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大夫士会被派往秦国，接襄公的弟弟公子雍回晋国继承君位。但晋国执政赵盾突然又改变主意，立了襄公之子做国君。于是，在秦军护送下正赶往晋国的公子雍怎么处理就成了难题。最后赵盾干脆出兵攻打秦军，把他们赶回秦国。
这样一来，士会只好滞留在秦国。他是一个见识谋略都非常出众的人，多次为秦国出谋划策，给晋国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晋国人后悔，又设法骗秦国人把士会放回了晋国。
而士会的随行人员，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只好从此永远生活在秦国的土地上。这当中，就包括司马迁的祖先。因为这样有点荒唐的经历而成为秦人，司马家在秦国开头几代人的生活大概诸多磨难。但后来终于慢慢完全融入，开始把自己当做秦国人。
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铁官”，铁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在汉高祖时做过长安城的“市长”，即管理市场的官员。汉高祖时代，长安城还只有一个“大市”（后来的东市），也就是说，天子脚下的主要商业活动，都在市长司马无泽监督、管理之下。
司马昌、司马无泽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和曾祖。他们的工作经验，司马迁可能有所了解。不管怎么说，司马迁是一个对市场规律非常尊重的人，以至于后来班固要骂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记录商业活动，推崇获取巨额利润的本领，却理解不了君子固穷的高贵。司马迁认为人类的欲望无法消除，商业活动顺应人的私欲，不加干涉反而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在《循吏列传》中，他称道孙叔敖的事迹，其中之一是楚庄王强行提升楚国货币的购买力，导致商家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店铺纷纷关门，幸亏孙叔敖即时制止了楚庄王的疯狂行为。又表彰郑国的子产是个贤相，例证包括“市不豫贾”，即物价根据供求关系波动，政府不预先规定价格。
这些事例，大约都不是历史事实，但仍然会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喜爱。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司马迁只提到他的爵位是“五大夫”。这个爵位代表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通常说来，身为汉朝的黔首，奋斗一生，最高可以获得八级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级爵。就是说，司马喜仍然处于一个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高位，但却是高位中的最底层了。而且司马迁没有记录他的职务，可见无足称述。换句话说，这个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成为了汉武帝的太史令。虽然这个职务已经不再有西周时代的荣光，也不掌握实际权力，但是却无限接近权力核心。
于是，司馬家的一段古老记忆被激活，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顺应当前形势发明了这段记忆：“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这种荣誉，甚至于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父亲】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太史令和太史公这两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两千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这里取一个折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职业，“史”和古老的巫术有关，太史尤其精通天地阴阳鬼神的各种消息，当然，“史”也掌握着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但目的并不是撰写史书，而是利用这些知识，来给统治者提供参考。
在西周时代，这些知识被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史”也就有崇高地位，太史寮是重要的实权部门。但春秋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鬼神对人事的影响力度，还是过去对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都相当可疑。所以，“史”也就不能不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秦代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已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但是，汉武帝推崇儒术，太史令这个职务曾经地位尊崇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人甚至宣扬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它位次更在丞相之上。于是，尊称太史令为太史公成了流行，而一种美称一旦使用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反而会忘掉（或至少淡化）它的赞美色彩，变成了一般性的称谓。所以后来司马迁有时会自称“太史公”，也就毫不奇怪了。
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问广博，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善于直击问题的核心。《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作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司马谈还有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觉得孔子之后，缺乏一部伟大的著作，能统摄一切事实，并把伟大的治国之道寄寓其中。之前列国争雄的乱世，没有这样的著作也就罢了，生于大汉天子的治下，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如此之多，仍然没有诞生一部足以继承《春秋》的作品，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司马谈可能很早就意识到穷自己一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事业，所以很早就着力培养自己的儿子司马迁，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机遇。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司马谈的政治情商极高。
这一点，不但他的儿子司马迁望尘莫及，历来也较少为学者所注意。
刚刚提到《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早期的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
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之道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极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而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所以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确实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了汉朝的大半壁江山。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书。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历史书，显然，是司马谈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即九卿第二位郎中令的属官。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这个司马迁显然不符合;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称为郎官。
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名，长无乡曲之誉”，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之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郎中】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当时皇帝还是漢景帝。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典籍，同时，他又绝非尊长心目中的乖巧孩子，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
好在，有司马谈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把控，司马迁人生的小船不会偏离航向。司马迁二十岁壮游天下，之后受学于董仲舒、孔安国这样当时天下最顶级的学者。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28岁的司马迁肯定已经成为一名低级郎官。
当然，司马谈的影响力也就到此为止。在这个荟萃着天下青年俊彦的部门里表现如何，就只能看司马迁自己的了。
如果不是在元狩五年已经入仕为郎，司马迁的一生也许会完全不同。有三个人，对司马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直接领导李敢，他刚巧在这一年担任郎中令。
李敢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儿子。其实就在一年前，郎中令还是李广，但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将，因为不愿意面对狱吏而自杀，李敢才接替了父亲的职务。他追随父亲作战多年，性情与作风，都与李广相似。换句话说，极容易获得下属的爱戴。
但李敢只做了司马迁一年的领导。李敢因为父亲之死而怨恨大将军卫青，所以击伤了卫青，卫青不想把事情闹大，隐瞒了这件事。但卫青的外甥、年轻气盛的霍去病反应激烈得多，一次甘泉宫打猎时，他一箭把李敢射死。霍去病此时是汉武帝面前最大的红人，这件事当然只好不了了之，汉武帝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角撞死的。
可以想象，这件事在郎中令整个部门里，引起怎样的议论。
第二个人，叫任安。
任安出身贫寒，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后来当了大将军卫青的门客。
卫青有选送门客进郎中令的特权，但他只是推荐了一批出身富贵而毫无能力的人，而不会给任安任何机会。但是，汉武帝派来考核这些门客的，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官员，他立刻发现，卫青推荐的这些人“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于是亲自把卫青家所有的门客考核了一遍，这才选中了任安。
任安做郎官只有一年，元狩六年就升任太子少傅。换句话说，司马迁可能差一点就不会和任安结识，至少不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当然，也就不会有千古名文《报任安书》了。
另外，和任安的友谊，可能也会影响司马迁对卫青的看法。虽然司马迁也知道，卫青不向皇帝推荐任安，多半不是因为发现不了任安的才华，而是因为卫青根本不敢向皇帝推荐人才。
第三个人，当然是汉武帝本人。
元狩五年，汉武帝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种疗法和巫术，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乞灵于“神君”。
神君是一个长陵女子，难产而死，后来就成了神，响应民间祈求极其灵验，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派人向神君询问自己的病因，神君答复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点，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和我相会于甘泉宫。”
关于这个神君，一部大约是出自汉代方士之手的书《汉武帝故事》里，还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神君，于是有一天神君主动来找霍去病，自荐枕席，洁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绝了。后来霍去病病危，医药罔效，汉武帝亲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复说，霍将军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为他补补身体，当时他既然拒绝了我，现在就无法可想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说明，方士们乐于把神君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神君对汉武帝说“强与我会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暧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在甘泉宫里一个叫寿宫的便殿里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看来，司马迁一做郎官，就挺得汉武帝赏识。
【封禅】
从元狩五年算起，司马迁担任郎官刚好十年。十年里，汉武帝对司马迁大抵比较信任，所以巡游天下的时候，司马迁多半得以随行，也可以参与不少相当隐秘的事件。但汉武帝从来也没有对司马迁委以重任——这可能该算是皇帝知人善任，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的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来说，也无疑会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这十年里，皇帝心里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封禅泰山。
泰山封禅其实只是盛大仪式的终点，之前要祭祀无数山川鬼神。这个过程，司马迁都看在眼里。对待封禅，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的态度也不免有很大的分歧。
老太史公的活动空间基本不出京师，终日和古籍打交道，当然也会读到各种政府文件：大约总是各地送来的捷报。匈奴早在元狩四年（前119年），也就是儿子去郎中令上班的前一年，已被打得逃到大漠以北;到了元鼎六年（前111年），南方的南越国和西南各地，也相继变成了国家的郡县……这样伟大的成就，这不叫盛世什么叫盛世？
封禅是和上天交流，封禅典礼该如何举行，老太史公作为“天官”，是重要策划人之一。至于筹备典礼的过程中，各级官员既上下其手地捞好处，又争先恐后地表忠心，这种作秀，老于世故的司马谈当然很清楚，但谈不上太大反感。司马谈无比期待参加这个盛大的典礼。
年轻的司马迁却跟着皇帝走遍了天下郡县，他看见的是民间的另一番景象：残酷的官场倾轧、疯狂的经济政策、关东地区的大洪水，紧接是大饥荒，已经悲惨到人相食的地步……
而看到了与封禅有关的各种荒谬表演，作为一个聪明、热情、爱议论的年轻人，司马迁当然很难克制住鄙薄的情绪。虽然他还没有情商低到直接和皇帝说这些，但私下场合的讥讽，总是难免的。这段日子里，父子之间也难免会有些争论吧？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终于派给了司马迁一个比较具体的工作，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一直到今天的昆明。而下一年，封禅泰山的正日子终于到了，司马谈当然跟随前往，但是他却得了病。勉强支撑到嵩山脚下，老太史公终于支持不住了，皇帝也不会容忍这样盛大的典礼里有病人随行，所以他只能滞留在洛阳，巨大的失落感又加重了他的病情。唯一能给他一点安慰的，是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了，也赶到了这里。
“今天子接续千年的正统，封泰山，而我不得从行”，老太史公拉着司马迁的手，连说了两遍“是命也夫”，然后说，“我死之后，皇帝一定会任命你做太史令，你一定不要忘掉我想要写成的书。”
在这个地方，老太史公插入了一段关于孝道的议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看来，这里省略掉了一些对话。司马迁表示不想参加那个劳什子封禅，要陪伴在父亲身边。而司马谈让他赶紧离开，他更希望儿子去参加那个旷世大典，所以说“中于事君”，他让儿子不用担心这是不孝，你只要把这部史书写成，让后世的人都知道是谁生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儿子，那就是“孝之大者”。
司马迁低头流泪从父亲身边离开，去追赶奔赴泰山的浩荡人马。从这一刻起，他一生最大最重要的事业是什么，已经注定了。
【李陵】
封禅泰山的这一年（前110年），天子改元“元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岗位，成为太史令。从此，不用再承担扈从任务，和皇帝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而检索阅读各种古籍和国家档案，有了最大的方便。
接下来这些年里，史书撰写的工作，应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按照老太史公的构想，这部史书的结构，是完全呼应儒家正统的：从尧舜开始，因为古老的《尚书》就是从尧舜开始的;到今皇帝获得一只麒麟结束，孔子亲自修订的《春秋》，就结束于发现一只麒麟。
但又有明显的不同。麒麟是瑞兽，本不该在春秋那个乱世出现，所以只能死于卑贱的樵夫之手，导致孔子伤心而绝笔。而当今是一个政通人和的盛世，麒麟出现正当其时，所以可以荣幸地被皇帝用来献给上天，史书到这里结束，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司马迁这时候基本赞同父亲的立场，他批判社会阴暗面，但并不是否定当今社会。从私人感情上说，他能够感受到，皇帝对自己不错;以公义而论，皇帝虽然有点喜怒无常穷奢极欲，但身为伟大的统治者，本不能为常人所揣测。皇帝对各类人才的发掘和使用，力度堪称空前;边境上立功的将士，皇帝想尽办法给予奖励从不吝啬;流离失所的灾民，皇帝掏空国库也要千方百计地赈济……他毕竟还是个好皇帝吧。
司马迁自称，自己一直“求亲媚于主上”。又说“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司马迁认为，作为太史令，自己有责任宣传皇帝的圣德，而撰著历史书，正是最好的办法。不能简单认为他这些话只是虚伪搪塞之辞。
事实上，如果不是对皇帝还有很多好感和期待，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陵之祸”。
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这件事发生在天汉二年（前99年），下一年，李陵家族被汉武帝全部处死。司马迁则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处死刑，最终以宫刑替代。
李陵究竟是怎样投降匈奴的？很遗憾，司马迁自己没有详细记录，我们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主要来自班固。班固是所谓的“正统史学家”，这个说法肯定对的，但却很容易使人低估班固的丰富性与才华。李陵事件是汉家的一个痛点，应该怎样写呢？
首先，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李陵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上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也会显得皇帝毫无识人之明。班固把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奋战匈奴单于的过程，写得扣人心弦：李陵的临阵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李陵只差一步没有能够回到汉地的失败，读得人忍不住顿足叹息;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之后，李陵的锥心刺血，让读者忍不住一洒同情之泪。
同时，班固强调了汉武帝精心布局，企图接应李陵，只是各种阴差阳错，没能发挥作用。然后又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李陵不但投降匈奴，而且帮助把匈奴训练军队的错误情报送到了汉武帝手里，汉武帝这才处死了李陵全家。
这是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讲完了李陵的故事之后，班固紧接着推出了苏武。
苏武的冤屈比李陵更深，苏武的处境比李陵更加艰难，然而苏武终持汉节不改，最后，班固记录道，李陵親口对苏武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
允许不同的立场都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班固对李陵事件的写法，堪称范本。
司马迁的只言片语，则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当时自己之所以会开口说话，固然同情李陵，更重要的是，李陵投降后，汉武帝显得“惨凄怛悼”，自己为了宽慰皇帝，才为李陵辩护了几句，却被汉武帝认为“沮贰师”。
贰师是指贰师将军李广利，当年汉武帝最宠爱的女人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一直想让李广利建立军功封侯，但李广利却一次次失败，或者即使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朝野早已议论纷纷。
这应该是司马迁后来才想明白的因果：天汉二年这次对匈奴的战役，李陵本来只是陪衬，重点是要再给李广利一次建功的机会，而李广利却被匈奴围困，汉军将士牺牲者十之六七。汉武帝积极引导群臣批判李陵，本来就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于是皇帝的雷霆之怒向司马迁倾泻，也就毫不奇怪了。
【绝唱】
下狱之后，司马迁有三个选择。
第一是接受死刑。这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从战国到西汉，一直是危险系数极高的时代，意外死亡的事随时可能发生。相应地，那个年代的坦然赴死，相比今天容易得多。贪生怕死难免“为天下笑”，重义轻生，却可能得到好评。事实上有气节的士大夫，多半会抢在死刑执行之前选择自杀，以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但是，父亲嘱托的那部史书，也是自己这些年已经倾注无穷心血的史书还没有写完，这时候死，意味着前功尽弃。
第二是花钱赎罪。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能够拿出五十万钱，可以“减死一等”。司马迁拿不出这么多钱，也没有朋友愿意借钱给他——朋友们也未必是吝啬，更多恐怕还是害怕借钱引火烧身。
选择死刑的替代刑“宫刑”。司马迁已经只剩这条路可选了。于是他活了下来，汉武帝让他改任一个当时还只由宦官担任的职务，“中书令”。
司马迁很清楚，“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自己将面对无穷的嘲笑。宦官是整个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高洁的士大夫们，只要和宦官发生一点牵连，就视为莫大的屈辱。一个本来优秀的人物，若是与宦官亲密一些，他的朋友就可能与之断交，他就要被逐出士大夫的社交圈，何况自己成为一个宦官呢？
尤其是在自己的家乡，司马迁从小就不被乡亲父老喜欢，他越成功，越证明父老们眼光拙劣。现在，司马迁因为说错了话而落到这个下场，他们一定喜闻乐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
但司马迁还是选择坚持活下来。理由，也就是今天被反复引用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知道，现在就选择死亡，那真如鸿毛一般轻浮，如蝼蚁一般卑贱。他必须坚持活下来把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书写完。他的生命只有与这部书融为一体，才能有泰山之重。
司马迁最终的结局，没有可靠的记录。有人说，他最终还是因为口出怨言，而被汉武帝处死。有人推测他是自杀，也有可能。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写《报任安书》的时候，司马迁《史记》肯定已经写完。而这封著名的书信，许多地方看来都不像只是写给任安的，而是一封遗书：处处流露着最大的事业已经完成，人生已无可留恋的感觉。
《史記·赵世家》里，写了一个很不可靠，却也许能体现司马迁心迹的故事：程婴受尽屈辱，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杀。程婴说，我要去告诉逝者，这个重任，我已经完成了。
仿佛，司马迁就是程婴，《史记》就是他的赵氏孤儿。
司马迁死的时候，大约仍然没有得到亲族和父老的认同。司马氏祖辈的墓地，在家乡夏阳的高门原，而司马迁的墓地在芝川，远远隔开。这种屈辱的处理，和今天当地把司马迁视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形成了鲜明对照。
自然，这一切毁誉，对司马迁来说，都已经轻于鸿毛。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