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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五年了，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困难重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演变、美国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外溢性影响这四个焦点问题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第一个焦点问题，它是长期以来欧洲经济问题累积的结果，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2012年以来，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下了很大的气力来缓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态势。2012年8月，欧央行实施了直接货币交易（OMT），对欧洲国家主权债市场进行干预，这使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根本的，是欧洲政府和银行业的去杠杆化。
总结历史上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法，不外乎四种形式：第一，债务国必须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要付出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第二，接受国际援助；第三，发行货币以稀释债务；第四，债务重组。
过去三年里，欧元区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这四种方法都使用了，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资本市场趋于稳定，但是欧洲的经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截至2012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2013年可能还会延续这种负增长的态势，欧元区在2013年仍要继续与经济衰退作斗争。其直接的后果是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他们为结构调整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紧缩只能是经济政策组合中的一个工具，绝不能作为整体的经济政策。
最近意大利的选举就是一个证明。过去一年，意大利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但代价也是惨痛的，意大利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意大利的选举结果表明，在组织新政府方面，意大利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府领导下，一个国家是很难应对危机的。所以，在债务危机的处理方法上要极其谨慎，需要综合考虑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如果欧洲继续坚持目前的政策，在承受短期痛苦的同时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但经济长时间的低迷是任何经济体的人民都无法承受的。所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对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先后启动了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谈判。美国首先启动了跨太平洋贸易谈判，其意图是建立高标准的、以规则为指导的横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推进极为困难的背景下，美国选择走发展区域自由贸易的道路。
在美国已经启动了跨太平洋自由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标志着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要谈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跨大西洋贸易谈判和跨太平洋贸易谈判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其共同点是都要推进高标准的、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它们的区别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壁垒很低，美国和欧洲要解决的是贸易制度和贸易规则方面的差异。所以，相对于跨太平洋谈判，跨大西洋谈判的侧重点更在规则和标准上。
美国无疑是想利用这两个谈判来主导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并主导新的全球贸易格局的形成，这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虽然美国在启动跨太平洋谈判的时候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中美双方一直就此保持经常性沟通。通过中美经济对话，美方承诺要及时向中方通报关于跨太平洋谈判的有关信息，中美确实也经常就此交换意见。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形成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应该有密切的政策协调。我们希望这种协调能够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寻求互利共盈的大前提下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应当加强努力，进一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
第三个问题是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受到了很大挫折。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总统本人是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但由于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利益集团的掣肘，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这一问题上了无建树。
但是，现在三个因素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奥巴马获得了连任；第二，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了突破；第三，极端气候的影响使美国经济遭受冲击，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事实面前，美国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奥巴马能够有底气在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
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个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关注美国页岩气革命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动的变化，以及直接投资、特别是与重化工业相关联的机械制造业的流向变化。未来重化工业和与之相关联的机械制造业可能会大规模回流美国，因为美国在页岩气上的突破，使得天然气价格在美国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与奥巴马号召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密切相关的。
在重视美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对气候变化有准确的把握，不能把气候问题单纯地看作是温室气体的变化，与大气污染物没有关系，这个思维定势必须要破除。北京和其它地区最近出现的大规模雾霾天气已经证明，气候变化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进而使得污染物积聚，而污染物的积聚和持续又加剧了气候变暖的进程，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要有综合考量和全球视野，必须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完成。
第四个问题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雷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规模为1.2万亿美元；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之前，美联储推出第二轮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2011年下半年，美联储推出了所谓的“扭转操作”；2012年9月，又推出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扭转操作”于2012年12月到期后，美联储又推出每月购买450亿美元国债的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加强版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近日本政府也加入到了这种量化宽松的队伍中来。
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国际很大争议，大家担心它产生的外溢效应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造成冲击，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假如美国和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突然退出，又会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哪些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做事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也要有最坏的准备，这是保证我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思路。我们要有全面的考虑，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当然，归根结底，是要认真贯彻“十八大”确定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树立底线思维，争取最好的目标，保证经济能够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和规划蓝图，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经济总规模都比2010年翻一番。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第一个焦点问题，它是长期以来欧洲经济问题累积的结果，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2012年以来，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下了很大的气力来缓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态势。2012年8月，欧央行实施了直接货币交易（OMT），对欧洲国家主权债市场进行干预，这使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根本的，是欧洲政府和银行业的去杠杆化。
总结历史上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法，不外乎四种形式：第一，债务国必须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要付出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第二，接受国际援助；第三，发行货币以稀释债务；第四，债务重组。
过去三年里，欧元区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这四种方法都使用了，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资本市场趋于稳定，但是欧洲的经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截至2012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2013年可能还会延续这种负增长的态势，欧元区在2013年仍要继续与经济衰退作斗争。其直接的后果是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他们为结构调整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紧缩只能是经济政策组合中的一个工具，绝不能作为整体的经济政策。
最近意大利的选举就是一个证明。过去一年，意大利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但代价也是惨痛的，意大利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意大利的选举结果表明，在组织新政府方面，意大利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府领导下，一个国家是很难应对危机的。所以，在债务危机的处理方法上要极其谨慎，需要综合考虑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如果欧洲继续坚持目前的政策，在承受短期痛苦的同时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但经济长时间的低迷是任何经济体的人民都无法承受的。所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对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先后启动了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谈判。美国首先启动了跨太平洋贸易谈判，其意图是建立高标准的、以规则为指导的横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推进极为困难的背景下，美国选择走发展区域自由贸易的道路。
在美国已经启动了跨太平洋自由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标志着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要谈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跨大西洋贸易谈判和跨太平洋贸易谈判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其共同点是都要推进高标准的、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它们的区别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壁垒很低，美国和欧洲要解决的是贸易制度和贸易规则方面的差异。所以，相对于跨太平洋谈判，跨大西洋谈判的侧重点更在规则和标准上。
美国无疑是想利用这两个谈判来主导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并主导新的全球贸易格局的形成，这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虽然美国在启动跨太平洋谈判的时候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中美双方一直就此保持经常性沟通。通过中美经济对话，美方承诺要及时向中方通报关于跨太平洋谈判的有关信息，中美确实也经常就此交换意见。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形成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应该有密切的政策协调。我们希望这种协调能够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寻求互利共盈的大前提下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应当加强努力，进一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
第三个问题是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受到了很大挫折。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总统本人是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但由于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利益集团的掣肘，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这一问题上了无建树。
但是，现在三个因素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奥巴马获得了连任；第二，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了突破；第三，极端气候的影响使美国经济遭受冲击，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事实面前，美国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奥巴马能够有底气在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
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个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关注美国页岩气革命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动的变化，以及直接投资、特别是与重化工业相关联的机械制造业的流向变化。未来重化工业和与之相关联的机械制造业可能会大规模回流美国，因为美国在页岩气上的突破，使得天然气价格在美国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与奥巴马号召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密切相关的。
在重视美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对气候变化有准确的把握，不能把气候问题单纯地看作是温室气体的变化，与大气污染物没有关系，这个思维定势必须要破除。北京和其它地区最近出现的大规模雾霾天气已经证明，气候变化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进而使得污染物积聚，而污染物的积聚和持续又加剧了气候变暖的进程，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要有综合考量和全球视野，必须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完成。
第四个问题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雷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规模为1.2万亿美元；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之前，美联储推出第二轮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2011年下半年，美联储推出了所谓的“扭转操作”；2012年9月，又推出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扭转操作”于2012年12月到期后，美联储又推出每月购买450亿美元国债的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加强版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近日本政府也加入到了这种量化宽松的队伍中来。
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国际很大争议，大家担心它产生的外溢效应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造成冲击，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假如美国和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突然退出，又会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哪些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做事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也要有最坏的准备，这是保证我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思路。我们要有全面的考虑，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当然，归根结底，是要认真贯彻“十八大”确定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树立底线思维，争取最好的目标，保证经济能够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和规划蓝图，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和经济总规模都比2010年翻一番。