会运动论站在后现代立场，批判技术理性对公众主体性的侵蚀与自由精神的异化，以重新解构文化、符号、文本的方式，唤醒公众的自主意识和意义认同感，抵制“技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新社会运动论的特点表现为：第一，以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所造成的不公平和相对剥夺感来解释社会运动为何发生，分析这种新型怨恨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的舆论创设、议题选择和战术运用;第二，强调运动议题的“后物质主义”特征，突破劳资生产矛盾的议题范畴，聚焦“个人自由、经济民主、环境保护、向新观念开放和社会关怀”〔26〕等议题，借助社会运动与国家制度间的权力博弈，勾勒出彼此的意义边界;第三，注重运动战术的非暴力性，指出规范化的战术选择、贴近现有制度的协商空间、成员具有较高知识素养是运动战术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关键，并探讨各因素与战术选取的相互关系;第四，探讨网格化组织结构在促成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指出网格化结构“具有非集中化、分散化的基层民主特征”〔27〕，能消解传统运动领袖的意识灌输，释放基层成员民主化参与活性，利于构建基于“统一共识”的扁平化组织运行体系。
新社会运动论的代表观点有：一是图海纳的“程序控制论”，强调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程序及其蕴含的价值意识是支配社会生产实践的关键，谁控制了生产程序的话语和符号系统，谁就拥有了向现存制度或生产结构抗争的能力〔28〕。促成社会运动的关键就在于调动社会成员对现存生产话语和符号系统的反抗心理，运用非制度性策略和重构生产程序的意义话语来重塑成员的价值认同，进而激活社会运动的意识边界。二是梅卢西的“信息社会论”，指出信息社会中蕴含符号意义的信息是社会成员追寻自我认同和情感自决的手段〔29〕。新社会运动兴起于个体解读和扩散信息的能动性以及蕴含在能动性中的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不满。新社会运动的核心在于争夺信息控制权，强调以信息源丰富、信息流通快、成员多样性的动员策略和非正式性、松散化的动员网络来建构新的集体认同感。三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理论，指出技术官僚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对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的侵蚀是新社会运动爆发的根源〔30〕。“意义世界”的殖民化，使人际忠诚、互动和信任关系被破坏，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不满情绪和紧张心理，因而新社会运动就是挽救“意义世界”被殖民化的应急自卫性。注重以交往理性稳固生活规范和价值共识，增进“系统”与“意义世界”的平等对话，消解横亘在制度诉求和生活世界间的裂隙，找寻人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意识成为新社会运动论的旨趣。
新社会运动论契合后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现实，试图通过文化认同感的识别和重塑来厘定权力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边界，其观点在分析科技理性和市场逻辑如何塑造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时颇有解释力。但该理论视文化或情感认同为动员手段而遮蔽了情感的自目的性，重视左翼社会运动而忽视右翼社会运动，且该理论是否根植于后工业社会也存在争议〔31〕，为后续理论深入探讨情感问题提供了空间。
2.框架建构理论。以该理论重拾“意义框架”在形塑社会成员对待社会运动态度的价值，重启戈夫曼的“框架整合”〔32〕（Flame Alignment）概念以审视社会运动中的抗争性话语及其作用。斯诺指出，制度或经济的机械联结并不稳固，只有建立在情感、态度和认同上的意义联结才是稳固的。〔33〕该理论并不认为意义框架能动员全体社会成员，而是要在“我们-他们”间划出清晰的文化界限，团结界限内成员以抵制敌对成员。通过对社会运动背后隐含的政治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加工或修订，将界限外成员动员起来，以框架搭桥、扩散、延展和实施夯实社会运动的文化或情感根基。
框架建构论强调：第一，个体是文化性嵌入组织结构的，个体与文化传统或组织认同趋同时，会趋向于遵守群体价值规范。因而挖掘或塑造能够唤醒成员价值认同的意义框架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首要任务。第二，个体是能动的意义建构者，能在成员互动中将心理失衡、资源短缺和政治机遇等所表达话语意涵自觉内化为自身文化认同。第三，注重现实问题的意义化解读，建构能够动员社会成员的“策略框架”（Strategic Framing）。因為“现实问题无法直接转化成集体行动，只有问题被赋予一定文化意义并为成员所接纳时，集体行动才会发生”〔34〕。
通过对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再解读或再加工激活成员的情感认同，分析群体情感与个人情感在运动中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二者对运动的影响〔35〕，弥补了前人研究忽视个体微观心理机制的不足，并使社会运动脱离周期性限制而具备了从文化历史观解读社会运动的价值。但该理论夸大运动领袖的主观性，弱化制度、资源和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深度。
四、国外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历程表明，“心理取向”理论范式秉持“非理性人假设”，将前现代阶段的社会运动视为大众心理失衡的结果，强调非理性情感因素的行为驱动性，却忽视社会动员、资源拓展、行动整合等背后所蕴含理性化因素，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批判性空间。“理性取向”理论范式则根植现代社会和实用主义哲学，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成员理性化谋求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常态化社会现象，并将广受批评的“心理怨恨或过激情绪”排除在分析视野外，为后续理论探讨提供理性范型。而“建构取向”理论范式则将前两种范式予以统整融合，并将社会运动的探讨置于社会结构性的视域中，强调社会运动是根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谋求符号性话语或文化性认同的意义建构过程。
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问题的出现与破解都不能局限于具体国家或特定社会，而应在共识性话语、共通性情感和共存性互动的融合中走向“全球共治”。受此影响，社会运动理论也逐渐从情感、理性、资源和制度的分析范式转向诸要素共融的综合化范式，以协商对话、民主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问题治理范式将成为主流趋势〔36〕。这些发展趋势和范式转向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1.以“共治思维”为理论的逻辑基点
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特定政治、经济、地域、民族等因素中，而是走向理论术语融通、研究方法互鉴、研究领域跨界的理论探讨“综合化”，强调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共识性应对，以“共治思维”统领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向。
“共治思维”统摄下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术语融通。譬如以“抗争性行动”概念来统摄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拓宽社会运动的外延，丰富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素材;凝练具有“类属性”的理论术语，增强概念自身的文化统整性和类主体归属感。二是研究方法互鉴。倡导价值预设的自我悬置，规避抽象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用本土思维解读本土事件，得出具有信服力的结论，增进研究主客体间的情感共鸣;倡导社会运动理论内部各方法的综合运用和“联合性理论”〔37〕（Union Theory）分析问题。譬如借鉴数理统计学、媒介生态学、空间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方法，全景化剖析社会运动的动力、目标、动员及战术选择等。三是研究论域跨界。在复杂问题解决需要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视域的趋势中，社会运动理论探讨正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定和学科规训逻辑的制约，走向跨界研讨。如从数字传媒视角审视网络性群体事件的演化机理以及对全球化运动或跨国性社会运动分析框架的动态建构等。〔38〕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治理，需要拓宽集体抗争行动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置于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博弈的全球化语境，以“群体性事件”概念来消解“集体抗争”的冲突性倾向、“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抗争政治”的政治性倾向，提供全球范围内群体抗争性问题探讨的“对话公约数”。同时，应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跨界性趋势，借助“空间动员理论”的观点，优化社会公共场所的空间布局，营设有利于实施民主协商、交互对话的空间环境;发挥“联合性理论”在剖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将群体非理性情绪的酝酿、行动策略可行性的評估、群体成员的认同建构、动员场地与环境的特殊性等融入群体性事件解决的过程，增强相关问题应对的针对性和系统化。
2.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话语分析视野中，组织行动被视为话语建构的过程。探讨话语是如何为组织选择或建构、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的行动，成为诸多社会运动理论关切的热点问题。如借助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视角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指出“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变迁都在国家形态下完成，制度结构的完善也带有国家意志烙印，因而社会运动是国家权力与公众诉求动态化博弈的结果”〔39〕。因而政体性质、制度安排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传统等为剖析话语性因素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
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为行动培育组织信仰或群体价值观;为行动提供实践性策略指导;为行动提供生理本能性解释。在群体性事件中，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于行动者，很难精准研判群体信念培育、自我策略认知及本能生理情绪的效用权重。但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当社会组织具有较高的自主化权限时，倾向于借助“认知性策略”来动员组织成员;当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偏低时，倾向于激活成员的生理情感或本能惯习来维系组织行动;而为群体行动建构“命运共享”的意义模型，则渗透到任何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这种意义模型的动员力强弱取决于制度权威性与组织自由度间的张力〔40〕。
在中国语境中，话语性因素分析并不指向非理性群体行动或破坏性群体事件，而指向国家倡导、制度允纳、情绪正面的常态化社会改良事件。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中，政府应整体把握不同话语主体的价值诉求，为不同诉求得以发声提供必要支持。如拓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将居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趣缘性自组织等打造成国家制度诉求精准落地的“公共生活领域”，确保居民合理诉求的有序满足;在群体性事件应对中，政府应精准识别“话语框架”背后行动发起人、参与者、旁观者以及媒体等话语主体的诉求差异和“行动共意点”，因地制宜地协调不同话语诉求的冲突症结，推动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科学化和常态化。
3.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
“网络正成为行动、通告、动员、聚集、抢占或被抢占的手段，兼具动员策略和组织基础的双重角色”〔41〕，为现实问题的协商提供了虚拟化场域，各方均试图借助数字化平台自证观点或立场的合理性〔42〕。数字化技术对空间感的消解和共时性动员的强化，为公民诉求表达提供支撑，赋予了公民在虚拟空间中自我表达或选择立场的自由，为社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某种代替性途径〔43〕。
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间民意渠道不畅通的现实境遇和草根基层的维权意识之间的矛盾性破解，甚至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策略〔44〕。数字化动员因准入门槛低、造成反响大、成员联动快、匿名属性强、异质度较高等特性，使成员迅速在成本收益的决断中作出选择，成为全球公民表达政治、经济或文化诉求的可行选择。数字化媒体在的裂变式信息扩散和法不责众的风险均担机制，使“沉默螺旋”得以发声，生成具有同类价值意识的“价值链条”〔45〕（Equivatlential Chains）而迈向“数字维权2.0”〔46〕时代。
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一是表现为实地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实地问题所激起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移植到网络空间，吸纳具有相似情感体验或文化归属的成员，为酝酿线下行动提供支持。这种数字化网络更多扮演激发和扩散情感或认同的工具角色，为舆论民意突破时空限制而付诸实践积蓄观念性力量。二是表现为线上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发生在线上空间中的某些社会热点性或易引发争论性的内容经由数字化渠道传递给线上成员，将观点所蕴含的道义感的呼唤和草根身份的认同推广至线上成员中，属于线上价值认同的线上扩散。这种数字化动员同时兼具成员动员的方法论与目的论意义：以数字化技术为动员策略，以数字化动员达成价值观认同的内化，确保线上事件所表达观点得到更多成员认可接纳，而不要求付诸线下实践或行为人的物理在场。 我国政府应推动数字化动员从无序化向有序化的转变。一方面，依托现场动员和网络传播相关理论，探索数字化动员的发生机制，为梯度化应对网络动员中的非理性情绪、网络暴力、人肉检索等提供框架支持，逐级消解负面舆论对公众心智的影响。如遴选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发言人、专家型学者或自媒体公知来担任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避免矛盾升级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应健全突发性议题数字化动员的预警机制，如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实谣言的流传，应及时召开记者会、听证会或新闻发布会等，将偏颇舆论扼杀在萌芽期，净化公民参与社会议题探讨的网络空间。同时，还需完善常态性议题数字化动员的制度体系，推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工作，有效遏制恶性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还应健全公民探讨医疗教育、国家战略等议题的参与机制，疏通网络信箱、微信微博、抖音直播、政府热线和云听证会或研讨会等民主参与渠道，在增强政策认同度的同时，发挥建言献策的主人翁精神，增强社会问题网络化治理质量。此外，还应增强线上议题转向线下行动的执行力，重视网络中报道的社会问题，如暴力执法、抗议拆迁、食品安全等的线下回应，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以平息舆论，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执政权威性。
4.重视情感性因素的作用
“社会运动研究到处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抗争，根本看不到情感的踪迹，任何想从文献中找到情感字眼的努力都是枉费的。但现在，是时候关注情感因素在社会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了”〔47〕。尽管新社会运动论的“认同感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框架建构论的“共意性运动”〔48〕（Consensus Movements）概念看到了情感在激活实体边界（性别、种族等）和价值边界（认知、态度、价值观等）上的作用，但仍缺少从微观机制层面审视情感的方向性和强度对人及其行为的影响。
除了对情感分析力度不足的纠偏外，情感促成行动的属性也决定了社会运动理论持续关切其作用机制。“情感是动机的核心命题”〔49〕，激发或生成具有引導群体行动的群体情感能够稳定维系成员的归属感，创造出忠诚于共同事业的信念与决心，进而促成社会运动。已有研究聚焦情感的双重属性、情感类型与强度对社会运动的差异化影响〔50〕，指出“最能激发网民参与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51〕。某种程度上，社会运动被视为公众表达社会情感和自我情绪的改良性行动。公众通过“情感的激发”和“情感共同体”的营造，实现个体诉求的群像化表达。目前，对情感类型和强度是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行动意愿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以情感治理来规范或引领群体性事件良性发展已是共识。
在中国语境中，情感逻辑对社会行动的支配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因而中国语境中的群体性事件在本质上是民众追求情感正义的行动。理念层面，政府应理性认知情感逻辑对群体性行动的意义性驱动价值，规避简单移植“非理性社会运动论”和“新情感主义论”的情感分析范式的倾向;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民意民怨向上传达的制度体系和落实监管责任机制，消解“体制性迟钝”和“口惠而行不实”对民怨情绪的强化。如可设置专门的民情舆论监测中心，对常态性社会议题和偶发性社会问题的敏感度、热点性和炒作风险进行理性评估，积极疏导公众不满情绪;实践层面，多渠道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与民主素养，帮助公民理解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正义性”与“程序合法性”间的辩证关系。甄选权威性和专业性强的意见领袖，及时向公众传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如何发展的，该怎样应对”等内容，为民怨情绪降温而使群体性事件走向平稳温和的发展样态。此外，应充分借助“云听证会”、微博、微信平台、AR视频技术等数字化媒体，为公众参与社会性议题的探讨创设民主空间，进而缓解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的肆意扩散。
总而言之，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历程，就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与破解的历程。不论是强调信仰崩塌与重建的心理范式，聚焦经济理性支配社会行动的理性范式，还是关切“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危机的建构范式，都是对当时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理论应答。“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理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破解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问题和转型期中国社会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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